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库克的枪声：伊库战争爆发

“那些人无权盗采属于国家的石油资源，宪法没有给予他们这种权利。库尔德人应当懂得适可而止！”

2016年10月初，当我在巴格达采访伊拉克能源部长贾巴尔·阿鲁艾比的办公室主任马哈茂德时，他做出了这番警告。当时我注意到，在马哈茂德身后的巨幅地图上，石油城基尔库克（Kirkuk）及其附近的区域被标记成醒目的黄色。这片探明储量超过100亿桶的超级油田，在上世纪末的产能一度高达日均100万桶，占当时伊拉克原油出口总量的近50%，如今也依然保有日均50万桶以上的产能。2014年6月，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从溃逃的伊拉克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基尔库克，但在一个月之内就被库尔德人民兵驱逐。在那之后，伊拉克能源部在土耳其市场上发现了越来越多未经官方管线输出的走私原油，源头皆指向库尔德斯坦自治政府。在马哈茂德看来，这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犯罪，以及对伊拉克中央政府权威的公开挑战。

一年过后，摊牌的时刻终于到来。2017年10月15日，即南库尔德斯坦地区以92.73%的支持率通过独立决议后第20天，伊拉克陆军第9装甲师以及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武装”（PMF）集中4.2万名重兵，对盘踞在基尔库克市周边的库尔德人“决死军”（Peshmerga）发起了全面进攻。后者几无还手之力，在5天内陆续丢失基尔库克、辛贾尔、阿通库普里等主要市镇和几乎全部原油开采设备，已被彻底逐出基尔库克省。据当地媒体Rudaw电视台报道，在第一个星期的冲突中，双方已有近300名武装人员战死或受伤，至少600名平民伤亡或失踪，超过12.5万人沦为难民。多家英国和俄罗斯媒体直言，这已经是事实上的“第三次伊拉克—库尔德战争”，而政府军依旧保持向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Erbil）进军的态势，毫无收手的打算。

马哈茂德明白地宣示过伊拉克政府在库尔德人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愿意接受南库尔德斯坦的自治地位，接受它作为联邦政府管辖下的一个特殊地区而存在。但前提是库尔德人接受自己作为伊拉克公民的身份，并尊重2005年颁布的新宪法。”从这层意义上说，能源争端是诱致冲突的结构性原因，9月25日的公投则是直接导火索。作为一个族群的库尔德人并不需要这场仓促的公投——从实际获得的自治权利看，他们无疑处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最理想的状态——但南库尔德斯坦总统巴尔扎尼需要。只有一场以攻为守的公投“示威”，才能将他的家族由来已久的政治权势延续下去。不过看起来，冒险的效果并不理想：巴尔扎尼本人所属的“库尔德民主党”武装面对政府军毫无还手之力；其主要竞争者“库尔德爱国联盟”则提前与政府军达成协议，拒不参战。这反过来又折射出公投本身的脆弱性：尚处于割据状态的库尔德人自治区，并无独立建国的能力。

不仅如此，伊拉克土耳其问题，还牵涉到其最重要的两个邻国土耳其和叙利亚，并有美国、以色列等区域外国家介入其中。在土耳其被划归为“恐怖组织”的库尔德工人党（PKK），为实践其政治理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即积极介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人聚居区的自治运动。叙利亚境内的西库尔德斯坦自治政权，大体便是按照“库工党”的设计而组建；而在取代以巴尔扎尼为代表的部落势力、革新伊拉克库区的政治秩序方面，“库工党”的表现也相当活跃。无怪乎一俟库区公投的消息传出，土耳其即公开表示谴责，甚至威胁要派兵越境加以干预。在民族自决原则提出将满100年之际，“库尔德斯坦”的独立还依旧只是一句口号。

