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 / Subject

 “别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福柯在《知识考古学》“导言”最后的这一番自白相信曾打动了无数学子和学人的灵魂。我自己也曾把这句话置于讲解福柯的PPT的显豁位置，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把它用作微信签名。勇于突破陈规，锐意进取，探索未知，这正是我心目中的哲学研究者的最真本色。

然而，福柯的多变和善变，切不可肤浅地理解为单纯的求新骛奇，也绝不能等同于随波逐流，紧跟热点。正相反，在变的面具背后，恰有一种坚持和定力，始终有一种对于真我的执着乃至捍卫。这里所谓的“真我”，显然不同于笛卡尔式的我思，甚至德国古典哲学抑或现象学中的主体，而更是带上了福柯自己的独特面貌，那正是否定性体验这个关键点。福柯自己曾屡次强调，他终其一生的研究主题，其实既非权力，亦非真理，而唯有主体。但主体在西方思想和历史之中，又向来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概念。“Subject”这个词，无论是在法语还是英文之中，在大家所熟悉的意义上，都同时包含着两个截然相反的含义，一个是从属（subject to），一个是自律（subject of）。当然，这个语义上的含混纷争不难从词源或历史演变的角度进行澄清，但这至少也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主体，成为一个主体，绝不是一目了然、自然而然的事情。当你自认为是一个掌控自身、直面世界的主人之时，可能恰恰已经在无意和无形之中沦为了各种权力操控的傀儡。反过来说，当你深陷操控和束缚之中难以自拔、无从解脱之际，却往往会在这个绝境和边缘之处激发出更为强烈的抵抗之力量，希望之勇气。

遍览福柯的那一部部苦心孤诣、惊世骇俗的名作，从《古典时代疯狂史》到《性史》，即便主题千变万化，写法也各有千秋，但其实在背后所贯穿的始终是这个对于主体的反复叩问。

实际上，从他在伊波利特指导下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diplôme d’études supérieures）开始，先验-经验之间的“圈环”就已经成为他的关注要点。这个问题从学理上来阐释肯定会很复杂甚至艰难，至少涉及对黑格尔和胡塞尔的深刻重释。但也不妨用通俗的话来解说，那正是一个看似相当简明而直白的道理：人既是历史的产物，但同时又是历史的条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作为产物，人显然是“从属”；但作为前提条件，人又同时是“自律”。任何一个人，当他出生之际，都被抛入一个“已经在那里”的世界。你从来不会是这个世界的起点和主人，而首先要接受它的各种规则、限制与律令。但这个简单的事实又并非如此自明而自洽，因为只要有心人进一步发问，顿然间就会心生疑窦：那么，这些所谓的法则和规范又源自何处呢？从历史上说，它们不也是人类的创造和发明吗？从根本上说，不正是将自己颁布的法则施加给自身吗？这里，人显然既是主人，又是傀儡，既是“经验”的内容，又是“先验”的形式。作为内容，每个人都是“被给与”的，被构造，被限制，被操控；但作为形式，每个人又都是创造的主体，可以施展自由，为自身和世界立法。

但有人肯定要质疑福柯的论证了。经验和先验之间真的存在着这种蛇形的首尾相接的圈环吗？福柯是不是搞错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这两极之间完全有可能存在一个先后的关系吧？没错，我所服从的法则肯定也是人的创造，但创造这些束缚我的法则的人类往往并不是我的同代人，而更是前人、先人甚至古人。在我与他们之间本就有着一个“时间差”，一个难以被超越和弥合的历史的鸿沟。所以，这里好像根本没什么圈环，而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先与后而已。每一代人来到世上之时，都要面对一个前人立法的世界，然后我们自己再将这些法则传承下去，进一步推陈出新，自己由此也成为“前人”。

这个道理很浅显，但却并不是福柯的本意。这也是他为何每每总要强调，研究历史的意义并非仅在于整理故纸，澄清事实，而更在于直面当下，针砭时弊，进而朝向未来。以古为镜，以史为鉴，由此进一步反思、诊断当下，甚而介入和改变当下，才是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研究的旨归所在。因此，从《词与物》的尾声部分开始，经验-先验这个圈环就直接地指向了人自身，而且尤其是“当代人”自身。当我们深陷各种权力的操控和束缚之时，不能只是摆出历史事实来安慰自己：没关系，这些规则也是前人的遗产，毕竟，代代相承，薪火相传，这也是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嘛；毕竟，人总是要先虚心学习前人，才能继续自己的发明和创造嘛。但福柯所要启示我们的恰恰不是这个平淡甚至平庸的常识，而更是一个直指人心的洞察：既然前人可以成为法则的创造者，你为什么自己不能？为何你一定要默认法则的先在、先天的地位，而不能当下，现在就成为一个全新的起点，一个绝对的立法者呢？

