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而富足，是时候清理我们的人生了

( 一对丹麦年轻夫妇在湖中垂钓，脸上洋溢着幸福快乐。丹麦在全球178个国家中，名列快乐国家榜首 )

这一年来，谁还会对“他是（专业人士），月收入××（各种代表舒适时髦富裕生活的标签），却抛弃一切到山村生活（盖有设计的房子，做木工、瓷器、皮具各种手工，咖啡店）”这种标题公式陌生呢？下班地铁里，晚饭后坐在沙发上，手机上此起彼伏这种推送。总有一款让你有瞬间的感动和向往，于是，把这种“简单生活”的案例转发了朋友圈。

既然到了言必称大数据的时代，从获得“10万+”阅读和转发的概率来看，远离喧嚣过简单生活的潮流是人民群众亲自选出来的年度生活方式。好玩的是，它跟我们勤奋向上、努力挣钱、拥抱消费的“主流价值观”是完全相反。它代表着我们开始放弃从物质中获得幸福，生活即将走进新时代。这种新的幸福观西方学术界已经研究了几十年，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当人均收入超过了温饱线，财富积累和幸福就不捆绑在一起了。幸福不是挣钱多、职位高、人生赢家，幸福是快乐与至善，是强调生活的意义和自我实现。所以，这些人民群众点赞转发出来的热潮，其实是富裕之后无意识地面对了一个苏格拉底在2000年前提出的命题：“人到底应该怎样活着？”

简单生活，“时代病”的解药

对占有欲的偏执，使人无法自由自在、堂堂正正地生活。

——伯兰特·罗素

( 美国华盛顿特区的一对夫妇将他们的别墅改造成一个极简的生活空间。图为他们在厨房合影 )

我开始写这篇稿子的时候，北京的天空湛蓝，稀薄的白云若隐若现，阳光有点刺眼，照在脸上微微的灼热，虽然路上车水马龙，可仿佛都消了音，一个岁月静好的午后。

所以，现世安稳吗？不。

(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 )

朋友圈里刷屏怀念过劳死的同行，南城工作的同学在群里播报：“雾霾已经抵达南三环。”再过几个小时，全城将进入雾霾红色预警，霾团占领北京城长达6天。全城的小朋友们都要放5天假，同事看了一下机票，飞腾冲、厦门的机票涨到全价，基本只剩头等舱。海淘APP在推送提醒，折上折的促销活动在下午16点结束，得抓紧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这种每个小时倒计时提醒你购物的事情一个多月内已经发生四次了，分别是“双十一”“黑色星期五”“双十二”，以及不知道这次的打折理由是什么。微博上、微信里，口水横飞地讨论着八达岭老虎咬伤的女人该不该下车，中关村二小扔垃圾篓到同学头上是不是霸凌。千万别随便表态，也别较真，否则你也许发现和熟人的三观居然如此不同，友情的小船说翻就翻。

这只是非常普通的一天，却需要强大的内心去抵抗这些乱七八糟，每个信息都是一个坑，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总有内心深处某个柔软的地方被焦虑击中。在知乎论坛上，心理学优秀答主李松蔚甚至总结出了一系列的“时代病”：很多人觉得“管不住自己”，明明想要更好的身材，却吃不停；明明知道不需要，却买不停。很多人追求“完美解决方案”，必须买得起房，必须找到前途无量的工作，必须让孩子读重点学校。很多人沉浸于热点关注和讨论，当键盘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情绪起伏越来越快。

( 广州市天河区万菱汇商圈内的一家北欧极简主义生活馆，倡导一切回归淳朴自然 )

生活如战场，心灵于是找到公众号的港湾。微信上说：海外藤校、清、北高材生放弃城市里远大前程，跑到某山某岭复兴老手艺、做手作；微信上说：某金领、白领、高管、媒体主编，辞职卖房，在郊区农村开辟出一片田园风光；微信上说：某人不买房，却花几十万元改装出具有设计感的、舒适的住宅，阖家欢；微信上说：某人住在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却巧思妙想出小而美的天地。微信上的万物有灵且美，滋润着都市人焦躁的心田，治愈系，小确幸，少即是多，诗意栖居，侘寂朴拙，性冷淡风，千丝万缕归结到一种“生活美学”，简单生活。