迟到百年的投票

倘若追溯库尔德人问题的最初发端，会发现它和“天然沙姆”问题、“犹太民族之家”问题乃至亚美尼亚人问题一样，都属于1918年奥斯曼帝国崩溃带来的副产品。正如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心目中存在一个从阿勒颇延伸到亚丁的“天然沙姆王国”，今天全世界的3000余万库尔德人在一个世纪前也曾构想过属于他们的独立民族国家版图：北抵埃尔祖鲁姆—卡尔斯一线，南达摩苏尔，西侧延伸到阿勒颇以北，东端与扎格鲁斯山脉走向齐平。但在现实中，这个从未出现的“大库尔德斯坦”（Greater Kurdistan）被上世纪20年代确定的国界分割成了四个板块，分别归属于四个国家：伊朗境内的部分称东库尔德斯坦，总人口超过800万；伊拉克境内的部分为南库尔德斯坦，总人口约530万；叙利亚境内的部分称西库尔德斯坦，总人口超过300万；土耳其境内的部分为北库尔德斯坦，总人口超过1500万。这个中东第四大民族，依旧不曾拥有自己的独立国家。

活跃于两河平原北部的库尔德人种，历史可以追溯至距今4000余年前。中东历史学家对其起源莫衷一是：伊拉克人认为他们是从阿拉伯半岛北迁的贝都因游牧部落的后裔，土耳其人认为他们是和自己同源的“山地突厥人”，伊朗人则认为他们是波斯帝国早期征服过程中被同化的米底人。最早使用“库尔德”（Kurd，意为“游牧人”）一词的则是古叙利亚人，他们视这些骁勇的北方骑手为未开化的劫掠者。无论如何，散居于扎格鲁斯山地之间的库尔德游牧部落从公元7世纪起就处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之下，并皈依了伊斯兰教。12世纪末大名鼎鼎的阿拉伯世界之王、从十字军手中重夺耶路撒冷的萨拉丁，便是一位出生于提克里特的库尔德人。

进入17世纪，库尔德人聚居区的控制权转移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手中。为了反制君士坦丁堡的同化政策，苏菲派教长乌贝杜拉在1880年发动了第一次库尔德人大起义，但被土耳其和波斯军队联合镇压。此后土耳其当局开始转向分化政策，利用人数相对较少的库尔德人作为统治阿拉伯人和其他被征服民族的工具。从1890年起，由库尔德骑兵组成的“哈米迪耶团”一直是奥斯曼边境巡逻队和陆军骑兵部队的主力，库尔德封建部落的领袖被恩准免交赋税，其子侄可以进入土耳其军校学习，并升任高官。在此背景下，库尔德人在奥斯曼帝国发动的针对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的种族清洗中曾经扮演过极不光彩的角色，其自身亦不讳言。

无论如何，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在1918年的崩溃，因为参战牺牲了整整100万人的库尔德诸部落也和阿拉伯人、犹太人以及亚美尼亚人一样，获得了依据民族自决原则独立建国的权利。1920年8月，这项权利在协约国对土耳其的《赛夫勒和约》中得到了国际联盟的担保，英法两国承诺：首先在库尔德人占大多数的地区建立自治政权；倘若一年后该政权能证明自身具备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国联将批准其举行独立公投。

然而，承诺始终是有条件的：由于英法两国将小亚细亚和黑海东岸的部分领土分别分配给了希腊王国以及新成立的“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他们现在希望库尔德人和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并肩作战，首先击败新崛起的土耳其国民大会政权，随后再举行独立公投。然而在20世纪初的十几年间，“哈米迪耶团”在为奥迪曼帝国鞍前马后效劳的过程中已经和希腊人以及亚美尼亚人结下了深仇大恨，彼此毫无联手的意愿。土耳其民族抵抗运动领袖凯末尔乘机说服库尔德各部落转向国民大会政权一边，共同抵抗外来者的入侵。

从1920年到1922年，战争进行了整整两年，土耳其—库尔德联军终于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然而库尔德人的独立梦想也在潜移默化之中遭到消解：在阿拉伯半岛被英法两国托管、亚美尼亚地区并入新成立的苏联、希腊人随其军队撤出安纳托利亚之后，再也没有其他民族和库尔德人一起为自决权而发声了。1923年7月，凯末尔政权与协约国签署新的《洛桑和约》，库尔德人自治问题在其中只字未提。为了避免过多的少数族裔影响到新政权统治的稳固性，凯末尔甚至主动提出将拥有众多库尔德人口的摩苏尔地区割让给英属伊拉克。到1926年，“大库尔德斯坦”的分裂状态被永久化：土耳其吞并原定将建立自治政权的北库尔德斯坦，分别由英法两国托管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则瓜分了其南方部分。凯末尔同时言之凿凿地宣称，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民族，“山地突厥人”本来就是土耳其主体民族的分支之一，承认其自治或自决的权利是荒诞的。

