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长城之美在超越

( 姚大力 )

长城曾是历史上的华夏人群捍卫被他们向北一直推进到宜于雨养农业的地区尽头的那片生存空间的军事防御工事；以它作为轴心，“长城南北”成为研究中国北方不同人群及其文化之间冲突与融合的长时期互动关系的重大课题；今日长城，无论大体上完整地保存至今的部分建筑，还是剩留在某些地段的残墙颓壁，乃至部分依稀可寻的遗址，都已成为凝聚着对中国历史沉重而带有诗性的记忆的珍贵物质文化遗产。

这三者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内在关联。作为一座巨大军事防御工事的长城，在现代社会早已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但作为古老的帝制中国形成发育的一个全程见证者，它一直在耐心地、默默无言地讲述着迄今仍被我们忽略或误读的某些故事。而作为历史文物的长城，则具有一种可以从特定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的审美意义，它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更是人超越自身潜能的极限创造出来的伟大奇迹。

因此，今日人们在认识长城时，也许应当有一种超越意识：长城没有能阻断位于它南北两边的人群之间的交流，它更像是一道铰链，将长城内外的中国疆域紧紧咬合为一体。正是在此种意义上，长城成为造就一个“大中国”的重要粘合剂。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更深刻地领略长城之美。

三联生活周刊：在历史上，长城一线，是否主要是划分农耕的汉地与游牧的草原社会的界线？今日长城的意义是什么？

姚大力：现在我们心目中的长城，作为从嘉峪关到山海关的一道线性的、封闭的军事防御工程，实际上是在明代建立起来的。明代还沿这道防御线设置了九个负责边防的军事指挥部。这就是所谓“九边”，也可说是九个军区，把长城全线联结起来。

( 金山岭长城 )

明长城很了不起。特别是有些大的城关要塞或险隘地段的城墙，例如居庸关、八达岭长城，都修得雄伟壮丽。明以前，中国的城墙，很少有砖包墙，大都是夯土筑成的土城子。所以明以前的长城，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宏伟。

明代长城所在的这条线，其走向是有它的特点的。这条线跟华北季风区的边界线，基本上是重合的。

季风区意味着什么？季风会从大洋带来雨，所以，这个季风区能够到达的边缘线，又几乎与17英寸的年等降水量线相重合。而这条17英寸的年降水量，差不多就是维持雨养农业所必需的最低降雨标准。因此长城一线，就是能够从事雨养农业地域和不能够从事雨养农业的区域之间的分界线。

所以，第一，长城所在的位置具有相当恒定的地理特性。第二，长城呈现为一条线性的封闭的军事防线面貌，主要是在明代，更准确地说，是始于明中叶。第三，在此之前，当然早已有长城了，从战国开始，秦、赵、燕等国就都已经在建造长城了，但是当时长城实际上没有像明代这样严格的、线性的、封闭的性质。

明朝之前的长城，可能在某些段落是连贯的，在有些地方就没有连贯性。另外，它也不一定形成一条线。也就是说，从战国以后历来的长城，并不是一条封闭的军事防御线，而是以构筑不完全连贯的若干重土墙的形式，在农牧混合带造成一个很宽的军事缓冲地区。

总的说起来，在建造长城的当日，直接目标是要用长城把它的南北隔离开来。不然花偌大工夫去建造它干什么？

然而实际情况是，造了长城，还是做不到将长城内外断然切分开来。从历史结果反观从前，这里就有一个超越长城的问题。你不肯超越长城，你怎么看得见长城之外那一大片属于中国的北方？

我们的国歌唱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句歌词将长城比喻为抵御外敌的一道摧毁不破的国防工事。可是历史上的长城只是划分中国内地和边疆的一道界线。长城不是历史中国的空间范围的边界。如果不是这样，那中国还要不要长城以北的那些地区？

从美学的意义看长城，也就是将它当年的实用功能，连同在建造它的过程中发生的被奴役劳动大众的孟姜女式悲情一起抽离掉之后，再回过去看它，它很美。不仅八达岭那一段如此，甚至断断续续地矗立在荒原上、历尽岁月侵蚀的汉代夯土长城，也有一种特别的美。面对着这项巨大的工程，你可能会心悸和感动。为什么呢？因为长城呈现的，是人类对于自我极限的超越，因为这种超越，才能做出奇迹，如果讲美，长城的美正美在这个地方。这种美又反过来使它得以超越对于一个特定国家或民族的意义，它属于全人类，代表的是人类所造就的奇迹之一。

前几年我有机会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帕米尔高原考察。清军曾在那里竖立过一块乾隆颁制的记功碑。再往前追溯，玄奘西行取经后的回程，以及为唐朝统率远征军的高句丽将领高仙芝都曾取道此地。而亚历山大东征时所建立的城堡，至今也矗立着。那时我就想到，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到怀着同样的敬佩和感动，去凭吊唐代及清代中国和马其顿帝国留在那里的这些遗迹？

