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个“原拆原建”小区：“浙工新村”重建始末

4月的杭州，小雨时下时停。雨下在立交桥边的公路上尚算清洁，但在树丛边的小路上就难免弄脏了行人裤脚。如果此时走在拱墅区朝晖六区的小道上，人就更得注意脚下，小区破损的柏油路坑坑洼洼，盖上毛毡后又渗出泥沙，一不留神踩进去鞋面就全黑了。

今年71岁的小区居民喻玲打着伞，沿着社区花坛边的小路小心翼翼往前走。朝晖六区占地15.2万平方米，居住人口超过一万，曾被称为杭州最大、最老的老旧小区集群。喻玲自2008年在这里买进第一套房以来，这样一脚泥一脚水的日子她已经过了十几年。不过，从2023年起，她和同小区的548户邻居，已经成了朝晖六区乃至整个杭州市的老旧小区业主们心目中“最幸运的人”。

2023年11月8日，朝晖六区内，包括喻玲家在内的13幢旧楼开始进行原址重建。按照工地门口展板上的计划图，这次重建后，原来6层高的“老破小”将变成7幢带有绿地和公共配套的小高层，并正式挂牌“浙工新村”。“村内”白墙绿树，道路齐整，居民们的居住环境将得到相当大的改善。

更令外界惊讶的是，与以往政府主导的城市拆建项目不同，这次“浙工新村”小区重建的主要出资人就是原小区居民——喻玲和邻居们各家出50万到100万元不等，共筹资近4.7亿元，占小区重建全部费用的八成。“杭州居民自筹5亿重建小区”的新闻一出，作为浙江省首个城市危旧房有机更新的试点项目，“浙工新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只有喻玲和邻居们知道其中的艰辛。算起来，他们盼着小区重建至少已有十年了。

“浙工新村”所在的区域位于整个朝晖六区的西南角，与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仅一街之隔，曾是后者的教职工宿舍。因为附近有个小花园叫“浙工新村小游园”，早在这次拆建前，业主们就把自己住的这块地方称为“浙工新村”。

这里最早的楼宇始建于1983年，后历经多年扩充，形成一片共13幢楼房的独立小区。20世纪90年代初“房改”后，职工住宅产权从单位移交至个人，开始可以买卖。2011年，喻玲买房的时候，看上的是这儿的地理位置。儿子一家就住在这里，小区还靠近西湖、武林、黄龙等多个成熟城市商圈，最近的地铁站离小区不到500米，步行十来分钟就能到浙江省人民医院。小区附近有幼儿园也有大学，小区里有人家的孩子从出生到成家都没离开过这片区域。但和朝晖六区的其他房屋一样，“浙工新村”的大部分楼栋年久失修，阳台外立面已经开始剥落，露出里面红色砖块；小区道路开裂破损，割出一道道一厘米宽的沟壑，露出的泥土只能用毛毡补上；楼门前的电线层层叠叠，喻玲曾见过一次电线杆火线起火，幸亏及时扑灭才没酿成大祸。更严重的是，家里也不安全。刚买下房装修时，因为打算作为养老房，喻玲对装修格外重视。家具要实木的，地板也要重新打，可刚装了一半，施工队师傅对她说：“阿姨，您家还是别用这么好的地板了，这房子质量有问题。”

师傅拉着喻玲走近墙壁，用手抠一抠，墙泥就簌簌地落下来。喻玲吃惊不小。等住进来后她才发现，除了墙壁，这房子还有许多蹊跷之处：整间房从南向北微微倾斜，最大落差有三四厘米，在家里可以滚乒乓球，还有一次鱼缸打破了，水竟缓缓地流到了房间另一头。

后来，喻玲才知道，自1994年起，“浙工新村”的13幢楼房里有4幢陆续被认定为“C级危房”即“部分承重结构承载力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局部出现险情”的房屋，自己的家所在的66幢就是其中之一。另外三幢是同一小区的64、67、74三幢楼。据《钱江晚报》当时报道，由于地面沉降，67幢有居民家的防盗门要用锉刀锉掉边缘才能关上，时间长了，连锁芯都拗断了好几根。

