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埔百年历史里，“打捞”17万个名字

6月16日，在广州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的一个小房间里，80岁的刘晓美面对着电脑屏幕激动不已。屏幕上显示的是刘晓美父亲的名字和籍贯，还有另一张图片，记录着父亲曾经在黄埔军校的学籍情况。“我想大哭，又想大叫，但那里人太多了，我不好意思，就把我妹妹喊过来，把屏幕给她看，两个人的手握得特别紧，真的是悲喜交加。”父亲去世将近20年了，刘晓美只是模糊地知道，父亲曾经是一名黄埔军人、上过战场，但更具体的信息已经无从查找，也没有任何资料能够证明这段经历。

1924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东郊建立陆军军官学校，世称为“黄埔军校”，这所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为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军事力量，超过20万黄埔军人前赴后继，其中很多人牺牲在战场上。但由于黄埔体系的构成复杂，以及历史原因造成大量史料失散，如今许多黄埔军人的姓名已经无迹可寻，他们的后人无从得知先辈在黄埔军校的具体信息，甚至无法确证先辈曾经是一名黄埔军人。

2024年6月16日是黄埔军校建校百年的纪念日，刘晓美是在校旧址纪念馆的“黄埔名录查询室”里，查证了父亲提起过的“往事”。查询室里有两台电脑，内置数据库收录了将近17万名黄埔毕业生的学籍信息，可以用姓名或籍贯的方式查询到。这17万个姓名、籍贯等信息，是搭建数据库的团队从浩瀚的原始文本中找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入到系统中的。

黄埔名录查询室由“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在2020年发起筹备。今年38岁的罗亚君是基金秘书长，她告诉本刊，自2013年基金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收集整理抗战老兵影像资料，将历史资料数字化，传播、推广抗战记忆。在和抗战老兵接触中，罗亚君发现，黄埔老兵是其中更特殊的一群人，他们大多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表达能力好，能完整地复述出在黄埔军校上课时期和战场上的细节，“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

但许多老兵手上甚至连自己“曾经上过黄埔军校”的证明都没有。老兵和家人也常向基金提出，希望能找到自己年轻时的资料或照片。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民间许多关于黄埔军校的文件都被销毁了，目前能查询到黄埔老兵资料的官方渠道是浙江省档案馆和广东省档案馆。不过，档案馆是有门槛的，真正能在那里得到答案的人屈指可数。“首先，老兵和家人要知道能去哪里查询；其次，他们要提供一些证明，比如亲属关系证明才能进去；在档案馆，要有能力检索到资料。许多黄埔后人的时间、精力很难满足，当老兵本人去世后，这段记忆可能彻底消失在世界上了。”罗亚君说。

罗亚君和同事渐渐萌生出建立“名录查询室”的想法，希望能够帮助黄埔军人后代更便捷地查询到先辈的学籍，打捞这段民族记忆——哪怕没有先辈的详细经历，只查到一个简单的名字和学籍，也是好的。

“名字可能是他们留在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线索，家属有了一个名字，就能证明先辈是谁、什么时候去读军校、为了什么牺牲，这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一种安慰和肯定。”罗亚君觉得，名字对一个人的意义非凡。有一年，她和同事到内蒙古的烈士园祭拜，烈士园里有一块名录墙。起初，他们只是大致地浏览一遍，但当他们开始读出上面刻着的一个个名字时，两人的情绪有些激动起来，“一开始你只觉得他们是‘烈士’，是一个群体。当把名字挨个读出来时，就会感觉到这都是具体的生命”。2022年，基金开始和黄埔历史研究者于岳合作，请他参与编撰名录。于岳从2012年就开始收藏黄埔军校的历史资料，并在网络上为黄埔军人的后代查询前辈信息，10年间，他在多个网络平台零散整理、发布的黄埔军人名录达到数万人。

于岳和黄埔军校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对黄埔历史的研究完全源于兴趣。2005年，还在上大学的于岳到湖南衡山旅游，第一次参观了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而建的南岳忠烈祠，“觉得很震撼，那时候才对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作用有了一些认识。后来看了一些文章发现，很多优秀的军人都是出自黄埔军校，就开始不断搜集这方面的信息”。当时，网络上关于黄埔军校的资料很少，于岳常常会在贴吧或是档案馆的留言板里看到黄埔后人“寻亲”的帖子，“基本上得到的答复都是，‘我们找不到这个资料’”。

