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之殇，蒙古经济探底

( 今日乌兰巴托市郊的贫民聚居区，数十万人仍居住在简陋的蒙古包和木制棚屋中。乌兰巴托一词意为“红色英雄”，系为纪念蒙古革命之父、红色游击队长达木定·苏赫巴托尔而更名 )

如果新一届国家大呼拉尔（State Great Khural，即国会）的选举日期不是安排在2016年6月29日，而是往前推一年，其米德·赛汗比勒格或许不会成为最近10年来蒙古国任期最短的一位总理。

在2015年夏天，赛汗比勒格有着足够充分的理由说服国民投票继续支持蒙古民主党（DP）：自2012年6月该党在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以来，蒙古GDP增长率已经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2.7%回升到了2014年时的7.8%，并使国际投资者乐观估计至少还存在100亿美元的投资空间。2015年5月，蒙古成功发行了5亿美元的新债券，并促成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双边贸易协议，在10年内逐步免除蒙古对日出口商品中96%的关税。与中俄两个近邻的经济、政治合作也有新进展：在中国领导人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之后，蒙古也于2014年出台了“草原之路”计划，希望从国内外获得500亿美元的融资，修建联通中俄两国的新高速公路、电气化铁路以及天然气和石油管道，以充当中俄之间的主要经济走廊。尽管由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和加拿大艾芬豪矿业投资的奥尤陶勒盖（Oyu Tolgoi）铜矿开发进度落后于预期，使得预算缺口相当醒目，净外债总额也依旧高达全年GDP的1.3倍（这一数字仅次于冰岛，高于债务危机中的希腊、塞浦路斯和西班牙），但至少在表面上仍显得风平浪静、机会大过风险。

一年过后，一切都起了变化。由于蒙古最大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中国在过去12个月里缩减了30%的煤炭进口，并且国际期货市场持续低迷，蒙古在2015年底时的GDP增长率已滑落至2.3%。外商直接投资额在最近10年里第一次变为负数，财政进项的缩水和支出高企使预算赤字逐步上升至22亿美元，占全年GDP的18%，远高于4%的法定上限。类似“战略走廊”这样的画饼已无法再搪塞民众——6月29日，就在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结束塔什干“上合”组织峰会之行、宣布与中俄两国元首签署建立三国经济走廊的协议之后5天，由他长期领导的民主党在大呼拉尔选举中遭遇惨败，仅拿下76个议席中的9席，从而为老对手蒙古人民党（MPP）重返政府宫铺平了道路。但新政府对愈演愈烈的赤字和债务危机同样束手无策，整个8月，蒙古货币图格里克（Tugrik）贬值超过10%，在154种基本通货中表现最差，迫使央行将基准利率调整至历史新高的15%。新任财长乔伊吉勒苏伦在对民众的电视讲话中承认，由于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上升至78%，乌兰巴托当局已无法支付公务员和军人的全额薪水，“国家正处于深度经济危机状态”。预计在一到两个月里，人民党内阁就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洲开发银行（ADB）以及世界银行发出援助请求，以偿付明年3月到期的一笔5.8亿美元的债券，避免财政彻底破产。

从1946年独立获得承认到2016年经济濒临崩盘，70年的蒙古现代史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92年之前，以“一边倒”的姿态依附于苏联，并从经互会国家获得细水长流的经济援助和财政支持；1992年之后，在外交上奉行“不结盟、等距离、全方位”的多支点战略，经济上则利用东北亚各国尤其是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增长的机遇期，出口煤炭和矿产资源。汹汹涌入的国际资本一度使蒙古的GDP增长率在2011年攀升至17.5%，位居世界之冠，但未能使这个大漠和草原之国摆脱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曾反复出现的“资源诅咒”。不稳定的市场和法制环境，被政治风向所左右的大型工程项目，以及由来已久的借债传统，最终提前耗尽了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带来的红利。俄罗斯投资银行复兴资本（Renaissance Capital）在2009年底发布的一份著名报告《蒙古：“蓝天之国”的机遇》曾将该国的经济走势形容为势不可挡的“蒙古狼”，短短7年之后，这匹曾经凶猛的灰狼正以同样惊人的速度奔向财政破产的悬崖。