这几幢危楼成了不少人的“心病”。楼房所在的大木桥社区党委书记戴丽美回忆，这几年每到台风天气，社区都要在附近专门订酒店，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帮助楼里的居民紧急避险。每一年动员避险，都会有居民问：“我们实在不想住宾馆了，能不能让政府赶紧把房子拆了？”房子到底能不能拆？这是危房的住户们碰到的第一个难题。2000年前后，他们前后为出问题的楼幢争取到多次安全鉴定，结果均为“局部严重损坏房屋”。但如何处理这样的危房，住建方面并没有明确规定。根据原建设部《危险房屋鉴定标准》，房屋危险等级共有四个层级，只有最严重的D级“整幢危房”才有通知及时撤离，根据鉴定结果拆除重建的可能，且不说当时危房评级并不明确，哪怕对应上“C级危房”，也并没有任何政策详细规定，C级危房是否应该拆除，到什么程度可以拆除，更不要说由谁来拆、谁来建了。

“持续监测，并视具体情况原地维修加固”——2010年之前，这就是“浙工新村”的这几栋危房得到的全部处理结果。1998年到2001年，房屋先后进行了不下三次加固和大修，但对于这些因地面沉降而逐渐倾斜撕裂的房屋来说，加固只能解一时之急。但沉降还在继续，到2013年，67幢的房屋倾斜率已达15‰，而2010年监测时这一数值为13‰，相当于每月下降1.8～2毫米。2010年，在又一次安全鉴定给出建议“安全加固”的结论后，楼里的业主们提出，要对危房拆除重建。

“小修小补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就一条诉求，拆房！”梁石的父亲是浙江工业大学的老职工，他们一家也是最早入住小区的一批居民。在梁石眼里，父亲是楼里坚定的“拆建派”，2010年，已经快80岁的父亲还经常给街道、住建局和区房管局手写信反映情况，一写就是一大摞，还配上各种鉴定证明和房屋沉降说明图。几年下来，复印过的材料和证明都堆满了家里的大小抽屉。但几番折腾下来，因为“没有政策”，不管是区政府还是房管局，都没法给他们想要的答复。2013年4月，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栋居民楼被评为C级危房三个月后倒塌，造成一死六伤，“楼倒倒”的新闻在媒体发酵，也把住在朝晖六区危房里的居民们吓坏了。2013年7月，他们去浙工大参加座谈会，会上，居民代表好一通诉苦，并再次向社区、街道、区住建局和学校代表表示，要对房屋推倒重建。

问题在2015年终于出现了转机。梁石回忆，2014和2015年连续两年，楼里的业主代表们集体给市、区两级政府写了三次函件，报告“房屋安全问题”。到2015年7月，区住建局给业主们回函，提出可以进行“成片改造”。喻玲记得，这是一位区房管局负责人到小区实地考察后提出的建议，“他很懂行的，看了之后就说，你们这里要拆，但不能一栋一栋拆，否则重建时加地基可能会破坏旁边楼的结构”。

危房终于能拆了，对住在66、67幢等四栋楼的居民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但“成片改造”计划意味着，如果想拆除重建4栋危楼，就得把相邻的其他楼栋一起拆掉，这必须获得其他房屋产权人的同意。

在以往的城市改造中，争取业主同意一直是最困难的环节。城市小区里，房屋属于业主的私人产权，而建筑区划内的道路、绿地则属于业主共有。根据《民法典》，“改建、重建建筑物及附属设施”“共有部分的使用和经营”等事项，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在现有的旧城改造项目要求中，需要的启动比例要更高，第一轮征询改造区域居民意愿，同意改造户数的比例需要达到90%以上（含90%）。

也是从这时开始，“浙工新村”居民们的意见出现了第一次分化。最“无辜”的是其他不住在危楼里的居民。他们一早知道小区里这几幢楼栋的情况，听说过小区所处的地块在整体沉降，也对公共区域破败的情形颇有微词，但毕竟自家的房子还没有大毛病，这么突然地说要拆掉重建，从心理上没法接受。尤其是那些刚刚购房装修过的业主，谁愿意因为邻居家的房子是危房，就拆掉自己的小窝呢？再加上小区里楼栋建设时间不一致，最晚的“教授楼”是2000年之后才落成的，与同小区建于20世纪末的房屋不同，它的施工标准较高，户内面积足够，怎么样都算不上“老破小”，住在里面的业主就更没有拆改的动力了。

