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来信

口述·阿伊莎·沙克法

采访整理·程靖  编辑·徐菁菁英语教师阿伊莎·沙克法（Aisha Shaqfa），今年31岁。她和家人住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最南部、靠近埃及边境的城市拉法（Rafah）。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越境突袭以色列、杀害1200余名以色列及外国公民后，以色列旋即对加沙地带展开报复性军事打击。据加沙卫生部门的数据，截至2024年6月12日，加沙已有超过37202人被杀害，另有84932人受伤。

以军沿加沙地带自北向南进行地面行动，加沙人也自北向南不断逃亡，最多时有140多万人聚集在拉法避难，拉法因此被称为“加沙最后的避难所”。

战争爆发后，阿伊莎的工作难以为继，生活陡然改变。她开始为难民营流离失所儿童做心理援助，以此作为战时生活的精神支柱。

过去8个月以来，我们一直和阿伊莎保持着联系。她常常在通信软件里发来断断续续的语音信息，描述她的日常，关键词通常是轰炸、缺水、恐惧与熟人的死亡，但也偶尔有笑声、友谊与希望。

2024年4月中旬起，以军称要对盘踞在拉法的哈马斯24个营中最后6个营进行清剿，因此将在拉法展开地面军事行动，百万民众开始从“最后的避难所”撤离。阿伊莎和家人也不得不离开家园。此后，她几度消失在通信信号的黑洞里。

我们根据对阿伊莎的语音采访和通信整理了这篇口述，描述她所见证和亲历的战争。从拉法撤离之前，我往行李箱里装了几条裙子。一条是我一岁半时穿的小裙子，我想以后有孩子了，留给我的女儿穿；另一条是我妈妈结婚时穿的裙子，超级美，还有一条纯手工制作的巴勒斯坦传统纹样长袍，是我妈妈为我人生的“大日子”准备的。

我还拿上了5本书、从加沙海滩上收集的贝壳、我的学生和朋友们给我写的卡片——简而言之，我“生活中的所有玫瑰”。未来如果离开加沙，我想把它们都带走。我的行李里，既有我的过去，也有我的未来。

我们一家人要撤到汗尤尼斯（Khan Younis）市，那是拉法以北的一座城市。那里的网络几乎已经被摧毁了，我很可能失联。所以走之前，我一直在给亲友们发信息，告诉他们我去了汗尤尼斯，如果我没有消息，也不要太担心我。

现在，汗尤尼斯是以色列军方划定的“安全区”，但鉴于他们在拉法划定的安全区也发动过袭击，也死过人，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活下来。如果我不幸死了，你们悼念我的时候，记得要用我选的这一张照片（编者注：阿伊莎发来一张模糊的半身像。照片里，她戴着深色印花头巾，穿着女式西装，挎着包，戴着一条巴勒斯坦地图形状的项链，笑容灿烂）。

我叫阿伊莎·沙克法，是一名巴勒斯坦难民女孩，今年31岁。从小我的爸爸就告诉我，要牢记自己的“难民”身份。我的祖辈来自加沙以北拉姆勒（Ramle）附近的一个村庄（编者注：拉姆勒如今在以色列境内，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小时候，爷爷经常说起1948年“大浩劫”期间，他和家人逃难的情景：那天我的曾祖母正在厨房里做饭，留下火堆和锅里的饭菜就走了，此后他们一生再也没有回去过（编者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埃及、约旦等国于次日向以色列开战。这场战争连同1947年起因反对联合国分治决议而爆发的巴勒斯坦内战，共导致约75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成为难民，其间约400个巴勒斯坦城镇和村庄人口锐减或被摧毁。巴勒斯坦将以色列“独立日”的次日5月15日作为“浩劫日”，即Nakba Day）。

我的父母都是“大浩劫”后出生的。爸爸今年71岁，他在难民营里长大，早年在加沙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建立的学校当数学老师。上世纪80年代，以色列允许加沙人出国务工，爸爸就去沙特阿拉伯教书，把挣的钱寄给他的兄弟们，让他们能够有钱搬出难民营，在好一点的地方结婚成家。

