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提琴天后穆特：演奏内外

小提琴天后安妮-索菲·穆特已年过六十，仍神采奕奕。3月，她在国家大剧院有一场演出，如盛宴，一票难求。国家大剧院建起了“一院三址”的新布局，她也开始期待不远的未来在北京的开放式剧场演出。岁月宠爱她，仅在她身上浅浅掠过，仿佛音乐的世界里时间流逝得更慢。

穆特与乐曲的关系是很个人化的。跨越时空，她与这些作曲家和曲中人有着很亲密的关系。这一次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有舒伯特的曲子，C大调小提琴及钢琴幻想曲，D.934。她说，这首曲子的灵感来源是爱情，音乐讲述的是生离死别的一些故事。“我对舒伯特这首曲子的理解是关于告别的，不仅仅是爱情方面的告别，也是对于下一个人生阶段、下一个目的地的一些期待。”这首曲子的技巧难度很大，演奏时长达到30分钟，但它是钢琴与小提琴的和谐之音。另一首曲子是克拉拉·舒曼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三首浪漫曲，Op.22，曲中呈现出的是“克拉拉、舒曼夫妇和勃拉姆斯的一些三角关系”。乐器之间的关系也是她演奏时关注的重点，比如在舒曼的作品中，小提琴仍然是钢琴的影子，始终伴随着钢琴；但在奥托里诺·雷斯庇基的曲子中，乐曲成为小提琴和钢琴曲之间的桥梁，两者的关系也更加平衡与默契。音乐人生

2023年为庆贺穆特的大寿，导演西格里德·法尔廷（Sigrid Faltin）拍摄了纪录片《爱乐一生》（Vivace）。纪录片里，穆特穿着T恤登山，戴着口罩遛狗，始终带着快乐的笑容。谈到保持年轻的秘诀，穆特说，她一直是一个容易兴奋的人，热爱大自然。“大自然给了我足够的力量和喜悦。我在家里养了一些树，树会结果实，成为我餐桌上的食物。每次看到它们结果实我都觉得兴奋，这对我来说是种激励。”纪录片里，这些她所钟爱的日常与她在舞台上富有魅力的演奏交织，音乐厅中央的剧场与聚光灯外的生活融为一体。她说，站在舞台上演奏是她“最私密和自我的时刻”。这种与音乐之间延绵而富有诗意的关系，正是如今许多音乐家可望而不可即的“音乐即人生”的状态。

穆特是许多现当代作曲家的“缪斯”。一些著名作曲家，比如潘德列茨基、古拜都林娜、亨利·迪蒂耶、塞巴斯蒂安·柯里尔、沃尔夫冈·里姆等都曾为她写过曲子。作为演奏家，是这些作曲家的乐曲带着她在音乐的河流中徜徉，从古典到当代，从音乐厅到电影音乐，与这些同时代作曲家的友谊和爱情始终在这些乐曲中投下影子、留下痕迹。

2002年，她与指挥家安德雷·普列文结婚。通过普列文，她认识了他童年时就认识的多年老友、电影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不同人之间友谊的产生，能够让德国、法国、瑞士这些不同地点、地理上很远的人碰撞出非常激烈的火花”。威廉姆斯是《星际穿越》电影主题曲作曲家，与他的合作为穆特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电影音乐对穆特来说是更“符合时代特征的音乐”，虽然属于娱乐行业，却有着古典音乐那样充分的严肃性和纯粹性。威廉姆斯的音乐就是这样，他的天才之处恰好在于，“你无需配合任何画面去进行想象就可以感受到音乐本身的魅力，是完全自成一体的艺术形式。他的音乐不是描述性的，也不需要视觉来补足另一部分的信息，他让电影音乐成为完全可以独立于电影而存在的一种音乐形式，即使没有看电影，也依然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波澜壮阔”。

性别也通过作曲家作曲的方式进入到音乐演奏中。穆特现在合作的女作曲家约瑟夫·波洛涅有很复杂的背景，她从小随母亲在巴黎长大，“通过演奏她的作品，我在音乐舞台上也呈现出德奥音乐之外、更加多元的人生和情感”。她的基金会和乐团委约的小提琴协奏曲也是这样，有时这些协奏曲是由八个不同的作曲家完成的，“他们了解我，熟知我演奏的技巧”，而正是这些在前人基础上不断挖掘和发展的曲目，让穆特成为一位演奏天才和一位缪斯女神。

她喜欢把小提琴演奏与体育作类比。网球运动员费德勒是她的好朋友，“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有50次都打到了最后的总决赛，不过很少有人想到那些他没有成功晋级总决赛的时刻。音乐家和运动员有一个共同点：我们所有的表现，我们对外呈现的所有人设，都取决于我们在舞台上、赛场上的最终表现。我们总想在站上舞台之前把自己的每一刻、每一个地方都准备得特别好，但是总会有一些意外发生，会有一些准备不得当的地方，艺术也是这样。演奏音乐要抛弃一些教条性思维，因为艺术是一个人发展的过程”。

