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统坠机后：谜团、葬礼和继承者
作者：程靖/编辑·徐菁菁
大不里士（Tabriz）一直在下雨。这座有着170多万人口的城市位于伊朗西北边陲，是东阿塞拜疆省的省会，翻过高耸绵延的小高加索群山就是阿塞拜疆。18世纪的法国画家夏尔丹（Chardin）在萨法维王朝时期旅行至大不里士，他在日志里记录下了这里的天气：“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气候寒冷。由于地处北部，一年有九个月山顶都有积雪，早晚有风，除夏季外，其他季节都有阵雨。”
5月19日，伊朗总统莱希来到伊朗－阿塞拜疆边境，与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Ilham Heydar oglu Aliyev）一起为分隔两国的阿拉克斯河上的一座大坝揭幕。下午1时左右，结束仪式的莱希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等人登上一架直升机，和另外两架直升机一同起飞。三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IRIB）发布了一条语焉不详的消息，总统莱希乘坐的直升机遭遇了“硬着陆”。
直升机是在东阿塞拜疆省的瓦尔泽甘县（Varzaghan）附近的迪兹玛森林地区坠落的。那里是汽车无法抵达的偏远山区，事发后伊朗方面难以在第一时间确认总统一行人的下落，经媒体披露出的消息也一度相互矛盾。
19日下午，伊朗国家通讯社（IRNA）引用伊朗紧急服务部发言人叶卡帕拉斯特（Babak Yektaparast）的说法称，一架救援直升机试图抵达坠机地区，但由于浓雾无法着陆。搜救队一度因为天气原因暂停空中搜索，转而派遣步兵、革命卫队的突击队和红新月会救援队，在森林里泥泞的地面上寻找坠机地点。与此同时，伊朗媒体报道了军队多次和坠机机上人员成功通话的消息，但没有解释具体是在何时联系上了谁。
入夜后，伊朗政府发言人贾赫罗米（Ali Bahadori Jahromi）才承认，搜救“正在经历艰难和复杂的情况”。
当晚，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了救援工作的画面：救援人员身穿亮色夹克，戴着头灯，抬着一架GPS设备，在暴风雪中徒步搜索漆黑的山林。现场军方人员称，入夜后森林温度骤降，“雨正在变成雪”，救援困难加剧。应伊朗请求，多国提供了救援支持：欧盟启动了“哥白尼”卫星系统，为伊朗方面观测坠机地区提供应急地图服务；土耳其国防部宣布派遣一架“游骑者”无人机（Bayraktar Akinci），并提供了一架具有夜视能力的直升机加入搜索和救援工作。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也提供了援助。
20日凌晨，土耳其“游骑者”无人机在坠机地域探测到一个“热源”，并与伊朗方面分享了他们拍摄的无人机录像，显示荒野中出现了一处起火点，“怀疑是直升机残骸”。清晨5时左右，伊朗红新月会表示，根据土耳其无人机给出的坐标，73支救援队已经“携带先进和专业的设备”前往目标区域，但暴雨和泥泞让车辆和人员难以通行，拖慢了搜救的速度。
直到20日清晨6时左右，在距离大不里士约100公里的瓦尔扎坎山区，救援者终于发现了飞机的残骸。现场画面显示，飞机机舱已被完全烧毁，碎片散落在一块呈长条形的焦黑坑内，只有倒挂在草地上的蓝白尾翼仍然清晰可辨。伊朗红新月会主任科利旺德说，现场“没有发现生命迹象”。7时左右，多家伊朗新闻机构证实，莱希等机上一共8人全部遇难，搜救工作结束。
伊朗总统办公厅主任古拉姆侯赛因·埃斯梅利（Gholamhossein Esmaili）21日披露了坠机细节：事发当天，机队由3架直升机组成，机队起飞时并未收到天气预警。埃斯梅利和莱希当时乘坐不同的直升机，下午1时左右起飞时天气良好。飞行约45分钟后，机队驶至迪兹玛森林空域时，前方出现一个云团，总统直升机的飞行员要求机队爬升越过云层，另外两架直升机顺利越过云层后，发现位于机队中间的总统直升机失踪。两架直升机决定返回盘旋并寻找莱希的直升机，其间多次试图用无线电与之取得联系。
埃斯梅利说，由于云层太厚，直升机无法降低高度，但仍然继续飞行并降落在附近的一个铜矿。总统办公室曾试图拨打莱希及外长阿卜杜拉希扬的手机，但无人接听，随后再拨打飞行员手机，同机的东阿塞拜疆省阿亚图拉·哈希米接听了电话。“他说自己掉到了山上，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而且自己的状况很不好。”埃斯梅利说。而哈希姆最终在被救援人员发现前身亡。