漫长的“输血”

( 1939年诺门罕战役结束后，蒙古领导人乔巴山元帅（右一）与苏联军人一起检视日军遗弃的大口径炮弹发射药筒 )

尽管外蒙古的主权独立要到1946年才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但从20世纪初“蒙古独立运动”兴起开始，俄国的影响就在这片草原与大漠之地扎下根来。1911年底，外蒙古宗教领袖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自称皇帝，至1920年初在中国北洋政府的军事压力下宣告撤销自治。不过进入1921年，随着进行中的苏俄内战蔓延到外蒙古，中国的控制力再度遭到颠覆——白俄军人冯·温甘伦男爵拥戴哲布尊丹巴重新称帝，一度控制了库伦（今乌兰巴托）的中央政权；由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蒙古人民革命党（MPRP）则退入苏俄的卫星国远东共和国境内，在莫斯科的支持下组建了“蒙古人民临时政府”。1921年6月初，温甘伦的主力部队在恰克图周边被蒙古人民军和苏俄红军联手歼灭；一个月后，苏赫巴托尔在库伦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国人民革命政府”，以哲布尊丹巴为立宪君主，由人民革命党控制实权。1924年哲布尊丹巴圆寂后，人民政府将国家政体变更为共和制，国名改为“蒙古人民共和国”（MPR）。从那时起到1946年，只有苏联一个国家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并与其缔结了互助协议。

从1928到1952年，政府实权掌握在身兼国家小呼拉尔主席团主席（相当于国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部长会议主席（政府总理）和人民军总司令三职的乔巴山（Khorloogiin Choibalsan）元帅手中。由他奠基的蒙古社会主义模式，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不无相似之处：寺院和贵族的财产被强制没收，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遭到取缔，牲畜和牧民则被集中到苏联式的大型集体牧场中，在国家指导下进行统一放牧。唯一的区别在于，蒙古从来也没能开启苏联式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在斯大林看来，蒙古最重要的经济价值应当是弥补苏联在工农、轻重产业方面已经出现的发展失衡。因此，在乔巴山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蒙古仅有的工业部门一直是皮革和羊毛加工、鞋靴生产以及织布，产品出口到苏联换取工业制成品和机械。另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蒙古在安全上还要充当苏联与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之间的缓冲带，在此处建设过于庞大的工矿产业，在战争爆发时有遭到集中摧毁的危险。

( 在达尔汗乌勒省的沙林高勒，一名蒙古工人在矿场中操作移动式破碎机。煤炭、铜矿和金矿开采业的畸形繁荣带来了21世纪前10年蒙古经济的井喷式发展，但产业结构单一、贫富差距极大、负债率偏高等问题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暴露，最终导致了2016年夏天的经济崩盘 )

1945年“二战”的结束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部分改变了这一切：蒙古不再成为军事前沿，于1948年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围绕畜牧业合作化开展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基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互助，亦自1956年起向蒙古提供了3笔总额达4.6亿卢布的经济援助，并派出1.8万名技术专家和工人帮助蒙古进行基础设施建设。1961年，全长2215公里的纵贯蒙古铁路线建成，它是蒙古第一条铁路客运线路，将中国内蒙古城市集宁与靠近贝加尔湖的俄罗斯城市乌兰乌德连接起来，使蒙古被纳入著名的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网，至今仍在承担全国80%的货运和30%的客运任务。首都最著名的一些地标性建筑，例如苏赫巴托尔墓（样式模仿莫斯科列宁墓）、乌兰巴托饭店、国家古典艺术剧院以及被称为“灰宫”的政府宫，也都是在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建设高潮期，由苏联、东德和捷克建筑师设计并援建的。