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我很厌烦这种公式化、缺乏诚意、不尊重“粉丝”智商的文章，但人生不追逐物质，不追逐成功的价值观被这么多人肯定和转发，是一件非常值得深究和关注的事情。它同我们一贯的勤劳奋斗、力争上游、买车买房买奢侈品，拥抱赞颂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完全相反。这难道不会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造成威胁吗？那些“悠然下山去”的生活美学先驱们，是性格孤僻的边缘人吗？要想回答这个疑问，横向比较比我们更早进入消费社会的美国和欧洲，简单生活已经是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它提倡的是不再拥有过多的东西，无论是具体的物品，还是抽象的“成功”“头衔”“关系”，省出更多的时间关注精神发展，找到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实现自我价值，让生命充满意义。

( 2015年11月21日，一些法国表演艺术家使用自制家具“寄居”东京街头30天，以鼓励人们放缓脚步，放慢生活节奏 )

简单生活的理念里认为“拥有”造成负担。法国随笔作家多明妮克·洛罗学习过水墨画和禅宗，思考各种宗教和哲学观点。她认为，大多数人的生命旅程都携带了沉重的行李箱，他们被压垮在自己的拥有物之下，忘记或者没有意识到欲念让他们成了行尸走肉，因为他们总是听命于越来越多的欲望。

欲望造成压力，造成焦虑，而对于提倡简单生活的人来讲，简化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是最有效的治愈“时代病”的方法。在美国以简单生活为主题的网站上，经常能看到人们撰写的自己的经历：慢性压力让身心俱疲，简单生活拯救了自己。吃得更健康，而不是为了好身材的虚荣心长期节食；按照需求增减衣物，而不是买买买；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是为了绩效、赚钱奔命；把时间花在经营良好的关系上，而不是被工作、手机、电子邮件、应酬和焦虑填满。

( 时间管理咨询师刘洋 )

要想过这种清明简约的生活，你得面对取舍。太多人终其一生，活得很拥挤，冗杂占据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并没有让值得珍惜的物品、关系、人生经历获得应有的关注。多明妮克·洛罗曾经写书让读者列出生活障碍的清单：

静下来想一想，

( 整理重要的不是扔，而是留，留下重要的东西 )

是什么让我的生活变得复杂？

这值得吗？

( “极简主义”在日本年轻人之中慢慢变得流行 )

什么时候我最幸福？

自己拥有什么比自己是什么更重要吗？

( 6月8日，云南大理为期5天的公共单元生活集市在柴米多生活农场拉开帷幕 )

要满足自己所需，我最少需要多少东西？

反思过度的物欲

( 2013年7月13日，丹麦哥本哈根的跳蚤市场售卖各种北欧风格的杂货餐具。一些摊主不以盈利为目的，只为让自己不再使用的东西在其他需要者手上得到再利用 )

所有我们真正渴望的东西，都是无法用金钱买来的。

——戴夫·布鲁诺

( 在丹麦生活多年的张墨对“北欧小确幸”体会深刻 )

简单生活的理念容易明白，但是要普遍实施，恐怕有点超前。我们还不太能理解美国等发达国家花钱花出的痛苦，只喊出“把余生沉浸在思维、精神、奥义、美和情感的世界中”。这样玄妙的话无助于理性地解释简单生活的发生。这种价值观的源起，其实是对消费主义的反思。

我们正处于歌颂消费的时代，2009年硬造出“双十一”的新节日，交易额的突破以亿元为单位，以分秒来计算，甚至邀请到最大牌的明星载歌载舞出一场购物“春晚”。今年的“双十一”，天猫交易额突破10亿元只用了52秒，全天的交易额达到1207亿元。我们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还人人都满脸喜悦和满足？《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作者、社会学家郑也夫说：“人的三个需求是舒适、炫耀与刺激。舒适就是追求温饱，炫耀是追求被广泛的承认，刺激是排遣空虚与无聊。这本来是哺乳动物的本性，但是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类距离祖先的时间还很近，我们保持着狩猎时代的身体，却面对了剧变的环境。温饱问题解决了，我们活动的目的是寻求承认，排遣空虚和无聊。”

( 台湾音乐人张培仁 )