就这样，“大库尔德斯坦”的历史尚未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在土耳其共和国的民族同化政策左右下，库尔德人聚居区逐步被剥夺了使用独立语言、出版本土报刊和书籍以及过民族传统节日的权利，变成了一个地理和民俗概念。1946年，安卡拉当局出版的政治宣传物公开宣称：“在土耳其并没有所谓‘库尔德少数民族’存在过。”北库尔德斯坦各部落在二三十年代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都被当局以重兵镇压下去。仅在1925年的谢赫赛义德起义中，就有约1万名库尔德民兵被打死，超过4万名平民被处决、判刑或强制流放。组建于1970年、以恢复“大库尔德斯坦”为己任的库尔德工人党，更是因为其频繁采取的爆炸、暗杀、绑架等极端抵抗行动，被全球诸多国家归类为恐怖组织。迄今为止，依然有超过1.5万名“库工党”武装人员在山区活动。

另一方面，在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由于殖民当局从未兑现1920年许下的自治承诺，主要库尔德人部落同样发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武装反抗。在此过程中，出生于埃尔比勒的部落领袖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stafa Barzani）逐渐崛起为关键人物。在1946年，他参与了苏联在伊朗境内的东库尔德斯坦组建的“马哈巴德共和国”，失败后逃往塔什干，学习苏共的建党模式和民族政策。从1961年到1975年，正是巴尔扎尼组建的库尔德民主党（KDP）及其武装力量“决死军”领导了反对复兴党政权的第一、第二次伊库战争。1979年老巴尔扎尼在流亡中去世后，他的儿子马苏德·巴尔扎尼（Masoud Barzani）成为继任者，即今日的伊拉克库区总统。

巴尔扎尼的豪赌

对生活在伊拉克库区的530万民众来说，今日的高度自治地位——有自己的议会、政府、宪法、总统和武装力量，从中央政府获得定额财政援助——不仅是长期抗争的结果，同样有赖于国际形势提供的机遇。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后，伊朗政府恢复了对“库民党”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以从内部打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作为报复，伊拉克政府军在1983年处决了巴尔扎尼部落的8000多名男性成员，以使其兵员枯竭。1988年3月，萨达姆的堂弟、绰号“化学阿里”的阿里·哈桑·马吉德派出战斗机空投化学毒剂攻击占据边境城市哈莱卜杰的“决死军”，造成5000余名平民死难。而从1988年初春到夏末，至少有10万名库尔德平民在复兴党政权发动的“安法尔作战”中惨遭杀害，4655个村庄、1754所学校、270家医院、2450座清真寺和27座基督教堂被夷为平地。在与伊朗毗邻的边境地带，库尔德人村庄和城镇被连根拔起，居民强制流放到内地。

惨绝人寰的暴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使对库尔德人问题长期噤声的欧美国家开始着手干预。1991年春天“沙漠风暴作战”开始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再度发动起义，控制了除摩苏尔和基尔库克在内的大部分北方省份。尽管多国部队最终并未直捣巴格达，但萨达姆政权被迫同意在国土南北两端设置禁飞区，无法再出动空中力量打击库尔德人势力。联合国安理会第688号决议同时确认在南库尔德斯坦建立安全区，萨达姆政权必须从当地撤出驻军和行政机构，允许库尔德人选出自己的议会，并建立自治政府。这也是伊拉克库区的准独立地位第一次获得正式承认。然而仅仅到了1994年，库区两大政党就爆发了长达三年的内战，直到1998年才在美国的压力下签署和平协议，复兴党政权的势力乘机重新渗透回北方。直到2003年萨达姆政权最终被第二次海湾战争所推翻，新政府在2005年通过的宪法中追认了库区自治政府1992年以来颁布的所有法律的可靠性，南库尔德斯坦政局才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其立法、行政和军事的独立地位也获得默认。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库区距离彻底独立仅剩一步之遥，或者政治和社会治理已经发展到足够完备的程度。相反，割据、对抗和动荡始终是常态。由于最近一个多世纪的库尔德人抵抗运动大多以部落领袖和世家大族作为发起人，尽管其随后经历了政党化，总体上仍是少数寡头的禁脔。巴尔扎尼在80年代将“库民党”的领导机构彻底改造成了家族统治工具，他本人长期担任党主席和库区自治政权总统，其侄儿涅奇尔万·巴尔扎尼任政府总理，使名义上由多党组成的自治议会被完全架空。对巴尔扎尼家族独大局面深感不满的一批“库民党”元老在1975年宣布脱党，另组新党“库尔德爱国联盟”（PUK，以下简称“库爱盟”），以贾拉勒·塔拉巴尼（Jalal al-Talabani）为总书记。在90年代的内战中，两党各自裹挟一股“决死军”大打出手，最终形成了“库民党”控制杜胡克、埃尔比勒两省和首府，“库爱盟”占据苏莱曼尼亚、哈莱卜杰两省，各有一套武装力量和警政机关的局面。而“库爱盟”的专权和腐化程度相比“库民党”同样不遑多让：当塔拉巴尼在2005年就任伊拉克共和国总统之后，党内事务转而由其妻子希罗·易卜拉欣·艾哈迈德负责，同样是家族政治。

