缮签与分架

北四阁中的其他三阁出于乾隆创设命名，文渊阁则在明初的南京皇城已经设置，位于奉天门东、左顺门南，收藏古今图书。明成祖朱棣夺位后迁都北京，也在紫禁城内兴建文渊阁，西苑和皇宫各一，后者称作北内文渊阁，位置与南京故宫略同，为平房十间，西五间居中悬挂“文渊阁”牌匾，系内阁所在地。入清后，此地仍作为内阁大员办事处所，却不再沿用文渊阁的名字，以故弘历御制诗夹注称“文渊阁向仅沿袭虚名”。

紫禁城内殿阁楼台众多，已嫌拥挤逼仄，经过细细斟量，应也听取了臣下的意见，弘历决定于东路的主敬殿后重新兴筑，纳入文华殿建筑群。那里原有一排平房，又拆除了后面上驷院的一些马厩，就显得舒展多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十五日降旨开工，因系皇上交办的天字号工程，自然是一路绿灯，约一年即告竣工。为与宫内殿阁的建筑风格相吻合，文渊阁的建设图纸对外形做出不少调整，如天一阁前后出檐的硬山式屋顶本属民居，文渊阁改为歇山式，顿觉有了皇宫书阁的庄重典雅。更多的变化在于内部，如将原有书橱的底板改为木条，增加了通风性能，整体使用硬木，楠木饰面，称为“连二顶书格”“连二书格”“影壁书格”“单书格”，坚固性和藏贮数量均大幅提升。至于阁中安放的宝座、几案、屏风、牌匾、如意等陈设，更非民间藏书楼所可比拟。

文渊阁的建成时间，尚未见到确切的史料。据乾隆《题文渊阁》中“肇工始昨夏，断手逮今春”，可知在四十一年二月初二日已然竣工。那天是一年一度举办经筵典礼的日子，“礼成，上御文渊阁赐茶”，兴致勃勃的弘历吟成该诗，并附按语：“国朝大学士兼衔三殿三阁，有文渊阁之名，而无阁之实，今新建于文华殿后，且与内阁相近，适当其地。”乾隆御制诗多属随口吟诵，由随侍在侧的南书房翰林记录整理，按语注释也由他们承担。若说该阁的内装饰业已完成，可供皇帝与群臣喝茶聊天，应无疑义。据一史馆所藏《文渊阁工程销算银两黄册》记载，该阁共花费7万多两白银，而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底，阁内装修仍在进行中，开销不断增加，应未包括在内。

兴建藏书楼，打造书格，与伏案编校誊抄差别很大，却也有一项活计居于二者之间，那就是题写书签和匣签。如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为3.6万册、6144函，所有单册的封面、函匣的外立面都需要题写书名，也是不小的工作量，且容不得草率粗疏。武英殿《四库全书》处下设缮签处，指向明确，“先后奏派内阁中书费振勋、进士平远、举人汪人宪等三十三员，每日至武英殿专缮各签”。他们负责北四阁的题签，据总裁官永璇、金简等人所奏，北四阁的书签、匣签共计2.45万余函，14.4万余册，为数浩繁，特于事竣之日请旨议叙。

费振勋，江苏震泽人，出身于书香世家，乾隆四十年（1775）乙未榜进士的倒数第二名，得了个“归班铨选”（即回家等待安排）。而其时四库馆大量缺少书手，推测费振勋以缮写整洁挑入缮签处，复因办事踏实获得内阁中书一职。缮签处人员自属书法较优者，一般说要优于誊录，是以常也有一些交办事项。乾隆四十八年（1783）正月，有旨令仿写刊刻岳珂宋版《五经》，永璇便将仿写的任务交给缮签处的费振勋、罗锦森等九人。当年十一月写刻完竣，装潢呈览，得到皇上的认可。《通志堂经解》版片残缺模糊，应行补刊、全刊者计3500余页，也是费振勋等人仿写刊补，办得很妥帖。前四分全书全部入阁后，永璇等特别说明：“缮签各员，所缮四分书签，较之两分《荟要》已多数倍，而费振勋等九员除缮签外，又复兼办《五经》及《通志堂经解》，详细写校，实属踊跃奋勉，均无遗误。”请求将费振勋升为主事，其他各员亦予以升赏，得到允准。由此，弘历对费振勋留下好印象，次年钦点为四川副主考，再三年命他提督广西学政。四库馆的工作多属苦差使，日复一日地写写写，同时也是一条入仕升迁的快车道，费振勋即为一例。

