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保护”之名
作者:陈赛孩子的“抗逆力”
一个下雨天,一个小男孩跟着祖母坐上一辆巴士,他们要踏上一段奇妙的旅程,不过目的地不是什么遥远的奇妙国度,而真的是终点站——市场街。
满心不情愿的小男孩,在祖母温柔和充满想象力的指引下,开始“看”到日常生活中隐藏的风景:一棵大树正在用吸管喝水,一辆会喷火的老巴士,会变魔术的司机……
一段再平凡不过的旅途,每一个上车的乘客背后都隐隐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位全身覆盖了文身的光头男人,一个抱着一罐子蝴蝶的老婆婆,一个彬彬有礼的盲人和他的斑点狗,一个抱着吉他的歌手……
小男孩羡慕别人的私家车,奶奶告诉他,他坐的老巴士就充满了魔法;小男孩羡慕着别人的耳机,奶奶却告诉他,他的对面就坐着一位演奏家。
在广告铺天盖地的消费社会里,孩子们一个个无师自通,学会了如何索取更多,“我想要,我想要,我想要……”而这位老祖母提醒他,“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你已经有了……”
这样一本小小的绘本,完美地解释了如今在欧美心理学界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抗逆力(resilience)。
这是一个借自物理学的概念——某些物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变形,当外力撤除后,便能恢复原状。人的心理也一样,在遇到变故或逆境时,最常见的反应不是被击垮,而是迅速恢复,通常不超过几个月就能重新回到正常轨道。这种理论强调人并不是危机的被动承受者,而具有积极主动的应对能力,在应对的过程中,能调动本身的心理能力以及社会支持系统,激发出应对的心理效应和行为模式。
关于人生的负性事件,传统心理学一贯的焦点都在于“脆弱”上,调查那些会引发心理创伤、导致不幸人生结果的负面因素。但“抗逆力”的研究开启了对负性事件中“保护性”因素的研究:从一个人的背景或者个性中寻找那些令他/她在逆境中重生的积极因素。
1989年,美国心理学家埃米·沃纳(Emmy E. Werner)发表了一份针对638个儿童(夏威夷的考艾岛)、从他们出生开始到32岁之间,长达32年的纵向跟踪调查。她监控了一切可能的压力源:母亲孕期压力、贫困以及各种家庭问题,比如有酗酒或有心理健康问题的父母。
其中2/3的孩子的家庭背景安全稳定,1/3的孩子的家庭背景则被认为是“有风险”。但埃米·沃纳发现,在这些风险人群中,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以同样的方式应对压力——其中2/3的孩子的确在10岁左右出现了严重的学习或行为问题,或者在18岁之前出现犯罪记录、精神障碍或者青少年怀孕;但还有剩余1/3的孩子长成了“能干、自信、有爱”的成年人。他们善于利用人生中各种新的机会,并获得了学业、家庭以及社会的成功。
同样出自风险家庭的这些孩子,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风景,其中的区别在哪里呢?