有人马上会追问，福柯的这个想法跟启蒙精神又有何区别呢？这不就是康德在《何谓启蒙》开篇所明确高扬的“敢于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吗？或许。但福柯和启蒙之间至少存在着一个根本差异，也即他的要点在于主体，而非理性。在福柯看来，人之所以向往理性，尊奉理性，并非仅是因为它是人的普遍本性，它是历史和社会的普适原理，它最终能引导人类走向真理和光明。正相反，在真理和主体之间，福柯明显转换了重心。他的意思是说，人之所以要向往真理，追求和捍卫真理，其实更重要的缘由，是为了以真理为中介、为条件，让每个人与自身发生关系，反思自身，关切自身，进而改变自身。这也是他为何从《性史》开始，要重新启用“体验”（experience）这个被搁置（而非弃置）很久的概念，无非是因为体验才能真正揭示和洞察主体与自身的关系。同样，这个体验的关系又远不同于胡塞尔现象学的那种回归体验（erlebnis）之源的经典立场，而更突出福柯所心心念念的否定性面向。在一次长篇访谈之中，福柯就坦承，他写的所有的书都是“体验之书”，但这个体验既不是为了肯定主体自身，也不是为了维系意识流的连续运动，而更是为了从根本上以极端、彻底之力去改变自身，否定自身，甚至死而后生。不妨想一想福柯自己挚爱、酷爱的那些作者们，从鲁塞尔到巴塔耶，从萨德到德尔图良，哪个又不是自我否定的极端践行者？还值得提及另外两个或许不算隐微的线索。首先，在对早年福柯的思想成形起到重要影响的前辈之中，让·华尔（Jean Wahl）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人物，而他所写作的关于克尔凯郭尔的皇皇巨著也肯定在青年福柯的心目之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克尔凯郭尔的那种绝对的自我否定的反讽式思辨，也似乎足以成为福柯的那种“别问我是谁”的人生践行的最完美诠释。

其次，海德格尔也绝对不可忽视。虽然福柯在不断确立、巩固自己学术地位的那些著作与授课之中鲜有大段集中论及海德格尔，但他在访谈中曾屡屡明确指出，自己早年做过详细的海德格尔的研读笔记。那么，海德格尔对于福柯的最关键影响到底是什么？恰恰是“anarchy”（去本原）这个几乎为福柯研究界全然忽视甚至无视的概念。而直到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2023年的新作，这条线索才算是正式浮出水面，获得应有的关注。背后的原因似乎也不难理解。福柯确乎只在《对活人的治理》中提到过这个概念一次，很简短，而且还语带戏谑。但他同时也明确强调，他毕生致力说清的其实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一切权力的绝对“无-根基”（an-archē）,或者说得简明一点，就是绝对偶然性。古往今来的各种权力都擅长援用、搬弄各种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但从根本上说，这些至多只能算是“借口”，而绝对无法提供“基础”。显然，正是权力的无根基性，才为福柯的一系列考古学和谱系学考察提供了切实的前提，也才为主体得以转向自身、关切和改变自身提供了最为关键的一个动机。由此看来，即便福柯从未明言，但这条贯穿《存在与时间》到《哲学论稿》的海德格尔式的“anarchy”之线索，或许正是引导福柯毕生哲思的最根本契机和动力。

否定性的体验、反讽式的践行、anarchy式的历史探问，由此也就成为贯穿晚期福柯的一条至关重要的主线。无论是诚言（注：也译为直言）、修习，还是自我技术、关切自我，等等，他晚年所详细阐释的每一个关键概念都可以且理应从这些要点入手才能恰切理解。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得以澄清一个常见的陈见乃至偏见，并最终回归本文标题中的那个关键词，“精神性”（spirituality）。我在这里提到的精神性，包含着两个彼此相关的含义，一是泛指福柯自始至终坚持的抗争精神，二是特指他晚期从基督教和古代世界之中所阐发的自由境界。关于晚年的福柯，很多不算粗心的读者也往往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他几乎进行了一次堪称“古典学”的转向。如果说《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的福柯张扬而叛逆，《规训与惩罚》中的福柯犀利而尖刻，那么生命政治时期的福柯更是将批判的锋芒展现得淋漓尽致。若这样对比下来，不难发现从《性史》第二卷开始，从《对活人的治理》发端，福柯突然一下子扎进了故纸堆中，开始宣扬美德伦理，良善生活，甚至往往化身为对年轻人谆谆教诲的智慧长者。是的，福柯又变了，但这次或许变得不那么福柯了，甚至有点“面目全非”了。就好像一个摇滚明星，年轻时代曾在台上怒砸吉他，到了晚年呢，却变成了一个低吟浅唱、知天乐命的民谣歌者。

但我想说，这完全是一个误解。我更想说，晚年的福柯，写德尔图良和苏格拉底的福柯，或许才是将其战斗精神和自由向往再度带向极致的福柯，才是福柯心目中的那个自己所要成为的样子。诚如著名的福柯研究者保罗·拉比诺倾情所述，当福柯在《主体解释学》中首次明确提出“精神性”这个概念之际，其实也正是他自己人生陷入僵局和困境之时。对学术体制的失望，参与政治行动的失败（1978年两次伊朗之行），都越来越成为淤积在福柯胸中的心结。在美国的快活生活也只是暂时缓解了焦虑，但根据福柯自己的多次明确自述，真正让他从泥潭和束缚之中挣脱而出的，恰恰是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布洛赫对尚未（not-yet）的洞见，对于“否”（not）与“无”（nothing）的辨析，进而基于“当下的幽暗体验”所激发的超越之精神性，都无疑为深陷苦恼和困顿中的后期福柯提供了最为切实而有力的鼓舞。世界还可以变得不同，历史还可以发生断裂，这就是布洛赫引导福柯所发现的精神性的真意。正是因此，精神性绝不能单纯局限于福柯文本和授课中大段论及的古代文献，而更是再一次激发出那种直面当下的勇气，那种向往和捍卫自由的决心。福柯在弥留之际，仍然在竭力修改《性史》的第四卷，或许并非只是为了给四卷合璧的所谓“定稿”画上一个人生的句号，而更是向往在德尔图良等先人对“重生/复活”（resurrection）的激进哲思之中开启下一次的全新起点。

福柯，从未改变。那就让我们继续追随他的精神性的步伐，不断改变自己。

（姜宇辉，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硕士，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著有《黑噪音、白噪音与幽灵之声》《德勒兹身体美学研究》《画与真》等，译作有《千高原》《普鲁斯特与符号》） 主体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