谈到自己为什么可以一直演奏40年，她说：“我的职业生涯很长，能够演奏40多年，是因为对我来说，每个时刻感兴趣的东西都有所不一样，每天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发生。我在这个项目有一个这样的体会，可能第二天又会有新的体会，我永远对同样的事情会有新的看法和见解。”她举例说，莫奈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中一直在画睡莲，他感兴趣的不一定是睡莲，而是睡莲在他心中引起的共鸣，“他与它们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总是变化着，这是更美妙的事”。

对穆特来说，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中，仍然是她创造音乐的方式。尽管她曾提到小提琴演奏的危机，比如当今小提琴家的经验和技巧有时难以处理个性、脉搏和颤音这些“陷阱”，但她仍然认为，决定性的是对音乐的渴望与热情。“就像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里写到的，如果说我们要教会一些人怎么在海上航行，首先不是教他们具体航行的技巧，而是让他们更多地去想象和感受海上的风景，之后再去教他如何航海，比如航海的知识和如何买一艘船。音乐家通常在演奏之前要读曲谱，这就像想象海上的风景，对乐曲的想象就是那道美妙的海平线，你可以去聆听海水拍打岩石的声音，去感受航海中我们的心境。摆在首位的总是我们对音乐的感受。”成为导师

穆特与北京的缘分很早就已结下。1996年，她在北京成立了基金会，给小提琴家提供好琴。她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与自己的经历有关。她13岁师从传奇指挥大师赫尔穆特·卡拉扬，年少成名，是德国古典乐界的天才明星。即便如此，对她来说，拥有一把好的小提琴仍是很困难的事。她快30岁时有了自己的一把好琴，是1710年的斯特拉迪瓦里，如今已演奏了30多年。她学会了如何与它相处，深知它的秘密。她曾说：“一把好琴总是能够保持它的本质，即便是以最私密微弱的方式演奏出来音符，也一定会以筋骨饱满的方式传递出去，绝不会变得浅薄或苍白。”如今的小提琴家想拉上好琴，总是需要基金会这样的机构支持，穆特成了这样的支持者之一。

如今的穆特谈论得更多的是卡拉扬作为一位擅长挖掘演奏家和乐团潜力的导师如何影响了她。“我可以与他无所不谈。他的知识面很广，我跟他不仅聊音乐，还可以聊生活、自律、娱乐，各方面的问题”。那个时候的穆特已希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别人的导师。随着基金会的创设，她开始来北京上大师课，指导一些排练，认识了一些富有天赋的艺术家。她资助的第一位中国小提琴家是北京人，当时16岁。她把他带到欧洲，不再让他每天在小提琴上练习10个小时，也不急于和他一起切磋琴艺和演奏，而是带他去奥地利的湖上划船，去阿尔卑斯山攀登，带他认识雕塑家和画家，给他列了一长串德语文学的书单——每个国家的音乐都与它的文学和语言紧密相连，而德语的句子都特别长，最后以动词结尾，“你需要阅读托马斯·曼，才能更好地理解贝多芬”。

今天的音乐教育有许多自成一体的流派，比如俄罗斯学派、法国学派、美国的茱利亚音乐学院，每个学派都有自己的教育方式。但这些制度化的教育难免过于专业和一致化，演奏缺乏独特的风格，这需要定制式的导师来实现，“最终当然还是关于曲目、技巧与诠释，但在这之外，也关于艺术家是什么，关于社会良知和视野，关于将音乐的技巧植入诸如人道主义项目这样的实践中”。她培养出来的年轻艺术家逐渐扩大到10人到12人，然后又生长到20来人，大家开始一起尝试室内乐，然后是管弦乐。穆特说，她现在很喜欢一些当代音乐作品，“年轻人可以抛弃传统方式，更加专注于自己如何去演奏，在演奏中加入自己的情感和思考，加入自己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风格”。对穆特来说，重要的不仅是正在演奏中的音乐，围绕着她和其他音乐家身边和附近发生的事也同等重要，“我们交谈，相互倾听，把这些传递出来的情感和生活中的思考带入到最新的演奏中，音乐从而成为‘生活的训练场’”。

穆特真正感到自己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human），是在她的第一任丈夫去世后。那是1995年。她的丈夫是一位律师，他去世时他们的孩子还很小，一个3岁，一个刚满周岁。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音乐对穆特来说不再仅是她沉浸其中的欢愉，而成为一种内在疗愈的力量。丈夫去世的那段时间里，她常用音乐来表达哀思。有一次，在演奏莫扎特时，一只蝴蝶出现在音乐舞台上。她需要向孩子们解释为什么爸爸不在了，用的就是蝴蝶的例子，“就像毛虫把自己从疲惫体弱的身体中解放出来，它的灵魂飘浮了起来”。葬礼之后，她与美国钢琴家兰伯特·奥金斯去旅行，一路准备莫扎特唯一的一首小调奏鸣曲，KV304——这是莫扎特的母亲去世后他在巴黎写的曲子。回到柏林爱乐的一个傍晚，他们演奏了这首曲子；中场休息后，她回到舞台，看到一只孔雀正站在她刚演奏的地方。这一次生离死别让她更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点燃了她在慈善上更浓厚的热情。“我开始更多地注意到其他人，注意到小提琴演奏之外的生活。我意识到，我不是为了让我的技巧完美而来，这只是一项副产品；我希望积极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穆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