在割据和政争状态下勉强维持的库区政府，由于其突出的个人和家族色彩，自然不能指望具有公平或效率。按照2003年巴格达新政权与库区当局达成的协议，伊拉克中央政府每年应拿出17%的财政预算来贴补库区政府的运转。基尔库克油田出口原油所获的收入中，每桶有1美元须交给库区当局。仅此一项，每个月即可创造至少1500万美元的进账。然而在两大家族政党的统治下，除去少数基建项目外，南库尔德斯坦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依然依靠原始农业为生，贫富分化极为严重。为填补施政不善造成的亏空，“决死军”在2014年借助打击“伊斯兰国”的时机，完全占领了基尔库克油田及其开采设施，开始越过中央政府控制的管线暗中向土耳其走私原油。然而不幸之至：国际油价自2015年起大幅下滑，库区政权的财源反而出现缩水；加之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造成军费居高不下，经济状况惨淡的局面变得长期化。而巴格达政权则以库区私自盗采原油为由，中断了对其的财政补贴。截止到2017年初，库区政府的财政赤字额已经高达300亿美元，警察、教师和公务人员多次遭遇欠薪，日常运转几乎完全靠借债和抵押未来收入支持，几乎陷入了绝境。

偏偏就在此时，政治上的分歧和矛盾也开始进一步激化。1992年库区首度实施自治时，曾通过普选产生了共有100个席位的议会，“库民党”和“库爱盟”各占50席，后因内战而中断。2005年伊拉克新宪法颁布之后，“库民党”与“库爱盟”达成和解，重新选举了四年一届的自治区议会，以塔拉巴尼为议长，并授权巴尔扎尼组建以他本人为总统的统一政府，但规定总统只可连任两届。2013年9月，巴尔扎尼的任期将满，库区也选举出了新宪法下的第三届议会，“库民党”占38席，“库爱盟”占18席，受土耳其“库工党”支持的左派政党“变革运动”占24席，各宗教派别占16席。由于“库民党”未能取得简单多数席位，因之丧失了任命总统和组建内阁的权力，巴尔扎尼干脆通过司法部下属的“咨议委员会”，以“对‘伊斯兰国’的战事还在继续，目前处于非常状态”为由，强行将自己的任期延长了两年。到2015年夏天这一延长任期也临近结束时，“库民党”控制的公安部队干脆封锁了首都埃尔比勒，禁止议会召开，从而使库区陷入了一场宪政危机。

从2015年8月至今，南库尔德斯坦正是在这种总统拒不卸任、议会完全停摆的非正常状态下勉强度日。在“伊斯兰国”被彻底消灭之前，巴尔扎尼尚可宣称军事形势吃紧，无暇顾及恢复立法机构运转。但随着摩苏尔战役以政府军和“决死军”的胜利告终，“伊斯兰国”势力已经基本被驱逐出伊拉克西北边境，“库爱盟”和“变革运动”要求“库民党”移交政权的压力骤然增大。在此情况下，巴尔扎尼干脆以退为进，抛出了公投独立的计划——尽管2005年的新宪法已经赋予了库区政府足够大的自治权限，但所有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都曾公开宣称要以建立独立的国家为目标。在这种“大义”之前，愤愤不平的“库爱盟”和“变革运动”也只能先偃旗息鼓，批准首先举行公投，再视实际反响决定总统的去留。至此，第三次伊库战争的导火索终被点燃。