埃米·沃纳认为,除了运气之外,还有几个关键性的因素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具有“抗逆力”。
第一,是否有一个支持性的照顾者。那些来自风险家庭,但最终能够走出来的孩子大都有一位无条件接受他们的照顾者,这个人可以是亲生父母、祖父母、哥哥姐姐或者某个类似导师的人物,他们与这位照顾者之间形成了强有力的情感联系。就像《最后一站市场街》中的那位祖母。其实,这位祖母是这本书的插画作者克里斯蒂安·鲁滨逊以自己的外祖母为原型画出来的。克里斯蒂安·鲁滨逊就属于1/3出生于底层社会,母亲嗑药,是监狱常客,他和哥哥都是外祖母养大,是她保证他们永远有一个叫作“家”的地方,也是她教他们如何珍惜、如何创造。鲁滨逊从小喜欢画画,对他而言,画画可以创造一个他愿意看到、可以掌控的世界。
第二,孩子的心理特质,以及应对环境的方式。“抗逆力”强的孩子常常有比较强的个性,独立自主,倾向于寻求新的经验,有比较正向的社会导向,愿意跟家人之外的人交流、互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抗逆力”强的孩子拥有心理学上的所谓“内部控制点”。“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是美国社会学习理论朱利安·罗特(Julian Bernard Rotter)提出来的概念,指人们的行为是取决于自己的控制(内部控制点),或是其他控制之外的外部力量(外部控制点)。拥有内部控制点的人相信他们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抗逆力”,其实就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无法控制问题,但可以控制对问题的反应。就像列侬在一首歌中唱的,命运随时可以打乱你整个的人生(life is what happens when you are making other plans),但只要你积极主动地应对,对人生就有了更多的控制权。
在一次采访中,《最后一站市场街》的文字作者马特·德·拉·培尼亚曾经这样回答我对这个故事结局的质疑——巴士的终点站,也就是祖孙俩的目的地是一个给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开设的爱心厨房,那个厨房被描绘得美丽而温暖,宛如天堂,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事实是,无论你住在哪里,世界都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到处都是悲伤。在《最后一站市场街》里,我只是想说,在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上,你仍然有选择——你可以选择看那些丑陋的一面,或者你努力发现美好的一面。即使到故事结束,我不觉得小男孩是被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奶奶只是轻轻地推了他一把,让他朝着美好的一面走了一步。即使日后他长大了,也许娶了美丽的妻子,有了可爱的孩子,但他还会有同样的挣扎——如何看到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我们都是这样挣扎的。”
“好孩子”的危险
对于今天的父母而言,这个故事,或者说“抗逆性”作为一个理论,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其实,在一个孩子的成长问题上,将焦点从成年人的“保护”转移到儿童的“抗逆力”“自主性”上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很可能会让人觉得,这是主张儿童应该为自己的安全负责,而成年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在逃避责任。
是的,我们应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什么是孩子?孩子就是有人保护着的。他们无需担心生存问题。或者说,他们与现实之间是隔开的。但一旦这份保护被打破,那个孩子也就长大了。
但是,过于强调儿童的“脆弱性”是另一种危险的倾向——它为成年人的过度干涉提供了借口。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安全问题的偏执,表面上是保护,实际上却构成了一种剥夺,剥夺孩子成长所需的正常而真实的环境。而在这一切焦虑、不安的背后,是一种对儿童深深的误解——孩子如瓷器一样脆弱,无可救药的愚蠢,无法从错误中学习,所以成年人的责任是保护他们远离一切风险,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将孩子“脆弱化”的后果之一,就是成年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你要听我的,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其代价是儿童自我发展的内在自由。
在我的童年时代,成年人世界对于“好孩子”的标准只有三个:第一,成绩好;第二,听话;第三,不谈恋爱。
“成绩好”,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对普通家庭来说,这是唯一改变命运的方式。
当然,成绩好的孩子如果谈了恋爱,那也不再是“好孩子”。在那个集体禁欲的时代,我们的父母和社会竭力营造一种“无性”“干净”的环境。尤其到了青春期,我们的身体已经开始发育,性意识已经伴随着身体的发育开始觉醒,但对那时的我们来说,爱美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对身体的各种莫名尴尬与自卑则是青春期的普遍记忆。对于“性”的任何好奇心都是被禁止的。我们从不谈论性,与任何人都不谈,就好像这件事情不存在一样。电视上偶尔看到搂搂抱抱甚至接吻的镜头,父母就会在我们彼此之间的心照不宣中把电视关掉。