高仙芝确实是人类能够超越自我极限而做出伟大奇迹的又一个典型。你到那里走两天，就算是坐越野车，都能感觉到旅行之艰苦与不易。有一个晚上扎营在离Zor Kul湖（即维多利亚湖，亦即玄奘路过的“大龙池”）不太远的一个山坡上。小帐篷搭建在倾斜的地面上，整整一个晚上，我一直不敢睡，事实上也睡不着，因为老担心自己会顺着低的那一方滚到帐篷外面去。狂风在帐外呼号，冷得几乎浑身僵硬。那一夜，考察队的所有成员差不多都未能睡着。高仙芝当年，是怎样率领骑兵由北向南穿越帕米尔的啊！

在那里，我碰到一对日本老夫妻。丈夫是退休的出版社编辑，妻子是庆应大学毕业的一位退休老师。这已经是他们第四次来到帕米尔高原了。他们就是为了追踪高仙芝的行军路线去那儿的，想把他可能遵循的每一条行军路线都走一遍。我问他们为什么会对高仙芝如此着迷，他们回答说：romantic（浪漫主义）。

他们追寻的浪漫主义，就是人类鼓舞着超越自身极限而做出不寻常之事的那种精神。这对日本老夫妻佩服的就是这种精神。他们并不关心唐朝的版图到了哪里。

长城作为一种既阻隔、又粘合南北的因素，可能让汉族和蒙古族共同感动的是什么？我想就是这种情怀，这种人类超越自我极限的精神。

三联生活周刊：长城内外，实际上还是一种民族的分野，就历史来说，长城之内大部分是汉族，长城之外的中国边疆地区则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很多人思考边疆问题时，立场是比较狭隘的，很少关注到生活在那里的各少数民族。这种视角在认识中国的北方民族时有害无益，该如何避免这种不良倾向？

姚大力：近几年我一直在讲，应当看到，所谓“中国性”（Chineseness），不只是由汉族及汉文化的那些特定属性组成的，里面实际上含有很多内陆亚洲（Inner Asia）的属性。从总体的格局看起来，可以说中国是由两个大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汉族和汉文化的地区，另一部分就是中国版图之中的内陆亚洲地区。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边界线，都不会跟民族、文化、语言、宗教等单元的边界线自动地、简单地互相重叠。如果说中国的国境线不但界分出一个政治尺度上的命运共同体，而且还划出一道在语言、经济、文化、民族、宗教信仰等方面都可以与相邻接的各国、各人群判然两分的边界线，这就太奇怪了！现代国家哪一个是这样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思考中国性的问题上，“内亚”这个概念非常重要，该如何认识内亚？“内亚”的概念是从拉铁摩尔开始的？

姚大力：拉铁摩尔比较早就说到过，我倒没有去考证此前是不是还有人使用这个概念。我相信大概之前还有人。

内亚概念的界定，按我理解，与这个地区的河流，除了向北流注北冰洋以外，几乎没有流入其他海洋的。它们要么流入内海，要么在沙漠里头消失了，它一般不流入海洋，这大概是属于内亚的一个特征。

狭义的内亚，包括大兴安林东侧的草原地带、整个蒙古高原、新疆，西藏，再往西就包括现在的五个斯坦。这个是较为准确的大致的内亚概念。

三联生活周刊：在内亚形成了一种内亚边疆帝国。我们注意到在您的研究中，提到了两种认识中国的方式，一种小中国，一种大中国。您也提到了两种国家建构模式，一种是汉唐帝国模式，一种叫内亚帝国模式。这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姚大力：你只要看看《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明白了，看看秦统一的中国到底有多大。现在说到“秦统一中国”，我们往往会误以为就是将今天的中国疆域都统一了。可是你到地图上查一查，汉唐虽然有一点不一样，但除了秦原来的地盘外，很多其他地区都只采取“羁縻”政策，也就是间接统治。到宋、明，对比可以发现，按汉唐帝国模式有效地管理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汉人的社会。除了这种地域上的界限之小，在文化上，其治理的理想目标就是想用单一文化去覆盖全部疆域。