2012年前后，于岳第一次从旧书收藏市场淘到一本民国时期的原版黄埔军校同学录。他打开几个“寻亲”的网页，对照着同学录翻看，发现好多人的名字就在那本书里。于岳就把同学录里的名字一个个打下来，发到网上，一个月时间里有20多个黄埔后人联系他寻找长辈的资料。于岳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一人是烈士的遗腹子，在于岳把书里的照片翻拍给他之前，他从未见过父亲的模样，“当时我们通电话，他的声音哽咽了，我突然觉得自己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后来，于岳把另一本同学录整理完发到网上，还收到一位黄埔老兵的外孙的来信。信中提到，老人看到这些资料后很高兴，邀请于岳前去采访。于岳带着同学录的复印本去了安徽，第一次见到了黄埔老兵本人。老人已经67年没见过自己年轻时的照片了，激动地拉着于岳的手，讲了许多军校往事。

从那时起，他就坚持收藏、整理黄埔军校同学录，帮助黄埔后人查询资料，一做就是十几年。黄埔军校的构成体系复杂，于岳收集的大多数是官方没有记载或公开的信息，包括黄埔军校的分校、各种各样的训练班。

于岳曾经在自己撰写的许多文章里谈及黄埔军校对时代的改变，但在采访中，他始终不曾谈起宏大的话题，“我不是从黄埔军校的历史意义出发去做这些事的，只是为了一个个具体的人。我原本只是个搞收藏的，慢慢发现，旧书收藏品不像瓷瓶字画，放在那里就行了。一本书放在展柜里没有意义，只有通过文献的挖掘，帮助到人，才能发挥它本来的价值”。

启动“黄埔名录查询”系统的开发工作后，于岳负责名录的收集和编撰。要获取原始文献并不容易，市面上现存的与黄埔军校相关的资料“少得可怜”，于岳得随时盯紧收藏圈的消息，“有时候一本旧书放出来，被别人买走了，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了”。档案馆里资料不允许复制或拍照，于岳曾经花一下午时间，手抄600多个姓名和籍贯信息。

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校对。这是一项精细到一笔一画的工作，却只有校对者本人和那位被校对者的后代能够发觉，“因为许多人只会看自己先辈的姓名”。许多同学录在以往的编印过程中常常出现错漏，例如繁体字和简体字的转换错误、扫描识别错误等。曾经有一位姓“菅”的网友在父亲去世后，从父亲写过的一篇文章里才得知老人上过黄埔军校，但搜寻了一二十年，始终没有找到父亲是哪一期的学生。后来，于岳收藏到一本同学录原始文献，仔细研究了姓氏、籍贯分布地后，才最终确认这位老兵的姓名在编印版里被错记为“管”。

参与编撰“黄埔名录”后，一直到2024年，于岳从零散琐碎的文献海洋里打捞出超过17万个姓名和学籍，手动在电脑里键入上百万字，再由其他同事开发成可供查询的数据库系统。和档案馆繁琐的手续相比，这是黄埔后人能查询到先辈信息的最便捷方式，，也是目前国内收录姓名最多的黄埔名录查询系统。

为了防止出现信息倒卖等现象，系统目前并没有开放线上查询。罗亚君也有自己的难题要面对：如何打造一个线下的查询室。“它一定要位于和黄埔军校相关的地方、所有后代都会去；它也不能只是孤零零地摆放着两台电脑。我希望这是一个共情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会产生许多情感故事，哪怕不是黄埔后人，在这里也能感受到一种精神。”

最终，这间查询室选址在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的一间教室里，室内布置了4张课桌，上面摆放着复制版的黄埔军校一期学生1～4队的入学调查表，试图还原当年黄埔学生上课的情形，其中一面墙上有一张特殊的肖像图，是用100位黄埔学生的毕业照片和100位黄埔老兵的照片拼成。老照片里，他们的面目不算特别清晰，但共同组成了一位年轻、充满活力、身着戎装的年轻士兵。“寻亲”的人