根据5月23日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的事故的初步报告，直升机其余部件上没有发现枪击或类似损坏的痕迹；直升机坠毁是在高海拔地区坠毁后起火的。事故原因
公开报道显示，搭载总统、外长等8人的是一架美国制造的贝尔212型（Bell 212）直升机，最多可容纳15人。该款直升机最初由贝尔公司为加拿大军方开发，越南战争期间被美军广泛使用，后来推出了民用版本，巴列维时代伊朗曾大量购入该款和另一款更老的贝尔214型直升机。英国航空分析公司Cirium Ascend表示，事发时莱希乘坐的直升机是贝尔公司加拿大分公司于1994年制造的，而伊朗现役290架直升机的平均机龄为38年，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23年。
除了机队老旧外，伊朗前外长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就认为制裁导致伊朗无法采购重要的航空零部件是造成此次事故的重要原因。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由于美国对银行业的限制，伊朗商人很难找到愿意冒着被制裁风险向他们出售零部件的公司。而该报在2015年的一份调查报道显示，为了获得价值50万美元的西方二手飞机部件，伊朗商人要依靠一名土耳其中间人并支付7%的佣金，用伊朗在中国境内银行账户的资金，通过一套复杂的流程经由迪拜的银行系统支付才能完成购买。
研究伊朗与中亚中东经济外交政策的智库伯斯巴扎基金会总裁巴特曼赫利吉（Esfandyar Batmanghelidj）则认为，制裁的确对伊朗航空业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很难将制裁与此次坠机事件联系起来，因为贝尔212直升机在中东国家广泛使用，伊朗可以从这些国家购买零部件。而且，上世纪90年代生产的直升机对复杂技术和先进航空电子设备的依赖程度较低，更容易维护。航空安全网络（ASN）数据库记录了4起在伊朗发生的贝尔212直升机事故，都是天气或人为失误导致。
河南省航空业协会特聘专家、航空自媒体《航空之家》创始人乔善勋向本刊分析，可能导致直升机事故的原因包括大雾、强风或湍流等恶劣天气，这些天气会影响飞行员的视线和控制直升机的能力，让飞行员误判高度或着陆速度，从而导致硬着陆；此外也可能是发动机或旋翼控制系统等机械故障导致。他判断，此次事故可能是操纵直升机的飞行员在大雾中飞行时，从目视飞行规则误入仪表气象条件（IMC），从而导致飞行员失去情景意识，发生空间定向障碍而导致直升机失控坠毁，“在过去的10年里，因误入仪表气象条件飞行的行为，成为导致直升机空难发生的主要原因，其中80%为致命空难。此前导致篮球运动员科比直升机坠毁的事故也是同一原因”。
曾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担任空难调查员的巴里·斯特劳赫（Barry Strauch）与乔善勋有相似的判断。他通过电话告诉本刊，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他判断是飞行员而不是机械故障导致了事故。“若是直升机的机械缺陷导致了事故，那意味着维护直升机的人明知存在机械缺陷并无法获得替换零件的情况下，仍然驾驶了这架飞机。每个飞行员都有责任决定他或她所驾驶的飞机是否安全飞行。如果因制裁导致某个零部件缺失，也应该想办法实现维护飞机的安全标准后再飞行。”
斯特劳赫也提到，尽管美国与伊朗存在敌对关系，但根据国际民用航空公约（CICA），美国作为贝尔直升机的制造国家，可在伊朗政府邀请的前提下派出代表团参与事故调查。
22日，在德黑兰，伊朗政府为总统莱希、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东阿塞拜疆省省长拉赫马提等直升机事故遇难人员举行集体葬礼。清晨5时，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睿和摄像师来到德黑兰大学附近时发现已经封路，许多民众凌晨三四点就已从各地赶来，将路堵得水泄不通。莱希的灵柩前夜停放在德黑兰大学的清真寺，当天早晨将在接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祈祷后出殡。
