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总纂孙士毅

乾隆四十五年（1780）三月，和珅奉旨赴云南查办总督李侍尧，刚刚抵达昆明，即单独密约云南巡抚孙士毅相见，宣读谕旨，命他据实参奏。史书记载二人关系密切，未详起于何时，但有此一举，应知那时已然有些交情了。孙士毅当然不会再为李督遮掩，但所知道的情况不多，搜索枯肠，也就能提出两件事：一是李侍尧命将收缴犯案土司的600两黄金改为60两（其他金子折换成银两上缴），以多报少；二是在辖区内驿站大量增添马匹，造成很多浪费，并不听劝谏。和珅即行密奏，让孙士毅也写一份检举兼检讨的奏折附在后面，飞送江浙行在。这小子头脑灵光，既要扳倒李侍尧这棵政坛常青树，又想拉拢孙士毅这一封疆大吏中的能员，卖他一个人情。

怎知弘历素来不喜此类小巧伎俩。孙士毅本为李侍尧属下，担任云南巡抚约三年，处处低眉顺眼，而见钦差前来即行揭发，推卸责任的意图很明显。就在孙士毅那份声称“和盘托出”的密折上，随处可见朱笔夹批，斥责“巧言饰非，汝罪更不可逭也”“更不成话”，当日传谕将李侍尧革职拿问，同时将孙士毅革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这种情况照例是要抄家，弘历当天即下达查抄之旨，而且是任所、原籍皆抄。浙江巡抚三宝接旨后亲率道府等人，猝至孙士毅的仁和老家，见其老屋已然倒塌，次子孙衡回籍参加乡试，也只能是租赁居住；翻箱倒柜，排审相关亲友，仅查到他任广西巡抚时带回的7000两银子，存在银铺生息。弘历闻知孙士毅居官清廉，又有些不忍，指责三宝等办理太过，未撤销对他的流放处分。

和珅回京后，自有办法说动皇上，于是又有了新的旨意：孙士毅在云南巡抚任上明知李侍尧有贪渎行为，不能及时参奏弹劾，受到革职发往伊犁的处分，本属咎所应得，但考虑到毕竟与李侍尧有差别，而他的学问也不错，特加恩免去流放伊犁，令自备资斧，在四库全书处效力赎罪，与纪昀、陆锡熊一同办理总纂事务，以赎前愆。自备资斧，意思是不发给薪俸，无偿在四库馆编书，以图报效；而将之放在总纂的位置上，又体现着特别的看重。

不知孙士毅此时身在何处，推想不太可能还待在昆明，或返回浙江老家为流放做准备，或已在前往伊犁的途中，因记载缺略，无法确定。所可得悉的是他接奉谕旨后，恳请大学士阿桂代奏，向皇上表达了深切感激之情，曰：

窃士毅由军机处司员仰蒙皇上优渥恩施，不次超擢，用至巡抚，天恩高厚，无以复加。乃不能参劾李侍尧，奉旨革职，发往伊犁，实属罪由自取。兹又仰沐格外恩慈，得邀宽免，并令在四库全书处同办总纂事务，真梦想所不到。惟有与纪昀、陆锡熊悉心赶紧编纂，勤勉自效，以期稍赎前愆。所有感激下忱，理合呈恳据情代奏，叩谢天恩。谨奏。（《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六九二，大学士阿桂等奏孙士毅得邀宽免恳请代谢天恩折，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十九日。）

比起即行正法和监候，流放已令犯有罪错者深感庆幸。而在清代收复西域后，最远的流放地就由黑龙江变为伊犁，不少高官都曾被遣发此地。吃上几年苦头，再获准返回内地，亦有可能东山再起。纪昀就是这样，三十三年秋因与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其儿女亲家）通风报信遣戍乌鲁木齐，三十六年夏才回到京师，约一年半后四库开馆，纪昀先做纂修，再任总办、总纂。而孙士毅可就幸运多了，不光逃脱远流之苦，得与修撰四库之幸，且一入馆就给了个总纂，能不感激涕零？

当初处分孙士毅，弘历是有几分气愤恼怒的，关键应在于其转圜太快，认为他的人品有问题。和珅最擅揣摩，回京后很快解开皇上的心结，应为孙士毅说了不少好话，才会发生撤销流遣、派任四库总纂的重大改变。士毅久历官场，虽已丧失上奏的资格，仍然呈上一份谢恩信函，表达由衷的感念。他的呈文很简短，主要是抄撮谕旨中的语句，而真诚流显，敬畏内蕴，这种文字功夫，做个总纂也够格了。

孙士毅在七月间赶到京师，皇驾木兰秋狝，大约没得到召见。而为了他的安排，乾隆再一次降旨：“孙士毅著加恩赏给翰林院编修，所有四库全书处进呈书籍，著与纪昀、陆锡熊、陆费墀等一同列名。”如此一来，他又有了正式的官职——翰林院编修，也就有了一份俸银俸米，不需要“自备资斧”了。士毅此年52岁，19年前得中二甲第四名进士，按说应该选入庶常馆深造的，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差错，竟然给了个“候选知县”，幸亏次年春乾隆南巡，召试一等，授内阁中书，充军机章京，才有了获得大吏赏识擢拔的机会。这次从高位上跌落，孙士毅不独对官场风险有了切身体会，竟也圆了自己的“翰林梦”，人生之得失荣辱，真乃如击石火，似闪电光。

四库总纂是个辛苦活儿，但比起掌管一省军政事务的巡抚，简直可说太舒服了。不就是审读书稿、鉴别错讹吗？对于曾经殿试前列的孙士毅毫无难度，复杂的仕途经历亦可提升阅读理解的高度，与囿于翰林者大不同。未见到有关孙士毅在四库总纂任上的记述，本人未记，史书失载，友人也鲜有提及，大约还是觉得在其一生事功中不足称道。因入馆较晚，士毅不仅排于三总纂之末，常也在总阅陆费墀之后，应是每天按时上班，细心编校，默默做事。

当年九月，乾隆谕令添办《历代职官表》，“著即派总纂总校之纪昀、陆锡熊、陆费墀、孙士毅等悉心校核”，顺序清晰。此后谕办《明季奏疏》《契丹国志》等书，则多用“著总纂纪昀等”字样，二陆一孙皆在“等”字号中。四库馆也是官场失意者的驿站，颇宜于舔舐伤口，涵养元气，缓解那紧绷的神经。士毅生性踏实认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入馆时编校的高峰期已过，应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宽松舒心的日子。

四十六年（1781）夏甘肃变乱，阿桂、和珅受命前往镇抚，乾隆也想到了戴罪的李侍尧，特旨给予三品顶戴赴甘治军，接下来就担任了陕甘总督。至此，惩处孙士毅的理由已不复存在，而皇上不急，他本人似乎也很沉稳。到年底“文渊阁本”完成，四库总裁奏请分等奖励有贡献的编校人员，因士毅到馆甚晚，业绩不突出，未能与纪昀、陆锡熊一样晋升卿贰大员，但将他放在交部议叙的编纂人员之首，列为一等第一名。弘历即降旨：“孙士毅著补授太常寺少卿。”

谁都能看出这是要重新起用的步骤了，只是还少一个契机。四十七年（1782）春山东仓库亏损案发，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皆被拿下，急需能员填补空缺，有旨命孙士毅接任山东布政使，一年后再擢广西巡抚。在四库总纂任上，孙士毅待了不到两年，所做的事情不多，而得列名馆臣，亦出自乾隆帝的恩典。 孙士毅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