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 / Parrhesia

口述·丹尼尔·洛伦齐尼

采访整理·段弄玉在“后真相时代”，虚假的新闻和信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真理和事实也似乎不复存在，而福柯常常被认为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丹尼尔·洛伦齐尼指出，这种观点虽然盛行，却是对福柯的一种误解。洛伦齐尼邀请我们重新审视福柯关于真理的论述，在他看来，这是福柯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最为重要的建树之一。

通过这一时期的真理史项目，福柯试图展示，并不存在超历史的真理，只存在因复杂社会历史进程而被视为真或假的陈述。与之相对应，福柯不关心任何特定的真理，他关心的是“真理”如何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为“真理”。

人们总是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果某事是真实的，就不应该成为批评的对象。但福柯引导我们不断问自己：“在我所参与的真理游戏中，我想如何被引导，我想如何引导自己？”这将帮助我们察觉那些悄然支配着我们行为的机制——这些机制不仅使我们接受某些“真理”，还支配着我们的行为。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处理那些支配着我们的“真理”。对此，福柯的建议是直言，或者“说出一切”。

以下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福柯研究》的联合编辑丹尼尔·洛伦齐尼接受本刊采访，对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理解“直言”的讲述。一个对于福柯的误解

福柯不仅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思想家，也被认为是许多当代困境的“罪魁祸首”。这些困境包括真理和事实在政治和公共话语中的侵蚀、假新闻的泛滥、民粹主义领导人的崛起和民粹主义政治议程的盛行。这也是为什么在谈论所谓“后真相”态度的哲学根源时，记者、政治家和学者们总是提到福柯。

事实上，这些指责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它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政治总是包含修辞、情感的操纵和偏见的强化，它甚至会直接“编造事实”。只有乌托邦式的描述才会将政治和公共辩论阐释为理性的民主辩论和确立“真理”的方式。其次，福柯于1984年去世，但这些指责错误地将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问题，例如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公共话语的重大影响投射到了过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些指责从根本上误解了福柯的真理史项目（project of a history of truth）以及他关于真理和说真话（truth-telling）的观点。

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学者，或者根本没有学者，详细探讨过福柯的真理史项目。在我看来，这个项目明显地构成了福柯从20世纪70年代到1984年他去世之前这段时间的主要分析框架。现在，福柯的大部分关于真理、说真话和“直言”（parrhesia）的讲座和文本都已在法语、英语和许多其他语言中出版。然而，这些出版物仍然相对较新：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最后五门讲座课程中有四门，包括1980年的《论生者之治》（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Living）、1981年的《主体性与真理》（Subjectivity and Truth）、1983年的《自我与他者之治》（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以及1984年的《真理的勇气》（The Courage of Truth），在2008年至2014年之间才以法语出版，几年后它们才有了英语版本；而其他相关材料，例如福柯1981年在鲁汶大学关于《错误行为与真话》（Wrong-Doing，Truth-Telling）的讲座、1982年在多伦多关于《自我真理表述》（Speaking the Truth about Oneself）的讲座或198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关于《话语与真理》（Discourse and Truth）的讲座，出版时间更晚。这可能是为什么关于这些主题的二级文献在福柯研究中仍然相当边缘的一个原因——主流的研究往往聚焦于福柯对疯狂、监狱、性、生命政治、治理术或新自由主义的分析。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南希·卢克森（Nancy Luxon）的《权威危机》（Crisis of Authority，2013年）建立在福柯关于“直言”的研究基础上，考察了当代民主理论和政治中权威、真理和真诚之间的关系。最近，戴安娜·泰勒（Dianna Taylor）的《性暴力与羞辱》（Sexual Violence and Humiliation，2020年）使用福柯的分析，包括他关于“直言”的分析，发展了对性暴力和羞辱的女性主义批判。在过去几年里，其他深入探讨福柯关于真理和说真话工作的学者包括安德里亚·迪·格苏（Andrea Di Gesu）、托本·戴尔伯格（Torben Dyrberg）、安德烈亚斯·福尔克斯（Andreas Folkers）等人。保罗·艾伦·米勒（Paul Allen Miller）的《福柯关于古代的研讨会》（Foucault’s Seminars on Antiquity，2021年）对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座课程中关于说真话的谱系提供了有益的解释。然而想要重塑福柯作为一位不仅对话语或权力、而且对真理有深刻洞见的哲学家的形象，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让我们回到福柯的真理史项目。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初，福柯真理史项目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质疑一种关于真理的观念。我们可以把这种观念称为直觉上的“柏拉图主义”（Platonism），它认为存在一个超越历史的概念或潜在本质，在所有地方和时代定义了“真理”（the Truth），不管我们是否实际接触过或了解它。这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我们作判断的方式和我们追寻真理的工具可以是历史的、偶然的，或容易出错的，但“真理”不可能如此。它就在那里，总是“等待我们”去发现。然而，通过他的书籍和讲座，福柯向我们展示，没有尚待发现的、超历史的真理，而只有因复杂社会历史进程而被视为真或假的陈述（statement），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人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通过真理史项目，福柯最终想要向我们揭示，除了生产客体以外，人类社会也必然会生产各种类型的陈述和知识。人们往往认为这些知识是真的或假的，同时否认存在其他陈述和知识的可能性。所以真理问题必然与以下问题相关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世界的不同地区，某些陈述被认为是真或假的条件，以及某些人被认为是合法的知识来源或是真理陈述者的条件。

