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的归戛纳，电影的归电影

最有权势的两大巨头打了起来

5月8日，第71届戛纳电影节开幕了。距此不到一周的时候，我和全体注册记者一样，收到了来自官方的一封长邮件，内容主要是解释本届电影节媒体放映的改革。从来电影节的记者都是竞赛片的第一批观众：主竞赛一般每天三部，从下午4点起陆续举行“世界首映”，不过通常此时，早上8点半就涌入电影宫的几千名媒体人早已看完了三部片子，开始坐在打字机或电脑前工作。

这样的模式成功地运行了超过半个世纪，也是因为在前社交媒体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和流程的制约。报章杂志和广电新闻曾经是全世界影迷和观众关注电影节的唯一途径，在媒体上发稿曾经是影评人发表观点的唯一渠道。由于传统媒体对稿件质量的要求和编辑流程，这大半天的提前量对日报记者来说是工作必需。

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的盛行，彻底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模式。虽然各大电影节都有不得在正式全球首映前发稿的禁令，但官方无法限制记者以个人身份在社交网络上发表观点。推特、微博的字数限制让观点变得更加片面、激进。互联网作为开放平台的特质也意味着主创人员可以立即获得这些信息反馈，被骂得比较惨的，会严重影响晚上的正式首映。

从今年起，每日主竞赛的头两部影片，媒体场将与世界首映同时进行，晚上10点首映的第三部片子，记者们要到第二天早上才能看到。这项改革自然受到大部分记者的反对，国际影评人协会和法国影评人工会分别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公开信。而包括今年的蒂耶里·福茂（Thierry Frémaux）在内的历任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都反复强调记者是这个南法小城最重要的客人之一，媒体对电影节的关注成就了戛纳的星光和电影市场的繁荣，记者们不开心是戛纳的大事。于是才有了这封小心翼翼的解释信。

然而这项改革的意义远远超出主办方和记者之间的口水仗，它标志着电影艺术的最高殿堂终于开始直面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对传统艺术和产业的影响。

福茂今年针对互联网的第二个大动作，是不允许视频点播巨头网飞（Netflix）的影片参加竞赛单元，除非制片方同意在线上播放前先让影片在院线上映。这一决定公布后，网飞宣布撤出非竞赛单元的全部影片以示抗议。当今世界影视圈最有权势的两大巨头就这样打了起来。普通观众往往更倾向于网飞，因为对视听质量要求比较低，又希望能足不出户享受文化产品。但穿梭于小十字大道上的专业人士和媒体人则有不同看法。

戛纳电影节的这一决定看似只是维护传统，但实际上是在制衡文娱行业的新兴垄断势力。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制片厂体制是电影产业的第一次大垄断，几大片厂从制作到发行再到院线，牢牢地控制着每部电影生命周期中的每一个环节。著名的1948年反垄断案（即“合众国诉派拉蒙影业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实际上禁止片厂和发行商经营院线，并进一步分离制片和发行，为此后数十年的美国艺术电影开辟了生存空间。

网飞的生意，实际上就是在立法者还没跟上时代脚步的时候，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让这种不健康的垄断模式死灰复燃。在这样一个以网络平台替代院线的传播模式下，网飞等于说是垄断了制片、发行和放映平台，与昔日的垄断巨头无异。戛纳的禁令不但是为了保护院线，更是要将院线这个独立于网飞制片发行之外的力量加回到影片的传播中去，从而确保电影艺术的多元和电影产业的健康。

法兰西式理想主义

然而，戛纳并无意扮演法官的角色，至少不是在所有问题上，比如性骚扰。去年年底，反性骚扰的“#MeToo”运动引起好莱坞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的大地震，甚至从一定程度上波及到了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权倾朝野的美国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的性骚扰历史被曝光，而作为电影节曾经的常客，不少性侵事件是在戛纳的酒店里发生的。对此，福茂的态度非常明确，他在接受美国杂志《综艺》采访时说：“戛纳不能代替司法系统和警察，性骚扰和性侵有法律制裁，我们会提醒大家。”

但“#MeToo”运动同时也引起了关于性别歧视和收入不平等的讨论，福茂将与法国文化部长弗朗索瓦兹·尼森共同组织一个关于性别平等的论坛，时间定在第二周的周一，电影节半程，算是黄金档。他提出的口号是5050×2020，即要在2020年达到电影从业人员男女比例一比一。但就目前的数据来看，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电影节的官方海报选择了戈达尔的《狂人皮埃罗》（1965）中让－保罗·贝尔蒙多和安娜·卡里娜接吻的画面。戈达尔今年携新片重回主竞赛，创作力依旧旺盛，而年龄相仿的卡里娜则早已没了出镜机会。这或许也是性别不平等的一个侧面。

戛纳官方海报总共用过三次接吻图，而每一次都正巧是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丰收年。2013年海报用了《新恋爱经》（1963）中的保罗·纽曼和乔安娜·伍德沃德，那年的金棕榈给了女同经典《阿黛尔的生活》。1993年用了希区柯克《美人计》（1946）中的加里·格兰特和英格丽·褒曼，金棕榈并列颁发给男同经典《霸王别姬》和女性主义的《钢琴课》。后者的导演简·坎皮恩是至今唯一荣获金棕榈的女性导演。

跟大多早到的女性记者聊下来，大家都希望今年由凯特·布兰切特执掌的评委会能选出第二个金棕榈女性。戛纳主竞赛评委会长期以来能够做到性别平等，九人中四男四女再加上一个主席，所以在主席为女性的年头（比如今年），评委中的女性人数要超过男性。但事实证明，五女四男的评委会也未必会把最高荣誉颁给女性：2009年于佩尔执掌的评委会把金棕榈给了哈内克的《白丝带》；2014年坎皮恩自己做主席的时候也没有给女性，而是选了锡兰的《冬眠》。布兰切特自己也说，她要为每一部作品负责，而不是为一个预先设定的政治主张负责。

来戛纳的美国人更为不解的是红毯自拍的禁令，他们习惯了看奥斯卡和金球奖上的明星玩自拍，觉得这是拘泥小节、思维陈旧、精英主义的法式傲慢。他们中很多人并不知道，美国红毯上自拍的明星看似亲民，实际上都是经过筛选的。典礼上几千个人，绝大多数都得从侧门进，以控制红毯时长。而法国人则让所有持请柬的嘉宾都走上红毯，堂堂正正从正门进入开闭幕式现场。而为了控制时间，只有采取禁止自拍这样看上去很笨的办法。

这也许是法兰西式理想主义最好的注脚。法国人相信开诚布公的讨论，相信真正的平均主义而非装腔作势的“亲民”。他们相信戛纳的归戛纳，法律的归法律，电影的归电影。他们相信看电影应该在影院的大银幕上，而首映前要留有悬念。戛纳电影节的第八个十年以改革和争议拉开帷幕，而大家似乎都愿意每年5月来到这座南法小城，为电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吵得不可开交。 金棕榈电影电影节戛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