不过到60年代初中苏分裂时为止，蒙古的经济建设尤其是第二产业发展依然停留在水平极低的阶段，90%的机械设备、100%的石油和石化制品以及70%的有色金属制品需要自国外进口。乔巴山的继任者泽登巴尔（Yumjaagiin Tsedenbal）自1952年起领导蒙古长达32年之久，他选择了再度向苏联“一边倒”：1963年，苏蒙两国签署《关于强化南部边界防御的协议》，8万名苏联陆军和空军、1800辆坦克、2500辆装甲车辆、1400门火炮和315架军用飞机随即进驻蒙古境内。到1988年底撤军时为止，全蒙古共有4139平方公里的国土被苏军基地、营房和机场占据，相当于疆域总面积的0.26%；21个省中有15个驻扎有苏联军队，对草原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以至于日后蒙古政府竟提出了25亿美元的索赔要求。

( 2006年7月11日，参加那达慕大会开幕式的蒙古牧民策马经过政府宫前的苏赫巴托尔广场。2013年，该广场被重新命名为成吉思汗广场 )

但“一边倒”也带来了相当丰厚的经济回报：1962年，蒙古获准加入莫斯科领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在苏东集团的内部分工中扮演钼矿石和铜矿石（均为重要的机械和航空工业原料）提供者的角色。起初，东德、波兰等国曾试图以来料加工的方式帮助蒙古发展制造业，但因为产品的质量过于低劣，最后不得不改为直接援助或赠予；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则持续地向乌兰巴托提供无息贷款。到1987年为止，蒙古从经互会国家获得的直接经济援助累计达10亿美元之巨，并占用了苏东国家对外投资总额的5.8%。考虑到当时蒙古的总人口不足200万人，而6400万人口的越南累计获得的经济援助也不过20亿美元，这无疑是相当可观的数字。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达尔汗、额尔登特、乔巴山三座工业城的资本几乎完全是由苏东国家所赞助，苏联还向蒙古人民军提供了425辆坦克和126架战斗机。

到1985年为止，蒙古的年均财政收入已经由1940年时的1.24亿图格里克稳步增长到了57.43亿，其中32.4%的进账来自工业部门，18.3%来自农业。政府同时乐观估计，到第八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的1990年，年均财政收入还将继续增长至少26%，并进一步追加对工矿产业的投资。但即使是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失衡、严重依赖外部“输血”的缺陷也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尽管蒙古在历史上素以畜牧业著称，但过于偏执的集体化和合作化政策使得整个第一产业效率极为低下，占全国总人口1/4以上的农牧民宁可依靠政府补贴过活，也不愿改进粗放的畜牧模式。进入70年代中期，蒙古的种畜数量甚至下降到了“二战”爆发前的水平。至于工矿产业，虽然由于苏联这个最大进口商和投资者的存在，发展势头相当可观，但苏式国企那种注重短期利益、贪渎横行和缺少规划的特征也被蒙古人继承了下来：到80年代后期，全国80%的工业产能、90%的采煤业和100%的采矿业都集中在以乌兰巴托为中心的中部城市带，上百万人口拥挤在这片缺少足够住房、卫生设施和供暖条件的区域里，半数人仍须以蒙古包为家。

( 蒙古西部巴彦乌列盖省的两名哈萨克族猎人在白雪覆盖的阿尔泰山中捕猎狐狸。他们是当今世界上最后的鹰猎人族群，身着皮袄，骑乘矮小的蒙古马，训练鹰隼捕猎狐狸和其他小动物 )

最重要的是，由于经互会体制的存在，蒙古的国民经济既不遵循市场规律，又无法依靠自身优势独立发展。到1990年开始实行多党制转轨为止，蒙古外贸总额的80%系与苏联进行，另有15%发生在和其他经互会国家之间。由于图格里克的汇率与苏联卢布挂钩，且矿石、煤炭和羊毛制品的出口往往以记账贸易的方式进行，乌兰巴托当局根本感受不到大宗商品供需预期波动带来的压力。来自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本投入，还掩盖了国民收入低下带来的经济活力不足：在苏联解体之前，蒙古国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60%以上，若无源源不断的外部“输血”，政府根本无力升级生产设备和交通运输条件。而畸高的税率、庞大低效的国企和刻板呆滞的计划部门，几乎构成了前转型时代蒙古经济的最突出特征——政府岁入的63%来自营业税，29.9%来自国企上缴的利润，却有18.7%的开支花在了行政机关的运作和国防上。而即使是在每年持续获得经济援助和外国贷款（而且是条件相当优惠的免息贷款，大部分在苏联解体之后未曾归还）的前提下，蒙古的财政收支也不过勉强维持平衡，这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等距离”外交

