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米莱背后：阿根廷向“庇隆主义”说“不”

记者·程靖

编辑·徐菁菁“如果一个国家像阿根廷一样失去声誉，它不进行财政改革，就不会有商业投资。选择渐进主义（改革），得有钱才行。但我必须告诉大家，我们国家已经没钱了。（休克疗法）一定会冲击经济活动、就业、工资和贫困率，但我们不是故意要选这么艰难的决策。为了清理过去100年政治精英们制造的‘垃圾’，除了‘休克疗法’以外，我们别无选择……”

当地时间12月10日上午，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在民众“自由，自由”（libertad，libertad）的呼声中，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誓就职总统。此次，阿根廷总统选举的投票率达到了76%，米莱最终斩获了55.69%的选票。在就职演讲中，他用上述强硬的措辞给阿根廷民众打了一剂“预防针”，宣布要将他竞选时期提出的激进改革主张付诸实践。

29岁的阿根廷人桑迪亚戈·古格里耶梅蒂（Santiago Guglielmetti）在家守着电视机观看了米莱的就职典礼。当桑迪亚戈接通本刊记者的视频电话时，他身穿阿根廷球衣，脸上是忍不住的喜悦之情。桑迪亚戈告诉本刊，自米莱宣布参选总统后，他一直在劝说亲友给米莱投票，当天的新总统就职对他而言，如庆祝“国庆节”一般开心。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袁梦琪就在米莱的就职典礼现场。她向本刊回忆：“大批米莱支持者聚集在国会大厦外，敲锣打鼓、摇旗呐喊。人们举着写有‘我们终于拯救了国家’的纸板，在小巷子里边走边唱改过歌词的政治歌曲，比如‘政治精英（la casta）要走啦’‘（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要坐牢啦’。经过居民的阳台时，激动的人群还会抬头向楼上的老奶奶唱歌致意。”

和桑迪亚戈一样，袁梦琪见到的就职日的庆祝人群，大多也身穿阿根廷图案的T恤、手举阿根廷国旗，但极少有人拿着支持米莱的特有标语。在她看来，这意味着，阿根廷人的庆祝并不“全心全意”为米莱，而是在庆祝阿根廷终于有机会走出民主化后庇隆主义（Peronism）党派长期执政带来的经济困境、迎来革命性的改变。

庇隆主义是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Juan Perón）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非美式资本主义、非苏联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主张“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其中“社会正义”通过扩大社会福利、保障工人权益等再分配手段来实现。在1946年庇隆当选总统后的77年里，即使庇隆和支持者经历了流放、镇压与政治禁令，庇隆主义候选人在被允许参加的14次大选中获胜了10次。进入21世纪，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和克里斯蒂娜（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夫妇、费尔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等总统都继承了庇隆主义的衣钵。2019年选出的中右翼总统马克里（Mauricio Macri）主张取消外汇管制、削减社会福利，已是阿根廷能找出的“最右”政客。

米莱则和庇隆主义者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离开就职典礼现场、乘公车回家时，袁梦琪就目睹了支持与反对米莱的两拨老太太的冲突：“反对者看到身穿阿根廷服装的支持者，把自己的提包往后者身上砸，嘴里喊着‘你们都是不会阅读、不会学习的无知之人’，支持者将包砸回去后，表示‘你是疯子，我才不要和你说话’。”

在舆论场上，米莱才是被称为“疯子”（el loco）的那个人。米莱担任众议员仅两年，没有推动过任何立法，几乎是个“政治素人”。自米莱参选以来，无论是他提出的自由放任经济改革计划，还是夸张过激的言行举止，在阿根廷乃至国际社会都引起极大争议。

米莱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anarcho-capitalist），支持自由放任经济学。他宣称要“炸掉央行”，实施全面美元化；他曾称政客为“老鼠”和“寄生阶层”，还公开辱骂批评他的女记者是“驴”。他称“国家是一个犯罪组织”，“用武力征税为自己筹集资金”，担任众议员时每个月抽奖给民众发钱。他在总统竞选活动中高举电锯，扬言要大刀阔斧地削减政府开支。他还在画着阿根廷政府架构的白板上，将写着部委名称的卡片一张张扔掉，表示要裁撤社保、教育和妇女等部门。

此外，米莱还曾模糊地表达过对器官买卖和人口贩卖的认可。尽管支持同性婚姻和性别选择自由，但他反对女权主义和堕胎权，也反对学校性教育，否认气候危机。他主张和美国与以色列拉近关系，和中国冻结官方贸易关系，退出和巴西等5个拉美国家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协议。此外，为了保持发型的“凌乱和随意”，他从十几岁起就不梳头，因此也被称为“阿根廷特朗普”。

1970年，米莱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父母分别有意大利和克罗地亚血统。米莱的父亲曾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后来生意发达，成了几家运输公司的老板，母亲则是家庭主妇。据米莱成名后自述，他和父母的关系糟糕，小时候遭到过父亲的暴打和心理暴力。

在米莱19岁那年，阿根廷出现恶性通货膨胀——1983年上任的总统阿方辛（Raúl Alfonsín）没能解决好军事独裁时期遗留下的财政赤字和外债问题，到1989年初，阿根廷当时使用的货币奥斯特拉尔（Austral）在5个月里贬值了1200多倍，年通货膨胀率近5000%。当时已是经济学学生的米莱和母亲去超市时，目睹售货员用价签枪不停地重新给商品标价，顾客们却仍然疯狂地购买。“经济学供需理论告诉我，当价格上涨时，需求就会减少，”米莱今年接受采访时说，“但为什么现实不一样？我觉得我学习的东西出了问题。”

