26年：两个母亲和被抱走的孩子

面目全非的孩子

2018年2月6日，会议室里挤满了人，有记者，有警察，还有负责亲子鉴定的第三方。摄像机已经对好了位置；文书记录员将本子摊开在桌子上，摆弄着手上的笔；屋里其他人窃窃私语，偶尔偷瞥一下摄像机正对的朱晓娟，脸上难掩兴奋和好奇。主角朱晓娟却一言不发，脸上不起一丝波澜。

自打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改名后，朱晓娟还没来过这里。原本，重庆的主城区只有市中区小小的一块，1995年，重庆市区划调整将市中区更名为渝中区，渝中区公安分局由此得名。朱晓娟曾是局里的老常客。1992年6月，她的孩子被家里的保姆抱走，她和家人到解放碑派出所报了案，由市中区公安局立案。

朱晓娟原本的家就在市中区解放碑附近，距离公安局也就两公里的路程，一路过来要路过青年路、五一路，经停7个红绿灯。这些，都烂在了朱晓娟的心里。当年的民警们都记得，有一对夫妻，三天两头地跑到局里问案件进展怎么样，然后一脸失望地回去。20多年过去，看着公安局一个个陌生的面孔，朱晓娟都认不得了。她也变了模样，过了50岁之后，白头发藏也藏不住，一根根冒了出来。她比年轻时胖了一点，但仍能看出当年俊俏的模样，大眼睛、小巧的鼻子和薄嘴唇。

她和丈夫程小平发了寻人启事、在媒体征集线索重金酬谢，天南海北地找，福建、四川、河南，这些人口拐卖猖獗的省份他们都去过。两人被骗被偷也被抢过。有一次，一封来自湖南的来信说前段时间邻居家收养了一个男孩，看着像他们的孩子。对方约他见面，并让他到了后将住址留在车站招贴栏处。程小平照做了，当晚，他被洗劫一空，一个人在外过了年。

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起伏中，朱晓娟却愈发趋于忍耐和平静——她已经习惯了接受命运给予的各种不好结果。即使是后来家里光景差了下来，她又和丈夫离了婚，一个人抚养两个孩子，她也没有太去抱怨过命不好。所有与苦相关的滋味，她都咽了下来。

1995年对朱晓娟来说是个失而复得的年份，根据线索，她和丈夫在河南找到了丢失三年的孩子，当时，孩子已被改名为“盼盼”。第二年年初，两人在拿到亲子鉴定的结果后，接“盼盼”回了家。他们是坐汽车回来的。朱晓娟还记得，父亲提前两个小时到车站等外孙，看到孩子后落了泪，“你终于回来了！”朱晓娟还让盼盼表演了新疆舞，答谢亲朋好友的迎接。

众人哈哈作乐，看着盼盼跳舞的场景还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印刻在朱晓娟的脑海里。如今，他已经长成了27岁的大小伙子，个高、帅气、壮实，跟朱晓娟很亲昵，什么事都愿意跟她叨叨几句。每次跟人谈起这个“大儿子”，朱晓娟语气中的爱意和疼惜怎么都遮不住。她还特意保留了当年寻找的留下的资料，以提醒自己儿子“复得”的不易。寻人启事很多是登在各地农村报上的，因为有人告诉他们，“很多被拐卖的孩子都卖到农村去了，要往偏僻地找”；他们还印了一摞摞寻人启事，拜托各地的朋友张贴在火车站和码头。

所以，2018年年初，接到那个来自重庆当地媒体的电话时，朱晓娟有些懵。她刚跟小儿子遛弯回来。一年多前，盼盼和小儿子相继毕业，盼盼去了外地，小儿子则留在重庆工作。每天晚饭后，她和小儿子都会出去散散步，看着走在前面的小儿子，她觉得日子终于不催不赶，“巴适”（舒服）了不少。然而，这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毫不留情地将她与平静的生活再次撕裂开来。

电话那头，一个女生询问她20多年前是否丢了孩子。对方说最近跟了一个新闻，一个保姆二十几年前将主人家的孩子抱走，现在良心发现，想要还回来。朱晓娟觉得遇到了“骗子”。“我们20年前已经找到了小孩了，我养他二十几年了，你们找错人了。”她冲着电话，有点生气。对方并没有作罢，说要发个照片给她看看。“你看，这个照片好像你喽。”朱晓娟将照片放大，拿给小儿子看，都是圆脸、大眼睛、薄嘴唇，连神态都有些像。

2018年2月5日，在这次会面前一天，朱晓娟刚拿到重庆警方的两份“鉴定文书”，鉴定结果显示：刘金心与她“符合双亲遗传关系”；而这意味着，她与1995年失而复得的盼盼“亲权关系不成立”。往事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在朱晓娟的脑袋里一帧一帧滑过，并衍生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亲生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跟哪些人交往？有没有读大学？性格怎么样？他为什么现在过来找我？对于将要谋面的这个孩子，她一无所知，只知道他现在叫“刘金心”。可是，盼盼怎么办？盼盼又是谁的孩子？她想按下暂停键，大脑这台机器显然已经失控。