1990年7月，蒙古举行了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多党制选举，名称中已经去除了“革命”一词的人民党在大呼拉尔的430个席位中拿下357席，组成了转型后第一届政府。1992年2月，根据新宪法的规定，“蒙古人民共和国”正式更名为蒙古国，立国宗旨由社会主义变为建立和发展人道的、公民民主的社会。在那之后，70年红色历史留下的印记开始像潮水退去一般渐渐消逝：在2005年的政府宫改造工程中，这座外表面被黄色花岗岩覆盖、带有浓厚苏联气息的新古典主义大厦被重新改建为拥有蓝色玻璃幕墙、穹顶和天井的民族风格建筑，政府宫正前方的苏赫巴托尔墓则被整体拆除，原址竖起了一座巨大的成吉思汗坐像。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两位前领导人的遗体被火化后按藏传佛教仪式重新埋葬，首都的苏赫巴托尔广场改名为成吉思汗广场，国家图书馆门前的斯大林像也换成了语言学家宾巴·仁亲的全身铜像。2012年10月，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到访之后不久，蒙古拆毁了国内最后一座列宁像。

然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迅速改弦更张相比，蒙古的经济、外交转型进行得远没有那么从容。从地理位置推断，苏联解体之后，转向南邻中国寻求帮助无疑是可取之举，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可以为蒙古提供必要的借鉴。但“亲中”对人民党领导层来说恰恰是不可触碰的禁忌——在洗刷完苏联留下的印记之后，人民党将其历史正当性回溯到了1921年革命之初，抬出鲍陀、丹尚、丹巴多尔济等在20年代的政治斗争中被清洗的创党元老作为新的政治图腾。而这些元老除去反对斯大林主义这一突出特征外，同样担心蒙古再度沦为中国的被保护国或政治附庸。丹巴多尔济在1925年提出过一项著名的外交方针，希望蒙古能成为“苏联和中国都能认可，其他大多数国家也予以承认的中立国”，中蒙两国执政党保持平等的关系，这项方针在90年代重新获得了重视。“独立之父”苏赫巴托尔的形象，也依旧为民众所推崇——在政府宫前的成吉思汗广场上，这位红色英雄身骑骏马的铜像就矗立在成吉思汗坐像之前。人们当然不会忘记，他在1921年不仅击败了白俄将领温甘伦的军队，还曾与进入外蒙古的中国军队作战。而“一边倒”时代形成的对俄罗斯的文化和心理依赖，同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1941年，乌兰巴托当局宣布将蒙古文的书写形式由传统的索永布字母改为俄国式的西里尔字母，同时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强制学习俄语。纵贯蒙古大铁路在外蒙境内的部分，采用的也是与苏联相同的宽距铁轨，而与中国境内的标准轨道规格不同，以预防来自南方的“入侵”。蒙古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因此成为必然。

90年代后期，人民党当局最终宣布了被称为“多支点”外交路线的“不结盟、等距离、全方位”政策。不结盟是针对美俄两国的表态，意即蒙古无意与任何一个大国缔结军事盟约，也无意成为东西方间任何一方的安全支点。等距离是就中俄两国而言，希望在南北两个邻国之间游刃有余，避免为任何一国完全控制。全方位则是就日、韩、印等其他亚洲国家和美国、欧盟等区域外势力而言，希望多方交好、多方受惠。由此又衍生出另一个概念“第三邻国”，意即蒙古乐于将任何愿意为其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的非本地区国家视为与中、俄地位相当的外交“邻国”。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市场，获取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在安全上依靠俄罗斯，在全球层面则依靠和追随美国，这是八面玲珑的“多支点”路线的本质。