还有,好孩子从不忤逆他们的父母。在我们的文化里,忤逆父母是不孝,是最大的恶。但现代心理学认为,对父母的暴力情绪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是很自然的。尤其是在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孩子开始学习认知自我,探索和建立自己和他人以及世界之间的边界。当他们觉得自己的边界受到侵犯的时候,就会奋起保护自己的边界。
英国心理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oods Winnicott)认为,一个孩子要想长大并发现自身本性中最深刻的部分,他的人生中必须有一个人能够包纳他所有的攻击性而仍然爱他。“童年的意义就在于能表达很多坏的情绪而不至于有什么恶果和报应。”
所以,温尼科特很怕“好孩子”,他欣赏,甚至为那些会对父母尖叫、从他们钱包里偷钱的青春期少年辩护。他认为,这些“问题行为”其实是一个孩子被好好爱过的证据。正因为被好好爱过,所以才敢于如此挑战成人世界。
“一个正常的孩子,如果他对父母的爱有信心,就会不遗余力地尝试破坏、恐吓、磨损、浪费……任何一种会把人逼上法庭(或者疯人院)的事情,童年里都有。为人父母者如果能经受住这一切破坏,事情终究会平息下来。”
他认为,这样的破坏对一个孩子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父母无法容忍这种破坏,过早、过于严格地要求孩子的顺从,会导致一个“虚假自我”的出现——对外顺从、表面上很好但却压抑了自己的重要本能、无法平衡社会性与破坏性,无法产生真正的慷慨或爱,因为它不曾被允许充分探索自私与恨。在他看来,那些没有创造性、沉闷枯槁的成年人,基本上都是在童年时期未曾被容许表现得像个真正的孩子,有孩子的一切黑暗情绪,包括嫉妒、贪婪、自私,但仍然被接纳、被爱。
“好孩子”是好的,因为他们做一切大人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事情,而这恰恰是问题所在——他们的“好”是一种必要,而非选择。
至少在我的记忆里,18岁以前的人生几乎完全是按照父母的意愿活着的。很少自由地选择什么,因此也不会对自己负责任。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离开家乡来北京读大学,第一次独自面对世界时是多么的惶惑与不安。但正是在那种惶惑不安的自由中,我才开始慢慢学着按自己内心的声音去探索世界,学着以自己内心的感受作为行为的依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想要什么如何争取,不想要什么如何拒绝……
过度升级的“保护”
20年过去了,我们关于“好孩子”的模型有了多大的变化呢?
我们仍然对“成绩”有偏执,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就孩子的成长而言,个性的塑造远比认知更重要。
很显然,今天的父母越来越意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不久前,美国著名的性教育专家黛布拉·哈夫纳博士在北京的一场演讲中提到,青春期的问题不是始于青春期,而是源于孩子在更小的时候是否接受过适当的性教育。“有效的性教育不仅提供必要的信息,还能改变儿童的态度或认知,让他们具备必要的技能,能够按照健康的方式成长。”在这场演讲中,还有一个令人颇为震惊的数据——中国父母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支持率达到了90%。
越来越多的父母意识到,将“性”彻底从孩子的生活中隔离出去,保持孩子对性的“无知”、长期处在性曚昧状态,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也是一件事实上不可能的事情。以今天互联网的环境,成年人再也无法在信息上将孩子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
也有越来越多的父母意识到,顺从并不是一种好的品质。顺从的孩子无法自己为自己思考,更容易受到同侪压力的影响,也容易成为有歹意的成年人的虐待。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安全”的名义下,今天的父母对孩子日常生活的监控、规划与隔离比起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20年前,如果一个妈妈每天送孩子去上学,会被当成神经病。但现在如果一个妈妈每天让孩子独自去上学,就会被老师和家长骂不负责任。
20年前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很多被认为是“正常”的性格或行为,比如发脾气、孤独、愤怒、害羞、内向,如今都被一一病理化为“心理问题”,如“多动症”“情绪障碍”等等。
20年前孩子之间孩子气的冲突与打打闹闹,在今天可能会被认为是严重的“霸凌”。心理咨询师徐卓在一篇我们的约稿中(《树欲静而风不止》)回忆自己的童年:“我生长于70年代的北京,记得每次朋友们回忆童年的时候都有些‘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意思,我曾跟朋友说过小时候生长环境自由,也时不时的有些孩子气的冲突,‘基本上一三五收拾别人二四六被别人收拾,周日休息’。虽然有些夸张,但是小孩子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情感在当时确实无比真实,而且感觉比天还大。正是这种真实的体验,蕴含了将来社会生活里面潜在的冲突甚至危险的感觉,让我们有机会在一个仿真的环境里面习得一些保护自己和社会生存的技巧,譬如如何见机行事、怎样寻求帮助,何时需要暂避锋芒、何时应该虚张声势。这些打打闹闹里面催生的‘人际技巧’或者‘冲突管理’能力,其实也是一种‘实践智慧’,对于成年之后进入社会有很大帮助。”