何况，即便是那些心里想拆建的人们，也各有各的顾虑。那也是梁石第一次意识到，房子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义。楼里年纪大的人不想挪窝，担心“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觉得日子就这么将就着也能过下去；有的邻居家里有孩子在附近读书，有的在准备中考高考，担心拆房搬走的几年耽误孩子的关键升学期；还有的邻居提出，房改换本时每家每户都没做房屋面积实测，很多人家的房子都和房本上的面积不甚相符，到时重建，新房面积怎么定？当然，也有业主提出，拆建可以，可当时房子没盖好地基是施工方的问题，政府必须给出相应的补偿，但这具体补偿金额怎么定，又吵成了一锅粥……

吵着吵着，“成片改造”的规划不大有人再提起了。2017年，梁石工作成家，彻底搬离了自己出生长大、住了近30年的浙工大宿舍区，忙着工作和生活琐事，他渐渐地也不再十分关心危楼的情况，只知道父亲那些“拆建派”的邻居们仍然在不停地找政府、找媒体，问什么时候能开始拆楼，朝晖六区67幢危楼的新闻，也因此上过从地方到中央的十几家媒体。新房面积大，他经常提议让父亲到家和自己同住，父亲却常常回绝，梁石想，那或许就是故土难离吧。

他还记得，最开始危房监测那几年，浙江工业大学曾提出给老师们在杭州小和山的高教园区另换一套房的设想，但楼里大部分老教师都拒绝了。他们给的理由是离校本部太远，来回上课太折腾，但梁石知道，大家是从心里舍不得这块小地方。这里是他们一家人在杭州的第一个落脚地，父母就是在这间危房里结的婚，然后有了他。他们一点一点地攒了钱，看着周围的商圈和地铁站被修建起来，他还记得儿时自己和同小区里的孩子们去运河边疯跑，去学校里找各自的家长吃晚饭，在礼堂和操场追逐打闹，每到夏天傍晚，人们坐在楼下的长廊里聊天，孩子们就嘻嘻哈哈地各处去串门，家里的房子虽然不大，但不少玩伴都曾来打过地铺。

喻玲也曾被这样的社区氛围所感召。她是杭州人，在邻近的丽水市工作到退休，回杭州既是陪着儿子，也是想叶落归根。2011年住进“浙工新村”后，偶然听说社区里有间活动室，有不少老职工在那里唱歌跳舞，她壮着胆子闯进去问能不能一起练习，老邻居们也很快接纳了她，和大家一起组织合唱，跳交谊舞，喻玲也渐渐感觉自己成了小区里真正的一分子，“我觉得自己也等于是半个‘工大人’了”。

正是这些隐约却牢固的情感，坚定着他们重建小区的念头。2018年3月，梁石听父亲说起，对小区进行连片改造的项目已经写进了区政府的“下半年工作安排”，区里的调研组已经在社区办公室驻扎下来调查，向浙工大原宿舍区的住宅业主征求意见，是否同意对房屋拆除重建。征调研组征询拆建意向那天，父亲正好在梁石的新家里小住，为示郑重，他专门坐了很长时间的公车回小区签名。喻玲也早成了“申诉队”的一员，她当上了楼道长，经常帮着“组长”们征集签名、复印材料，那天她正好在外地，一听到消息就赶紧告诉儿子为小区里的两套房都填上“同意”。多年来的争取终于有了结果，他们心情都有点激动。

谁都没想到，最终的拆除意向摸底结果的同意率为87%，离成片改造的最低启动比率90%就差一点点。“说真的很泄气”，喻玲为此伤心了好几天。她一度把问题归咎于当时的工作组没有实时公布同意率，“如果我们知道还差十几户，肯定会第一时间去做邻居的工作，但他们就是没有说”。他们甚至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又发起了一次同意率为90%的自发摸底，但这一结果并没有得到认可。

梁石的父亲听说投票结果后，连着半个月都不愿意再回小区。他坐在儿子家里一遍一遍地捋，会是哪家没有同意？是不是政府给的反应时间太短，还有人不了解情况？是不是这次调研不成，危楼就再也没有机会重建了？他翻来覆去地念叨这几句，最后总是下定决心似的跟儿子说：“哎哎，一定不能这样算了呀。”2023年4月，“浙工新村”的离退休活动中心忽然来了一班工作组。他们把活动室隔成一个个小房间，向居民们宣布了一个从没听说过的改造方案：有机更新，重建小区。“以前都讲有机蔬菜，有机更新又是什么呢？”71岁的喻玲有些迷糊。从驻扎在职工活动室的工作组那里，她才了解了“有机更新，原拆原建”的意思，这次小区拆除重建，将采取“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大部分资金都将来自居民，即产权方本身，与之相应的是，不管是拆还是盖，他们的小区将不再走征收开发之路，即原址重建。