到了消费社会，购物成了人性的万金油。影响深远的著作《有闲阶级论》论述，在富有阶层里，消费是人们确立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通过消费，他们可以炫耀财富、彰显安逸。阔太的一大功用就是装点门面，向世人展示丈夫购买的锦衣华服、狐裘貂皮、珠宝首饰。资本主义最典型的购物狂是美国人。在次贷危机之前的20年，美国中产阶级一直在消费升级。洛普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他们认为的“高品质生活”，包括度假公寓、游泳池、两台彩色电视、两辆私家车、名牌服装、一栋房子，去国外旅行，为了模仿超级富有阶层，上层中产阶级还会租用根本买不起的豪华汽车。而在另一项同时代的调查里，有大学教育背景的家庭中，三分之一没有任何储蓄。在22岁到61岁的年龄段里，有68%的人说自己本来可以存更多的钱，但那就要放弃中产阶级的升级版生活方式，不愿意。

资本主义早在人的本性里发现商机。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胡佛总统就在经济报告中说：“欲望几乎是无止境的。一个欲望得以满足，接踵而至的就是下一个欲望。我们面前是广阔的天地。新的欲望越快被满足，更新的欲望就来得更快。借由广告营销和其他促销手段，依靠科学事实调查证明，靠精心创造的消费能拉动生产。这样我们就能够继续开展更多的活动。”广告行业兴盛起来，它利用心理学、传播学的手段，撩拨人的欲望，将人类对地位、自尊、幸福感的需求同消费捆绑在一起。

多挣钱，多消费，消费拉动经济、让人幸福的理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问题。现代经济的核心是自从蒸汽机发明以来的化学能源，为了生产出消费社会的物质繁荣，生态环境变差了。经济学家还从数学公式、模型、科学测量里推导出来，财富增长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提升。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幸福悖论”，人们对幸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于由收入带来的幸福适应性更强。也就是说，在经历了短暂的由于收入增加导致的幸福以后，人们的幸福程度又会逐渐恢复到接近于原来的水平。美国物质上的进步和国民幸福感调查也同步证明悖论的存在。1946年，美国是前四大经济强国中最快乐的国家，30年后它排在第8名，1986年，它排到了第10名，比它更幸福的有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全国民意研究协会的调查显示，从1970到1994年，认为自己十分快乐的受访者下降了5%，低于标准。很多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在推导研究：消费是为了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为了幸福，幸福与物质财富的正相关性减弱，幸福是什么？消费还要不要继续鼓吹？

即便没有这些遥远的环保观、数学公式去证明，世界上第一批中产阶级已经感到生活不堪重负。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默克家族基金的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认为消费的产品远远超出实际需要，80.5%的人认为自己已经购物成瘾，72%的人认为自己把购物当成生活中缺失部分的替补。而为了负担这些过度的消费，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失控，三分之二的人希望生活回到平衡状态，一半的人希望自己的生活能简单化。在《过度消费的美国人》里，一个接受访问的中产阶级说：“所有精力花在不喜欢做的事情上，只是为了每两周收到一张支票。买了新书和唱片，回家发现已经买过同样的书和唱片，房子里堆满了书，却永远没机会读，除非出了重大车祸。”从那时起，美国媒体上开始有了简单生活的理论和指南的报道，从职场上转身的中产阶级被称为回游者。

次贷危机之后，思考物质与生活的人更多。戴夫·布鲁诺是被《时代》杂志报道过的一个简单生活实践者，他卖掉公司中的股份，在网上记录自己靠100样东西过一年的生活。他在自述里写道：“我发现美式消费主义和我所经历的企业家生活，都在我心中播下了追求更多的种子，只靠100样东西活一年，是我要面对这种深陷于物的感受的一种反抗。”

戴夫·布鲁诺发现，通过购买越来越多的东西获得满足感并没有让他真正满足。他在车库里花钱修了攀岩墙，但它没有让布鲁诺成为攀岩高手，也没有满足布鲁诺的冒险欲，它只是一时错乱的无聊排遣，并没有带来真正乐趣。购物让注意力被分散了，因而错过真实的生活。在女儿的独舞表演会上，为找到好的取景位置，他一直在人群里挤来挤去，以便拍到好照片。“我确实拍到了几张不错的照片，可当我回忆这件事时，脑海里不是女儿的舞姿，而是我抢位置拍照片的情景。在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里，我们都不敢抛开工具而仅仅用自己的感官去体验这个世界。其实所有这些工具和设备，根本无法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反而阻碍了我们充分去体验生活。”布鲁诺在自述里写道。