只不过在市场化转型刚刚启动的90年代，蒙古对欧美和日、韩资本无论如何都算不上理想的投资场域。币制改革和国际铜价的回升虽然在1995年把GDP增长率推到了喜人的6%，但效率低下的老国企依然占据着大部分新增加的流动性，并使整个银行业成为其效益的担保者。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经济危机的爆发，几乎使过去8年的努力毁于一旦：依然倚重对俄资源出口，且双边贸易部分采用卢布结算的蒙古一下子损失了80%的对俄贸易收入，铜和黄金价格的下滑则使GDP增长率由1998年的3.2%迅速缩水到1999年时的1.3%。又过了20个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雪灾使蒙古损失了3300万头牲畜中的240万头，连带也终结了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脆弱的政治联盟。人民党在大选中重新获得压倒性胜利，并确定以私有化、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和专注发展采矿业作为复兴经济的举措，“蒙古狼”终于开始咆哮。

从90年代末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外国资本驱动下的煤炭、铜矿和金矿开采几乎成为蒙古经济增长的唯一活力。来自61个国家的1500家外国企业相继涌入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极为滞后的国家，在短期内就投入了3.38亿美元的资金，并使采矿业在吸引外资方面的份额由1990年时的0%（当时的矿产出口以记账贸易的方式流向经互会国家）迅速上升至1999年时的25%。中国市场的带动作用尤其引人注目——由于纵贯蒙古铁路仅具备单向通行能力，运力存在巨大缺口，中国企业自2004年起即在蒙古中部和两国边境投资修建多条高等级公路，以降低运输成本。据《纽约时报》报道，早在2004年，中国资本就占据了蒙古纺织业、皮毛工业和羊绒加工业一半以上的份额，在蒙古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公民一度相当于该国总人口的10%之多。2014年4月，中国神华集团还与三家蒙古国有企业成立合资公司，共同修筑一条18公里长的跨境铁路，将全世界最大的未开采煤矿南戈壁省塔班陶勒盖煤矿（探明储量约64亿吨）和中国内蒙古境内的甘泉铁路线联结起来。一旦该煤矿启动开采，焦煤可以经铁路直接运输至渤海装船。

截至2012年底，中国在蒙古的出口贸易份额中占据了88.9%的压倒性比例，是第二位的加拿大（4.1%）的21倍以上；中国商品在蒙古的进口贸易份额中占37.6%，超过俄罗斯和美国之和。中蒙之间的双边贸易额由1994年时的1.2亿美元一路上升至2013年时的60亿美元，数以千万吨计的煤炭、铜矿石、原油、牲畜和羊毛制品通过14个口岸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换回中国制造的家电制品、纺织品和农产品。在中国能源消费量增长的巅峰期，蒙古每年对华出口煤炭3000万吨，占中国进口煤炭总量的近1/10；100多家中国企业在蒙古从事矿业勘探和采矿作业，占中国对蒙投资总额的50%以上。为吸引中国企业继续在蒙投资，乌兰巴托当局甚至在2013年修改了投资法，给予外国资本以国民级待遇。

不过，即使是在两国经贸关系的黄金期，“多支点”外交造成的隔阂依然存在。神华集团曾两次参与塔班陶勒盖煤矿的开发招标，皆被蒙古政府以种种理由加以否决；2012年中铝集团竞购南戈壁资源公司控股权的意向同样未能获得大呼拉尔的批准。2009年10月，经过为期6年的谈判，奥尤陶勒盖铜矿（预测年产量超过45万吨）66%的股份和开发权最终被出售给了加拿大艾芬豪矿业及其大股东、澳大利亚力拓集团，同样有“对冲”中国影响的考虑在内。2010年10月，连接南戈壁省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新货运铁路正式通车，更是将“等距离外交”的布局发挥到了极致：若从经济因素考虑，焦煤由塔班陶勒盖煤矿陆运至俄罗斯远东港口的时间是取道中国内蒙古的3倍以上，利润须打90%的折扣，但乌兰巴托当局对此似乎并不在意。时任外交部部长桑加苏伦宣称：“我们不想仅仅成为只面向（中国）一个国家的原材料供应商。”正在修建中的东西向横贯铁路干线（全长约1100公里），同样采用了与俄罗斯标准一致的1520毫米宽轨距，最终目标仍是要实现蒙古铁路网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体化，而无视其经济效益。

