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渊阁制度

文渊阁，本为明朝营建的宫内藏书之所，洪武时位于南京紫禁城的奉天门之东、金水河之北，解缙、姚广孝等曾在那儿兴办《永乐大典》；朱棣迁都北京后，即在内阁大堂之东兴建文渊阁，规制较简，管理者职位甚低，书籍流失亦多。“南文渊”后毁于雷火，而“北文渊”经历明末大动乱，也仅剩下一片废墟，是以清师入关时，两阁皆成往事。清廷沿用前明制度，内阁设文渊阁大学士，但并未复建该阁。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山东的王伦反叛已被扑灭，弘历心绪大定，又把较多精力放在编书上，谕令在文华殿后相度地形，兴建文渊阁，为将来收藏《四库全书》做准备。这位大皇帝还亲撰一篇《文渊阁记》，颇可一读：

……而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故予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故乃下明诏，敕岳牧，访名山。搜秘简，并出天禄之旧藏以及世家之独弆，于是浩如渊海，委若丘山，而总名之曰《四库全书》。盖以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伙，都不出四库之目也。乃抡大臣俾总司，命翰林使分校，虽督继晷之勤，仍予十年之暇。夫不勤则玩日愒时有所不免，而不予之暇，则又恐欲速而或失之疏略，鲁鱼亥豕因是而生。语有之，凡事豫则立。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而文华殿居其前，乃岁时经筵讲学所必临。于以枕经葄史，镜己牖民，后世子孙奉以为家法，则予所以继绳祖考觉世之殷心、化育民物返古之深意，庶在是乎，庶在是乎？（《清高宗实录》卷九六八）

简述征书与兴办四库之过程，阐解继绳先祖、启迪子孙、化育民物之深意，且与张载的“四为”相挽结，在乾隆御制文中实属上乘。

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文渊阁建成，为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镶边，前廊设回纹栏杆，绿色檐柱，阁前为方池，引内金水河水注入，池上有石桥，池栏桥板皆精雕细刻。该阁外观为两层，而在腰檐设有暗层，面阔六间，设楼梯连通上下。弘历要求“阁之制，一如范氏天一阁”，实则宏丽精致远过之。东侧建有盔顶黄琉璃瓦碑亭，内立石碑上，正面镌刻的即上引《文渊阁记》。

该阁于何时建成？各书虽未见确切记载，应不迟于乾隆四十一年二月。《日下旧闻考》卷十二称“同时并建者，则有圆明园之文源阁，避暑山庄之文津阁”，文津阁“建由甲午成乙未”，亦即乾隆三十九年开工，次年完竣，皇宫中的兴筑要复杂些，但规格相同，用时也不会多很多。《清高宗实录》卷一〇〇二记二月初二日举行经筵，“礼成上御文渊阁，赐茶还宫”，是知此时已然完成内装饰。弘历为此赋诗一首，有句“四库庋藏待，层楼恰构新。肇工始昨夏，断手逮今春。经史子集富，图书礼乐彬”（《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三四，题文渊阁）。断手，即完竣之义。

三阁建成后，存在一个如何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尤其是皇宫内的文渊阁，应在《四库全书》入贮前拿出一个管理办法。四十一年五月末，馆臣进呈由《永乐大典》辑出的《麟台故事》，宋人程俱编撰，依据见闻和任职经历，分类讲述秘书省三馆与秘阁的沿革、职能、官员设置等项，也涉及图书的征集、整理、收藏、校雠、编刊之事，提出“典籍之府，宪章所由”，呈请朝廷重视并建立制度。弘历大受启发，于六月一日颁布谕旨，认为：“自宜酌衷宋制，设文渊阁领阁事总其成；其次为直阁事，同司典掌；又其次为校理，分司注册、点验。所有阁中书籍按时检曝，虽责之内府官属，而一切职掌则领阁事以下各任之，于内阁、翰詹衙门内兼用。”（《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一〇）他命大学士会同吏部、翰林院提出各设人数和建议名单，并要求就如何供官员及学人阅览提出解决方案。

当月二十四日，舒赫德领衔奏上“文渊阁官制条例”，共六条，要点为：设置文渊阁领阁事二员，以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兼充，总司典掌；文渊阁直阁事六员，以进士出身之内阁学士、内班出身之满詹事或少詹事等官兼充，同司典守；文渊阁校理十六员，以满汉庶子、侍读、侍讲、编检等兼充，分司注册点验。以上皆为定额，如遇缺员，分级别具疏请简。第三条特别提到阁门钥匙，赋予内务府同样的管理权，奏派一名总管大臣负责，兼文渊阁提举阁事衔。第六条关乎借阅之事，曰：

阁中书籍，皆经我皇上亲加厘订，甲乙分储，玉笈牙签，珍逾球璧。若概许开函翻阅，恐不无黦损之虞。……应请俟全书告竣后，各藏其副于翰林院署，择邃密高燥之地，立架分贮，依全书目次，四部编排，标签安庋，置簿详记，派本院办事翰林诚干之员数人，公司其籍。如翰林及大臣官员内欲观秘书者，准其告之领阁事，赴署请阅。有愿持笔札就署钞录者，亦听之。其司籍之员，随时存记档册，点明帙数，不许私携出院，致有遗缺。（《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三三一）

与乾隆的说法相比，本来是允许官员和学人到阁翻阅，此处改为可以到翰林院阅读副本，已大有差异。该条还提到如果借阅者发现讹误或有疑问，则开列明晰，经领阁事批准后，“酌派校理一员，同诣阁中，请书检对”，极是慎重。

不出所料，这份章程也是出自陆锡熊之手，题为《恭拟文渊阁官制条例》，原拟八条。最后一条为“赴阁观书”，可知由文渊阁借阅原书，改为到翰林院看稿本、副本，很可能就是他的主意。由于事涉翰林院，又是新设阁制、员额，该折由舒赫德、于敏中领衔，虽未提到陆锡熊之名，也申明“此折系翰林院主稿”。二人皆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列衔者还有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阿桂与程景伊，吏部满汉左右侍郎德保、瑚世泰、董诰、吴嗣爵。他们表示一旦得到皇上批准，即“遵照拣选，回銮后带领引见”，还特别提到四库馆的提调、纂修等“俱系办书熟手，于典籍源流，更为明晰”，这次就打算从中拣选。乾隆即予允准。

十天后，有旨“命大学士舒赫德、于敏中，充文渊阁领阁事；署内阁学士刘墉，詹事金士松，翰林院侍读学士陆费墀、陆锡熊，侍讲学士纪昀、朱珪，充文渊阁直阁事”（《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一二）。至于文渊阁校理，大约相当于特约研究员，在四库馆臣表上随处可见，如翁方纲、刘权之、汪如藻、韦谦恒等，都曾兼任过此职。 文渊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