内亚帝国模式则不然。新疆、西藏、蒙古、青海、东北，是谁将他们纳入中国版图的？那就是元、清。它们是从边疆发展起来的帝国，所以才名之以边疆帝国。这个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文化上不仅包容，而且有一种治理整个西北与中国的方略，这个方略与汉唐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如理藩院的功能，将那个地方的户口、驿站、行政全部管理起来了。在汉唐，这些都叫羁縻，中央王朝本身不参与管理，就是在名义上给一个官，就册封了，也不派人前去治理。当地受册封的首领，只要来朝贡就行，本质上那还是一种对外关系。这些人的档案和其王朝的档案，都在鸿胪寺——鸿胪寺就是当时的外交部。档案中规定，你来应该走哪一条路。为何要做这样的规定？你是外来的人，你不能到我的国家随便走的。所以我给你规定，你从哪里进入，你从什么路到什么路，你应该给我一些什么东西，我应该回赐你什么东西，这是外交档案。甚至还包括，你死了，我应该将官位封给谁，不然寡母带领一帮争权夺利的孤儿来吵，我也没办法。可见，汉唐模式对这些地区没有行使主权，它还是一种外交。当然这种外交还带有一种册封，册封也只是名义上的。清朝就不一样，对这个地方怎么管的，怎么设置驿站、交税、封爵……全都明确起来了，这不是汉唐制度里有的，汉唐制度全都是管理地方就是外交部的事情。

我们的历史书一脉相承地叙述一种延续的制度，即认为中国先有一个秦始皇的国家，沿着这个体制，越来越发展，这就不对了。

靠着这个体制，今天这样的中国会不会出现？西北主权还在中国？因此必须突破这种汉唐模式思维，进入到一种内亚帝国模式思维中，这样才能明白中国何以可能，才能发现新北方。

三联生活周刊：从边疆发现中国的概念，就是说，长城边疆主动参与中国历史创造，有一种能动性在里面。这该怎样理解？

姚大力：边疆帝国对国家建立的贡献就生动体现在这里。但是根据我们的标准历史叙事，边疆总在那里很消极地等待中央帝国来统一，一次又一次地统一，最终被纳入中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边疆人群也是很主动的。边疆帝国，不就是从汉唐式帝国的边疆发展起来的吗？边疆有很多人群在非常积极主动地参与大中国的建构。这就表现在内陆边疆帝国模式。我们经常将宋朝时期的西夏、辽、金都看成历史的交响曲中间不大和谐的杂音。但从大中国的角度来看，它不是一个杂音，而是另外一条线。若讲一个小中国的线，从唐到宋，别的都是干扰因素；但从一个大中国的概念，不是一个干扰因素，它是一个积极的建构的过程，是在发育、孕育一个大中国的过程。

三联生后周刊：这个大中国的概念是？

姚大力：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是从现代中国的概念去思考历史。

三联生活周刊：在我们理解，长城内外，历史时期，主要的结构性矛盾就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拉锯与冲突；但是现在，在这种边界消失的情况下，本地区变得相对平和，在这种情况下，现在的结构性矛盾是什么？

姚大力：那就没有什么结构性矛盾。文化不一样，不一定导致冲突。整体上，从古代到现代的演变，长城的消失，其实指的是长城功能的消失，是什么原因呢？是过去的朝贡体系被一种现代的国民关系或政治平等的制度体系所取代。也就是说，大家都变成了国家的主人。当大家都变成国家的主人，当然也还会有矛盾，但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国家体制内部的规定来解决。

其实，就是在传统时代，朝贡体系指导下也可能导致一定的和平局面。朝贡体系是长城内外的两方，甚至多方，在长期的关系协调中间（因为我们总要协调关系）形成的一种当事各方都接受的制度框架。在这个制度框架里，尽管汉地的政权经常是朝贡的接受方，但也不能否认，朝贡体系也可以倒过来，就是汉地的政权向草原进贡。谁向谁朝贡，可以随形势变化而转换，这正说明，这个制度框架是大家都接受的。当然，这个中间是带有不平等关系的性质的。但是古代没有平等的关系，古代人没想出来一个平等的结构。这个不平等，放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关系，它是双方接受的，而且关系是可以倒过来的，那就是凭实力说话。

最初，双方本都没有概念。汉武帝的时候，要么你来服从我，你不服从我，我就去消灭你，匈奴那边也是这样。这是大家刚刚开始接触对方时的情况。要么把你当作我的钱柜，我要什么你就给我；你不给我，我就打你。从没有朝贡的概念，到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而找到这样一种双方都可能接受的协调方式。汉武帝消灭不了匈奴，汉人到蒙古草原上，远征的时间很少有超过一百天的，因为它有粮食供应、后勤、马力等的限制。而游牧人打仗，经常采取的是，你进攻的时候，他们后撤，致使你根本找不到他们。而当你有序撤退时，他们就出来了，把你的有序的撤退变成一场失败后的大逃亡。所以，双方都达成不了自己原来的目标，你不可能消灭我，我不可能给所有你想要的，那么怎么办，最终就磨合出来大家都接受的朝贡体系，而且可以互相逆反。