同样耐人寻味的还有蒙古在国际事务上与美国的遥相唱和。2001年“9·11”事件后，蒙古主动提出向美国开放其领空和军事设施。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后，蒙古派遣173人的非作战部队参加了美军的辅助行动，随后又陆续派兵前往科索沃和科威特。2012年，北约组织宣布将蒙古升格为与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同一等级的全球伙伴国。最近10年间，美国总统小布什和两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里曾先后访问乌兰巴托，表达对“继续推进蒙古的良好治理”的期待。而蒙古与俄罗斯甚至朝鲜的双边关系，并未因此遭到削弱。如此八面玲珑的外交手腕，显然是乔巴山和泽登巴尔所始料未及的。

“资源诅咒”应验

在2012年前后造访乌兰巴托的外国游客会有一种相当魔幻的体验：在这座还没有一家麦当劳的城市，路易威登、杰尼亚、巴宝莉等外国奢侈品服饰的专卖店正在陆续开张，对面就是政府宫前策马扬鞭的苏赫巴托尔和那座价值500万美元的成吉思汗铜像。奢华的夜总会和富于草原风情的摇滚乐每年能从全世界吸引到上百万人次的游客，来自亚洲各国的商人和超过137万的常住人口使乌兰巴托的公寓月租金一度被哄抬到800美元的水平。在硬币的另一面，大多数蒙古人的月平均工资仅为250美元——2011年高达17.3%、位居世界第一的GDP增长率对绝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加成有限。少数精英阶层之外，全国依然有1/3的人口生活在月平均收入不足83美元的贫困线以下，住蒙古包、冬季烧木炭取暖。

120亿美元的GDP（2015年数字）造就的不是一个新的卡塔尔，而是亚洲的尼日利亚：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曾一再应验的那种“资源诅咒”，也在蒙古逐渐萌发。煤炭和铜矿出口给予了政府领导人一种极为简便的获取外汇的途径，使他们能够在不必对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做大规模调整的前提下获得可观的财政收入增长。对大宗商品市场的乐观预期，还会使政府乐于举借高昂的债务，透支未来以换取当下的虚假繁荣。而国际投资者对亚洲经济前景和乌兰巴托政权稳定性的信心，同样助长了在蒙古的非理性投资——逐利心理和对“民主政府较独裁者信誉更佳”的笃信促使他们日益放低举债和融资的成本，甚至鼓励蒙古政府采取激进的赤字政策。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端，作为新兴市场代表国家的蒙古被认为存在100亿美元以上的进一步投资空间，几乎与其GDP规模相当；南戈壁省荒漠中那些还处于待勘探状态的煤矿、铜矿和钼矿被估价2.75万亿美元，包装成投资项目兜售给外国客户。没有人关心矿业对国际市场的过高依赖程度会带来怎样的连锁反应，所有人的眼中都只有振奋人心的远景。经济稳定增长本来应该意味着对债务规模的控制和削减，但受到鼓励的政府反而变本加厉地借债，造成“经济越增长，债务越上升”的怪相。当政府终于察觉到偿债成本过于高昂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

事实上，蒙古的“荷兰病”状况，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就暴露出来了。由于欧美资本大量撤出和多个大型项目停工，GDP增长率在12个月时间里由8%暴跌至2.7%，商品出口额缩水24%。乌兰巴托当局不得不以苛刻的条件从IMF争取到一笔2.32亿美元的贷款，以维持财政的正常运转。但在2010年国际原煤和铜价复苏之后，教训很快被掷于脑后：托庇于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消费的继续扩张，蒙古的对华煤炭出口再创历史新高，政府也重新有了底气继续向国际资本借贷。民主党在2012年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后，先后在国际市场发行了价值15亿美元的“成吉思汗”国债和2.5亿美元的“武士”日元国债；加上此前为蒙古发展银行提供担保发行的5.8亿美元国债，最近4年蒙古经济一直在以高负债的状态勉强运行。外债占财政预算的比例已经逐步突破了50%，这一数字几乎与经互会时代的规模相当，而债主们显然不会像当初的苏联一般，放任乌兰巴托延长偿债时间。

