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如何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在中国如今的经济体量中，外资的占比已经非常低，我们对外资不需要再“高看一眼”了。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马宇：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来看，中国近些年每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有50多万亿元人民币，而外商直接投资在1.1万亿至1.2万亿元人民币，外资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不到2%，的确不算高。有些人就说，大不了这2%不要了影响能有多大？但别忘了，这不仅仅是2%的固定资产投资的问题，这2%直接连接着几乎所有的全球最先进的生产要素，包括资金、人才、技术、产品、组织、管理、规则、标准等等。更重要的是，外资关系到我们跟国际市场最紧密的经贸联系。我们常常说贸易联系很紧密，但与之相比，投资联系更加紧密。贸易出了问题，可以很快恢复，也可以很快转移，但投资不行，投资是中长期行为，跟当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尤其是在制造业里，他们会说自己能忍受10年甚至20年的合理亏损期，这意味着他在这里至少要经营四五十年，甚至要做百年老店。

回顾改革开放这40多年的历程，外资可以说在各个领域深入地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不仅为国内提供了高品质的消费供给，也是稳定外贸增长和就业的重要力量，更是通过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外溢”推动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有一组数据经常被人引用：外资在华投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超过2800家，外资企业占中国企业数量不到3%，但提供了1/10的城镇就业、贡献了1/5的税收收入以及1/4的工业总产值，近1/2的进出口。外资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

三联生活周刊：国内吸收利用外资目前整体的形势如何？哪些方面的因素正在影响外资的走势？

马宇：目前的形势可以说是非常严峻。一方面，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这对吸收外资的影响巨大。因为所有的投资首先看的就是市场面。我们过去老说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市场，但现在我们自己经济增长的压力也很大，面临需求不足等问题。经济工作重点已经从“6稳”到了“6保”，三年以前用的字眼是“稳”，稳增长、稳外资、稳外贸，等等，现在说的是“保”，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粮食能源安全、保基层运转、保就业，等等。“保”，已经是底线思维了。另一方面，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吸引的外资主要是来自于发达经济体，比如欧美日韩，以及港澳台资。但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采取的是全方位遏制围堵打压的政策。所以，在国家层面上，我们要想办法打破他们的遏制围堵打压。在商业层面上，我们又要吸引他们的跨国公司以及先进生产要素到我们这里来。这背后有很多复杂的挑战。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艰巨任务。三联生活周刊：外资目前在制造业领域的占比如何？制造业外资的进退为什么更容易引起关注？

马宇：外资最早进来的时候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但结构早已发生了扭转。2011年，服务业吸收外资在全国总量占比为47.6%，首超制造业2.71个百分点。2012年，服务业吸收外资继续升至全国总量的48.2%，同时，制造业从2002年的66.9%降至2012年的43.7%。近几年，制造业外资在年度实际使用外资规模中占比已经只有20%～30%。但我们谈外资，很多时候仍然是默认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因为它有更强的风向标意义。现在大家说外资要“跑路”，即使跑的话，服务业的外资也跑得更快，制造业反而不太好跑。因为很多工厂一旦建起来，机械设备、厂房建设、产品引入、人员培训，投入都很大，头几年都可能是亏损运营，指望着后面来赚钱，摊子太大了，你突然要我走也不好走。虽然很困难，但他要守，因为他们也指望市场再缓过来，我跑出去了再回来就很麻烦，代价太大。服务业相对来说固定资产投资少，更容易转移或采取其他方式存在，如特许经营等。像肯德基、麦当劳的经营权转让，国内几乎没有感觉，因为它的市场经营还在，就业税收还在。所以，如果一个制造业跨国公司决定退出，带来的冲击会更大。

三联生活周刊：在招商引资方面，前些年很多地方对制造业项目的热情降低，优惠政策也在退出，这对制造业的外资利用造成了什么影响？

马宇：前些年国内互联网、房地产泡沫膨胀，导致生产成本大幅增长，整个土壤就变得不适合制造业生存，很多地方后来出现了制造业空洞化的现象。有的地方一年招商引资能达到一两百亿美元，规模很大，但很多都是房地产/商业综合服务项目，制造业项目很少。标志性的制造业外商投资项目，比如汽车、电子、机械、化工、信息、制药等领域的，基本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还有些项目看起来是算在制造业里的，实际上也进入了房地产领域。比如一个外资项目是做制造业的，但它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拿去买了楼。现在房地产热潮虽然下来了，但有些事情是不可逆的，一个企业家卖了工厂去买楼了，他还有多大可能性回来搞研发、做工厂呢？三联生活周刊：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中，外资扮演了什么角色？