我出生后不久，我们全家从沙特搬回了加沙。1997年爸爸在加沙经济部门谋了一个职位，直到2011年退休。爸爸把挣的钱都投入到了房子和孩子的教育上。他给我们修建的家距离海滨只有两公里，房子很宽敞、设施很齐全。他还把我们8个兄妹都送进了大学。我们兄弟姐妹中有审计师、工程师。虽然我妈妈结婚前是一位化妆师，婚后就开始照顾家庭了，但我们家新一辈的女性中除了一个姐姐是家庭主妇以外，都在工作。我有一个姐姐是项目经理，另一个姐姐是教残障学生的老师。

和我的祖辈、父母一样，加沙是我离不开的故土。本科英语教育专业毕业后，我拿到了土耳其政府的奖学金，在土耳其伊兹密尔（Izmir）的一所大学读了冲突和解硕士项目。留学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在伊兹密尔，我第一次看见雪，我静静地站在窗口看呆了，连那天的土耳其语课都没去上。

毕业以后，我确实考虑过留在土耳其。我适应那里的生活，我也希望能自由地飞去不同的国家旅行，可是加沙连机场都没有（编者注：巴勒斯坦领土唯一的机场位于拉法，1998年投入使用，2000年10月被以军关闭）。那时，爸爸和我说：“你可以回来，也可以不回来，我给你选择的自由。”但我明白他话里有话。我有一把爷爷老家房子的钥匙，家人在我出国留学前把它做成了项链送给我，让我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和祖国。

回到加沙后，我做过不同的工作：我为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做英语演讲培训，同时进行着一项针对加沙地带私营企业气候适应问题的调研。我想做更多的事。2023年9月25日，我参加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英语翻译职位考试。那次考试里，50个人竞争1个岗位，但我经验很丰富，考得很好。

我一心期待面试通知，可2023年10月7日，我的人生被打断了：那天清晨，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编者注：“阿克萨洪水行动”是哈马斯对10月7日袭击的称呼）后不久，整个加沙的学生、教师、职员，都被告知回到家里待着。接着，以色列空袭了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的加沙城（Gaza City）。说实话，自2008年12月以来，我和我的家人经历了6次战争，对轰炸的声音我们已经很习惯了，如果离得远一点我们也能睡得着。你知道吗，密集的轰炸发生时，加沙的孩子们不会吓得颤抖，也不会躲进妈妈的怀抱，而是要跑去窗口看，“是清真寺被炸了吗？还是哪里？”他们一点都不惊讶。

但这场战争和过去都不一样。

10月9日，加沙知名记者、哈姆萨新闻（Al-Khamsa News）的主编萨伊德·塔维尔（Said Al-Taweel）就遇难了。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他的离去对我来说是悲伤的开始。

10月22日，我发小的家被轰炸了。从我家客厅的窗口就能看到那儿。轰炸发生在那天傍晚，天黑之前。那时，她和丈夫、孩子都在医院，逃过一劫。但她的妈妈和妹妹都死了，丈夫的父亲也死了。她的妹妹才17岁，刚刚通过了巴勒斯坦高考，以后想做一个医生。至于她的母亲，那是一位美丽善良的女士，我叫她“阿姨”，小时候总吃她亲手做的饭菜。

两天以后，10月24日，我的堂姐和她一家人遇难了，在他们认为安全的避难所。我都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

12月6日，我听说加沙最有影响力的诗人和知识分子雷法特·阿拉雷尔（Dr. Refaat Alareer）也死了。

我第一次见到雷法特的时候是17岁，是在拉法的一个英语培训班上。他突然出现在教室里，我们很惊讶，都瞪大眼睛看着他。他说：“女孩们，我们会相处得很好的。”我们都笑了。他很幽默，也很和善，但非常严格，8点，他会准点出现在教室，绝不允许迟到。