“罗贾瓦道路”

某种意义上，巴尔扎尼从未指望公投产生的独立决议能被国际社会所承认，抑或在短期内即可生效。首当其冲的反对者便是北方邻国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一度尝试过利用库区政府牵制亲什叶派的巴格达当局，但更担心南库尔德斯坦的独立会引得本国境内的库尔德人群情激愤，将历史旧账一并翻出。9月16日，土耳其军队开始在南部边境举行为期一周的实弹演习，威慑的意味一目了然。而长期帮助武装和训练“决死军”打击“伊斯兰国”势力的美国反应同样不佳：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公开表示，“我们支持一个统一、且实行联邦制的伊拉克”。多位美国官方和民间使节在9月初接踵驾临埃尔比勒，对巴尔扎尼进行警告。不言而喻，一个独立、且毗邻基尔库克的库尔德人国家的出现不仅会造成能源市场的大动荡，连带也会使巴格达的什叶派政权元气大伤，被迫进一步倒向伊朗。随之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美国的新中东战略有害无益。只有素来与阿拉伯国家对立的以色列公开表示了支持——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坐大，对阿拉伯世界显然是一种分化。

但巴尔扎尼同时还认定：即便伊拉克中央政府有不惜动用武力进攻库区的决心，他们所能动用的力量和昔日的萨达姆也早已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注、尚未稳定的叙利亚局势，乃至“伊斯兰国”卷土重来的风险，都会束缚住阿巴迪政府的手脚，最终催生出一项妥协方案：要么继续容忍巴尔扎尼及其家族成员把持库区自治政府大权，要么变更宪法，对现有的议席分配重新洗牌。偏偏老对手“库爱盟”和他一样精明——在政府军采取军事行动之前，以“库爱盟”政治局中的塔拉巴尼派为首的领导人秘密前往巴格达，与联邦政府达成了一项秘密决议：“库爱盟”麾下的武装力量将主动撤出基尔库克省全境，并交出省政府大部分机构和地方市镇的控制权；作为回报，中央政府恢复向“库爱盟”治下的苏莱曼尼亚、哈莱卜杰两省公务员以及“决死军”官兵支付薪酬，并在基尔库克、苏莱曼尼亚、哈莱卜杰三省建立一个由塔拉巴尼家族控制的新政府。战争爆发后，“库爱盟”所属的部队果然一路后撤，已经视名义上的特区政府和总统为无物。

意味深长的是，在国界以西的叙利亚，西库尔德斯坦人已经按照他们的政治导师“库工党”制定的民主邦联方案，开创出了库尔德人自治的另一样板——“罗贾瓦模式”（Rojava罗贾瓦在库尔德语中意为“西”）。根据该方案，库尔德人的民族独立运动应在其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渐进完成，对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改造应优先于贸然提出建国，尤其要颠覆世家豪门、部落首领、大地主等传统寡头的权力基础。因此，在通过“人民保卫军”（SDF）解放了西库尔德斯坦大部分领土之后，罗贾瓦政府陆续颁布了包括《土地改革法》《妇女解放法》在内的一系列新法令，从复兴党政权历来倚靠的基层官僚、地主手中争取人民，并通过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向国际社会展示形象。尽管在2016年，“人民保卫军”也曾与叙利亚政府军发生过小规模冲突，但罗贾瓦政府始终坚持先以现实中的自治作为基本目标，并在自治政府中广泛容纳土库曼人、阿拉伯人等少数民族和基督徒，也不排斥与俄罗斯政府发展关系。这都使他们的发展道路与贸然宣布独立相比，更加稳妥。

2016年秋天告别巴格达之前，我曾造访过底格里斯河东岸的巴格达乐园广场（Sahat al-Firdaus）。2003年4月之前，这里矗立着一尊6米高的萨达姆铜像，并以其崩塌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伊拉克政府随后在铜像残留的基座上竖起了一座由年轻艺术家艾尔—达维里设计的绿色现代主义雕塑：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共同托起冉冉上升的新月和太阳，代表了全国各民族和各教派的团结一致。但在2013年，这座匆匆赶制的雕塑却因为严重锈蚀被重新拆除，仿佛预示着伊拉克的命运：历史远未终结，而团结何其之难。 基尔库克伊拉克库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