马宇：外资在两个阶段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一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0年前后，这段时间是中国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几乎可以说假如没有外资进入，我们工业化的基础过程很难如此快速地完成。

我就讲一件事情，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去鞍钢调研的时候，国内钢铁厂的装备水平都还很落后，甚至还在用日本人20世纪初修建的炼钢炉。但等到我们建设宝钢的时候，在日资的帮助下引进了最新的冶金技术设备，技术水平一下子跨越了几十年，跟国际接轨。传统的炼钢厂我们都看过，烟囱浓烟滚滚，车间火花四溅，新建的宝钢厂区像个花园似的，干干净净，非常整洁，当时有些中央部门的主管领导去看了都不敢相信。

那时候外资进来后，首先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初的资金供给，并且它是外汇资金，可以用来从国际上进口机械设备。然后进来的是技术、管理、产品、组织，基本上就是一揽子解决了所有的要素供给问题，填补了我们的工业空白。我们后来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外资功不可没。

第二个阶段差不多是到2001年以后，我们已经实现初步的工业化，供需关系也从原来的供不应求变成了供过于求，几乎所有的制成品都开始出现产能过剩。有了这个基础，天然就产生一个怎么往高处走的问题，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都一样，必须开始着重研发，要适应新的市场分工和竞争需要。外资一开始可能不是拿最好的产品和技术进来，比如汽车行业，大众最早在国内搞合资厂，拿过来的产品是桑塔纳，不是最好的车型，价格又高，不过那时候在国内还是领先很多，引进之后供不应求，销量很好。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美资、日资、韩资的车企都进来了，市场竞争激烈起来，靠一款车型打天下就行不通了。外资就不得不把研发中心开始放到国内，产品的升级换代也开始跟国际同步，甚至领先于国外。

三联生活周刊：外资进入中国，也经历了许多曲折。改革开放后利用外资的历史中，有哪些你觉得比较关键的转折点？

马宇：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就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虽然从1979年一直到1991年这段时间，外资已经进来了，但规模比较小，主要集中在“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领域和宾馆饭店等服务业领域，当时国内围绕外资的意识形态斗争依然非常激烈，有人主张继续开放，有人则反对。1991年底邓小平南下视察，发表南方谈话，从思想认识上破除了这些争议。之后，中国吸收利用外资才真正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前面十几年，吭哧吭哧地才做到了一年40多亿美元的规模，1992年之后，立刻就上了100亿美元的台阶。外资是非常敏锐的，一嗅到新的政治信号，很快就做出反应。而且中国当时是一种特殊的转轨经济，跟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不同，政府几乎掌握了所有的重要资源，政策的走向对经济形势有决定性的影响。只要政策一转变，原来很多不能做的事情现在就可以做了，外资进来后，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

从数据上来看，1992～2001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有过波动，但总体上呈现了大幅上涨的趋势，2001年吸收外资达到460亿美元，在世界上名列前茅。1992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平均单项规模仅为22.6万美元，此后逐年上升，1999年达到238.2万美元，随后两年有所回落，但2001年仍然为179.3万美元，是1992年的近8倍。到了这个阶段，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已从初期的试探性、零散性、临时性转向实质性、战略性、大规模投资。

第二个关键的节点就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贸组织）。1992年我们是从内部解决了意识形态上的问题，2001年加入WTO则是在规则体系上与国际接轨。这之后，中国的市场和平台就融入了全球，虽然我们还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在法理上已经认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2001年之前，我们虽然也跟这些国家发展外贸，引进外资，但还没有完全按照国际规则体系来做，还有很多事情要借助香港这个窗口跟世界产生联结。但加入WTO以后，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解决，外商的投资信心也不一样了。所以2001年后，外资规模迅速增长，而且很明显的是外资企业在中国开始投高端制造项目，像微软、英特尔、西门子、3M这些跨国巨头也争相在华建立研发中心，中国成了很多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基地。

三联生活周刊：外资企业的进入，在当时给国有企业和正在发展的民营企业带来了什么影响？

马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最快的其实是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外资占的比重还不高。但是外资带进来的现代工业体系，比如机械设备、技术、生产管理、质量控制、人员培训等，都是当时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最需要的东西。我们那时候去调查，发现很多地方都是建了一个外资或者合资企业后，周边很快就冒出了一圈生产同类产品的民营企业。有的是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出去独立创业，有的是周边企业通过外资企业的经营看到了商机也开始照猫画虎。今天来看，这里面可能存在很多知识产权侵权和假冒伪劣的问题，但毕竟我们是在学人家，包括他们的商业模式、产品设计、品牌营销等等。这是外资企业的价值中最重要的部分，却恰恰是难以量化衡量的，就是给中国带来了广泛的催化影响和溢出效应。