雷法特是加沙伊斯兰大学的英语文学教授。在他出现前，我只是在学习英语这门课而已。但他对英语的理念改变了我。

雷法特说，外界普遍认为巴勒斯坦人“生活里只有冲突”“住在难民营里靠援助过活”“倾向于使用暴力”，而且“不了解世界”。但我们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有许多人性的共通点：我们都会开心、都会悲伤，也都会愤怒；不是所有人都爱好暴力，很多受过教育的巴勒斯坦人爱好和平，希望全人类都实现和平。而一个英语说得很好的人能够向世界传递巴勒斯坦人正确的形象。比如说，英语让我认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也让我认识了你。

总之，上过雷法特的课之后，一个“新的阿伊莎”诞生了。

可是现在他死了。他生前在加沙城的一所联合国学校避难，收到了以军通过网络和电话发来的死亡威胁。此后，他离开了学校，回到了他的姐姐家，在那里遭遇了轰炸。同时死去的还有他的哥哥、姐姐和他们的四个孩子。

我必须庆幸，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失去最亲密的亲人。我家里原本只住了四个人：爸爸、妈妈、弟弟和我。10月9日那天，我的一个姐姐和她丈夫最先逃难住进我们家。又过了三天，另一个住在工业区伊比纳（Ybina）的姐姐一家人也来了。他们家已经被轰炸摧毁，她的儿子也受了伤，好在伤势不太重。到拉法的时候，一家人从头到脚蒙着黑色的灰尘，就在来的路上，他们刚刚目睹邻居一家被爆炸撕成碎片。

10月中旬，加沙的天气开始转凉。我的侄子想让他爸妈回家取些厚衣服，但谁敢回去呢？亲爱的，你真的没法预料下一次爆炸会是哪里。位于北加沙的贾巴利亚难民营（Jabalia Refugee Camp）的市场就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轰炸的，50多个人被杀死了。以色列军方还用了一种新的策略，叫作“火带”：他们会同时轰炸同一街区的几所房屋，加沙城的里玛尔（Al Rimal）街区就是这样被彻底摧毁的。现在每次洗澡之前，我要祈祷无数次才敢开始：我不希望在死去的时候浑身赤裸地被人看到，好歹让我把澡洗完，把衣服穿上吧！从拉法撤离前，我家已经住了31个家人。最大的一间屋子睡了7个人。事实上，还有更多的人愿意付高额的房租，想要搬进来。爸爸都拒绝了：“我也想做好事，但如果我们家因为别人的原因被轰炸了，我该找谁负责？”

过去8个多月里，我的生活基本是这样的：每天清晨4点，我会起床做第一次祈祷。然后我需要睡个回笼觉。在持续的战争下，市政早已完全停摆。拉法路上垃圾堆得到处都是，肆无忌惮的蚊虫和轰炸声一起，让我没有一夜能睡安稳。

起床后，我会洗碗，做早餐。以前我们能领到一定量的援助物资，有面粉、食用油和糖。而且加沙的市场里什么都有，不同种类的奶酪、新鲜的水果蔬菜一应俱全。我有收入，我们能吃得很好。

现在是完全不同的景象：许多援助物资被倒卖，领到的援助变少，蔬菜水果的价格更是涨疯了。最夸张的时候，橙子1.5美元一个（1美元约合人民币7.25元），西瓜20美元一个，一罐250克咖啡粉一度涨到33美元。妈妈喜欢吃香蕉，3美元一根，我只给她买，自己再也没吃过，毕竟，不吃香蕉也不会死。草莓、猕猴桃、巧克力、蛋糕……这些东西我想都不敢想。

我们每天的主食是姐姐做的面饼。她和完面，把面团送到街角烤饼的大姐那里去，家里没燃料，烤不了。我们吃饼只能配罐头，偶尔能吃到土豆、黄瓜和番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把很多积蓄都花在了吃饭上，谁也没有料到战争会持续这么久。