断舍离

一个人愈能够放下，他就愈富有。

——大卫·梭罗

戴夫·布鲁诺的购物忏悔，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他买了一个高倍数的天文望远镜，就想继续买一个星系地图软体，帮助他用望远镜时为天体定位，配合使用的还有红光滤镜闪光灯，红光可以避免瞳孔过度扩散，还需要搭一台单镜头反光相机和几个昂贵镜头，以及又轻又结实但很贵的玄武岩纤维脚架。有人送给他一支精美的钢笔，他就想着拥有更多、更精美的钢笔。有人送他一张连锁建材城礼券，他就开始在杂志上找家庭改装方案。他脑海中一直被买什么，还能买什么折磨着。

用100样东西过一年其实是用极端的方法给自己剁手。真开始扔东西，布鲁诺意识到，他把很多希望寄托在买来的东西上，每样东西都有故事，堆在一起就是他从小到大的人生。处理这些经年累月攒下的杂物，也是整理自己的生活，从混沌度日中清醒，实现个人成长。如果不对内心进行探寻，东西是扔不掉的，因为扔东西的关键不是扔，而是留，留下对你真正重要的东西。简单生活不单是经济上的考虑，也是让人的认知和思维从散乱无序到结构化，生活才能更单纯、更集中，更以自己的人生目标为核心。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断舍离”不是家政技术，而是心理学范畴。很多人寻求专业的整理收纳咨询师的帮助。赵敬正在网上推广整理收纳的概念，她有一个生活本质研究所的公号，也在知乎上答题。跟美国、日本相比，赵敬觉得刚从物资紧缺中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普遍还不能接受这个理念。她告诉我说，有微信大号发了一篇日本太太整理屋子的文章，留言大部分是否定的，说家里东西少看起来冷清，说这是强迫症，说全职太太当然应该把事情做好，上班族不可能。

找赵敬做咨询的大部分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一开始的需求就是清理空间。赵敬并不帮助客户做决定，而是引导客户自己探寻对东西的态度。“我站在旁边能看到另外一个人去拿东西时候的表情，那些偏差和扭曲，我会帮助他打开自己。真扔起东西来，很多人容易放过自己，我们一般都不会放过。”赵敬解释说，客户有一双几千块钱的鞋，特别磨脚，一般人就留住了，但是我会围绕这双鞋做15分钟谈话，了解是什么东西真正激发他。当初为什么买它，如果它不磨脚了会穿吗？如果它一直磨脚，打算在哪一个场合穿，那个场合下的感受是什么？随着不断地了解细节，一般这种人是把东西看得比自己重要，可以为了东西的价值牺牲自己。他对待其他物品的方式肯定也是如出一辙，再往下探寻，也许和他的童年有关系，比如有个会委屈他的妈妈。

赵敬不是要让客户把东西都扔光，而是达到人和物品的强相关、高效率。如果围绕着自己的东西不是最合适、最需要的，很难产生幸福感。如果围绕自己的既用着称手，又迅速得到，生活状态就很好。问题是，人们很难对家里的东西有鲜明的态度。赵敬说，学员中80%的人根本说不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从来都没有去探寻过，他不但家里很乱，工作、生活、人际关系和自我情绪管理都是拎不清的。“有人想留下一台豆浆机，说为了以后健康生活。可因为客观原因，他一日三餐吃外卖的状态没法改变。豆浆机代表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可实际上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接纳自己的生活，豆浆机就是他的心理负担，长期提醒他过的是理想和现实脱节的日子。”赵敬说。

简单生活不能机械规定每个人拥有几套衣服、几本书，而是让人祛除生活中的杂草，全神贯注地绽放。最容易处理的是为了图便宜而买很多的人。“这样的人只看见了东西的价钱，看不见自己的空间和时间是有价值的。算一下一小时赚多少钱，每天为了省钱花多少时间在比价上，一平方米5万块钱的房子里囤东西——可能省了几十上百块钱，其实很滑稽。”赵敬说，整理的本质不是管东西，而是管人，如果人不想明白，东西扔了还会买回来。

以认识自我为过程的扔东西很痛苦，不是心疼东西，而是要残酷地面对真实的自我。赵敬的一个客户刚刚辞掉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来创业，他全家都在那个行业里，有资源有人脉，而要创业的项目完全是从零开始，做出这个大胆决定的勇气，来自跟赵敬的咨询。“我当时就预感到他可能会转行。我们整理书架，书在我背后，他在我面前，我一本本拿给他，直接看书名决定去留。他每一本专业书都不想留。只是在几本经典大部头上，他有点犹豫想作为藏书，最后连藏书也不做了。”赵敬说。把所有留下的书放在书架上归位时，客户自己震惊了，一本专业的书都没有留下来。“我当时问他，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他说他知道，但是不想面对。”赵敬说。外界看来，他的职业决策是不理智的，但是收入、稳定、社会地位都是外在评价，抵不过他内心的声音，他不喜欢原来那个工作，而喜欢另外一个。“他说从前总赖床，以为自己有拖延症，其实是因为潜意识里抗拒，因为现在每天早上恨不得不洗脸就开始工作。”赵敬说。

