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革命的活化石

  哈瓦那当地时间11月25日晚10点29分，菲德尔·卡斯特罗90岁的生命终于走到尽头。

  他本人对此早有知觉。今年4月19日，在古巴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深居简出已有8年之久的卡斯特罗意外地出现在主席台上，依旧身着醒目的阿迪达斯运动服，留下了他的政治遗言：“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发言。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相同的那个时刻终将到来。但是古巴的共产主义理想，将作为一种明证在这个星球存在，证明如果你们努力且有尊严地工作，就能够生产出人类需要的物质和文化。”

  卡斯特罗并不讳言自己的生命正在走向终点。事实上，曾经在马埃斯特拉山间与这位大胡子游击队长并肩作战的那些年轻人，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告别这个世界：卡米洛·西恩富戈斯于1959年死于一场空难，切·格瓦拉在1967年牺牲于玻利维亚，阿尔纳多·奥恰在1989年被卡斯特罗亲自下令枪决，胡安·阿尔梅达·博斯克在2009年死于心脏病。他们光辉的革命岁月，已经成为被镌刻在纪念碑和教科书上的史迹。而菲德尔最小的弟弟、从他手中接过最高领导权的劳尔·卡斯特罗，已是85岁高龄，卸任之期不远。“历史的一代”在奇迹般地领导这个拉美红色共和国将近60年之久以后，终于到了谢幕的时刻。

  但我们依旧会追问：如果世界上不曾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其人，古巴的面貌将变得如何？

  革命爆发前夜的古巴，城市化率达到57%，超过1/3的人口居住在10万人级规模的大城市中，拥有76%的识字率、整个拉丁美洲最低的儿童死亡率、中南美第四大传媒网络和首屈一指的收音机保有率。但那也是一个外国资本横行无忌、贫富分化一再暴露，军事独裁者可以随时用暴力终结自由宪政的时代。街头竞选往往与枪击和决斗相伴随，军警可以随时在荒郊野岭枪杀被指控为颠覆政权者。当卡斯特罗和他的“七二六”运动公开打出反对时任总统的旗号时，他们在短短2年内就赢得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支持，取得速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古巴交出的是一份复杂的答卷：贫富差距从未恢复到革命以前的水平，但多数民众的平均月收入仅为20美元；种族歧视彻底消失，但整整1/10的人口通过各种方式外逃去了一水之隔的美国；3.7万名医护人员派驻在全球77个国家，但覆盖全国的公共医疗网却时时面临药品短缺的困窘。传媒业发达程度、城市化率、经济自由指数以及基本消费品的供给状况已经跌落到远不及革命爆发前的水平；甚至连卡斯特罗政权本身，也要靠最大的敌人美国带来的旅游业收入维持日常运转。这会是他的初衷吗？

  《纽约时报》记者在1957年的一次采访创造了20世纪的“菲德尔神话”。从那一天起，卡斯特罗的形象开始与一些显著的符号联系在一起：络腮胡和雪茄烟，橄榄绿军装、筒形帽和枪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滔滔不绝的演讲术，对建制化的厌弃和对直接民主的狂热，以及反对一切不平等的“红色罗宾汉”形象。甚至连卡斯特罗本人，也成为这种符号化叙事的俘虏。他和切·格瓦拉从未自那场革命的狂飙中彻底苏醒过来，乌托邦式的国家改造计划，对理想化的“21世纪新人”的培育，对反物质化的道德共同体的塑造，在柏拉图和马克思那里仅仅是纸面上的推演和遐想，而在红色古巴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践行。革命者甚至抛开了成建制的党派、行政机构和法律议程，通过直接与民众对话以及“欢呼裁决”的方式实践他们理想中的直接民主。

  只是切·格瓦拉可以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在1967年死去，卡斯特罗却还要挨过接下来的49年；他将亲眼目睹他的乌托邦陷入混乱和停滞，被迫一步步后退，最终回到他并不乐见的存在特权、商品和物质主义的现实世界里。他曾令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军事大国遭遇被击败的耻辱，曾经让整个世界处在爆发核战争的边缘，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古巴的人口和疆域规模，但到头来依旧无法摆脱曾经在诸多国家出现的革命衰败的循环。

  然而卡斯特罗不必看到一切的终局。当他在90岁这一年最终离去时，古巴依旧飘扬着革命胜利之初的旗帜。他没有选择将自己的遗体永久保存，而是宣布实行火葬，从而最后践行了自己的革命理念。这一刻，他终于可以永远回到西恩富戈斯、格瓦拉和阿尔梅达身边，回到那场革命狂飙开始之初的1953年；在那里，所有人依然年轻，依然热泪盈眶。 革命古巴卡斯特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