“来了！”“来了！”人群的惊呼促使朱晓娟抬了一下眼皮。她看到门开了，先是走进来一个警察。后面紧跟着那个让她满是疑问的孩子。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啊！他状态看起来太差了！眼神涣散，飘飘忽忽像是找不到停留的据点；脚杆瘦得跟甘蔗一样，脚上是一双旧得不能再旧的运动鞋，鞋边的纹路几近开裂。这样的身体包裹在一身灰黑色的衣服里，看起来更是没有生气。头发倒是与衣服很搭，从后脑勺看去，半个脑袋都是白色。很难想象这是一个27岁年轻人该有的模样。

“像！太像了！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周围人在安静的两人旁边发出一阵阵的感慨：一样圆圆的脸、大而圆的桃花眼，就连鼻子也是按照朱晓娟的模样长的。朱晓娟心沉了下，她努力扯了下嘴唇，挤出了一个微笑的动作。“你过来坐。”她挪了下身子。刘金心听话地走了过去。两人坐在人群中，再也没怎么说话，平静得像涟漪不起的湖面。

朱晓娟家里至今保留着儿子被抱走前几天拍的一张照片。那是邻居给照的，当时她正带着孩子在院子里玩，邻居拿着相机留下了这一瞬间。后来这张照片成了她寻找儿子最主要的凭据，“时间挨得近，其他的都是几个月时拍的，孩子长大都有变化的”。照片上的小孩穿着绿色短袖衬衣，白底浅绿的花裤，眼睛又圆又大，水灵灵的，两只招风大耳朵显得精气神十足。“我儿子长得可乖、可特别了。你看刘金心跟照片还是有些像的，但气质各方面都变化了，面目全非，完全是两个人。”朱晓娟将这些照片翻拍在手机里，翻来覆去地看。“如果是我来养，孩子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起码不会这么矮。”朱晓娟跟我说，盼盼身高一米八几，小儿子也有一米七三。朱晓娟设想了无数个“如果”，追到最初始的那个，则是，“如果孩子没有丢，生活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这个见面与刘金心想象中有些不一样。原本，他以为两人会抱头痛哭，但没想到两人只是笑一笑。刘金心告诉我，他后来回想过很多次会面的场景，最终得出结论，不说话，会心一笑，才是沉浸在骨子里的血缘关系该展现的。对于这个脑海中没有印象的女人，刘金心有着天然的亲昵感。他从小颠沛流离，几乎未尝过母爱的滋味。寻亲之前，他又刚生过一场大病，还抑郁了，生活已将他年轻的人生捶打到了谷底。

他想靠近朱晓娟。第一次视频时，亲子鉴定的结果还没有出来，他一开口就叫了声“妈”。“她会耐心地听我讲话，告诉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很多我不愿意跟别人讲的事情，我都会跟她说；但我跟养母就讲不来，我俩从来没谈过心，一对腔就会吵。”刘金心的言语中透露出一种不容易觉察的自得，很显然，他对刚刚相认的朱晓娟是满意的。

抱孩子镇命

20多年过去，刘金心拍照所在的大院已经消失不见。那是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有着高高的门槛，像极了四合院，是重庆警备区的家属院。他的父亲程小平是警备区的干部，原本在四川军区工作，有了刘金心后为了照顾方便，就调了过来。刘金心的家正对着警备区的大门。如今，警备区也搬到了别的区域，刘金心原来居住的土地上坐落着2000年以后建设的居民楼。唯一能勾连起旧时光的，是重庆消防总队的三层小楼，原本位于警备区老家属院后面。老楼年久失修，门口贴上了“禁止入内、否则后果自负”的告示。

26年前，程小平带着保姆何小平打这里路过，迈进了警备区的大门。何小平是他从离家不远的一家劳务市场请来的。程小平看了她的身份证，名字处写着“罗选菊”，18岁，四川忠县人。程小平看了下照片，当年印刷的老身份证，头部都黑黢黢的，不太清晰，与本人倒也有几分相似。

“你会带孩子吗？”他问了句。

对方回答：“会。”

一问一答就达成了口头契约。程小平和妻子朱晓娟都要上班，双方父母也都未退休，没人带孩子，只能请保姆。朱晓娟对这个保姆印象并不深，她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护理学专业，毕业后在一家国企医院当护士，大夜班经常连着上，“就觉得她（何小平）话不多，整个人闷闷的”。朱晓娟和丈夫带着孩子住在二楼的阁楼上，何小平则住在楼下，床是临时搭建的，挨着饭桌。只要得空，朱晓娟都会自己带孩子，让何小平帮忙打扫家务、做做饭。

孩子被抱走是在保姆到家里的第七天。那天中午，朱晓娟正在上班，突然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说家里门敞着，保姆和孩子不见了。朱晓娟慌了，她是早上7点钟喂完孩子出门的。下楼时，何小平已经醒来，她将孩子递给她，还特意嘱咐了两句。回到家里，她发现，保姆将自己的衣服全部打包收拾走了，小孩的东西一样没带，那张写着“罗选菊”名字的身份证则落在了家里。朱晓娟的一双刚买的新皮鞋也被拿走了，脚架上摆着何小平那双破破烂烂的布鞋。朱晓娟跑去问门卫有没有看到保姆，门卫说早上8点钟就看到保姆带着孩子出去了，“还说去买菜”。