其实,这一代的父母对于孩子安全的焦虑与恐惧并非毫无道理,但文明就是适应一个又一个不怎么完美的境况,人生就是一个接一个的难题。一个稚弱的孩子,如何长成一个健康、独立、有担当的成年人,不是通过清除他/她的成长过程中的一切障碍、挫折与痛苦,而是帮助他学会如何自己应对这些问题。就像身体的免疫系统,你得暴露在病原体之中,否则你的身体不会知道如何应对病菌的攻击。从心理上来说也一样,孩子需要暴露在适当的不适、失败与挣扎中,才能学会如何应对这些挫折,才能激发他们自我应对的“抗逆力”。
几年前《大西洋月刊》上有一篇长文《如何让你的孩子长成一个心理病人》(How to Land Your Child in Therapy),作者是一位从业多年的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母亲。她在她的来访者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群体,他们明明有着十分幸福的童年,但成年后却觉得迷惘失落,有深深的空虚感。
比如其中一位20多岁的女性,她的人生拥有一切令人羡慕的元素:父慈母爱,有亲密的兄弟姐妹,也有关系很好的朋友,受过良好教育,健康良好,有很好的工作和公寓。也没有任何抑郁或者焦虑的家族遗传基因,但是她的痛苦是真实的——夜夜失眠,害怕犯错,无法信任自己的直觉,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有一种“漂泊无依”感。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最后,这位心理咨询师将病因指向父母的“过度保护”,对于子女“幸福”的偏执性追求,他们尽一切努力不让自己的孩子体验到哪怕一点点不适、焦虑或者失望。当这些孩子长大之后,哪怕遭遇到人生中再正常不过的挫折与失望,也会有天塌下来的挫败感。
如何爱我们的孩子,木匠,还是园丁?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爱我们的孩子?多少的爱、什么样的爱才是恰当的?父母的爱与孩子的自由之间,父母的保护与孩子的自主性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园丁与木匠》中,艾莉森·戈普尼克,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发展心理学教授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她认为,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主流媒体上呈现的亲子关系是一种典型的木匠思维。木匠是什么?木匠是一种工作,是根据我的想法、我的品位、我的技术、我的蓝图,制造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或者一个书架出来。无论你的成品是桌子、椅子、书架,它的优劣可以用来判断木匠的好坏。
主流媒体鼓吹的“育儿”(parenting)也一样——你有一个原材料,就是你的孩子,只要你足够努力,技术和专业过硬,你的作品就会是一个聪明、成功、幸福的大人。所以,主流文化中亲子关系的图像其实就是木匠和桌子。当然,这个画面背后是亿万美元的市场。
但在她的实验室里,最前沿的科学研究所呈现的亲子关系却是另外一幅图像——是一个关于园丁照顾花园的画面。
如果你是一个园丁,你就会知道,你可能在花园里忙了一天,汗流浃背,累得跟狗一样,就像那些一天下来觉得自己累得跟行尸走肉一样的父母,但那些花花草草没有一个地方是按你原来的心意长出来的。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为什么会这样?
这里面其实有很深刻的原因。因为园丁在种东西的时候,不是想着要种出最大的西红柿,或者最美的兰花,他创造的是一个生态系统,各种植物可以在里面共同生长,只要你保证土壤丰饶、空间安全,花花草草就能以各种你预料不到的方式自行应对环境的变化。就应对变化而言,花园远比西红柿大棚或者兰花温室要灵活得多。
戈普尼克认为,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人类童年的全部意义所在——创造和保护这种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里,各种新奇的、怪异的、有趣的、难以预测的变化可以发生,孩子可以自由探索应对的方法,等他们长大以后,每一代人能做上一代人预料不到的事情。
所以,为人父母,不是工作,不是木匠做桌子,重要的不是技巧。为人父母,是园丁种花,其本质是爱。这种爱没有目标,没有蓝图,但它确实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去改变我们爱的孩子,而是给予他们成长所需要的,一个安全、温暖、自由的环境,或者说,一个“花园”。在这个花园里,一个生命层层绽放,最终他/她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即使那条路不是我们会为自己选择,或者为他们选择的),他/她会塑造自己的命运,他/她会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从尿布到约会:家长指南之养育性健康的儿童(从婴儿期到初中)》
作者: [美]黛布拉 ·W.哈夫纳
译者: 王震宇 / 张婕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年: 2018
定价: 42.80元
如何养育性健康的孩子?
