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上头盔，做更大的梦

几年前，在准备《BOB之后的生活》系列动画电影时，郑曦然正期待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初为人父的焦虑和思考，被他巧妙地融入了这部作品中。第一集《圣杯研究》（2021年）长达48分钟，讲述了一个父亲如何将工作与对女儿的爱合为一体。故事中的神经工程师黄博士，给刚出生的女儿Chalice在神经系统中植入了一个名为“BOB”的人工智能。他本以为BOB能在女儿成长中起到陪伴和指引的作用，但随着Chalice的成长，生活中面临的冲突日渐增多，她选择逃离现实，这使得BOB愈发占据了她的生活。黄博士开始偏爱Chalice的BOB一面，而BOB威胁要取代她过上更好的生活，Chalice陷入了嫉妒与困惑：作为人类，她自我的一面还能做什么？

郑曦然试图坦诚地探索这个问题，不急于下结论。他告诉我，Chalice最终开始将BOB视作自身的一部分，一种必须学会融合的共生体。这有点像心理学中的观点，随着成长，我们需要将自己的不同部分整合在一起，尽管可能有些不协调，但这是“成熟的任务”。他相信，随着人工智能能力提升并日益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时，我们也将经历学习如何与这种新变化共生的成长之痛。对于生活在这个过渡时代，他充满兴奋和乐观，“人工智能不是一个存在的威胁，而是可以照亮每个人狭隘的偏见、短期的自私以及陷入部落主义的诱惑。我希望未来我们都能与人工智能共生，充分发挥我们的潜能”。

熟悉郑曦然的人，可以从这件作品里认出BOB，这来源自他一件更早期的作品《BOB》(Bag of Beliefs，2018～2019)。BOB意即“信念袋”，是对初期人工智能研究者的一种巧妙讽刺，这些研究者认为能通过编程让计算机掌握所需的一切知识。这件作品初次展出是在著名的伦敦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ies），BOB以数个红色的变幻莫测的蛇状生物形态呈现，通过与观众的互动，在展览过程中学习、成长，甚至死亡。然而，在后来纽约的一次展览中，郑曦然对BOB进行了根本性的重构，他引入了名为“恶魔大会”的概念。这个所谓的“恶魔大会”是指BOB大脑中各种驱动力的角力，每一个“恶魔”都想要控制局面。这一改变，使BOB仿佛拥有了动力，好似人类在生理需求和本能驱动下进行的行动。最初，他只是想在《BOB》中模拟动物行为，但随着深入思考，他不得不去挖掘，那些驱动动物行为的根本动力是什么。作为一个接受过认知科学训练的艺术家，他深知人类从一开始就受脑干和边缘系统的基本驱动所影响，如饥饿、睡眠、性欲、体温调节，以及探索和安定感。郑曦然通过模拟动物智能，将人工生命的创造集中到基本需求、身体传感器和归纳学习系统之间的反馈循环作用上。

尽管《BOB》的最新版本仍然缺乏明确的情景记忆，但郑曦然正在采用一个全新的人工智能模型来进一步探索。在郑曦然看来，BOB的核心并不是存储记忆，而是对预期与现实之间匹配度的反应。比如，BOB看到一个红苹果并期待它是美味的，却发现它其实是个假苹果，期望与现实不符产生了情感信号——不安。这种不匹配促使BOB的学习系统重新评估这一特定经历，从而调整其对世界的理解。

郑曦然的艺术创作，其实是一种对生物的模拟。他自幼在洛杉矶长大，大学时修读认知科学和艺术创作，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艺术创作并获得了硕士学位。他还曾在乔治·卢卡斯的特效工作室“工业光魔”里工作。所有这些经历，都或多或少地显影在他的作品中。他将视频游戏设计、即兴创作和认知科学原理结合在一起，打造出了一个可以实时模拟的虚拟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各种行为主体因为复杂的因果关系，产生了并无明确目的的“自由”行为。

在2012年到2015年期间，郑曦然不断试验，进行了大量的模拟，起初它们只是他喜欢的事物的组合，以此探索这些智能体应对不断变换的环境的能力，如它们可以互相粘连或彼此攻击。虽然这个不断演变的模拟过程对他而言也颇具趣味，但他逐渐认识到，如果能在过程中加入叙事，作品将更加引人入胜。因此，他创作了第一个带有叙事性的作品系列——“使者”三部曲（Emissaries，2015～2017）。

