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小区

房地产大开发的时代，在我们眼前正落下帷幕。随着过去三四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多数中国人经历了一场场居住的革命。这场规模巨大的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重组，使我们的生活空间进入了一个个具体的“小区”。

很多时候，我们和各式各样的城市新老移民，仅仅因为经济购买力接近而成为邻居。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年代，对房子的强烈的升值预期，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居住空间的看法——换房子很容易，大家对小区的治理水平有着比较高的容忍度。在高流动的空间里，人们对邻居的期望和要求，也比较淡漠。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的速度减缓下来，商品房的流动性变慢，我们所居住的小区，或将成为我们一生的居住地。我们再次打量邻居，曾经的陌生人社会，正在成为人类学家项飙所说的急需重建的“附近”。我的小区外墙墙砖脱落，电梯不太灵敏，高层如果发生火灾缺乏应对措施……我的小区业主委员非常高效有力，保安也温和而周到……我的小区邻居们公共意识很强，我们的公共绿地和遛狗准则得到了很好的维护……在同一个居住环境内，业主们还有租户们，在事实上成为一个个重要的居住共同体。小区不仅具有地理空间上的意义，同时承担着重要的精神空间的价值。

从这重意义上，再来打量小区，我们探讨的既是一个个业主们维护权益、积极治理的故事，也是我们将各自的生活常识、处世规则、人情期望融入小区而重建精神生活的故事。小区也成为观察乃至改造中国社会的最微观的尺度。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将中国式小区总结为三大特点：集合式建筑+围合式空间+高密度居住。集合式建筑，就是中国的住宅小区一般都是高层或者超高层，分为多个住宅单元。围合式空间，则构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空间形态，中国大多数封闭式小区，从家里出来到进入城市空间还有个过渡地带，这个地带是半公半私的，叫作共有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里，大家如何共处，如何共同来管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在这期封面故事里，我们调查采访了浙江首个“原拆原建”的小区的故事，这是一个杭州居民自筹5亿元重建小区的新鲜案例。作为浙江省首个城市危旧房有机更新的试点项目，住在杭州“浙工新村”的居民用10年时间突破了危房能不能拆、谁来拆、怎样拆的层层关卡，等来了政府主导下的“原拆原建”新政。这背后是500多户居民最终达成的一致。

成都的中央花园二期建于上世纪90年代，它已经成为市里有名的老旧小区。小区85栋房屋里的3295多户居民，从2018年开始提出要将老小区拆掉，在原地重建一片带电梯的新房。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们向街道和区政府提出拆建申请，并先后在小区里发起过两次大规模投票，最终同意率达到99.9%。2024年春天，他们收到市住建局等部门的开具的论证意见，因缺乏相应政策支持，小区暂不实施“自拆自建”。但小区居民仍然准备继续努力，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练习中，他们的付出和收获，远非一个最终结果所能概括。

广州祈乐苑看上去是一个相当理想化的存在：小区物业公司年收入超500万元，几乎都反哺给了小区公共区域的日常翻新。这是业主们经过与两个物业公司的抗争，自主管理了10年达成的结果。但是它的成功能被复制吗？在业委会“善治”的背后，我们在制度层面得到了怎样的启发？ 小区老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