有些对物的舍弃也是对人际关系的重新认识。赵敬有一个客户扔东西到最后，不知道买的一堆大牌包怎么处理。赵敬就帮她去找背后的原因，她为什么要买这么多跟自己收入不符的奢侈品。问题的核心是她有一个闺蜜小团体，别人用什么包，她就跟着升级。她跟从得很吃力，但她在团体里没有话语权，并没有信心展示一个不同的风格。“戳到她的实质，她哗哗流眼泪。她的自我价值感缺乏，沟通模式不健康，价值观混乱，又极度缺爱，这些搅合在一起，很难脱离这种购物。她虽然已经知道问题所在，可现在也没解决得了。”赵敬说。

每一种对物的态度，都有一根细线连着隐秘的内心深处，即便是行为表现相同，都可能是不同心理原因。有人喜欢给自己囤东西，但并不是真的爱自己，也可能是过度饥渴下的极端反应。一个学员特别喜欢买面膜和足浴盐，可她根本没有敷脸和泡脚的时间，因为这个跟老公冲突很大。“她内心真正渴望的是有自己的时间，这件事实现不了，她就去买面膜、足浴盐、香薰灯来变相解决这个问题。扔面膜的时候，她就哭，问难道连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吗？”赵敬说。这个学员的全部时间都扑在家庭上，为家庭重度付出。“她以为家庭过度付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她老公不让她买面膜的时候，她就会产生强烈的愤怒。这不是面膜的问题，这是她自我价值感匮乏。”赵敬说。

整理你的时间

一日光阴比一座金山还宝贵。如果你憎恶死亡，就应该热爱生命。

——吉田兼好

要想过上简单生活，除了对物品的清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另外一项挑战是如何管理时间。我是一个对扔东西肯下狠手的人，哪怕是一件不便宜的大衣，一堆没有拆封的彩妆，我觉得它们不合适，就扔掉，扔得次数多了，也就知道什么是适合自己的。但是，我深陷于信息的漩涡里。从前，我们的工作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即便有MSN，前提也是得坐在电脑前面，所以上下班时间界限分明。现在，智能手机就是移动办公室，好处是我可以随时约采访、谈工作，无论是早上8点钟，还是晚上22点钟，发微信没有打电话的心理障碍，并且手机都绑定了电子邮箱，收发查看邮件也随时完成。只要有移动信号在，无论我在哪里，都能随时因为工作被找到。夏天时，我去法国玩儿，坐在塞纳河的游船上，从头到尾我都在低头发微信谈事儿，间隔刷朋友圈，其他什么也没看见。我觉得智能手机把我的生活炸成了碎片，那些关于工作的碎屑浮游在24小时的任何角落里，工作量并没有增加，但我几乎没有了闲暇时光。

更让我烦躁的是注意力越来越不集中。从前我写1500字休息一下，现在我每写几百字就要刷一下微博、刷购物APP，把微信上的小红点一个个打开，挨个回复留言，撩下朋友，点点赞。我写一篇稿子的时间被拉长了，为了完成工作，我只能彻夜不睡。我肯定不想低效率，但控制不住。我不是唯一有这种困扰的人。时间管理咨询师刘洋告诉我，自从智能手机普及之后约他讲课的人越来越多。“每个人都花大量的时间刷微信和APP，每天要做的事情没有止境。经济形势不佳，所以，很多人开始恐慌，想安排好时间多学东西。”刘洋说。

如果不是信息过载，时间管理一直是个很小众的东西。刘洋也并不以此为生，他的个人经历完全是凭借时间管理过上了简单的生活。刘洋大学毕业之后从程序员做起，随着工作经验增加和升职，从一个人工作，到负责一个团队，直到后来要带领一个部门。“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生活了。我的工作量越来越大，连续好几年我出差的时间在200天左右，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随身带两个手机，最夸张的时候两个电话同时接。我的生活完全都是围绕着工作，而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老婆，照顾孩子，处理家务。”刘洋说。