为了理解福柯的观点，我们可以引入“真理游戏”（game of truth）和“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的概念。我们可以将“真理游戏”看作一个用于生产真理声明的规范化系统。它孤立于具体参与其中的、活生生的个体而存在，主要由那些生产真声明与假声明的规则所构成。与之相比，“真理体制”（regime of truth）包含具体的个体，并定义了他们在真假声明方面的义务。福柯真理史项目的原创性在于，它展示了每一个真理游戏都是历史性的，分析这些游戏出现的条件因而变得至关重要。当然，有些真理游戏相对稳定，数千年前就已出现，而其他如科学的出现则要晚近得多。其次，没有任何真理游戏存在于或超越于真理体制之外，而真理体制定义了人们接受特定真理声明后的被预期的后果，即在“X是真理”的情况下，他们应该做什么。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当代精神病学的真理游戏将所谓的“性别焦虑”定义为一种由个人体验的性别与被指定的性别不一致所引发的痛苦。如果安去看医生，医生根据她的症状得出结论，她确实存在这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真理声明就会出现：“安有性别焦虑症。”现在，福柯鼓励我们追问：是否仍有理由质疑、批评或反对这一真理。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为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如果某事是真实的，就不应该成为批评的对象。尼采将此称为“真理的价值”问题：他认为当一个真理被确立时，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我们仍然需要探究它对我们的价值。但现实是，我们总认为真实的事本身就有一种内在的价值和强制力。

因此，尼采和福柯提出的问题不是“安有性别焦虑症”这一声明是真是假，而是对于安本人，以及更广泛的她所生活的社会来说，这一真理声明的价值是什么。例如，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一声明是有害的，因为性别焦虑症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精神疾病，真正的问题不是安的体验，而是定义她生活的社会规范。因此，需要质疑“安有性别焦虑症”这一真理声明的价值，因为它可能会将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建构为一个医学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批评并不否认“安有性别焦虑症”在当代精神病学真理游戏规则下的真实性；它质疑的是安是否应该接受这一声明的实际后果，也就是说，她是否应该接受对这种状态的医学治疗。

福柯将这个问题称为真理的“你必须”（you have to）问题，以反映我们的一种直觉性的思维倾向，即在认识上对一个真理声明的接受会自动迫使我们屈从于其实际后果。在他看来，安不必屈从于任何真理的“你必须”，她需要将此视为一个具有社会、伦理和政治维度的重要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柯的真理史不仅是一个认识论的事业，更是一个伦理政治的事业。我们时代的困境

在我看来，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分析我们当代社会中的不同真理游戏和真理体制。真理体制往往为个体规定了特定的义务和行为方式，但它并不会以强制性的方式呈现这些行为。这里面有一个隐含的假设——真理的“你必须”并不是一种强制，而是真理本身的自然、自动结果。通过问题化这一隐含的假设，福柯的真理史项目邀请我们不断问自己：“在我所玩的真理游戏中，我想如何被引导，我想如何引导自己？”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思考我们如何被治理的方式。我们不仅仅被国家治理，还被一系列更小、更具渗透性的实体，比如家庭、学校和大学、医疗机构、社会规范等治理。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生活结构。

虽然很多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后真相时代”，但在我看来，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关于真理的问题从未如此重要、关于真理的斗争从未如此广泛的社会中。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风险是将批判简化为单纯地“捍卫”真理和事实。当然，这种捍卫是重要的，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事实核查”不能成为我们唯一的批判工具。事实上，即使我们都同意一系列关于经济、政治或环境的事实，问题仍然存在：一方面，为什么要重视这些事实而不是我们生活中其他方面的其他事实；另一方面，我们究竟该怎么做。问题在于我们不能要求现实或事实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因此，我认为当代社会中的一个问题在于，我们被引导或被迫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在事实的建立或解释上，而几乎没有关注如何处理这些事实，以及最终如何构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在我最熟悉的国家（意大利、法国、德国和美国），人们现在往往不是因为关注某个政党的计划或其实际想做什么而投票，而是因为他们认同该党对现实的解释。他们更倾向于接受该党的世界观描述，而不是他们对未来的规划——如果这些规划有被明确提出的话。我认为，重新阅读福柯可以帮助我们意识到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并认识到最终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处理我们所接受的真理声明。这才是政治应该关注的重点。对直言的迷恋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1982～1984），福柯对古希腊的直言（parrhesia）实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言”的字面意思是“说出一切”，但福柯更具体地将其解释为一种勇敢且冒险的言论形式，即说话者在面对可能因其言论而感到被批评的人时所说的话。