“那天早上乌泱乌泱的人，都要往德黑兰大学里挤，挤得我喘不过气。”李睿回忆，“加上天气炎热，还有妇女因为拥挤而晕倒。”早上9点多，灵车缓缓地驶出德黑兰大学，吊唁的民众聚集在路边，不断地将手包、经珠和鲜花等随身物品往经过的灵柩上扔，葬礼仪式人员在接到后将物品返还给民众。根据伊朗传统，接触到灵柩的物品就得到了已故之人的庇佑。许多妇女一边拍着手一边哭泣着，悲痛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
在伊朗常驻16年来，李睿报道过2017年改革派前总统拉夫桑贾尼的葬礼，和2020年前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遇刺后的葬礼。据她观察，尽管参加莱希葬礼的人很多，但与前两者有一定差距，“当时拉夫桑贾尼的葬礼可谓是‘万人空巷’，而苏莱曼尼在伊朗素来被视为‘反恐斗士’，他（在伊拉克被美军无人机炸死）是为伊朗而战死，在伊朗文化里战死的人是被尊崇的，所以许多非保守派的民众也会去参加。”
李睿观察，来到莱希吊唁现场的妇女都身穿黑袍，男性也穿着黑色的服装。2022年9月，伊朗22岁的库尔德女孩玛莎·阿米尼（Mahsa Amini）因涉嫌不遵守伊朗的伊斯兰着装规定，在被拘留期间死亡，引发大规模示威抗议。此后，德黑兰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女性头巾问题上变得“泾渭分明”，前者越来越多人不戴头巾，而后者仍然要求严格。“德黑兰现场拍摄时，因为太过拥挤，我的头巾总是掉下来，总有男男女女提醒我‘戴好头巾’，说明来吊唁的都是宗教上的保守派、莱希和伊斯兰共和国体制的支持者。”李睿说。
莱希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1960年，易卜拉欣·莱希出生在马什哈德的一个教士家庭，其家族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他的遗体除了要在大不里士、首都德黑兰和他曾任专家议会代表的比尔詹德（Birjand）举行葬礼外，按照习俗还在什叶派圣城库姆（Qom）和马什哈德（Mashhad）分别停留。5月23日，马什哈德市为莱希举行了大规模的悼念仪式，该市市长称有“300万名哀悼者”前来，几乎等于该市的全部人口。葬礼后，莱希的遗体被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圣陵，那是一座安葬了什叶派尊崇的十二伊玛目中第八位伊玛目礼萨的陵墓，是伊朗乃至什叶派世界中最神圣的地点之一。
宗教是影响莱希一生的重要标签。小学毕业后，他就在马什哈德接受了宗教教育，15岁进入伊朗最大的库姆神学院（Qom Seminary）学习。
1978年爆发的伊朗革命像是命运送给莱希的礼物——反对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领导的君主制政体的革命在伊朗全国蔓延，18岁的神学院学生莱希已是其中的活跃分子之一。一年后，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保守派在革命中获胜，建立了伊斯兰共和国并组织起了新政府，年仅19岁的莱希进入了德黑兰以北的卡拉季市检察院担任书记员。有说法称，莱希是新政府在青年神学学者中挑选的70名“未来治国人才”中的一员，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培训导师和贵人、日后成为伊朗总统和最高领袖的哈梅内伊。
“他拥有正确的人脉，并总是在关键时刻处在正确的位置。”——回顾莱希的职业轨迹时，英国杜伦大学中东研究与国际关系副教授玛季耶·伊斯法哈尼（Marzieh Kouhi Esfahani）如此形容。1979年进入司法系统后，莱希很快就走上了升职的“快车道”：一年便升职为检察官，不久后又被任命兼职哈马丹省的检察官；1983年，23岁的莱希结婚，妻子的父亲是伊朗宗教领袖、后来进入有权选举最高领袖的伊朗专家委员会（Assembly of Experts）的阿亚图拉阿拉姆·霍达（Ahmad Alamolhoda）；两年后他就被任命为德黑兰副检察官并移居首都。