在家里，我总能听见我姐姐吼她的孩子：“别换这么多衣服，洗不了！”水电供应早已被切断。每天早晨，家里的男性晚辈要去街上排队取生活用水。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我们家31口人一共用27个水桶，容量从20升到40升不等，灌满这些水桶要花6美元。取水的队伍总是很长，人们总是因为排队问题起冲突。我们还有一个1000升的水箱，每周两次会有人送水来，每次要付30美元。

好好洗一次澡已经成了奢望。现在天热起来，我一周最多能洗两次澡。我很幸运，战前我正好剪了短发。为了不长虱子，我每次去拉法市区，还会找地方把头发再剪短一些。城里的理发店不再开张，但你能在难民帐篷里找到流离失所的理发师。

市政供电在战争开始后第四天（10月11日）就中断了。为了保持通信，前几个月里，我只能到处找地方花钱给手机充电。今年2月，我哥哥和我各拿出了一大笔积蓄，凑钱买了一块太阳能电池板。我们终于可以在家里给手机充电了！5月初，我们又用战前10倍的价格买了4块电池，把电池板和电池搭配起来，“发明”了一个发电机。我们还用不了电扇和冰箱，但至少可以开灯了！整整7个月来，每天晚上我都坐在黑暗里思考，我的眼睛甚至已经不再适应灯光。

水、电、食品的短缺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知道妈妈该怎么办。妈妈有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脏病，她中风过三次，生活难以自理。她的药是在拉法的联合国医院拿的。我们撤出拉法后，拿药变得很困难。战争期间她精神压力很大，两次因糖尿病而昏迷，其中一次血糖过低，感觉她快要死了。“我想回到孩子们身边”

轰炸开始后，我的一切工作都暂停了，面试也遥遥无期。

但去年11月起，我有了新的任务：我加入了一个援助组织，去拉法的各个避难所帮助流离失所的儿童。

今年5月以色列在拉法的地面行动开始前，拉法都是“安全区”。没有地面军事行动意味着没有士兵和你面对面。满载了逃亡人的面包车源源不断进入拉法，有些人住在联合国学校改成的避难所，其他人住在街边的帐篷里。海湾国家捐来的帐篷质量还不错，但许多“帐篷”事实上就是一块布、用几根杆子撑在街边，冬天下雨的时候，水会从四面八方渗进去。

每天，我都会路过数不清的帐篷，目之所及都是垃圾、垃圾、垃圾。住帐篷的孩子脸上很脏，头发也很脏。妇女拎着水桶在街边洗衣服，生起篝火做饭，用桶给孩子上厕所。我没见过哪一个帐篷有足够的睡垫。我见过一个家庭有8个人，每个人轮流睡那唯一的一张床垫，其他人就躺地上。

我们每周到避难所工作5天。这些地方和我家的步行距离都在10～30分钟之间。走在路上，有时我能听到有炸弹落在不远处的一个地方。每一次我都害怕极了，但只能调整一下呼吸，硬着头皮继续走。只要到了联合国学校里，我悬着的心就能落下了，我想，这里比街上、甚至比我自己家里都安全一些。

但联合国学校有另一种危险，那就是极度糟糕的卫生条件。每座学校里都挤进了上万的男女老少，大家共用五六个厕所，没有水可以冲洗。每个去过的同事都告诫我，“厕所里面太恶心了”。在学校里避难的妇女会和我哭诉，“我们实在忍受不了这里的厕所了”。我只能安慰说：“这只是暂时的。”我想给她们一些希望。但事实上，我甚至没有勇气进那些厕所。我也害怕得传染病，每次去学校都会戴上口罩。

在避难所里，我们会带孩子们做游戏，这是他们难得能做回孩子的时刻。我们的游戏包括“放电影”“降落伞”。“降落伞”的意思是让孩子们围成一圈，抖动一块状似降落伞的尼龙布，也可以变换出多种玩法。此外，我们还会唱歌、跳dabke（一种阿拉伯舞蹈）。