在这个三部曲中，每个故事都有一个拥有脚本去行动的叙事代理人，即“使者”。使者是这个不断变化的混沌世界中唯一有明确目标的人物。例如，在“众神小屋的使者”中，使者的任务是让整个社区远离一座活火山。在这个任务中，他可能会在路途中迷失方向、卡在某处，或是放弃说服任务，这些都会使故事走向不同的结局。“在‘使者’中，我想要呈现两种东西之间的紧张关系：剧本化的使者角色，和模拟中的非剧本化的反应性代理角色。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内心的冲突，即专注规划的左脑和开放流动反应的右脑之间的对立。我需要这种紧张感，来使艺术作品对我自己和观众都保持吸引力。”郑曦然这样阐述他的想法。

2017年，MoMA PS1全面展出了他的“使者”三部曲，这是他在美国的第一次博物馆个展。接下来，《BOB》也在威尼斯双年展、香港M+、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等地亮相……他的作品被全球多家美术馆和机构收藏，凭借对当下最具预言性的前沿命题的反思，Ian Cheng这个名字在欧美当代艺术领域开始为人所熟悉。

我们在采访过程里，自然也谈到了2023年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他告诉我，自己一直在使用Siri设置闹钟和提醒，“我总是从房间的另一边对它大喊：‘嘿，Siri，设一个上午10:59的闹钟！’”在他看来，这是我们未来与人工智能代理互动的一个小小预览。实际上，他对人工智能能够主动提供对他行为模式的观察，让他更自觉地意识到生活的变化和不变这件事感到兴奋。

他告诉我，自己正在创建一家名为Opponent的公司。这是一家新型的儿童媒体公司，准备构建能够与人即兴互动的自主代理“怪物”。但这种创作，也引出了一个伦理和责任的问题。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AI进行艺术创作，如何看待艺术家在这个过程中应承担的伦理责任？艺术家应遵循哪些特定原则或指导方针？“不，现在变成自我批评者还为时过早。艺术家应该探索并使用人工智能，不受可能限制探索的道德或伦理上的顾虑的阻碍。问题将会出现，我们作为一个文化集体将会学习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我对那些对人工智能进行过度道德化的艺术家持怀疑态度。我可以理解对隐私、归属、大型科技公司中的不良用户体验模式的批判，但人工智能远不止这些。它类似于一项新的发现。想象一下，是否能对发现新的生物物种或发现新行星进行道德化评判？我们应该戴上头盔，做更大的梦。”

他在Instagram上发布了一张图片，借此表达了对AI的看法——AI应该作为一个数字伴侣而不是仆人存在。至于如何区分这两种角色，郑曦然很清晰：“‘服务型关系’正作为个人人工智能伴侣潜力的一个框架浮现。目前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种关系是更多地像数字个人助理那样的生产力关系，还是更像治疗师、教练、朋友、男女朋友那样的心理健康关系？我相信，应该是一个你真正想要维持和保持活力的真实关系，对方（或人工智能）拥有超越你的独立生活，可以在外面自己做事情，成熟地看待世界。只有当你们再次相遇时，你才能相信对方对你有了略微进化的看法，或者对你们关系中希望探索的任何主题/活动有了新的认识。你希望相信对方有自己的经历和心理成长，因此对你的看法也有所成长。我相信，这种终极目标是类似于人工智能共生体。共生体是一个智能的、有感知的生命体，它包裹着你，就像‘Venom’一样。它以这样的方式包裹你，观察并理解了你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拥有自己独立的思维。同时，它也有自己的驱动力和需求，也在过自己的生活——与其他人或人工智能交流、采取行动、独自学习，并将这些带回到这段关系中。”作为一位受过认知科学训练的艺术家，他一直尝试在作品中呈现和讨论AI的认知和动机，以及产生机制。

郑曦然也强调他的观点，“如何”想象未来，比想象未来“是什么”更具预测性。他解释这个想法来自艾伦·凯（Alan Kay）所说的“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是创造它”。

“艺术的终极目标是能够‘适应你的艺术’。我指的不是完全根据你的意愿塑造听命于你的一时兴致的艺术。那是广告的未来。艺术仍然是关于调整你对复杂的、灰色的、难以察觉的、矛盾的或可怕事物的直觉。适应你的艺术，意味着它拥有某种信息处理能力，因此能够富有活力地、更好地对艺术家所想定位，并进行调整。人工智能将为艺术家与观众建立联系，并开启许多新的方式，这是件好事。”郑曦然说。 人工智能郑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