1988年，莱希受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之托处理地方法律问题，同年根据霍梅尼的命令加入了四人秘密法庭（后被称为“死亡委员会”），参与处决了数千名1979年革命后被关押的左翼和世俗派政治犯。伊斯法哈尼告诉本刊，秘密法庭问题当时在伊朗领导层内部都引起了巨大争议，曾被视为霍梅尼接班人的蒙塔泽里（Hussein-Ali Montazeri），就因为在该问题上与领袖的分歧而被边缘化。但莱希经受住了这次“考验”。霍梅尼死后，哈梅内伊接替蒙塔泽里成为最高领袖。而莱希也青云直上，先后担任了德黑兰检察官、伊朗第一副首席大法官和伊朗总检察长，2019年被任命为司法部长。
但莱希的总统之路并不像他在司法系统里的晋升一样顺利。2017年，莱希曾代表保守派政党“伊斯兰革命力量人民阵线”（JAMNA）参加总统选举，但以38%的票数输给了时任总统鲁哈尼。那是莱希作为一名低调的司法官员，第一次“暴露”在公众面前。
李睿认为，那次选举显示出了莱希不够圆滑、不够“政治家”的一面。“选举期间，莱希为了吸引年轻选民的支持，和一位极不受伊朗政界待见的地下说唱歌手塔塔路（Amir Tataloo）见面，那位歌手手臂上文满了文身，歌词里全是脏话，两人坐在一起极为尴尬，不知道要聊什么。”李睿说。这场会面也被伊朗强硬保守派视为莱希败选的因素之一。莱希的受教育水平和秘密法庭经历也被对手攻击。伊斯法哈尼提到，莱希最初公开演讲时语速特别快，有时会读错字、搞错历史事件，“伊朗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很高，很多人认为他当总统不够格”。
2021年，莱希再次参加总统大选，最终以63%的得票率获胜。但这并不是一场“完胜”：包括前议长拉里贾尼（Larijani）、强硬保守派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等多位知名政治人物被禁止参选；在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参选的7人中，还有几位在选前退出，并号召选民将票投给莱希。伊斯法哈尼提到，当年选举投票率仅有48.8%，其中还有13%为白票，这部分选民为了抗议选举不公正，没有投给任何候选人。
但在执政的三年里，莱希展现了自己的特点。李睿认为，莱希是一位忠诚、勤勉的总统，“和前任鲁哈尼相比，他外访、出访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每个省每个地方都会去”。他也不像前任总统们一样，从不忤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意志。2023年，李睿收到了采访莱希的夫人贾米勒（Jamileh Alamolhoda）的邀约，那是2022年阿米尼头巾事件引发抗议后，伊朗政府为改善国际形象做出的尝试。尽管贾米勒在采访中重复着强硬保守派的老生常谈，即“伊朗对女性头巾的看重是出于道义”等等，但李睿说，能采访到贾米勒本身就让她意外：过往的伊朗总统里，即便是（温和保守派的）鲁哈尼、（改革派的）哈塔米和拉夫桑贾尼，他们的夫人也从未接受过媒体采访。李睿认为，这也意味着莱希愿意打破常规、想要“做事”。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丁隆教授向本刊分析说，莱希担任总统三年期间的政绩主要集中在外交上，推动了伊朗“向东看”，不仅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还在中国斡旋下恢复了和沙特的外交关系，让伊朗在地缘政治上有了更大的喘息空间。
2021年上任时，莱希接手的是一个困难重重的伊朗：曾被视为解除制裁最大希望的伊朗核协议，在2018年遭遇美国单方面退出。重新实施的制裁使得当年伊朗GDP增长率比核协议生效的2016年下降了13.6%；作为支柱的石油出口预期不佳，导致2018年的通胀率达到26.7%，此后一直保持在30%以上；2017年底起，伊朗国内与物价有关的大规模抗议屡见报端。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利希-伊斯法罕尼（Djavad Salehi-Isfahani）指出，在石油出口增加的帮助下，伊朗经济复苏展示了在美国“极限施压”下的韧性，自2020年起增长率约4%，2023年3月至9月的GDP年增长率高达6.7%。但石油收入增长对伊朗人生活水平的改善始终是有限的：伊朗央行表示，今年1月至3月底，美元兑里亚尔升值了约21%，通胀率达到46%；统计中心数据则显示，去年以来食品和饮料类某些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约93%。