近代以前长期的长城内外的局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朝贡体系，来实现不同人群之间的文化与经济交流的。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国家实行的是人民民主国家的一系列制度。人民主权，主权在民，所以朝贡体系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就被理想中的民主关系所取代。理想中的民主关系，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于是长城也就失去了它原先曾有过的军事防御功能。实际上，长城的这一功能在清代就已经不存在了。

长城的意义，应该被超越，不能仅仅从军事防御的角度去理解，要超越这种狭隘的保守的观念，所以你要超越它，才能发现美丽广大的中国北方，包括长城之内和之外的魅力北方。

三联生活周刊：在“长城边疆地区”这样的命名之中，长城本身似乎即喻指边疆而言。那么超越长城，是否意味着也要超越我们传统的边疆想象呢？您怎么看所谓边疆想象问题？

姚大力：“边疆”这个词，实际上是相对于汉族地区的一个概念。疆即界，所以边疆或边境本来都应该是指临近国界线的国内一侧地区，其范围也许与须要使用“边境通行证”的区域比较相当。但是我们的边疆往往是边疆省份的指代词，因此它远大于须使用边境通行证的地区。另一方面，也不是含有国境线的省份都被认为是边疆的。东部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都有海岸国境线，但它们似不被人认可为边疆省份。

这样看来，所谓边疆，就只能是指中国国土之上的少数民族分布区。事实上，我们几乎把所有非汉族的地区，都叫做边疆。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说到边疆的时候，是否有一种刻板印象，会觉得那里都很穷很落后，需要我们帮助发展，需要改造？

姚大力：我看可以这样理解，但我认为这样的概念主要还是和那里多为非汉族聚居区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的。想象边疆的时候，会有这些落后的属性，但是在界定边疆的时候，并非将此当成主要条件。我们所谓的“落后”等等，往往也带有某种民族属性，即不是汉文化的就是落后的。所以这里的因果关系应当是：人们关于边疆落后的印象恐怕是从那里主要是民族派生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由落后派生出民族。这是一种汉族本位主义的反映。

这和美国的新边疆，frontier，也不是同一个意思。Frontier是指白人在向西扩张的时候，最临近未扩张到地区的前沿。这与我们将在汉族以外的地区都叫边疆，还是非常不同。拉铁摩尔说的也是没有汉人的地区叫边疆，那个边疆和我们今天所讲的概念是符合的。

长城边疆是指长城以外地区，那就是少数民族地区。长城往北，还可以种地，就地理环境而言，那都已经很勉强了，并不适合种地。长城已经扩张到了不能种地的地方，当然若实在没有地了，跑到那个地方还是可以种，但实际上这是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长城，在我们的理解中，是保护汉人的农业经济，是一种防卫的行为。拉铁摩尔的这个认识是对的，就是说，长城并不是汉人防卫的边界，而是其扩张的极限。因为在长城很大一片地区，你可以从事农业，我也可以从事牧业。它本来就不是专属于汉人的地方，而是汉人与非汉人混合分布的地方。那个土地是既可农，也可牧，然后我将你排挤走，那到底是我保卫我原有的土地，还是我把我的空间扩张到了可以从事农业的最大的范围？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事实。

三联生活周刊：修长城，这并不是汉族一个民族的行为，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也修长城，如北齐、北周，虽是鲜卑族，也修长城。

姚大力：那是这些王朝汉化的结果。他们将汉族的行为模式拿来使用。鲜卑人本来是和汉族对抗的，他们到内地来建立一个王朝，他在那儿守长城，在北面又出来一个柔然，这和汉族人守长城有什么区别？角色转换了。

三联生活周刊：普通人在思考边疆的时候，认为这种被界定为边缘的地带，是很落后的，但人类学思考边疆的时候，就会认为这可能是两种文化接触、碰撞、混合的地带，因此反而会有一些活力。长城边疆是否也有这种文化混合，显示出来某种特别的活力。

姚大力：这个要分开来看，如果这个边缘地带，它本身的规模很小，那就不是。在一个能够与他者的文化充分交流的地区，那里的文化往往更有活力。但农牧混合区的规模，没有办法培育出来一种足够强大的独立的社会或文化。这个混合区，只是两种独立文化势力的边界，一种缓冲带。根据《危险的边疆》，在辽河流域或白山黑水之间，那是契丹人及女真人起源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多种文化交融。那个地方的人群有多种选择，因此征服汉地的少数民族其原始的来源地，经常不是真正的草原。因为真正的草原反而和汉族隔绝了。其来源地，反而是既熟悉农业（辽河平原南部地区就是从事农业），也熟悉游牧。

（文 / 徐文齐） 汉族文化长城姚大力边疆高仙芝大中国中国模式超越炎黄文化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