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签考证

编纂《四库全书》，不管是《大典》辑佚，还是校办各省送到遗书，从一开始就存在对前人著作的校勘和考辨订正。纪昀和陆锡熊二总纂的第一次被奖励升职，就因为“考订分排，具有条理”，五征君的受重视，也得益于其考证功力。永瑢等拟订《功过处分条例》，特别鼓励在各个层级上纠正原书的错讹：

（誊录）倘有能将原本讹字看出，签请酌改得当者，每一处记功一次。至分校各员，除校改誊录错误分所应为，毋庸记功外，若能将原本讹舛应改之处校正签出，精确得当者，每一处记功一次。……若复校人员能于原本错误处签改切当者，将复校官记功一次。

文中所谓“签请酌改”“签出”“签改”，即在原本疑似有错处加贴签条（亦称“浮签”），予以提醒或考订。一般来说，签改是分校、复校的事情，要在签条上申明理由，亦即考证。《条例》还写道：

校出原本错讹更正之处，应附载卷末也。伏见钦定经史刊本，每卷后俱有考证。今缮写四库全书，似应仿照其例。查旧有刊本及进到之抄本，其中错误，皆所不免。一经分校、复校各员校出，自应另载卷末。如仅系笔画之讹，仅载某字讹，某今校改。如有关文义考订者，并略附按语于下。如此，则校办全书，更为精当。（《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二五，多罗质郡王永瑢等奏议添派复校官及功过处分条例折）

据张升的研究，此类校签多用白纸条。而在将定本上呈御览时，则选择签条中较有价值者，整理另誊于黄纸条上，粘于校改页的眉端。他以天津图书馆所藏文渊阁底本《公是集》为例，“眉端保存稀见的四库馆臣批校签语，展卷可见批校无处不有，每条均工笔书写，粘贴整齐”（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190页）。为什么在已将原本订正后还要加签？张升认为一以显示校勘认真，二是表明最后的裁决权在皇上手中，很有道理。

乾隆很喜欢这个调调，也很看重这些黄纸条，曾为此专发上谕：

昨《四库全书荟要》处呈进抄录各种书籍。朕于几余披阅，见黏签考订之处，颇为详细。所有各签，向曾令其附录于每卷之末，即官板诸事，亦可附刊卷尾。惟民间藏板及坊肆镌行之本，难以概行刊入，其原书讹舛业经订正者，外间仍无由得知，尚未足以公好于天下也。前经降旨，令将《四库全书总目》及各书提要，编刊颁行。所有诸书校订各签，并着该总裁等另为编次，与总目提要，一体付聚珍版排刊流传。既不虚诸臣校勘之勤，而海内承学者，得以由此研寻。凡所藏书，皆成善本，亦以示嘉惠士林至意。（《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三四三）

自此以后，将各书黄签收拢编排、形成《四库全书考证》的工作，就提上了日程。乾隆要求编成后与《四库总目提要》一体由武英殿排印，足见重视。

由白签变为黄签，有一个拣选程序，主要由总校官负责，而总纂、总裁，乃至乾隆帝本人都会参与意见，选中者加盖“黄签”戳记。当然也不会是简单的过录，多数还要再作细密的考订，分管此事者为总校王燕绪等六位。燕绪因卷入西山煤窑纠纷，搞得灰头土脸，但审明实属无辜，仍留于缮书处效力，总校的岗位也未变，文渊阁本完竣后授编修；朱钤本为内阁中书，加恩赏给庶吉士；仓圣脉为三十六年二甲进士，应是由于丁忧之故，仍是庶吉士，此次授为编修；何思钧为姚鼐弟子，四十年三甲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杨懋珩系三十六年二甲进士，缪琪系四十年二甲进士，俱授以知县。可知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缮书处，考证黄签仅为其中之一项，书成后署“原纂官”。

《四库全书考证》的主持人为王太岳、曹锡宝，而因该书系由王燕绪等总校官的签条辑集而成，称为“纂辑官”，颇为允当。二人皆由犯事革员起用。王太岳为乾隆七年三甲进士，选庶吉士，历检讨、日讲起居注官、侍读等，外任道员、湖南按察使等职。四十年五月云南按察使出缺，时任云南布政使王太岳暂时兼署，接过应审案件，其中对一个自首逃兵予以枷号，未想到惹恼了在金川统兵的定西将军阿桂，认为处分太轻，激切上奏，结果云南巡抚图思德和王太岳皆被革职。乾隆特别表达了对他的不满：“至审办此案，系署臬司王太岳专责，乃竟妄为援引，舛谬若此，其罪难以轻逭。王太岳人本平常，且由翰林简用道员，复洊擢至藩臬，从未见其实心妥办一事，在任一味模棱。今于此等逃兵犹欲意存宽纵，取巧沽名，实属有□任使。王太岳着革任，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清高宗实录》卷九八九）弘历深知这位老臣慈悲为怀，也认定他要博取善名，其实对刚接手的王太岳不无冤枉。而皇上在事后应也有些后悔，四十二年三月命他“在四库全书馆总纂上行走”，一年后“加恩授为翰林院检讨”。王太岳似乎并未担任过总纂，在四库全书职名表中，称为黄签考证纂修官。

另一位黄签考证纂修官为曹锡宝，二十二年二甲第五名，精明干练，亦有胆气和担当。他在庶常馆时因母丧回乡，接下来连年患病，约八年始得返京，由刑部主事、郎中外放山东粮道。四十二年四月，漕帮斗殴导致命案，曹锡宝被山东巡抚指为玩忽推诿，得旨调京以部员用。乾隆对锡宝的印象良好，但认为不适合任职地方，不久即命他到武英殿缮书处，与王太岳同办黄签考证。既曰考证，二人便非汇集编排了事，而要逐条审核。于敏中曾在一封信中写道：

曹老先生在此，言及纂办黄签一事，只有录出底档，并无原书可查，难于核校，陆少詹所虑亦同。日前两学士酌议章程曾为筹及否？希即核定示知，以便催其趱办，因已屡蒙询及此事也。（转引自张升《四库全书馆研究》，197～198页）

这封信的收信人尚难确定，应是一位四库总裁或副总裁。其中曹老先生自是曹锡宝，陆少詹即总校官陆费墀，两学士为总纂官纪昀和陆锡熊。于敏中说曹锡宝到他那里，谈及办理黄签的难点在于手头无书可校，他与在场的陆费墀都有同感，希望转告纪陆二总纂尽快拿出解决办法来；也说到皇上对此书很关注，已多次问及。此事应发生于乾隆四十三年，而在三年后书稿已基本完成，乾隆帝特别指示书成后与《总目提要》一样，列于全书之首，足证重视。

四十七年正月，《四库全书考证》完稿，全100卷，再经过约半年的审稿修订，于七月十九日进呈。王太岳与曹锡宝皆得到奖赏，授国子监司业衔。而据琚小飞的研究发现，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个清内府抄本，“当为乾隆四十七年进呈后发下经馆臣再次校改的本子”，证明该书还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修订过程，“馆臣不仅校对了校签的出处，还与校签所反映的原书进行了对勘，剔除了很多无效或不确的考证内容”（《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抄写及刊印》）。《四库全书考证》是一部奉旨编纂的要书，集中收录了各级馆臣对前人著作的校勘订正，考证严谨，无一处无依据，也代表了乾隆朝的学术水平。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