朱晓娟慌忙报了警。警察按照身份证的地址找到了罗选菊的家。罗的家里人告诉他们，罗已经于1992年离乡，至今未归，前不久刚收到一封信，让家里人带着600块钱去山东宁津救她。几人又赶到了宁津，当公安机关将罗选菊带到程小平二人身旁时，程小平觉得自己浑身都凉透了，这并不是他们请的保姆。此时，他们才知道，“罗选菊”的名字是假的。

“你们两个人（朱晓娟和母亲）在屋里头，都看不住一个一岁的孩子。”脾气暴躁的程小平再也忍不住了，他冲着朱晓娟吼，边吼边砸家里的东西。朱晓娟也觉得委屈，“我又不是不上班，我妈也在上班。”孩子的走丢，像是一根引线，在被点燃后，嗞嗞地迅速燃烧起来，最终引爆了炸药，将原本隐藏在生活中的矛盾、磕碰掀了开来，并释放出较之原来多倍的威力。“每次一遇到问题，他就把这个事挑出来说，你会觉得日子很难过得下去。”那段时间，朱晓娟不能听到别家小孩哭，只要一听到，就会想到自家的孩子，觉得他在外面肯定吃了很多苦。

稍微冷静一点后，两人又充满了自责，像是两个重伤之下必须全力合作逃出死亡谷的难友，开始回忆与何小平相关的点点滴滴，以给警方提供更多的细节和线索。朱晓娟的母亲告诉她，何小平曾提到，自己有个邻居，先后生了两个儿子，但都相继死了，算命先生说她八字大，家里人不待见她。朱晓娟的母亲还好心告诉何小平，朱晓娟在妇产科工作，经常会遇到被丢掉不要的孩子，可以想办法帮她邻居抱一个。

程小平则对何小平的年龄产生了怀疑。“她应该不是18岁。她看着总得有20岁，说话和走路架势也像生过孩子。”七天相处下来的有限信息，并没有起到太大的用处，何小平就像一片浮萍，涌入了千千万万的水草中，找寻不见。

程小平的判断没错，何小平当年是21岁，老家位于四川南充一个偏远的山村里。我与何小平约在我住的宾馆里，这是她选的相见地方。她脚踩着一双10厘米高的坡跟凉鞋，穿着一条鲜绿色的九分裤子，上半身是一件黑白条纹紧身露肩T恤。1996年，她就到南充市打工，并最终将家安在了市里。她的身上已经看不到当年土气的影子。何小平脚一蹬，盘腿坐在了我的床上。“我一直把娃当亲生的养，但我就是心里歉疚，所以想给娃找父母。”她嘻嘻地笑着，口气平淡，没有听出任何内疚和自责。

18岁时，何小平经亲戚介绍与前夫结了婚。到了夫家后，她先后生下两个儿子：第一个只活了40多天就夭折了，在河边挖坑埋了；第二个儿子则养了10个多月，有一晚突发急症，“哭了几声也没了”。“白天好好的，吃得好好的，平常也没去过医院，也没感冒过。”何小平抱着死去的孩子往家里走，她又一次想到村里老人的说法：“你八字大，命硬，克孩子，必须要捡个孩子回来镇命，自己的孩子才养得活。”

何小平这回信了，她怕村里人笑话她，给了村里的哑巴10块钱，让他把孩子埋了。从南充通往重庆的车路过她嫁的村子，她一早就搭车去找在重庆打工的前夫。何小平记得，路费只需要十四五块钱。前夫知道了事情后非但没有安慰她，还跟她大吵了一架。“俩孩子都没了，他嫌弃我，都摆在脸上。”何小平告诉我，前夫不干活，她让他出去找工作。前夫就对她吼：“我又没有孩子，给谁赚！”那段时间，何小平觉得自己都魔怔了，做梦都想要孩子。

何小平认为跟刘金心有缘分，他是正月二十一出生的，只比自己死去的孩子小10天。“看起来大小差不多，眼睛也有点像。”何小平想，自己出来时，并没有人知道第二个孩子死了，村里人只当她带着孩子出来跟丈夫打工，带回去刘金心也不会有人怀疑。

那天，女主人去上班，男主人也在几天前出差了。何小平觉得是个好时机，她背着行李，抱着孩子，坐了一辆大巴回了南充。

“你不害怕吗？”我问她。

“我那时并不觉得这个事情犯法啊，想着主人家找不到（孩子）也就不找了。”何小平回答我。

她总是有一套自恰的逻辑，就像她在帮刘金心寻亲后说：“我之所以抱你出来，是因为当天看见你父母两人在吵架，我看不下去，所以才抱你走。”报道出来后，亲戚都打电话来问她，她觉得脸上挂不住，又开始在刘金心面前怨他的生父母，“他们肯定没有全力找你，假设两方都出来找了，哪里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如今，已经很难确认何小平说的所有的话究竟是真是假，或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曾试图按照她说的村庄位置去找寻她成长的地方，以了解更多关于她的内容。我打听了附近村里许多跟她年龄相仿甚至比她年纪大的人，很多人捶着胸口向我保证，“自打记事起，就没听过这个村名”。