出于对蒙古经济运行状况的担忧，自2012年起，欧美资本逐步加快了撤出“蓝天之国”的速度；而民主党政府对这一风险似乎浑然不觉。2013年2月，大呼拉尔通过了成本超过280亿美元的乌兰巴托市新规划方案，计划重建和改造全市的10个区、新建3座卫星城、一条170公里长的客运铁路线、一座新机场以及全套公共交通系统，项目预算相当于全年GDP的两倍。受这一规划案刺激，市中心的现代化公寓的报价一度突破每平方米3000美元。而中央政府2015财年的总收入是26.7亿美元（支出为48.7亿美元，赤字率82%）——显然，没有一位严肃的经济学家参与过那个疯狂的规划方案的讨论。

从2017到2018年，蒙古政府共有超过17亿美元的国际债务（其中包括与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规定的部分还款）需要清偿，包括明年3月到期的那笔5.8亿美元的开发银行债券。而除去占GDP份额超过30%的矿产出口收入，政府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抵押品。即使是这座看上去永无枯竭可能的金山，也密布着重重裂缝：一直以来，大呼拉尔都试图修改2009年与艾芬豪和力拓签署的奥尤陶勒盖铜矿开发协议，以增加蒙古方面获得的分红。该项目预计投资超过100亿美元，力拓方面已经投入了6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计划在2021年启动全面生产。在最初的协议中，蒙方须承担项目第一期1/3的工程，但由于政府方面缺少启动资金，最终力拓以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LIBOR）再加6.5%的高利率为其提供了融资。换言之，在铜矿启动生产后的前15年，蒙方理论上可以获得的利润都须用来支付已经拆借的债务，不会有任何剩余。而违约修改协议只会导致外资进一步出逃，并进一步抬高蒙古从国际市场借债的成本。

实际上，借债成本已经被拉高到了骇人的程度：在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上升至78%、总额超过84亿美元的情况下，蒙古国债的发行利率现在至少须定在12%。而对国内企业的压榨同样已经到了极限：由于银行业完全不对外国资本开放，蒙古国内银行目前的贷款年利率高达22%至28%；中小企业在承担巨额融资成本的同时，还须分担图格里克汇率暴跌造成的损失，已经完全丧失活力。最大国际贸易对象中国预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以及能源需求量的下滑，则在进一步打击其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雪上加霜的是，最近几年蒙古社会非但没有表现出任何欣欣向荣的迹象，反而与新纳粹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猖獗联系在了一起。显著标志便是对昔日蒙古帝国历史和成吉思汗形象的过分推崇。

“成吉思汗热”和民族主义浪潮在蒙古的兴起，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现象。那位8个世纪之前的蒙古枭雄与今天的蒙古民族国家关系微乎其微，甚至连一种文化上的纽带都不具备——当代蒙古的文化形态和语言、艺术特征基本上是20世纪俄罗斯历史的副产品，民族性特征相当单薄。与其说是蒙古人重新发现了成吉思汗的精神价值，倒不如是说一种因失望导致的精神补偿：希望这位传说中的伟人能帮助蒙古解决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希望对13世纪历史的追忆能部分弥补被外国投资者予取予求的精神创伤，甚至在对昔日辉煌的回想中塑造一种再度“复兴”的幻觉。这位蒙古大汗的形象被印在1万图格里克币面上，被用来命名商场和夜总会，甚至连短命的哲布尊丹巴“皇帝”也成了被崇拜和褒扬的对象。似乎只有这种对中国“外来者”的精神胜利法，能够稍微平复债务危机下的焦虑和迷茫。

只是在自我安慰之余，丧失后劲的蒙古依然需要靠兜售“前途远大”的巨型基建项目来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7月初，中、俄、蒙三国签署经济走廊规划纲要之后不久，乌兰巴托方面放出消息称：希望以不高于2.5%的利率从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获得多笔融资，以建设总长550公里的新铁路项目。看上去，无论“等距离外交”还是成吉思汗都无法化解蒙古政府目前的窘境，南方的邻国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但愿他们在抛出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之前，已经向经济学家和财政专家做出了咨询。

（文 / 刘怡） 经济经济学内蒙古蒙古军队蒙古新纳粹组织蒙古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