没有见到文渊阁本运送和入藏的记载，应与缺少难度、办理顺利相关。《四库全书》实在体量太大，经过誊清、订册、题签、装匣、再题匣签一套流程，武英殿实在无处摆放，呈请皇上批准，将装潢已毕的成品运到文华殿的两廊配殿，分类存贮。是以第一分书的入阁最为便利，近在咫尺，由内务府挑选一批苏拉（宫中杂役），从前院抬到后院，再根据要求抬到应在的楼层，就算是入阁了。而上有乾隆的关注，中有皇子总裁、总管内务府大臣等监临，下有文渊阁管阁事官员、四库提调、内务府司员等盯着，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写到此处，笔者也不无疑惑，觉得并不一定要等到全部完成再办入阁，集中一批即运入上架，既不拥挤，又大为省便，何乐而不为呢？

若说难处，则在于全书的排列分架。

不管是整体还是分批运入上架，都要先期做出设计布局；而不管事先怎样细化方案，实施时都会遇到各种麻烦。毕竟是第一部《四库全书》入阁，如何分架？经史子集如何排列？怎样为未竣之书留出地方？一二三楼层各放些什么书？先已入阁的《古今图书集成》的位置要不要调整？存在诸多问题。此事之详情未见记载，而据乾隆四十七年（1782）秋一份奏折，陆费墀曾向皇上面请前往盛京办理文溯阁本排架，由此反推，负责文渊阁本的上架应即四库总阅官陆费墀。他是一个很有管理才能的学者型官员，早在四库开馆前已任武英殿修书处提调，十余年间深受于敏中、王际华等总裁信重，是武英殿《四库全书》处的实际负责人，虽有一些非议，而勤恳踏实也是有目共睹，渐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文渊阁直阁事。古今官场应都有类似的怪圈：上司多喜欢勤谨干练的下属，而倚信渐重，交办事情渐多，又使之无法专注和沉潜，进而出现纰漏。在四库馆，陆费墀管的事实在太多太杂，其间曾因武英殿丢失底本被弹劾，受审讯，勉强过关，乃因为编纂事务离不了此人。此时《四库全书总目》已接近完稿，有了这份目录，分架排列也就有了一个基本依据。正是因为主持了文渊阁本的排架，已经拆解了一些难题，陆费墀才会自告奋勇，请求前往盛京办理第二分全书的分架列藏，而乾隆应是立刻答应，将之视为不二人选。

如果说文渊阁本的分架尚处于摸索尝试阶段，到文溯阁本就有了规则可循，而再过数月就形成了一本《四库全书分架图册》。军机大臣在奏呈御览时写道：

查《四库全书》排架，系依照编目体例，每部以类为次，史部内《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不但各卷评语均出圣制，其中纲目大书分注，亦一本睿裁，是以敬谨列入史部编年第七、第八架。至圣祖仁皇帝《御批纲目》，系就原书冠以评语，是以与《评鉴阐要》一体录入史评类中，令列史部第三十三架。谨将分架图册夹签呈览。

这个图册也是陆费墀的功劳。分部，分类，再依照著述的年代先后，是图书分类的基本原则，问题就出在本朝皇帝身上。他们所作诗文，以及经过他们评点的文史著作，怎么排？弘历曾多次与馆臣讨论此事，也不止一次否决纪昀等过分尊崇的做法，显得明豁谦逊，臣子则知道不能一概当真。排架之难，多在这种地方。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