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图志》

《西域图志》，全称《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开列的“现在承办未竣书籍”16种中，排在《大清一统志》之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西部疆域的地理图册，也是一部经过两次编绘、由武英殿印行的钦定官书。两次编绘都由乾隆帝决策，而该书开篇的“天章”四卷，收录了相关谕旨和诗文，足证该书与收复西域的紧密关联。大西域的回归，是中国历史上不少君主梦寐以求之事，亦乾隆毕生得意的十全武功之首。他为此钦命编纂了一组大书，彼此呼应，除去这部图册，还有——

《钦定西域同文志》24卷，广泛搜集大西北地域的地名、人名，加以注音和解释，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满、汉、蒙、藏、维、托忒六种文字的大辞典；

《平定准噶尔方略》172卷，采用纪事本末体，分为前编、正编、续编，以年代为序，详细记述准噶尔问题的缘起，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的大政方针，历次用兵也包括敉平大小和卓回疆之乱的全过程，以及平叛之后安抚各族百姓的举措，内容翔实。

清朝迁都北京后，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叛服不定，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是以康熙朝绘制《皇舆全览图》，西部最远至哈密。经过三朝连续用兵，也包括敉平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终于在乾隆二十四年全面收复大西域。而在三年前五万清军直捣伊犁，俘获准噶尔汗达瓦齐时，弘历阅报欣慰，立即着手选派人员前往测绘，意在将这块故土绘入版图。二十年（1755）三月，乾隆召见内阁大学士，谕曰：

西师报捷，噶勒藏多尔济抒诚内附，西陲诸部相率来归，愿入版图。其日月出入昼夜节气时刻，宜载入时宪书，颁赐正朔，以昭远裔向化之盛。侍郎何国宗素谙测量，著加尚书衔，带同五官正明安图、司务那海前往各该处，测其北极高度、东西偏度，绘图呈览。所有坤舆全图及应需仪器，著何国宗酌量带往。（《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五）

此时旧叛初定，新叛将起，弘历已迫不及待地想要绘制新版图了。何国宗为工部侍郎，出生于一个天文历算世家，少年时曾得康熙指教，并参与《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可谓得人。数月后，何国宗已升左都御史，测绘班子中又增加“西洋人二名”，即钦天监的两名耶稣会教士：葡萄牙人傅作霖，赏给三品职衔；高慎思，赏给四品职衔。与皇祖玄烨的充分倚信洋专家有所不同，弘历对来京的教士也加选择使用，却是让自己人领队。

何国宗时已70多岁，毅然带队前往，先到哈密之北的巴里坤，然后从那里分作两路，对天山南北各地进行实测。由于当地时局不稳，乾隆派侍卫努三、哈清阿带兵保护，要他们“冬间冰雪凝寒时仍回至巴里坤居住，俟明春再往办理”。而在二十一年（1756）六月，吏部发现何国宗职司都察院，有纠劾百官之责，竟于三年一度的考察中将亲弟弟保为一等，提议予以降级调任。乾隆也有些生气，表示虽有举贤不避亲的说法，也不能这么干，但念在他年逾七十远涉伊犁，“今测量之事已竣，亦可稍赎前愆”，仍将他留于都察院，由主官改为署理。十一月，测绘事宜大部分已完成，而西域动乱加剧，老何等奉旨还京。何国宗以衰迈之年赴动乱之地，较好地完成了测绘任务，给皇上留下极好印象，人未至京，已然升任礼部尚书。

数月后，乾隆第二次南巡回銮，何国宗照例与留京大臣至涿州接驾，皇上问起暹罗使臣之事，回奏已交给随驾的礼部侍郎带领引见。乾隆有些生气，指责他偷懒躲滑，“乃惮此一二日之劳，惜此一二金之费，归家惟恐不速，不以衙门公事为重”，又说他在奏对时老态龙钟、言词颠倒，宣布仍按照吏部去年的提议，将之革职。这就是弘历，一个颇为情绪化的帝王，其实吏部的意见是降调，此时因一言不合，就给予重罚。而气头一过，弘历又觉不忍，传谕：“何国宗罢职以来，家居无事，算法尚伊世学，着赏给编修衔，在尚书房行走。”（《清高宗实录》卷五三九）从康熙开始，清帝一向关注皇子皇孙对天文历算知识的学习，让老何做上书房师傅，也很合适。再过一年多，有旨“以编修何国宗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算是再予起用吧。

其间《西域图志》的编纂一直在进行中，何国宗应是主要负责人。二十四年（1759）五月，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基本荡平，乾隆命依照平定伊犁之例绘制舆图，派钦天监监正明安图带领傅作霖、高慎思等人前往南疆勘测，并将定边将军兆惠等呈送的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地图发给他们参考，要求“明安图、德保至回部时，按图阅看，再将该处地形高下，日月出入度数测量”（《清高宗实录》卷五九〇）。乾隆对此有着持续的关注，首次测绘时曾要陕甘总督刘统勋“会同前往”，即参与天山南北路的勘测，后来改变主意，“命何国宗专办西域舆图事务，刘统勋即驰驿回京”。而二十六年六月传谕“刘统勋、何国宗所办《皇舆西域图志》，著交与军机处方略馆办理”，可知刘统勋也是该书主纂，列于老何之前。

有的研究者写到乾隆二十七年《西域图志》初刻本，不详所据，似乎不太可能。因为两年后的二十九年十一月，御史曹学闵奏请将《西域图志》所载舆图增入《大清一统志》，军机大臣等奉旨讨论并做出回复，写到此书的进展情况：

该御史所奏将西域新疆，增入《一统志》，以昭圣朝一统无外之盛，自属可行。至臣等奉饬所纂之《西域图志》，分野、疆域、风俗、山川等类，无不备具，请即将一统志所应载者，按类择取，增入志末，以成全书。再《一统志》甘肃部内之安西、靖逆二厅，即今《西域图志》之安西府；朝贡诸国内之叶尔钦，即今《西域图志》之叶尔羌；他如哈密、吐鲁番二处，两书互见。将来增纂时，应于各该处发明申说，其从前已经载入处俱请无庸删裁，以致更换全书。但《西域图志》须俟现在所纂之《同文志》告竣再行增改，而《方略》一书善后事宜各条，志内亦有应行采用者，统俟《方略全编》告成时再行办理……（《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

可知此时《西域图志》虽有稿本，并未刊刻成书；也知西域三书之关联，相关人名地名要依据《西域同文志》的写法，清朝对新疆的开发治理则取之《平定准噶尔方略》，并因此延后办理。而后者卷首有署为三十五年仲春的御制序言，100多卷的大书，全部刻成印装当在一年后，距四库开馆已经不远了。以此将《西域图志》列入未竣，而非改纂，乾隆四十七年的武英殿刻本，应是该书的第一个版本。

无论从哪方面讲，《西域图志》都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史地典籍，是全面记述新疆历史文化、民族风物的百科全书。前此史书中的记载舛乱、地名不一得以订正，尤其重要的是两次对天山南北进行实地勘测，大大提升了该书的价值，后来的乾隆《新疆图册》《西域图册》、嘉庆《新疆图说》《西域舆图》《伊犁总统图说》，在体例和内容上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西域图志》的影响。 西域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