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我们以谁的名义（6）

  我感觉王安忆是通过不断阅读在提高自己。1994年，她在复旦大学开了一堂小说课，在文坛成为大家议论的一个话题。我感觉，开课是她在逼迫自己的理性分析能力。这门小说课共13讲，她从分辨“小说是什么”讲起，她说，小说是用现实材料构筑的一个心灵世界，一个神界。她的讲稿似乎当时在《小说界》连载，后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的经典分析体现出优秀的解读能力。

  比如《巴黎圣母院》，她避开了雨果先描写愚人节格雷沃广场上的市井，甘果瓦与艾思米拉达、卡西莫多的出场，因为市井只是氛围非本体。她避开前两章交代的所有因果表象，居然能从第三卷圣母院建筑与历史的具体描写讲起，看到与第五章开头的联系。因为雨果在原序中就强调，圣母院是一座石头的建筑，一种历史文化积淀的岩层，因此，克罗德才是结构全局的最主要人物。第五章开头，国王乔装拜访克罗德，克罗德提供的认识论是，建筑是人类记录沉重记忆的结果，而印刷术的“这个”，终究要消灭建筑的“那个”。这看起来只是一种认识，其实是雨果原序中的题意：圣母院镌刻的“命运”，“变成鸟儿一样飞翔”的思想，才永远“无法灭绝”。

  王安忆认为，好作品就像大房子，房间再多，只要找到其中一扇门，就能发现所有房间都是连成一体的。她将《巴黎圣母院》的人物分成三个界面：克罗德代表着第一个界面——权力层面，这个层面中的国王、总督、法官、神职人员，掌握着表层社会秩序，克罗德是这一层的代表。雨果要写他与卡西莫多、艾思米拉达的关系。卡西莫多是他在圣母院里养大的，卡西莫多以丑陋唤醒了他的温情，这温情是善。艾思米拉达则以美貌唤醒了他的情欲，这情欲的权势表达便是恶。克罗德的命运是他接近神界被塑造的，卡西莫多、艾思米拉达是第三个界面：神界。卡西莫多与圣母院融为了一体，其实是神祇，艾思米拉达则是要烧毁凡俗的美神。艾思米拉达使克罗德废掉修炼了一生的神学，露出本质的虚伪；卡西莫多则在艾思米拉达被处死时认清了他的恶，将他推下了钟楼。

  王安忆的认识是，雨果是构筑了神界，通过神界与凡界的关系，以神界感人。卡西莫多与艾思米拉达在凡界是不可能相爱的，因为他们在美丑的两端，只有在神界才能结合在一起，神界之门一打开，就化为灰烬了。王安忆认为，他们在现实中就叫“爱情”。至于中间的第二层界面，艾思米拉达表面所爱的弗比斯、她表面的丈夫甘果瓦，都不过是外在的情节契机。换一角度，也可认为，从弗比斯、甘果瓦到克罗德、卡西莫多，对艾思米拉达的爱构成着不同层次。凡间的爱，与神界比，都是渺小的。

  同样，《呼啸山庄》中，王安忆看到，构成神界的是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她用弗吉尼亚·伍尔夫剖析这部小说，“我们，整个人类”“你们，永恒的力量”的说法，“人类”指现实中的悲惨因果，“永恒”指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构成的神界。这样看这部小说的结构，就是爱情之力“消灭肉体”的一个过程。

  我们读这部小说，极易被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因果，极端的彼此戕害所蒙蔽，不明白那是爱，恨的表象。艾米莉·勃朗特是以“我”——洛克伍德先生拜访呼啸山庄开始叙述，她先通过洛克伍德的视觉，写希刺克厉夫的阴沉，凯蒂的冷漠，哈里顿的粗鲁唐突，写洛克伍德从一家人的怪癖中意识到神秘氛围，然后由女仆耐莉开始讲述故事。讲述几近整部小说，只剩下一年后洛克伍德重回山庄的一个尾声——希刺克厉夫完成了他对死亡的渴望，死了。之前，他就已买通教堂执事，在凯瑟琳身边给自己留下了墓穴，只待他下葬，就可把两边棺材板拉开，两人就能永远在一起了。耐莉的讲述，结尾，放羊的孩子已经看到他们了。王安忆非常感叹这部小说的结尾——它描写洛克伍德找到三块墓碑，中间凯瑟琳的已经让树丛埋了半截，埃德加有草皮与苔藓装点，希刺克厉夫还是光秃秃的。艾米莉·勃朗特让洛克伍德感叹：我真难以想象，这么平静的墓地底下，有不平静的睡眠。

  将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定为神界，凯瑟琳与埃德加错位婚姻带来的悲剧，希刺克厉夫一连串极端的报复行为，就都是表象了。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艾米莉·勃朗特体现着“一切才力中最罕见的才力”，这才力就是，挖掘出了“潜伏在人性幻象之下，并把这些幻象提升到宏伟壮丽境地的力”。也就是说，极端行为只不过是“人性幻象”。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宏伟壮丽”之力，在小说中是令人战栗的情节——凯瑟琳临终前在希刺克厉夫的怀里告诉他：“我现在心急火燎想逃到那个灿烂辉煌的世界里去，不是透过这颗疼痛的心的壁垒去渴望它。”他俩，彼此撕碎，彼此谋害。凯瑟琳对希刺克厉夫说：“我希望能抓住你，一直到我们俩都死了，我不关心你受了什么罪。”希刺克厉夫就在她下葬那晚去挖坟，要去打开棺盖时，听到了叹气声，“有实实在在的躯体在靠近他”，她就在他灵魂里，带着他回家了。希刺克厉夫最后的死亡过程，他显然看到了凯瑟琳，像是被光芒照亮了。这就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能使生活摆脱对事实依赖”的“罕见的才力”。王安忆在这极致中感受到惊心动魄的力量，这无疑启发了她对“爱情”的理解。她说，有两类作家写爱情题材，“九类作家”热衷这题材，是为制造人生美梦。优秀作家非但不给人生造梦，还要粉碎人生美梦，爱情题材就非常有飞翔力。“要有足够力量，才能飞得特别高。”

  相比较《巴黎圣母院》与《呼啸山庄》，《复活》是更平直的叙述。托尔斯泰一开始就写聂赫留多夫在陪审席上面对罪犯玛丝洛娃，他要写这两人的纠葛，不同的原罪，写两人不同的觉悟与互相映照的自救复活之路，用的是按部就班特别笨重的线性叙述，写出分别代表贵族与贫民的两个复杂人物的心路历程。走过整个80年代后，重新认识19世纪文学，在90年代初，在一些优秀作家中是不约而同的，只不过认识层面不同。王安忆的杰出认识是，她意识到，我们这代人80年代如饥似渴、争先恐后阅读的20世纪文学，其实多数是一个个期望标新立异的作家，以独特性取胜的特别的小说。这种特点突出的小说，其实易模仿，思想与形式的地盘一旦被占据，就要另辟蹊径。而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其实是没有特点的，越是好作家就越不具备特征性，他们不以特征性取胜，靠的是高度。她认识到，托尔斯泰用最朴拙的方法，呈示出“最巨大、坚实、坚固”的材料，就能构筑出“相距最远的此岸与彼岸”。

  对她而言，这真是一次认真的功课，边认真积累笔记，她已经开始写《长恨歌》了。（待续）

文学朱伟王安忆8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