——黛布拉·哈夫纳建议家长掌握9个要点
鼓励孩子提出问题。性话题涉及身体、关系以及感受,不能等到孩子来问你时再解答。不管是爱问问题还是不爱问问题的孩子,都需要在青春期前做好必要的准备。所以孩子9岁、10岁之前,父母要告诉他们初次来潮、初次射精这些基础的信息。
捕捉可教时机。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可教时机,如认识身体部位、沐浴时间、看到怀孕的邻居以及一起议论电视和电影、音乐、新闻等,都可以用来教孩子性方面的知识。和孩子一起看电视时,剧情涉及爱情或者性,就可以抓住那个时机问孩子:“处理两性关系时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的底线是什么?”
和孩子分享你的感觉、态度、价值观和信念。性教育的关键不是传授性方面的知识,知识之外你的感受、价值、态度、操守和坚守的价值观,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内容。孩子的价值体系要靠父母的帮助来慢慢建立和完善。父母要帮孩子区分想法、感受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区别。比如6岁的孩子要知道生气是可以的,但永远不可以因为生气去打人。从小明了这种区分的孩子,等长到16岁的时候就知道,可以从情感上、从性上被某人所吸引,但不会采取具体的行动。
沟通分三步。第一要知道孩子对某个性问题已经了解到什么程度,第二要纠正孩子的错误认识、澄清模糊认识,第三要和孩子分享家庭的价值观。比如12岁的孩子说“看我多性感”,你可以跟她说,性感是成人用语,它在描绘一个异性的吸引力。“可以说爸爸穿上牛仔裤黑衬衫非常性感,但我不喜欢你用这个词来描绘自己,因为这个词是成人用语,这是我们的家庭价值观。”
与孩子分享性价值观。看见孩子们在玩涉及性内容的游戏,你跟伴侣正在做爱时孩子进来了,跟正在热恋的16岁孩子看电视时剧中的未婚女性跟异性上床了……碰到这些情况该怎么处理?父母双方要提前就你们的家庭价值观达成共识,并且要为此做好充分的准备,需要多多地实践。
先实践练习,为顺利沟通做好准备。父母如果不教孩子有关性的话题,孩子就只能从别的孩子那儿获知,你不敢确定别人给他传输的信息是否准确,更别指望别人把你家的价值观告诉你的孩子。有些难以启齿的话题,尤其需要实践练习准备。
在教育过程中犯点错误是难免的。即便是专家也会犯错误,也会被孩子弄得非常尴尬。如果在沟通中感到害羞,你可以说“我的父母没有告诉过我这些,我想做得更好”。像今天你听了性教育的讲座,回家就可以跟孩子交流,看看孩子有什么反应,今晚就可以是你家的“可教时刻”。
与学校和其他专业人士合作。要动员各方面的资源来为孩子性方面的健康成长做准备,包括学校、诊所、社会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部门。要鼓励孩子跟不同的朋友交往,让他们有充分互动的机会。有些问题孩子可能只愿意问朋友,他们也可以了解其他家庭的价值观。父母应该主动关心学校在性教育方面教了孩子什么东西,也要让学校知道家长需要得到学校的支持。
与孩子谈论性的美好。不要把性说成很恐怖的事情,要告诉孩子性里面有很多愉悦。现在的性教育太强调负面的东西,比如性侵犯、性传染疾病、艾滋病、未婚先孕等,都是非常悲惨的情感经历。要告诉孩子性是非常美妙的,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是非常美妙的作品,是上帝赋予人的礼物,我们要很明智地用好这个礼物。 抗逆力孩子心理学性教育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