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很多地方政府都开始利用外资改造国企，就是推动国有企业和外资搞合资，目的是要把原来官僚化、行政化的国企改造成一个现代企业。原来可能一个企业，一个书记就管了，权力无限大，其他人听命令就行。现在你要搞董事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样才能去嫁接新的生产要素，拥抱市场经济。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天津，因为它是一个传统制造业基地，有很多国有企业，当时发展迅速的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对他们冲击比较大。天津就提出来一个计划，五年之内要把全市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国有企业全部嫁接改造一遍，都得搞合资，要不我给你找合作伙伴，要不你自己找，五年没搞成合资的，领导就换人。当时汽车、钢铁、煤炭、半导体很多行业都兴起了合资潮，对国有企业更新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一些项目最后搞砸了，国企体制还是很难跟外资调和到一起。三联生活周刊：新冠疫情以来的这几年，经常有外资工厂撤离的消息传来，但同时也有新的项目落地。跟过去相比，外资现在对华投资的思路有什么变化？

马宇：过去外资入华是建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尤其是90年代以后，形成了一个建立在成本和效率基础上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适宜的投资场所和贸易伙伴，因此导致国际分工高度细化。在这个产业链供应链中，并没有按照社会制度划分各国的参与程度，也就是没有因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而排斥某些国家参与国际分工。

而如今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是在另外一种原则和逻辑下进行的，即不只要考虑成本效率问题，还要考虑安全稳定问题。而所谓的安全稳定，就是本国化或盟友化，要么自己国家形成完全的产业链供应链，完全自主可控；要么在周边国家或盟友国家部署产业链供应链，减弱乃至完全摆脱对敌对国或潜在敌对国的依赖。所以，某些国家所谓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调整，实质就是尽力剔除、替换中国环节，把生产能力、技术、人才、资本要素等迁回本国或转移到盟友国家，实现“去中国化”。最典型的是芯片产业，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组成了一个基于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四方芯片联盟。他们之间有没有贸易冲突？也有，但是他们认为大家的价值观是一致的，核心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共同行动，脱钩断链，把中国大陆从高端芯片产业基本排除出去。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转向，会对中国的产业发展造成什么影响？

马宇：跨国资本是全球最敏感的东西，它的判断也最准确。跨国投资最怕的是什么？是战略风险。如果只是市场风险，他们自己完全可以应对。但战略风险是难以预测、无法规避的，并且这种风险巨大无比，对一家企业来说很可能是血本无归。

目前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虽然从短期来看，对外商投资规模的影响还不大，但局势如果无法扭转，中长期可能会造成较大影响，甚至不排除出现趋势性变化。从外资来源地来看，可以预见，未来香港的主要外资来源地地位可能更加重要，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对华投资可能会受到重大影响，中长期剧烈波动难以避免。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外商投资将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如半导体产业不但新进投资基本停止，已有项目投资也会萎缩甚至撤出。

三联生活周刊：面对目前的局面，我们有哪些应对办法？

马宇：针对“去中国化”，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强自主研发，增强独立生产能力，维护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但同时又绝不能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自己主动“断链”“脱链”，而应更深更广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我们还是有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在全球化大生产的今天，要想在一个国家疆界内靠一己之力建立全本土产业链供应链不仅费时费力，而且难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我国仍然存在创新能力、核心技术和高端设备等短板，引进外资还是我国实现产业蜕变升级、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手段。

各方面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现在大家说的比较多的优化营商环境，我们其实还做得不够。这一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调整，各国政府采取的政策中，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一项核心政策就是税负减免。我们要加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留住现有投资，吸引未来投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低税负也是必要的。这跟近几年中央一再强调的减税降负政策方向也是吻合的，关键是尽快落实，让企业尽快受惠。

此外，在政策环境上，还要保持稳定性，提高透明性，尽可能地加速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我特别强调自由化而不是便利化，因为现在各国的营商环境早就不是在便利化的层面上竞争了。便利化指的是我有管制，但是我的管制效率很高，你来审批，我可以做到一个窗口一个小时就能办完。自由化的核心则是扩大市场开放，最大限度地取消各种不当管制措施，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就是要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层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外资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