一个偶然的机遇，我知道了她现在居住的地址，找了过去。几栋五六层高的楼房包裹着一个菜市场，人来人往、进进出出的。何小平家就住在其中一栋。原本我想，这样热闹的老城区，邻里之间应该是熟稔和热切的，但很快发现，这个想法，并不适用于何小平。她的一个邻居告诉我，2000年前，这里还是一溜的小平房，后来南充做居民区改造，这里算是回迁房，不少人转手卖给了从南充乡下过来打工的人。“她很有本事，为人也不斤斤计较。”这位邻居开了个卖食材的小卖部，他的依据是何小平来买东西不像别人那样“讨价还价”。

对于何小平这个人，多数的邻居是熟悉而陌生的，她整天从菜市场门口走来过去，但提起她的来历，却没人说得清楚。“他们一家跟外人不常打交道，碰到面都是打个招呼过去，从来不停下来聊天。”许芳（化名）家与何小平家只有一墙之隔，两家阳台只隔了几道栅栏，有时候在阳台见到，两人也是简单的问候，“只知道她有个看起来岁数比她大很多的老公，还有个女儿，平常很忙，早出晚归的”。

印象里，许芳从未看到何小平和老公一起出门，男方出门时总是抱条狗。直到2008年左右，何小平的前夫打上门来，许芳才知道她是离过婚的。“去年听别人说起她儿子因为彩礼的事情订婚失败，我好吃惊，一起住了十几年，我都不知道她有儿子，也没碰到过。现知道这个事，我才觉得这个女的心机好深啊。”很显然，何小平一直在隐藏刘金心的存在。当天拜访完邻居后，何小平联系了我，她很愤怒，“我们邻居原来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我早出晚归的，谁都不知道，现在邻居都来问我，你安的什么心？”

直到与朱晓娟相认后，刘金心才知道自己准确的出生日期。原本，何小平说他是大年三十出生的，“过年都忙不过来，谁给你过生日”。刘金心身份证上则写的是“1月25日”，这是外婆（何小平母亲）给他报上去的日子。“刘金心”并不是他原本的名字，10岁之前，他叫刘海洋。何小平将他抱回来后，直接用了死去的第二个孩子的名字和户口。直到小学四年级，他被何小平接到南充。这时，外婆才给他改了名字。

甩包袱

何小平早就有甩掉刘金心的心思。

刘金心被抱走后，先是被放到了何小平家里养了一阵子。何小平前夫很凶，也知道他的来历，动不动就会打他、骂他。前夫有一辆摩托车，每次院子外面的摩托车声响起来，刘金心就会迅速坐在小板凳上一动不动，他怕挨打。等摩托车开走，他才敢动。“他（何小平前夫）就是个混混，每次在外面闹了事情，别家的孩子就会来打我。”

1995年，何小平又生了个女儿，作为一颗镇命石，刘金心完成了何小平赋予他的使命，但这并没有让她的人生发生逆转。前夫嫌弃她生的是女儿，对她又打又骂。她开始萌生了把刘金心送回去的想法。何小平去公安局打听，她为了使自己不受牵连，谎称孩子是亲戚从别人家里抱的，现在亲戚有了小孩不想养了。公安局的人告诉她“你亲戚的行为是犯法的，孩子又不是别人送她的，公安局也不会放过她”。

何小平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1996年，何小平的前夫因为偷东西被判刑11年后，何小平带着女儿离开了村子去南充打工。刘金心则像随手丢弃的家具，被扔在了老家。他一共换了三个地方。先是在姑姑家，后来又去了大舅公家、外婆家。

他记得，每年冬天下雪之后，通往小学的路就会泥泞不堪，他只有一双鞋，湿了就没得穿。他只能脱下鞋子、袜子，赤着脚走过去。“每年，脚上都会长满冻疮。”对于这段过去的经历，刘金心很不愿意提。“我现在都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好累呀。”讲话的时候，刘金心手从脸上滑了一下，趁我不注意抹掉了眼角的泪。“我现在性格都飘，做一件事静不下心来，坚持不了长时间。可能跟小时候经历有关系。”

2000年，何小平在市里买了房子，再也无人接管的刘金心被接过来，送进了寄宿学校。那是一个很差的学校，班里桌子旧，一个班只有20多人，全是在打工家庭的子女。刘金心印象中，有同学是从福建过来的。在班里，刘金心逃学、打游戏，结交小混混，直到老师找上家门，何小平才知道，刘金心已经很久不上学了。“我根本没有时间管他，我弟和弟媳都外出打工，也没有人管娃，但人家孩子就很听话，知道往家拿钱，一个还读了博士。听不听话是天生的。”我与何小平相见了两次，每次聊天都超过一个小时。她几乎没有提到刘金心的好，只有在我告诉她刘金心让生母朱晓娟签了对她的免责书时，她才提了一句，“他有一点好，不偷不抢”。

初二没有读完，刘金心就不愿意上学了。何小平也没有阻拦。刘金心去了广州，在工厂拧螺丝钉，每天保持一个动作，像机器人一样。何小平不管这些，她觉得只要能往家里拿钱就可以。刘金心并没有按照她的想法走，离开了家的刘金心获得了自由。有了打工的钱，他给自己买香水、衣服、手机，仿佛这样才能给自己安全感。他还在夜店结交了一批朋友，每天10点以后过去喝酒。熟了以后，很多人组酒局就会叫他，因为“喝得多”“玩得开”。直到现在，刘金心还觉得这是他打工时最快乐的日子。