浙江省住建厅副厅长姚昭晖将这个重建方式总结为“土地价值逻辑”的变化。他告诉本刊，在这次浙江省的自主更新方案中，最重要的政策突破在于，重建后居民住宅面积合理增加的部分，政府实施容积率奖励政策，不再收取土地增容费，“让土地要素回归本源，从这一点来看，这是一个民生项目”。

怎么理解这种土地价值逻辑的变化？厦门大学的赵燕菁教授是国内最早研究自主更新的专家之一，也曾做过多年城市规划工作。2011年，他在厦门市担任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时，就曾起草发布过《厦门市预制板房屋自主集资改造指导意见（试行）》，提出“业主自愿、资金自筹、改造自主”改造原则，鼓励预制板房屋居民自主筹资改造。

赵燕菁向本刊解释，在过去的中国旧城改造过程中，最常见的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征收—重建”模式，即政府向业主征收房屋，将地块转让给开发商建设，开发商在原有地块上建设房屋后居民返迁。这种模式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覆盖成本，重建中就必然要在同一块土地上盖比过去更多的房屋，增大空间容积率，“因此，对政府来说，靠土地融资的本质就是出售容积率”。

但很少有人计算过容积率增长带来的隐形代价。“表面上看，政府一分钱没出，只是给了一个容积率，但所有的增容都需要未来70年无偿提供公共服务来偿还。”赵燕菁解释。城市增容后，空间内原有的公共服务就会被“摊薄”，这也意味着政府后续需要为之提供学校、交通、绿化等更多公共配套，长此以往，一定会恶化政府的财政状况。

更严重的是，在长期依赖增容收益的模式下，一旦房产过剩，扩充的容积不再能获得原来预期的收益时，政府不仅无法从中获利，还要赔出拆迁安置成本，“事实证明，在房地产供求关系发生重大转变的当下，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

姚昭晖告诉本刊，2023年底，浙江省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74.2%，“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量建设的增长阶段已经过去，整个城镇化已经进入中后期的存量阶段”。原来的大拆大建模式已经不再适合这个阶段的城市建设和发展，“我们就要优化政策，让更多的居民有获得感”。

姚昭晖介绍，这次在“浙工新村”的自主更新过程中，房屋重建的资金直接来自业主，原拆原建，小区空间内总户数并没有增加。同时，在合理范围内的扩大面积，业主按照相当于市场折扣价自愿购买出资，既不会冲击现有的房地产市场，也不需要政府提供新的住宅用地，还为业主实现了房屋翻建心愿，可算一举多得。

可如果不靠土地融资，政府能从城市建设中得到什么？姚昭晖也算过一笔“大账”，他认为，如果老旧小区自主更新的案例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就能在事实上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就业、建材消费等多个领域，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政府要算大账，居民们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在国内的危房改造中，此前已经有过类似的自主更新案例。2021年，同样被鉴定为C级危房的南京市鼓楼区虎踞北路4号05栋也采取了产权人自筹资金，对危房原地翻建的更新模式。他们的情况和“浙工新村”差不多，住在虎踞北路的居民们在2014年前后得到翻建同意，到2022年10月住进了“原址、原面积、原高度”翻建的新房。

不过，“浙工新村”的业主们也注意到，从决定翻建、弄清产权关系到拿到规划许可，南京小区里全楼24户居民统一意见，全过程花了近6年时间。而这次在“浙工新村”，需要协调的户数比南京的案例翻了20多倍。

第一轮征询依然是同不同意拆。喻玲和老几位“申诉派”又成了第一批支持更新签名的业主代表。他们总结了上次投票失败的教训，不仅到处向邻居宣讲政策，看有的人家把房子租出去的，就赶紧托认识的老师给房主打电话，问对方到底什么意见，有什么顾虑。