我很擅长和孩子打交道。别的同事处理不了的调皮孩子，我都能相处得来。我最喜欢的孩子是马利克（Malik），他有多动症，实在太调皮了，连他妈妈都受不了他。但他其实很聪明，他的能量被误解了。我仔细听他说话，就知道他什么都懂。他也很爱我，每次我离开学校时他都会紧紧地拥抱我：“你明天一定要来啊！”

其实，援助工作也是我生活里的支柱。每天在营地或学校里待两三个小时，陪孩子们做游戏，看他们的笑脸，享受他们的爱和拥抱，让他们的父母有机会倾诉生活的艰难，让我觉得自己还在做一些有价值的事，也让我对还未失去的一切都备感珍惜。

在去过半年里，我想尽了一切办法让这份工作继续下去。最难的是筹钱。我最早加入的援助组织从我们街区撤了出去，于是我和同事组织了自己的团队。我写了一份项目策划，见了好多援助组织，人人都称赞我做的事，但没有一个人给我钱。

就在我走投无路，决定把我的金耳环拿去卖掉的时候，我在加沙最好的朋友听我说了这件事，拿出了她存了很久的400美元积蓄借给我。后来，一位在法国的朋友也借给我1040欧元，我们把钱转到加沙，光手续费就扣了100欧元。再后来我又拿到了一个科威特朋友的2000美元的资助。我用这些钱购买了游戏的材料，也给团队成员发一些补助，这样他们可以给家里人买点物资，把生活继续过下去。

在我们的团队里，有人负责和孩子们做游戏，有人负责拍摄工作照和视频，还有一个女孩很会写作，记录人们的故事。我知道很多人倡议说，要记录战争中死者的故事，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国际新闻里的一个个数字，但我想，艰难时日里活着的人的故事，也同样值得被世界看到。新家

5月19日，我在汗尤尼斯街边的“网吧”里给你发消息。这里能付钱充电，充一次手机需要1谢克尔（约人民币1.93元）。这里能上网，但网络不好。我给你发的消息有些发出去了，有些没发出去。而且这里距离我现在住的地方有3公里远，路上全是废墟，走过来要1小时。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因为之前的轰炸，窗户没了，只能弄几块布作遮挡。还有一个带阳台的房间，墙壁没了。我姐姐住那块儿，干脆没有挂布。她说，现在家里住着好多非直系男性亲属，她在家里也要穿戴整齐，和在街上没有区别，干脆敞着通风。万一挂上了布，有人忘了这里没有墙，很容易跌下楼去。

我总是对自己说，也许有一天我醒来会发现这只是一个梦。有时候我早上醒来，看到家人都在身边，会不由得细细揣摩“活着”的感觉。爸爸和弟弟还留在拉法的家里，我每天早晨都想给他们打电话，确认他们是否还活着。拉法在被轰炸，我们在这里都能听到声音。等我回去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家了……

但现在我越来越不害怕了，如果轮到我们了，那就这样吧。6月初，我收到了坏消息，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位邻居发小、“阿姨”的女儿和她的孩子也遇难了。我相信她们一定是去了更好的地方。

我听过一首歌，叫《亲爱的朋友，来迪拜！》（Habibi，Come to Dubai）。迪拜是个美丽的城市，我看过纪录片，那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因为迪拜的旅游业很发达，这首歌名变成了一个梗。

我想换个说法：“亲爱的朋友，来加沙吧！”和迪拜不同，加沙不是旅游目的地，而是一个“冒险”的地方，这里有非常对立的东西——有生命也有死亡。我希望你可以吃到我妈妈和姐姐做的美味饼干。如果你来的话，我愿意把我的房间让给你住。如果你够勇敢的话，可以考虑来吗？也许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我会无比开心地在这里迎接你。 加沙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