刘金心喜欢醉酒晕乎乎的感觉，“什么事情都不用去想了”。他困扰的事情很多：为什么母亲对他不管不问，对妹妹却各种呵护？为什么父亲不喜欢自己？想得烦了，他就去喝酒，左手一斤白酒，右手是啤酒，他也不吃东西，就那么一杯一杯地灌自己，只为了快点醉掉，有时候喝不下去，他会捏着鼻子逼自己喝，“我想尽快上头，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喝酒不会把自己当人看”。

喝酒误事，刘金心先后丢了好几份工作，只得又回家来。18岁时，他觉得修小汽车是个不错的生计，想去学。何小平不准，觉得修跑运输的大卡车才赚钱。刘金心只好去了。刘金心个子小，连后轴都抱不动，学了一段时间，他就放弃了。何小平又觉得开挖掘机好，赶着刘金心去学，他在半山上挖了半年，又不干了。“你的任务就是铲平那座山，整天待车上，连个人影都看不到。”这一系列的事情下来，何小平对刘金心意见越来越大，“干什么工作都喊累，又想赚钱，好吃懒做。不挣钱也就算了，还天天找我要钱”。

尤其是在去年定亲失败后，她更觉得刘金心成了废人。当时，刘金心和女友已经谈了两年多恋爱，打算结婚。对方找刘金心要10万元彩礼，何小平说拿不出，女方家不同意，就跟刘金心分了手。分了手后的刘金心在家里醒了喝，醉了醒，几乎不出门，有几次还喝到了在家里吐血。

刘金心开始幻听，总是能听到老鼠或者猫走动的窸窸窣窣的声音，就在他的窗台旁边，“总觉得有人要害我”；他还听到邻居在外面说他这不好、那不好，但走出去看了一遍又一遍，并没有人。严重时，他甚至有自杀的想法。有一次，他正在切菜，切着切着突然特别的沮丧，“我觉得自己特别无能，连菜都切不好，还不如死了算了”。他缓了下，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自己。

医生给刘金心开了一大包药物，他回家一看，全是写着“焦虑”“抑郁”的字眼。何小平并没有放在心上，她依然认为刘金心在为自己的好吃懒做找借口。但她开始慢慢打起了送走刘金心的算盘——外人不知道的是，前夫已经多次用刘金心来威胁她，“如果不给钱，就将事情说出去”。早些年，她给了几万块给他，后来他又看中了她的煤炭生意，不拿一分钱入股分红；去年，前夫又找过来说，如果不给他13万，他就将整个事情说出来。何小平拿不出来钱，只好写了张欠条。

何小平开始多方打听寻亲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她获得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刘金心的案件已经过了20年的追诉期，极为可能不被追究法律责任。而且，主动帮助孩子寻找父母，更会被酌情处理。现在看来，何小平应该也是内心挣扎了很久，就像卖菜时称算斤两，她比对了下，“自己承认”付出的代价要比被前夫一直要挟小得多。

在接受本刊的采访时，何小平一直在她喋喋不休地问我同一个问题，“公安局那里我已经签了两次字，检察院也去了两次，你说他们会怎么判？”签了两次字后，她的担心日益增多了，便给刘金心施压，“我养了你20多年，你亲妈现在要送我去坐牢”。刘金心也担心朱晓娟追究何小平的责任。他跟朱晓娟说：“如果你追究她的责任，我就跟你断绝母子关系。”这点让朱晓娟很生气，但相认当天，她还是当着刘金心的面签了免责书。

“这其实是一个误读，刑事案件的最长追诉期确实是20年，但这是说一个案子在没有被立案和侦查的情况下；朱晓娟和家里人已经报了警，这意味着案件如果没有侦查出结果，会一直都在追诉期内。不过，如果没有这个误读，何小平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将这个事情说出来。”朱晓娟的代理律师、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魏巍告诉我。

刘金心：“另一个我”

刘金心站在解放碑（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那里，辨别着方向。这是他找寻老家的唯一标志。这座高27米多的建筑于1947年完工。20多年前，周围的建筑都不允许超过解放碑，现在灯光林立，已很难看到比它矮的楼房。认亲后，朱晓娟和母亲曾一起带刘金心去了趟原来的家。刘金心在心里记了下家里和解放碑的大致距离和方位。“我在重庆，走到哪里找不到路，找不到北的感觉。”

2018年6月4日，我和刘金心辗转找寻了一次。第二天，我们二人又去，他再次迷了方向。“我们要不走到昨天出发的位置，再从那里走过去？”我在一旁提议，他拒绝了，执拗地往前走着，像是要证明他与这个地方的内在关联。直走、转弯、往回走，来回转悠了许多次，我们终于找对了方向。“我就知道我能找得到。”刘金心转过头笑着冲我说。

刘金心试图在任何跟家相关的事情中寻找存在感，以抵消他在母亲那受到的“轻视”，他觉得朱晓娟对他越来越没有耐心了。“我放个假好不容易过来，她都没问我为什么没到家里，连句敷衍的话都没有。还说最近忙，没有时间管我，让我在外婆家待完，自己回南充就行了”。朱晓娟则是另一番解释，“你看他，来了都不跟我说一声，直接到外婆家去是什么意思？”在采访的两天里，朱晓娟跟我抱怨了多次刘金心的“不请自来”，“我平常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照顾他，外婆年纪这么大，他去打扰外婆，都是给外婆增加负担和麻烦”。