有不少邻居对自主出资问题心存疑惑。“过去拆房子都是政府给我们钱，现在怎么变成我们贴钱了？”喻玲会用她在申诉时在区政府听到的一位负责人的回应来向老邻居们解释：“他说了几个字，‘房屋产权归产权人所有’，房子就是我们的私人财产，以前是政府要来征收拆房子，那就是政府出钱，但这种机会不是常有。现在是我们要重新盖自己的房子，最后破房子变成新房子，受益人是我们自己，资金自然是我们要出。”

反复游说后，第一轮征求意见时，小区里同意自筹资金、原拆原建方案的居民占了91%，拆建项目终于拿到了“敲门砖”，人们也第一次看到了具体的出资和安置方案。

据现有政策，“浙工新村”新建房屋的出资方式分了几个梯度，其基本原则是，浙工新村原住房面积以内（不满53平方米的按53平方米计算），每户按1350元/平方米结算建安费用；如果在此基础上再有扩充面积的需求，每平方米价格为34520元，扩面分为三个档位，最大可扩20平方米。若要购买车位，另出费用20万元。照此计算，喻玲家在小区里共有两套房，较大的那套为76平方米，他们选择将其扩至106平方米，再加上车位费，出资约100万元。家里较小的那套没有选择扩面，最终只出资不到10万元。

“你不要总想你一套房子要出多少，养老金没有了如何如何。你要想你得到的是什么。”喻玲说，算完手头的账后，还是切实的收益打动了小区里的大部分居民，最终，大部分业主不仅选择了出资，还几乎都将面积扩充到了最大范围。“现在房价跌了，我原来的房子还是危房，肯定是越来越卖不出去，最后就变成一摊烂泥了。我们周边的新房，步行10分钟，有的在网上挂到69000元一平方米，现在我们扩充面积的时候是34520元一平方米，里外里差了两万块。扩面嘛想想肯定是挺贵，可是你相当于是花了这些钱买了一套新房，自己住也好，留给子孙也好，卖掉也好，不都是有利吗？”

不过令人意外的是，“里外两万块”的差价利益也给签约带来了麻烦。业主们发现拆建扩面有利可图，都想将自家面积扩到最大，但分梯度扩面的政策并不能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尤其是在小区里原有住房面积较小，比如约60平方米的业主，即使扩面也只能增加到80多平方米，在他们看来，这次更新中，自己的出资与其他人接近，但拿到的新房却相对较小，比来比去心里不太平衡。另外一些仍抱着政府拆建思路的老年人则认为，现有的扩面梯度安排太笼统，应该像拆迁安置一样，应该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以更低的价格扩面，而不该依照市场价销售。

整整一个夏天，小区里七嘴八舌，围绕着出资安置方案吵成一团。刚刚装修完的居民们要求加算装修补贴，房子面积不够扩充的人问能不能把补偿款换成面积，准备外出租房的人问租房补贴怎么算，不想租房的人又问能不能集体安置。

如果放在过去，情况或许会这样僵持下去。2011年，赵燕菁在厦门发起的那次预制板房屋居民自主筹资改造中，对湖滨一里60号楼进行改造时，该楼共24户居民中有1户因资金原因拒绝自主改造，导致项目一直拖延到2017年才获得实质同意。但当时文件已经废止，这栋达不到抗震标准的房屋直到2019年政府成片改造时才被拆除重建。

2023年，成都市武侯区中央花园二期居民申请“自拆自建”的消息也曾引起社会关注，业主们提议在原址上建设新房，并通过增加容积率的方式让开发商覆盖拆建成本，但从2019年起，经过多轮业主投票，同意改造率仍未达到100%，发起提议的业主代表们多年辗转，反倒经常落得埋怨，被其他反对更新的业主们认为是要从中取利。

但喻玲没想到，这次的项目推进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顺利。投票截止那天，她正在外地，听说还有几户没有签，急得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次群里的信息，最后一次看时，弹出一条信息，548户居民只有一户人家没有签约。项目签约率为99.82%，拆建计划顺利通过。66天后，小区腾房完成，11月8日，小区13幢楼房拆除完毕，20天后，项目正式奠基。喻玲和大木桥社区的工作人员童丽都认为，这次项目能这么顺利地得到同意，与“浙工新村”有机更新（试点）项目“工作专班”大有关系，很多居民的思想工作都是在工作组的耐心坚持中做成功的。在后来的试点项目介绍中，这种模式被称为“居民主体、政府主导、住建主推、街道主抓、街校主责”。

