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觉迷录》

在一个高度敏感、任性施为的帝王之下，必有一批步步紧跟、谨小慎微的大臣。阅读四库禁书史料，会发现各省督抚的奏报，措辞常有“应毁”“应禁”“奉禁”“违禁”“违背”“伪妄”“悖逆”等，常以“上缴违碍书籍”为多，有意无意地将关键词笼统和模糊化。而即便如此，遇有《大义觉迷录》一书，严谨者还是要另起一行，以示与其他被禁之书的区别。

《大义觉迷录》为雍正帝胤禛钦定之书，也是他对一桩重大案件“出奇料理”的成果。此案主角为湖南永兴县的穷书生曾静，举业无成，在本地教书，仰慕吕留良拒绝仕清之高格，熟读吕氏《四书讲义》《语录》等书，自己也在所著《知几录》《知新录》中抒发对清廷的厌憎，如“夷狄侵凌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己矣，砍而已矣”，“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其神器，乾坤反覆，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等。雍正六年（1728），曾静与弟子张熙一起分析商量，打算说服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写了一封长长的策反信。张熙坚信其师是正确的，卖掉家里的祖宅筹措路费，辗转赶到西安，在街上拦住岳钟琪的轿子呼喊呈递。岳钟琪见信封写的是“天吏元帅”收，觉察有几分诡异，即命将张熙带回署中，拆信阅读，见满篇皆对清廷的指斥咒骂，又说他是抗金英雄岳飞的后裔，自身也是名将，理应起兵恢复大明。岂知岳钟琪对清廷很忠诚，感激雍正帝的破格重用，也知一些满洲王大臣怀有猜忌嫉妒，处事十分谨慎。他当即密邀陕西巡抚西琳、按察使硕色（均为满人）来会审，硬的不行就改软的，乃至假意与张熙焚香告天，设下毒誓，终于使之吐露实情，密折飞奏朝廷。

雍正对岳钟琪自是赞誉有加，即派副都统海兰驰往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与涉案之人，同时传谕浙江总督李卫，令其派人去桐乡抄吕留良的家。曾静开始时抱有必死之信念，颇有几分硬气，表示要一人做事一人当；而待刑部侍郎杭奕禄抵达长沙审问，遵照旨意宣讲皇上的德政，也微露宽大处理的可能，“该犯谛听良久，乃俯首认罪”，“痛哭流涕，叩头不已”。一旦想要保命，曾静便开始摇尾乞怜，写了一份详细的供单。雍正批曰：“览逆畜之供单，更属可笑人也。有旨部颁，遵谕将一起逆犯押解来京，一路着实宽慰带来……”

此时，雍正帝应已有了新思路，即对近臣鄂尔泰等人所说的“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最为出奇之处，就是他亲自撰写了一道上谕，引用《尚书》《诗经》和孔子之言，批驳曾静从吕留良那里贩来的“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其中写道：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𤞤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清世宗实录》卷八六）

堪称有理有据。胤禛传旨将有关此案的上谕、曾静的口供及所写《归仁录》等件，编成一本书，题名《大义觉迷录》，刊刻印行。曾静信中列举胤禛谋父、逼母、杀兄、屠弟等十大罪状，岳钟琪读后，密奏时表示“臣不敢卒读亦不忍详阅，惟有心摧目裂，发上冲冠”，海兰、王国栋则称“满纸乱言，狂吠不道，翻阅一过，心胆欲裂，断不敢进呈御览”，孰料雍正竟令印发至各级官府和学校。而对曾静、张熙师徒，降旨予以免罪释放，并宣布将来子孙继位者也不得再杀。他还命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州府，现身说法，批驳那些个传言。

本案初发时，雍正就认为浙江的吕留良才是根子，是曾静等人作乱的思想源泉，虽其人已故，但其子孙众多，学生甚多，自著和编纂的书籍影响颇大。在曾静师徒巡回宣讲的过程中，刑部等衙门对此案牵涉的吕留良及其子孙人等提出处置意见，雍正让各省学政进行问卷调查，当然是全无异议，谕曰：“普天率土之公论如此，则国法岂容宽贷。吕留良、吕葆中俱着戮尸枭示，吕毅中着改斩立决。其孙辈俱应即正典刑，朕以人数众多，心有不忍，着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与披甲人为奴。倘有顶替隐匿等弊，一经发觉，将浙省办理此案之官员与该犯一体治罪。吕留良之诗文书籍，不必销毁。”至于曾静、张熙二人，不仅得到赦免，还被派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大约还会领一些生活补贴吧。

对于老爹的种种出奇料理，弘历颇不以为然，继位之初，就命湖广督抚将曾静、张熙“即行锁拿，遴选干员，解京候审”。四个月后，有旨谕刑部：

曾静、张熙悖乱凶顽，大逆不道。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圣度如天，以其谤议止及圣躬，贷其殊死，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之谕旨。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况亿万臣民所切骨愤恨，欲速正典刑于今日者，朕又何能拂人心之公恶乎？曾静、张熙着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清高宗实录》卷九）

此前，已有旨停止讲解《大义觉迷录》，所颁原书，命督抚一律收回，解送礼部保存，等候下一步旨意。弘历说这是采纳了刑部尚书徐本的建议，此类钦定书籍的发放皆登记在册，收缴应无难度，至于那些缴进的《大义觉迷录》是如何处置的，后来再未见提及，实录和上谕档中也查不到此类记录。

历来禁书甚难。不管声势多么浩大，措施多么严密，都会有漏网之鱼，都会有人私藏。待数十年后各省解缴四库禁书，居然也有《大义觉迷录》，数量并不算少。较早呈奏的是浙江巡抚三宝，四十二年（1777）六月，三宝奏缴应毁书籍，先讲又查获多少种多少部，接下来说：“再，查《大义觉迷录》一书，除前已检获五部，业经解缴，今缘搜缴应毁各书，复又逐处搜查得三十四部，内完全者十八部、不全者十六部，一并敬谨包封，附交委员解缴军机处查收。”由此可知，此书是要单列的。不到两个月，三宝又解送新查获的《大义觉迷录》二十一部，后来又是四部，看来民间所存不在少数。后来闽浙、云南等地都查到此书，而山东巡抚国泰直接将之列入应毁书清单，曰：“《大义觉迷录》，是书系应行查缴之件，今查出四部，十六本。”到底还是年轻啊，不够审慎，却未见乾隆说什么。其实对所有解缴《大义觉迷录》的奏件，乾隆都没加批谕，又能说什么呢？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