朱晓娟则觉得刘金心越来越敏感，她甚至开始怀疑刘金心认亲的用心。有一次，几个人一起去外婆家吃饭。外婆拉着刘金心和弟弟说：“你们都是我的孙子，将来结婚的时候，我当外婆还是会表示的。我也没啥钱，但你们几个我都会一样对待。”这恰恰是刘金心最忌讳的点，他一下子急了，“我又不是来找你们要钱的。你们不要反复说这个事情。”朱晓娟听了很不是滋味，“刘金心你怎么说话呢，外婆不是这个意思，外婆是说你们都是她的孙子，她一视同仁”。

在采访时，刘金心总会跟我提起相认不久后的情景：刘金心和朱晓娟一起出门，两人都是手挽着手；朱晓娟还带他一起去拜佛，因为节假日打不上车，两人一路走一路歇，走了有好几里路。“你太不能走了！”刘金心转头“嘲笑”朱晓娟。“我一个老太婆，走不过你。”没事时，两人经常会在一起聊天。双方都迫切想知道彼此过去的生活。朱晓娟会给他讲和程小平谈恋爱的事，讲如何寻找他，给他看小时的照片。他在家里看到了一只萨克斯和一只圆号。朱晓娟告诉他，那是盼盼用剩的旧物。

1995年找回来的盼盼，也就是朱晓娟错认的儿子，注意力不集中，坐也坐不住，朱晓娟和丈夫两人将盼盼领到少年宫，想看看他对什么感兴趣。他指着要学圆号，朱晓娟就花了1000多块钱买给他。吹了没有几个月，盼盼又想学萨克斯，又花了3000多块。朱晓娟也不生气，有一次她还跟盼盼开玩笑说“留给孙子学”。

盼盼还有一身的坏习惯，比如说爱吐人家口水，扯别人衣服，吃饭总是乱撒。朱晓娟就一点点教，“他在外面三年，吃了那么多苦我们总觉得对不起他”。为了能够全力带盼盼，朱晓娟和程小平一致决定将刚两岁的小儿子，送到他的老家桐城，交给老人抚养。原本他们打算读小学的时候接回来，但盼盼实在太皮，两人顾不来，就一直拖到了初中毕业。“现在小儿子有时跟我开玩笑还会说我偏心。”朱晓娟也不再敢请保姆，家里人分了工，早上她和丈夫送盼盼去上学，中午孩子在学校吃饭，晚上外婆再将他接回来。这样的接送一直持续到了小学毕业才作罢。

2002年左右，朱晓娟报名参加了出国人员留学考试，拿到了留学的名额，也因为盼盼放弃了——她在北京参加出国培训一个月回来，整个大院的人都找她来告状，他们说：“晓娟，你那口子要管管了，他打孩子好厉害，简直像在打阶级敌人。”原来，盼盼生病了，程小平带他去医院，孩子调皮，左扭右扭，不愿意做皮试，程小平扭不过，就打了一顿。“他爸爸的教育方式是两个极端，他（程小平）高兴时怎么都行，非常宠溺，不高兴就打他。”两人为此争吵过多次，也没有办法。

上了初中后，盼盼突然不想上学了，跟朱晓娟说要去打工。朱晓娟跟他说打工可以，但要寒暑假。等到暑假时，她推荐盼盼去了朋友开的玻璃厂，一个月后，盼盼回来了，表示要上学，再也不要打工了。这时候，朱晓娟才跟他开始讲道理：“你晓得了哈，下次还去么，你认为那个钱那么容易挣了？我告诉你呀，你不读书，就永远只能做那个工作，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现在看来，对于这个1996年找回的盼盼，朱晓娟想用尽所有力气去补偿他。她不惜将小儿子送回了老家，她的这种投入，其实也是对自己失去心理的一种弥补和慰藉。当时，她没有也无法料到，命运对她的戏弄并没有结束，她的亲儿子刘金心在何小平那里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刘金心羡慕盼盼。两人还未见过面，他将对方称为“另一个我”。“另一个我，虽然没有找到父母，但他生活质量提上去了，人生也就不同了。”刘金心有时候会想，如果自己没有被抱走，跟朱晓娟生活在一起，自己至少是盼盼现在的模样。

出了事情后，盼盼跟朱晓娟打电话时，声音也有气无力。后来，有一天，他告诉朱晓娟：“妈妈，无论以后，我能否找到亲生父母，我们是一家人。”对我谈起这个儿子，朱晓娟眼角眉梢都是笑，连紧皱的额头都舒展开了。在陌生的刘金心和这个倾注所有情感的“儿子”之间，她丝毫没有犹豫或者不自觉地将情感偏向了后者。“我称他‘大儿子’，我还有‘小儿子’，你说，我应该称呼刘金心什么？”朱晓娟提到，刘金心曾委婉探问过外婆和自己的房产情况。她觉得刘金心希望通过寻亲对命运有所改变。“我可不会把他养起来。也没有这个能力。”