或者用赵燕菁的话来说，政府在这次拆建过程中，事实上有意无意地充当了“中介人”的角色，“在这样的城市更新中，我们需要有一些人作中介，他们能帮助老百姓去做工作，替你们每家每户商量，想办法，跑审批，走流程，这样会大大加快项目的沟通效率和更新速度”。

这次，这些工作主要是“浙工新村”所属的拱墅区政府、朝晖街道和大木桥社区的工作人员完成的。大木桥社区党委书记戴丽美告诉本刊，2018年那次不尽如人意的调研后，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也深感无奈，因为缺少相应政策，他们又不便干涉居民意愿。而这次自主更新过程中，有了区里的支持，他们得以通过街道的工作人员作上门动员，给居民讲政策，向上反馈意见，帮助调整改造方案，解决居民的特殊需求。比如喻玲就曾遇到扩面的问题，她家较小的那套房有60多平方米，能够满足自住需求，就选择尽量这套少扩面，将儿子的那套房子扩至最大面积。

类似的问题几乎每家都有。有居民提出手头一时间拿不出那么多现款，能否申请贷款。他们就帮助协调，最后争取到了公积金和银行贷款，有的居民提出年纪太大，身体不适，不愿意搬家，找不到过渡住房，他们又联系了集中安置房，提供搬家志愿者，戴丽美说，小区里的好几位90岁以上的老人，搬家那天都是专门安排了救护车护送走的。

项目审批和督办过程，政策也开了绿灯。在已经完成拆建的南京虎踞北路4号，业主代表张玉延曾对媒体表示，因为规划许可要提供各种材料，而建筑的实测、水电等图纸对他们来说太过专业，每次提交材料都有遗漏，后来审批权从区里到了市里，需要提交的材料又多了好几项，不得不打回重审，这样折腾下来，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就几乎花了他们六年的时间。后续建设流程中，与建筑公司对接翻新造价、设计等事项，也都是由居民工作小组自己开会讨论完成的，后来，由于对预算价格和最终建筑细节不满，居民们之间的关系一度降至冰点。

在“浙工新村”这样涉及多幢房屋、上百户居民的拆建项目里，张玉延他们的做法几乎是不可能复制的，更不要说后来的设计方案中，原先建筑的6层楼变为现在的11层楼，层数增加，幢数变少，楼间距变大，还新建了地下车库，这些变动都要经过复杂的报备和审批。

目前可行的办法依然是政府加强管理服务。姚昭晖告诉本刊，他们为此专门启动了政府多部门联合审查机制，争取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审批、建设流程中的种种麻烦。“老百姓造房子是一种自主行为，我们要做的首先是管理和服务，让他的自主行为限定在一定的限度下，尽量减少项目对周边的干扰，即尽量减少负外部效应；另一方面是通过政府部门的联审，实际上就是各部门共同来帮你见证这个行为，大家都看过了，都商量过了，你这个行为不违法，那就意味着它的产权能够得到法定的保护。”姚昭晖说。

2024年4月11日，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与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印发了《关于稳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这是国内第一个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意见中综合了“浙工新村”和浙江其他地区的自主更新经验，提出在组织审查阶段，“政府可授权建设部门牵头组织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园林绿化、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和属地街道（乡镇）进行联合审查，各相关部门可根据联合审查意见直接办理相关许可审批手续，并衔接浙江省投资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其实就是我们出钱，政府干活。”喻玲回忆，“过去和邻居们聊起，大家都说‘我们这次是甲方’，作为甲方，我们不是要去自己跑手续、出设计、找公司，我们是要把自己的意愿反映给工作组，由他们负责审核、协调，想办法。”2023年冬天，项目开工后，她作为居民代表参加过杭州当地电视台的一档电视圆桌问政节目，那天，节目请了市里住建部门的领导、区房管局负责人、街道工作人员、工程建设代表等一大批过去需要业主挨个上门去找的人谈谈经验，浙江工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吴伟强说：“为什么‘浙工新村’前几年要拆要建一直做不下去，这次却这么快？是因为这次你们联合起来了，政府部门的横向协同和纵向协同，有了一个新的模式。”