上任三年来，种种因素下，莱希在经济上作为不多。其继任者也将面临同样的挑战。
玛季耶·伊斯法哈尼认为，如今伊朗的经济困境有其结构性原因：伊朗早在巴列维时期就是一个发展中的（developing）、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经济体，早已存在一定程度的腐败和裙带关系；革命后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提出要在经济上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要“多样化发展”，但自其诞生起一直受到美国制裁，而腐败和裙带关系在制裁下愈发根深蒂固，随着时间的流逝形成了一整套经济和政治遗产。她解释说，制裁下，和体制有关系的人们得到商业信息和渠道、形成垄断，这些人反对核协议、反对和西方缓和关系，因为一旦核协议达成、制裁解除，他们就会失去垄断地位。她认为，伊朗强硬保守派和美国鹰派是一体两面的，两者形成了完美的“恶性循环”，“伊朗（在反美、反西方上）走得越远，和周边国家的交战和敌对情绪就越多，美国就可以向中东出售更多的武器；美国对伊制裁越多，强硬保守派的垄断地位就越被巩固……而经济‘多样化’发展至今，可以称之为成果的只有武器出口，政府新增的收入来源则来自征税。”
德黑兰战略研究所（RISS）高级研究员哈格帕纳（Jafar Haghpanah）看到的是制裁下更微小的困难：普通人无法使用国际银行转账、医疗系统里药品和仪器进口困难导致的短缺，由于缺乏先进的清洁和减排技术，伊朗的炼油厂和发电厂导致的严重的空气污染……
莱希遇难后，伊朗政府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五天的哀悼期，一切娱乐活动暂停。生活在德黑兰的华人宁宇告诉本刊，正值周一，平日常常拥堵的街上罕见地空了下来，许多人因总统去世的消息选择不去上班，学生的期末考试也被延期。哀悼期过后，谁将继任伊朗总统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目前，总统职务暂由第一副总统穆罕默德·穆赫巴尔（Muhammad Mukhbar）担任。5月20日，伊朗政府即宣布，将在6月28日举行下一轮总统大选，申请参选总统的人选将从5月30日起登记，经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遴选后，再由全民选举选出总统。
霍梅尼去世后的历任伊朗总统的轮替呈现出“钟摆效应”，即抱有自由化改革倾向的总统，和保守乃至强硬保守的总统轮番上场。这是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统治精英对国家发展的路线之争。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韩建伟告诉本刊，按照目前强硬保守派占据政坛的现状，未来伊朗总统候选人从强硬保守派中选出的概率更高。究其原因，是温和保守派和改革派已失去民众支持，前者代表人物鲁哈尼想推动国内经济改革，但总统权力有限，在没有得到最高领袖和军方支持的情况下，任何实质性改革都无法推进，他任内与美国奥巴马政府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在特朗普任期被撕毁，也成了强硬保守派攻击他的理由，导致民众认为改革派比较‘无能’。但哈格帕纳认为，即便强硬保守派继续当政，未来伊朗内阁仍会纳入务实派官员，“因为当前的经济挑战，如失业、通货膨胀、货币问题、进出口等等，都需要技术官僚来管理”。
2020年1月6日，哈梅内伊在遇刺的苏莱曼尼葬礼上为其祷告，其间他没有控制住情绪而抽泣起来。四年多后，哈梅内伊仍在葬礼上祈祷，躺在棺木中的人是曾站在他身边的莱希。5月22日的葬礼上，哈梅内伊因面无表情、没有流泪而引发猜测，但李睿认为，莱希是哈梅内伊培养多年的“接班人”，这次空难让他已经安排好的身后事化为乌有，自己喜爱又能服众的人选再难寻觅，对85岁的哈梅内伊而言是一次沉重打击，而伊朗政坛或将“潜流涌动”。
（应受访者要求，宁宇为化名） 坠机伊朗莱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