朱晓娟提到刘金心的口吻，就像她向我介绍现在居住的小区时一样。几年前，考虑到孩子已经长大，她将渝中区的房子卖了，凑了首付，在南岸一个小区买了房子。小区位置不好，好多年过去也没发展起来，周边也没有活跃的商区。朱晓娟带我进小区时，一边走一边评价，“以前这里就是农村，环境很差，还好周围的农民都在附近摆摊卖菜，生活也方便。”语气中全是自嘲和失落。

朱晓娟觉得累。在没有找回盼盼之前，她意外怀孕了。原本，根据他们孩子走丢的现实情况，两人可以申请一个新的生养指标。但在计划生育的年代，怀孕之后再申请却是违反了政策。朱晓娟被医院罚了款，程小平则被要求转业到银行做柜员。程小平觉得憋屈，拒绝去上班，沉溺于在家里玩期票，家里的房子赔进去了一套又一套。最后，只剩下一套可以住的小房子，两人最终离婚。程小平欠了一身债，在读高中的两个孩子都归朱晓娟抚养。医院的效益却越来越差，正是用钱的时候，朱晓娟没有办法，就去兼职卖保险，头批客户全是同学。“大家也不信，就说支持买一买。”

为了多赚钱，几年前，朱晓娟选择提前办理退休，每个月领2000元退休金，全职做保险。她将每个月的工资都有条有理地计划出来，存2000块，剩下的留作家用。我跟朱晓娟去过一次菜市场，她买肉，只买个几两，够做肉圆子汤就好；西红柿也只买一个，还跟菜贩抹了零头。

两个儿子相继工作后，朱晓娟以为苦日子终于熬过去了，“哪晓得又出了这个事情。何小平如果不把这个事情揭穿，我会一直认为自己找到儿子了，他虽然文凭不高，但起码能够自食其力，现在亲儿子这个样子，你说我心里是啥子心情，好难过”。阳光照落下来，打在朱晓娟疲惫不堪的脸上，她已经很久没睡过一个好觉了。以前，她一沾枕头就睡着，现在夜里总会醒好多次。“我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想了就睡不着。”

朱晓娟也想着为刘金心做些打算。她鼓励他要自立起来，要好好干工作，“何小平为什么把你当作包袱甩掉，说白了是你太无能了。如果你优秀至少正常，她还会来找我们吗？”刘金心名下有一套房子，购买于2013年，是何小平付的钱，这是她的第三套房子，此前她给自己和女儿各买了一套。买时只要4000多块一平方，如今房价已经翻了一倍。朱晓娟让刘金心回去跟何小平商量，能否将这个房子卖了，凑个首付，在重庆买房子。

刘金心将这个想法跟何小平说了。何小平却拒绝了，提出要给刘金心5万元钱，让他放弃房子。刘金心不同意，她又试图在房产证上加上自己的名字。两个人已经到了房管局，但因为按揭没付完，只好作罢。她跟刘金心提了两个自以为不错的想法。一是他回去跟外婆生活，这样外婆百年后房子就是刘金心的了；另一个则是让生母将居住的房子给刘金心。“我说你现不现实？我随时都可以过去，但我去了的话，那不是跟人家打架吗？我外婆有两个女儿，底下还有我们。”刘金心反驳道。

猜测、怀疑、试探，刘金心觉得自己被夹在了中间。他发微信告诉我，说情绪很不稳定，也没有笑容，挺难受的，“我很想让自己充满活力，但怎么也做不到”。我想到了6月5日那天，我俩迷路时的情景。我跟刘金心一路走一路聊，他说在重庆走路一定要找对方向，不然，你可能永远都走不到目的地。我问他：“你觉得你现在走对了吗？”“我现在都是懵的。”说完，他便埋下了头，继续往前走。

（实习生宋林晓、彭予扬亦有贡献）

改变命运的亲子鉴定

朱晓娟觉得，自己和亲生儿子刘金心以及养子的命运，都被1996年河南高院出具的亲子鉴定所改变。她想追究河南高院的责任，却发现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22年后，对亲生儿子的失而复得，让朱晓娟意识到河南高院1996年1月出具的那份亲子鉴定，是个天大的错误。她下决心将河南高院追责到底，讨个说法。“为什么明明不是我的儿子，亲子鉴定却说是我孩子？如果当年没有这个鉴定，我们会继续寻找孩子，也许慢慢就找到了。”

朱晓娟的记忆回到了1995年底。当时，朱晓娟和丈夫程小平二人接到一个线索，说河南兰考最近解救了几个孩子。他们将儿子盼盼的照片寄了过去，对方说，有一个看起来像他们在找的“盼盼”。夫妻两人立刻赶了过去。他们从公安人员那里得知，孩子经过三道人贩子之手才卖到兰考，身价是5900元。

此时，距离“盼盼”丢失已经过了三年，原来的小奶娃已经长成了能撒欢跑的小子。夫妻两人围着孩子左看右看，程小平觉得特别像，起码“80%像”。朱晓娟却觉得不像，“仔细看眼睛是看起来有些像，圆圆的。但我娃耳朵很大，那个孩子耳朵不大。而且我娃大腿上有颗痣，我也没有找见。”