如今，“浙工新村”还在施工建设阶段，更多建设、验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还是未知数。不过喻玲并不太担心。她还记得最初确定房型的时候，由于每户业主家中的原始面积不一致，扩面需求也不同，确定新房户型也花了她不少工夫。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小区548套住房的原户型种类有54种，在新设计中被浓缩为7种，供居民选择。选择小户型的业主担心建设中会牺牲自家的面宽，最后家具没法匹配，大户型的又担心朝向不好，面对高架桥，家里噪声大，有的人家想要边套，有的不想要高层，设计方在接受采访时说，最终的设计稿几乎是像“搭积木”一样完成的。

姚昭晖还向本刊介绍了浙江省在衢州江山市的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项目中的不少前期经验。他说，在当地的二期项目中，居民们投票的纠结点不再是要不要拆、怎么拆，而是最终的分房办法，为了确定选房抓阄顺序，他们把30年前的城建档案都找出来，根据之前购房时同等面积下的出资排序，才最终确定了选房顺序。“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关注点，大家的要求差异也很大，最终要统一意见，就得我们综合平衡，想办法。”像更新汽车和手机一样更新房子？

不过，对于住在杭州市翠苑北二区的张诚来说，“浙工新村重建记”似乎还是太过遥远的梦想。和十年前的喻玲们一样，他现在也在争取拆建自家房子的权利。4月中旬省住建厅的意见发布后，杭州市的许多老旧小区都启动了首轮意见征询。张诚所在的小区更是在意见发布后的当天就提交了自主更新申请。他告诉本刊，经过第一轮摸底，小区210户业主中95%明确同意更新，只有3户表示不同意。

他是新杭州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之后娶妻生子，购入现在的住房。与住在小区里的其他居民一样，他们也已经对小区破败的环境和逼仄的房屋苦恼已久，又因为杭州过去几年的房价错失了置换机会。听说“浙工新村”的项目试点后，他的妻子第一时间复印了一摞意见征求书，趁晚饭时间挨家挨户贴进了楼道。

但就在拉群征求意见的第二天，就有邻居公开退群，张诚只好推掉手里的事情，专门等在楼下向对方道歉，“我不想在小区里制造矛盾，也不太擅长处理人际纠纷，但为了获得更好的居住环境和更好的生活品质，还是决定再试一试”。听说“浙工新村”的居民们等了10年才得到现在的机会，他的态度既悲观又乐观，“我觉得我们肯定用不了那么久，但是时间肯定还会比预期的要长，不过，我们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2024年1月，浙江省住建厅在官网发布了《关于稳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最终收到4条群众建议，其中一条担心，业主成立的更新委员会无法实际履行国家规定的建设单位管理职责，可能发生质量事故，建议将自主更新实施主体修改为属地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或其他法人组织。省厅给出的回应是，“按照法律规定，自主更新的实施主体是业主，不能由政府部门代行”。

自主更新以业主为实施主体，但面对拆房建房的庞大工程，更新委员会应该如何选举、如何工作，包括资金管理、施工单位招投标等种种细节，目前各地还没发布任何工作细则，如果没有政府全程安排督办，是否还有其他方式让自主更新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呢？

从2011年至今，赵燕菁和他的团队考察调研过全国许多城市的自主更新案例。他告诉本刊，在新疆喀什，整个老城改造都采用了自主更新模式建设，核心区古城民居由政府和居民分工合作自拆统建，其余27个片区自拆自建，不仅没有给城市增容，还保留了老城的传统风貌；在北京，西城区的桦皮厂危楼“原拆原建”项目中，承建方还采用了工业化建造技术，把建筑物分为多个模块单元在工厂预制，再在现场像搭积木一样装嵌起来，居民们从迁出到回搬入住只花了3个月……

那天聊到最后，赵燕菁兴奋地谈起自己心目中城市更新的种种未来：“如果我们的政府能继续出政策作激励，比如允许产权拆解，让一栋建筑物成为改造主体；如果我们能有专门的中间人为业主提供代建、代批、代报、代设计，不再需要动用工作组和街道社区的力量搞攻坚，城市更新的规模和速度会比现在更快，我们或许能像更新汽车和手机一样更新我们的房子。”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喻玲、童丽、梁石、张诚为化名） 老旧小区浙工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