刘洋不是个有事业抱负的人。他告诉我，努力工作完全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让老婆和孩子生活好，可升职加薪的工作状态却完全违背了他的心意。“我开始研究时间管理的书，这些理论主要是美国的，它在上世纪20年代有了流水线之后，对管理时间提升效率很重视。我陆续看了200多本这方面的书，研究一种适合我的做事方法。”刘洋说。在入门阶段，他和他部门的工作效率确实提升了，但随之而来的是，老板把更多的任务交给他。“我通过提高效率优化团队，反而让工作时间越来越紧张。我不是为了多工作，时间管理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刘洋说。

刘洋开始从研究时间管理技术，到仔细剖析自己。“我对家庭更加看重，即便我现在收入提高10倍，好像对我生活改变也没有很大。我就去跟老板提出辞职。老板以为是有人挖我，说要给我加薪、分股份、调岗位。可是调岗位还是很忙，我就辞职了。换了一份不出差的工作。虽然工资少，但是有时间跟老婆逛街看电影。”刘洋说。

刘洋在沈阳生活，机会不像经济活跃地区那么多，辞职换一份挣钱少的工作，不是很多人敢于选择的，但刘洋没有任何犹豫。他告诉我，很多人都明白时间管理的目标是提高效率，但他亲身经历悟出来的道理是，时间管理的本质是为了让人变幸福。“学习时间管理，应该是先想清楚你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为了在有限时间内干更多的活儿。人应该把时间放在喜欢的事情上。”刘洋说。

人的时间花在哪里，才代表他真实的是什么人，而不是自以为的。“我有朋友做企业很成功，想要改变世界，工作很忙压力很大，但他享受这个过程，这种生活方式没问题。一般人每天刷两个小时微信，也说自己很忙，是有偏差的。”刘洋说。2014年刘洋做过一个调查，被访者在手机上消耗的时间平均每天有3个小时，这占有每天时间总量的比例相当高。“对普通人来说，绝大多数新闻是没太大价值的，看新闻热闹、刷朋友圈，投入注意力过大，回报不成正比。如果每天少刷半个小时朋友圈用来看书，一年能读30本，很快就能看到效果。”刘洋说。

微观的时间管理既需要技巧也需要毅力，首先得量化每天花费的时间，就会更清楚自己问题在哪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人因为注意力问题，每次被打断再回到聚焦状态需要8到13分钟，为了防止打断，就把手机关掉。“如果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核心目标上，而不是杂乱无章地刷手机，可以避免分散问题。”刘洋说。集中注意力可以通过刻意的联系，一次目标工作2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先形成这种区间循环，再慢慢形成工作节奏，效率会提高。有人是被不分主次的事情拖住，每件都实时反馈，时间会浪费在大量没意义的事情上。“如果集中注意，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间处理最关键的事情，效率就会提升。”刘洋说。

一个人有多么自律，就有多么自由。为了让大家意识到养成习惯的重要性，刘洋从2013年开始发起公益活动“100天活动”，一年只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通过100天的坚持，完成它，并且养成好习惯。“可以慢一点，把注意力聚焦一点，三五年以后，生活就能得到改变。现在很多人反馈，孩子注意力集中了啊，养成跑步习惯了啊。很多人是愿意把自己的生活变得积极向上的。”刘洋说。

刘洋从2007年开始把自己钻研时间管理的心得放在网上，一方面是写下来理解更透彻，一方面是为了分享给网友。从2013年开始，陆续有人找他做这方面的培训。这个坚持下来的习惯居然能赚钱了，他就辞了工作，每天看一两个小时书，再花一两个小时写文章，其他时间跟老婆孩子在一起。他依旧把陪伴家人的时间放在第一位，控制每个月出差培训的时间。他想得很明白，这种“个人成长类产品”是个投资热点，但是他对来北京拿投资创业毫不动心。“我不需要挣更多钱，比我上班的收入高，同时能帮助一些人，让我过上我想过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刘洋说。

北欧小确幸

“Hygge”

——今年的《柯林斯词典》十大热门词

丹麦语“Hygge”何意？在丹麦生活多年的张墨向我解释，这是个比较特殊的词，在其他语言里很难找到准确的翻译，大概就是种“自嗨傻乐”的状态。最符合Hygge的典型丹麦生活，就是一家人或一群朋友坐在家中的火炉旁，坐在精美的丹麦灯饰下喝着小酒，吃着自家煮的美食聊天，简单，幸福。