朱晓娟将自己的疑虑告诉了丈夫，却受到了指责。“你就是不想认小孩，你是不是有啥想法？是不是想离婚？”丈夫一个劲地问她。程小平没有安全感。1993年小儿子出生后，他因为超生问题被要求转业，分配到了市里的银行，做柜员工作。他觉得憋屈，不受待见，就拒绝上班，一个人待在家里炒期票，输了很多钱，还输了房子。他总是认为朱晓娟会离他而去。

两人最终商量去做亲子鉴定。兰考县公安局的相关负责人告诉他们，河南省高院可以做亲子鉴定，此外，也可以去北京做。当时还没有第三方鉴定机构，亲子鉴定等项目基本会挂靠在法院或者公安局。两人选择了前者，和孩子一起各抽了3毫升静脉血，分别标记为1号、2号和3号。

等待的日子漫长而煎熬。两个人在家里窃窃私语，“你觉得可不可能，全国丢了很多小孩，我们就这么找到了？”程小平也有了迟疑。“我也觉得好像有点天上掉馅饼呢，好像来得很突然。”朱晓娟这样回答。两人最终找了一个能够说服彼此的理由，“可能是老天爷照顾我们”。他们想到刘金心刚丢时，二人一起去算过命，算命先生说“娃找得到”。

现在回想来，亲子鉴定的过程有些“奇怪”。原本河南高院告诉他们鉴定结果半个多月就能出来，但好不容易挨到时间，朱晓娟两人仍未等到对方的消息。朱晓娟让丈夫打电话去问，对方却回答，本来第二天要出结果，因为停电机器出了故障，要做第二次比对。朱晓娟有些奇怪，对方却回答根据第一次比对，“孩子有可能是你们的，但现在不能下结论，匹配度必须要99.99%才行，现在只有85%。”两人又等了半个月，最终等到了去接孩子的消息。

本刊掌握的一份由河南省高院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显示，当年，河南高院曾对朱晓娟三人做了ABO血型检验以及DNA指纹检验，最终得出结果，三人“具有生物学亲子关系”。

2018年3月，朱晓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了这份弄错的亲子鉴定，河南高院主动派了两个人过来跟朱晓娟联系。两个都是男士，四十五六岁的样子，其中一个还是科级干部。朱晓娟记得，双方见面是在一个上午，就在二人居住的宾馆。对方说来了解情况，双方谈了三四个小时。

朱晓娟还记得，聊天的过程中，二人明确地表达了希望她不要跟媒体接触的想法。“他们能主动找来，说明重视这个问题。也是个态度，能给我个说法就算了。”朱晓娟答应了，临走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还安慰朱晓娟不要着急，事情很快就能解决。

一晃眼又三个月过去了。朱晓娟跟他们联系，对方一直说“打了报告，在等领导确认”；后来，朱晓娟请了律师，准备追究河南高院的责任，他们给高院寄了律师函，申请经济和精神损失赔偿，对方说没收到，只得又寄了两次。这两天，朱晓娟终于等到了高院派来的人。

对方表达了两点内容，第一，他们对当年的亲子鉴定做了调查，并未发现违规行为，结果弄错了可能是技术问题；第二，不承认经济赔偿，只给予精神损失赔偿几万元。更让朱晓娟接受不了的是，对方表达了出了一层意思：“他们说我养自己的小孩子也是养，养别人的小孩子也是养，在这20多年里错养孩子还给我带来了快乐，今后还可以给我养老送终。他们根本没有诚意。”朱晓娟申请公开亲子鉴定调查结果，但被拒绝了。

朱晓娟已经全权委托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对河南高院进行起诉。作为重庆知名的律师事务所，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处理过很多关于亲子鉴定的官司，但朱晓娟这样的案例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重庆合纵律师事务所律师魏巍告诉我，以往，他们遇到的案例，都是第三方亲子鉴定机构鉴定有误。比如说，夫妻两人闹离婚，争夺孩子抚养权。女方坚决说孩子不是男方的，男方则声称做了亲子鉴定，“不会假”。没有办法，二人只能再找一家机构做鉴定，后来发现之前的鉴定是错的。“此类型的事件，直接以民事侵权的方式追求赔偿就可以。朱晓娟是在河南高院做的亲子鉴定，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起诉合适呢？”这是摆在事务所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最终他们决定以民事侵权行为进行起诉。“当年，朱晓娟支付了1500元给河南高院，法院当时做这个鉴定，同现在第三方机构的鉴定性质是完全一样，中间并没有掺杂行政行为。所以以民事侵权进行起诉。”

魏巍告诉我，申请赔偿主要考虑了孩子的抚养费、医疗费、学费以及精神损失费用。“民事侵权的赔偿金额取决于侵权持续的时间，时间越长，损失越大，朱晓娟的案子，侵权行为超过了20年。”

朱晓娟的案子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则是诉讼管辖。按照规定来说，侵权行为的诉讼应该由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管辖，但当起诉状上面的被告是一家省级高级人民法院，魏巍等人的考量又多了起来，“这意味着，你无论放到当地哪个地方，人家可能都不会受理，就算受理了，怎么受理以及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都很难说”。商议之后，他们决定申请以侵权的结果地作为诉讼管辖地。

基于案件的复杂性，魏巍等人组成了三人的律师代理团，都是经验丰富的律师，此外，还配备了两名助理律师。言外之意是，无论是律师，还是朱晓娟，迎接他们的将是漫长的路。 盼盼刘金心朱晓娟拐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