这是一个情感浓度极高的小房间。6月16日查询系统上线那一天，查询室里有人掩面大哭，有人拉着罗亚君和于岳不住地感谢，有人退后一步，对着屏幕上的字鞠躬。现场还来了一位102岁的黄埔老兵欧阳电，他坐着轮椅，已经不太能说话，但当屏幕上出现“欧阳电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第十八期第十二总队第三大队第九队”时，欧阳电开心地笑起来，连连点头回答，“是，是，是”。

哭泣、感谢的故事反复在这里上演，但也有人查询不到先辈的信息，朝着工作人员发脾气。“即使我们解释，现在只收录了17万人，还在不断增补中，他们还是会陷入情绪里，仿佛先辈的过去没有被认可。”罗亚君理解这种失落。

80岁的刘晓美是幸运的，最终在系统里查询到了父亲的学籍，这是她搜寻了十几年才得到的结果。

刘晓美第一次知道父亲的经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14岁的她初中毕业，却没有高中可读，“因为政治审查不过关，回家后我父亲才告诉我，他是国民党军人，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几次战争。但父亲没说更多具体的细节，我也没问”。后来中专毕业后，刘晓美想申请入团，父亲又写了一份资料，让她附在入团申请书之后。那张纸上更详细地记录着父亲读军校、上战场的时间，还有隶属队伍的信息。刘晓美第一次知道父亲是“国民党第四军102师”的军人。她还听父亲说起1937年淞沪会战时的苏州河畔战场，“长途跋涉到苏州河后，‘一上岸就打，天黑，什么都看不见，就往前打’。当时我父亲21岁，最后整个队伍只剩5个人，我父亲也受伤了，脚指头被打断了”。

但细节也只剩下这些了。“父亲不敢说太多，到了70年代，我妈妈还把家里所有的老照片、文件、旧瓷器物件全都拿去偷偷销毁了。”2005年父亲去世后，刘晓美在网上查父亲的名字，却什么信息都没有。那天在查询室里，刘晓美的心里七上八下，“看到爸爸的名字跳出来时我愣了几秒钟，眼泪就出来了。我心里踏实了，是有这么回事！爸爸确实是浴血奋战过的，我心里特别骄傲！”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寻亲”，即使那位亲人已经不在人世，人们也希望知道他的往事，哪怕只是简单的姓名和学籍，也能勾勒出亲人模糊的形象。

乔茵是大湾区黄埔同学后代亲友联谊会秘书长，查询室上线那天，她带着十几位黄埔军人的后代前去查询。“很多人只知道先辈是黄埔军人，具体哪一期、哪个纵队，都不清楚；还有一些黄埔先辈没有留下子女就牺牲了，由侄子、侄女等后人来查询，大家查到后心情都非常激动，感觉有一段空白被填补上了，可以告慰先祖。”

乔茵说，大多数人最初搜索先辈的信息，只是单纯地出于朴实的亲情。“起初没有觉得多么神秘，就是家里有一位不太吭声的老人去世了。后来深入挖掘的过程中才突然意识到，先辈是多么了不起，很多人才会放声大哭。”她曾经在档案馆里查询到爷爷的信息，除了姓名、年龄等基本情况外，最下方还有一行详细的地址，“每个后代看到这行地址都很震撼。黄埔军人一旦毕业就要进入战场，随时做好死的准备，地址就是用来发丧的”。

也有一些遗憾在。刘晓美至今没有见过父亲年轻时的军装照，她听母亲说起，家里曾经收藏过，又不得不销毁了。“查询室里放的是100个人照片拼接起来的。我想等着，下一步能查到爸爸年轻时真实的照片。”

这也是黄埔名录查询系统下一步的规划。罗亚君说，“姓名+学籍”的查询结果只是初版框架，接下来将会提升为具有影像化图片的版本，但最终的设想是希望能实现系统与黄埔后人的互动，“由后人来讲述先辈生平更多的故事，给框架填充’血肉’，尽可能完整地打捞一个黄埔军人的过去和一段民族记忆”。 黄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