自从学术界把幸福作为研究对象，偏远的北欧四国引人瞩目起来，在各种大学机构的幸福排行榜上，它们经常名列前茅。如果把对待物质、爱好、自我认识的态度对应起来，真会觉得北欧人民是简单生活的模版。日本人本田直之专门到北欧四国采访，呼吁日本人放弃模仿“美式消费主义”生活，学习北欧人不以物质为追求，而从自己的喜好出发。他采访的一个丹麦籍日本人说：“我认为可以选择的事物越少，人越容易感到富足。日本就是因为人们可以选择的东西太多了，难免就会叫人心猿意马。而如果在丹麦，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心里一清二楚，而且也很容易分辨出什么东西对自己来说最为重要。”

北欧人的这种生活观是在它们的社会背景和文化里长出来的。北欧福利好是形成对待物质态度最重要的一点。张墨说，在丹麦，年轻人可以不用首付就贷款买一套公租房，价格很便宜，产权集体所有，每月交租金。在读书快毕业的时候可以加入失业保险，找不到工作就每月领保险金。如果一直找不到工作，政府会发一笔“就业支援金”。北欧的工资水平很高，只要愿意做一份全职的工作，收入就还可以。

这种福利体系来源于高额的税收，保证所有人从出生到养老都有政府给予安全感，并且贫富差距很小，从理论上说，社会相对平等是幸福感的要素之一。张墨说，有时候升职加薪，再扣掉税之后，每月挣的钱反倒少了。管理层跟清洁工的收入差别不大，很少有人为了挣钱去奋斗，更重要的是很多公司是不允许加班的，特殊情况必须加班，要提前申请。工作氛围也很自由，实行弹性工作制，每天工作8小时，只要保证上午10点到下午15点在公司就可以。绩效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细致，基本上每个人负责一个项目，对项目负责，如果做不好，没有任何推脱的理由。“我在北京也工作过，上班大家有等活儿的情况，刷淘宝，这里全得自己负责，而且这里人口少工作量大，8小时内还挺忙的。”张墨说。

制度设计上让北欧人没有为了挣钱疲于奔命的理由，文化上也很难出现用物质来炫耀和标榜的情况，因为北欧对平等的追求很极致，不仅仅体现在财富差距小上。“如果没人介绍，根本看不出我们公司谁是CEO，他穿着打扮跟普通员工差不多，跟我们在同一个大厅办公，用同样的桌椅。我们的美国商业伙伴对这件事特别不习惯，觉得没有领导的样子。在中国和美国，领导跟员工要刻意制造差距，可是在丹麦，领导跟员工是刻意消除差距。”张墨说。

这种“风俗”是北欧四国的詹代法则，它来自于小说家阿克塞尔·桑德摩斯，其中最重要的几条就是：“不要以为你很特别”“不要以为你比我们聪明”“不要想象自己比我们好”“不要以为你比我们更重要”。张墨说：“这不仅是物质上不要露富，其他方面大家也都要一样。我刚到丹麦时不习惯，男朋友就会提醒我。”“和所有人看起来一样”是丹麦人的基本礼仪，张墨说，在丹麦，炫耀自己有而别人没有的东西是可耻的。甚至是得了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不会与同事谈论自己的成就。

这种环境里，很难说北欧人的简单生活是主动选择，还是环境所致。一直批判消费主义的郑也夫看来，一旦解决了温饱，物欲是没办法长期满足人性中的炫耀和刺激的。后物欲时代，人类必将从游戏里获得自我价值和满足。游戏包含了艺术，还有其他令人愉快的活动。北欧人确实花大量时间沉浸在自己的兴趣和生活里。“每天下班一直到晚上零点，其实时间挺多的。丹麦人喜欢参加各种俱乐部，根据自己的兴趣聚在一起，学习和讨论。我有个朋友是工程师，就拉几个人成立极客俱乐部，业余时间设计好多东西，还出去参加比赛。”张墨说。

做自己喜欢的事

“做喜欢的事，让喜欢的事有价值。”

——张培仁

从内在原因的角度去复制北欧式生活不太可能，现在经济变差，它们的高福利维系起来已经吃力。但是，“做喜欢的事，让喜欢的事有价值”是可以参照的生活理念。简单生活是摆脱物欲、时间、场所的干扰与束缚，选出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最终过上真正想要的、自由的生活。它最浅的意思是对物的处理，内核是价值观，“做喜欢的事，让喜欢的事有价值”。提炼出这一句话的是台湾音乐人张培仁，他是李宗盛歌中唱的“亲爱的landy，我的弟弟”，是“魔岩文化”的创始人，他还创办了一个简单生活节的活动，在台湾已经办了10年，最近3年在上海落地。虽然有许多大牌歌手演出，但不是音乐节，它是个生活市集，除了歌手的舞台，还有有机耕种和文创产品的摊位。