解释福柯对直言的迷恋可以追溯到1978年，那时他开始发展一种批判性的概念，这种概念位于真理、权力和主体三个极点的交会处。福柯认为，批判涉及是否应该接受或拒绝某种组织真理、权力和主体关系的方式。例如，在当代精神病学的真理游戏背景下得出的结论如何在某种权力的基础上对安产生影响，从而也影响安是什么样的主体以及她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主体。对福柯来说，这个问题永远不能“从外部”回答：批判是一种内在活动，真理、权力和主体之间关系的组织只能从内部，由直接受其影响的人来质疑。福柯在自己的行动实践中也忠实于这一信念。例如，在70年代初，福柯是监狱信息小组（GIP）的主要发起人之一。GIP并没有“从上而下”地批评监狱制度，而是与囚犯合作，揭露该制度中那些在当时和现在都令人无法容忍的方面。换句话说，GIP并不是替囚犯发声，而是试图让囚犯在公众辩论中拥有发言权，以便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直言也是如此。在福柯看来，直言者是一个愿意承担实际风险的人，他公开表达批评，试图改变自己所身处的情境。他赋予自己一种权威，这种权威仅源于他的勇敢行为，而非来自任何既定的社会机构或者社会规范。举一个近期的例子：在MeToo运动之前，那些遭受性暴力的女性并不能指望在现有的社会结构内揭露这些性暴力，因为在这种结构中，暴力已经被“正常化”了。当一些女性开始发声时，她们的言论并没有得到制度上的认可。她们的权威仅来自于她们勇敢发声的决定，来自于她们所身处的艰难情境的内部。我认为这种情形可以被视为福柯意义上的直言：一种必须创造或“发明”自身可能性空间的社会批判形式。同时，这种批判性言论能够引发深刻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变革，即便它源于无权者。福柯认为这些批判的实例极其重要，尽管他不认为直言式的批判是唯一可能的批判形式。

但是，“说真话”本身永远不足以构成一种有效的批判态度。批判是一种复杂的活动，为了有效，它必须满足若干条件——这些条件无法预先确定，而是取决于具体的情境。这就是为什么福柯总是避免提供关于人们“应该做什么”的宏大声明：他认为斗争和抵抗，至少是他感兴趣的那些抵抗，必然是“局部的”。它们的实际形式应由社会行为者自己定义，而不是由那些声称代表某个特定社会运动“灵魂”的领导者或知识分子来定义。并不总是“必然的”

福柯的谱系学著作不仅想要让人们从认识上相信其中某些主张的真实性，而且想要从伦理政治上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在其中行动的方式。这些著作旨在向读者传达一种偶然性的观念：监狱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成为主要的惩罚方式；我们的性别认同并不“必然”定义我们，事实上在古希腊，“性别身份”这一概念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柯的谱系学有助于形成一个“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多个“我们”，这些“我们”是开放的、不稳定的（因为它们不断被重新定义）、结构上反身份认同和非宗派的。因此，这里并不是“我们”对“他们”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福柯的谱系学工作，“他们”并不存在。因为真正的批判对象是社会结构，而不是特定的人或群体。

这种“我们”的形成并不容易，而且可能从来都不容易。如今的公共辩论和政治话语往往极度地两极化，并以非常宗派的方式组织起来，“我们”总是以与“他们”对立的形式而出现，总是排他的、固定的、封闭的。当下我们需要的是居于不同的“我们”的能力。例如，不是每个为了全球减少碳排放而斗争的人都会同意要为废除监狱而斗争，但某人对后者的不赞成并不意味着他对前者的贡献就认为不重要或不合理。我们应该学会待在不同的社区中，并根据情况与不同的人和团体“在社区中”共处。

总的来说，重新思考批判、真理和真话之间的关系在当前是一个微妙且政治上非常紧迫的任务。如今人们过于关注批判的认识论方面，希望通过重新确立真理和事实来对抗政治谎言的影响。虽然这些很重要，但远远不够。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仍旧盛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仍有可能在11月的选举中取得胜利。要进行有效的批判，必须考虑真理的生产、权力的行使以及主体的自我构成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换句话说，批判必须同时且不可分割地是认识论、政治和伦理的——这里没有捷径可走。就批判而言，这是一个非常苛刻的理想，但我相信这是已经、正在并且可以付诸实践的理想。

〔丹尼尔·洛伦齐尼，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福柯研究》的联合编辑，《现在的哲学》（Philosophie du présent）和《芝加哥福柯项目》（The Chicago Foucault Project）系列丛书的联合编辑。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后康德欧洲哲学、社会与政治哲学、早期分析哲学、应用伦理学等，著有《真理的力量：米歇尔·福柯的批判、谱系和真相讲述》（The Force of Truth: Critique，Genealogy，and Truth-Telling in Michel Foucault）〕 丹尼尔·洛伦齐尼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