简单生活节的内容看起来庞杂，但精神内核上是统一的，强调自己喜欢的事，强调有自己的风格，强调认识自我。刘若英可以穿男装，以“刘若男”的身份登台，唱五月天、朴树、许巍等男人的歌；有机耕种、文创品牌的摊主们有很多是认同简单生活的价值观，辞职创业的。张培仁对简单生活的领悟不是从放弃对物欲的执着开始，因为做音乐，他一直明白认识自我、保持自我风格的重要性。

张培仁经历了台湾最繁荣的时代。制造业带来了经济起飞，刚富裕起来的台湾人在审美上还没有同步高级起来。虽然从校园民歌运动开始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流行歌手也有杰出的作品，但音乐行业普遍是一个以收视率为准，以满足大多数人短期快乐为准的市场。“我对音乐是有一定的价值标准和审美的，原创的、创作者的、有自己风格和态度的作品，是好东西。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有风格的东西很难生存。”张培仁说。

李宗盛是典型的例子。他的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出来之后，张培仁说：“当时内部有很多不同意见，第一个月果然只卖了3万张还是5万张。陈升的第一张专辑只卖了3万张。他们都是长销，而不是爆红，这是创作歌手的差异。”当时的台湾人是在享乐、纵欲、急着乐观地往前走，而李宗盛的风格是反思自己的内心深处。在那个喧嚣的时代，这种声音很难被大众听到。“那时候的流行文化还是大众了解的语句，比较浅的审美，比如《明明白白我的心》，商业上很成功。但李宗盛自己的歌不这样，旋律不激烈，也不是大众能明白的歌词，需要有足够的审美经验才能触动。”张培仁说。但大浪淘沙，随着时代的改变，关注自我成为趋势，李宗盛这种个人主义的、跟自己对话的作品有了清晰的时代位置。“李宗盛的作品在当时不是所谓的流行歌，他的影响力是随着个人主义一路叠加的，是历史积累。”张培仁说。

另一个“原创的、自我风格”重要性的例子有点感伤。张培仁说，唱片行业的崩溃并不是因为互联网，因为不重视形成自己的文化和风格，早在“解严”之后的全球化，唱片行业已经出现危机。1994年，台湾最畅销的唱片是玛丽亚·凯莉和惠特尼·休斯顿，1998年《泰坦尼克号》卖了180万张，到现在还是台湾唱片的纪录。张培仁说，我们是谁，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做唱片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台湾有完整的文化体系，理论上不应该发生最畅销的文化作品不是本地的这种事情。台湾唱片业最后的金子，反倒是靠“另类”“非主流”撑起来的，伍佰、杨乃文、顺子、陈绮贞、张震岳，全部都是有自己风格的，最开始被打上“小众”标签。

音乐行业还要一直做下去，张培仁还是一贯地看好独立乐团和创作歌手。他认为，每个青年的自我表达聚集在一起，用经济的角度看是长尾，从文化上会形成一股力量。而让他们成长的新方法，不能是从前台湾唱片行业的打广告，现在已经没有听音乐的环境，打广告是无效的，必须放在生活里，在生活场景跟受众的感情距离更近，沟通才有效果。2006年，张培仁在台湾创办了简单生活节，既是为年轻的音乐人寻找机会，也是为了把自己从音乐和生活中领悟的观念传递出去。“现在压力这么大、选择这么多，这么混乱的情景下怎么办？人就要专注、全力以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定会快乐。这次上台，我把这个说得更清晰，世界很难，你爱它就简单了。”张培仁说。

“做自己喜欢的事，让喜欢的事有价值”的理念影响了很多人，现在讲台湾文创产业的兴起，简单生活节是个坐标。张培仁说，他虽然设计在活动里加入手工、有机耕种的内容，但当时没有渠道知道什么文创品牌。“我们报纸广告登上去，开放手工有机耕种创意T恤报名，一下子80个T恤品牌冒了出来。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很多是看到广告，认同这个价值观，辞职去做的。”张培仁说。

（实习生周缘、肖楚舟、刘周岩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吕驰宇）（文 / 杨璐） 张培仁人生美国工作富足清理时候简单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