自那以后，米莱一头扎进经济学，至今已获得两个经济学硕士，发表50余篇经济学论文。他先后在投资公司、金融咨询公司、跨国银行和国际组织担任经济学家和顾问，写过多本经济学书籍，包括2022年出版的《自由主义者之路》。进入政坛之前，米莱相当高调。他有自己的广播节目。2018年的数据显示，他还接受过235次阿根廷及国外媒体的采访，露面时间超过537小时，为阿根廷同行中最多。

米莱在媒体上频繁的露出，将他的自由放任经济学主张，在庇隆主义思想主导政坛的阿根廷最大限度地传播了出去。米莱不仅政见相反，他的极右翼言论、情绪充沛的表达和一头乱发的形象，通过15秒、30秒的短视频和搞怪表情包在社交网络上流行起来，在爱玩手机的年轻人中尤其受欢迎。

米莱支持者乐观地将2019年视为起点：2020年，米莱决定竞选参议员，他在门多萨举办的集会，在支持者的组织下吸引到了2万名观众，比前一年时任总统马克里的集会（5000余人）还要热闹。当选众议员后的米莱，又在2022年宣布参选总统。

相比于对手，今年米莱的造势活动显得寒酸：没有经费购买巨幅广告、只在少数省份举行了集会，多数时候在街头与民众交谈，但今年恶劣的经济形势已足够帮助他在大选中获胜。11月19日晚大选结果揭晓的时候，坐在电视前的索菲亚·玻吉（Sofia Poggi）开始哭泣。索菲亚是新闻专业出身，曾在英国生活，是女权主义者和性少数群体，身上所有标签都和米莱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南辕北辙。索菲亚告诉本刊，在她心情平复之后，她开始理解那些投票给米莱的人，“他们并非热爱米莱，而是为了改变现状，谁会想生活在永久性的经济危机里呢？”

1989年阿根廷的那场恶性通货膨胀改变了米莱的人生路径。而在34年后，出生于1992年的索菲亚和她的同龄人们，又遭遇了他们人生至今最严重的通胀。据《经济学人》报道，今年阿根廷的公共债务占GDP比重达到90%，财政赤字达到GDP的10%。今年4月，阿根廷年度通胀率一时间赶超津巴布韦位居全球第二（102.5%），仅次于政府破产、同样深陷经济危机的黎巴嫩（190%）。

高通胀伴随着阿根廷比索大幅贬值。2023年起更是如火箭般蹿升，比索币值在一年之内缩水近80%。袁梦琪2021年中抵达阿根廷开始田野调查，两年半时间里目睹了超市里的一公斤洋葱从99比索涨到549比索，比索对美元汇率也从300比索兑换1美元跌到1000比索兑换1美元。由于阿根廷政府每月仅允许民众通过官方渠道兑换不超过200美元（但通常难以换到），民众普遍采用黑市汇率来计算比索价值。袁梦琪还用人民币换算价格，发现一公斤牛肉的价格也翻了一倍。

货币变成“废纸”，让阿根廷今年的贫困率超过40%。阿根廷并非大范围失业的国家。今年9月该国失业率为6.9%，比去年同期有所降低。这意味着阿根廷广大中下层民众在有工作的情况下，生活却难言富足，有时甚至为了补贴家用而打好几份工。

索菲亚的好友是一名记者，接受了5年本科教育，读完硕士后进入国家电视台工作。但朋友以比索计算的月薪，按当下的汇率仅合230美元，刨除每月150美元的房租，她还要吃饭、通勤、养车和宠物。为了满足开销，朋友要接自由撰稿项目、卖饰品来挣外快，还需要父母的接济。

索菲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为美国公司远程做文案策划。工作虽然普通，仅仅是因为以美元领工资，索菲亚的收入就能达到朋友收入的20倍以上。她坦言，如今挣比索工资的朋友在生计上挣扎，外出时一些朋友乐于接受索菲亚的买单，但另一些朋友的自尊心不允许，和他们维系友谊需要艰难地平衡。

经济危机席卷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索菲亚的母亲是房产经纪人，而近年来阿根廷低迷的房市让母亲几乎没了收入。由于通胀飙升，阿根廷银行越来越少批准贷款：202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交易的3.3万套房中，只有4%获得了银行贷款；若要全款买房，购房者要在外汇管制下筹集足够的美元现金。瑞银数据称，阿根廷人需要攒19年的收入才能买得起一套60平方米的公寓，购房难度仅次于中国香港。袁梦琪在阿根廷的好友多是来自首都的年轻人，在政府部门、银行、审计等中上收入行业工作，但购房是极其罕见的现象。租房也很难。几位阿根廷年轻人都告诉本刊，如今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城市租房，房东不会与租客签署固定租金的合同，一些房东用美元收款，或每月、每三个月涨价，否则会面临亏损。袁梦琪的俄罗斯邻居则以比特币付款，“即使是高波动的比特币也强过比索”。

据索菲亚观察，经济每况愈下，让社会的倦怠、不满和愤怒情绪积累起来，已到达爆炸的边缘。在电视台工作的好友，常常向索菲亚抱怨：“我的工资这么低，也没有奖金，能来上班已经很够意思了，什么事都不应该让我做！”

大选期间，米莱屡次用激烈的言辞高呼“统治阶级走开”“政客是老鼠”等，正利用了自己“政治素人”的形象、迎合了民间对政治精英以及工会高层、部分知识分子的不满。

前总统马克里曾担任著名足球俱乐部博卡青年队的主席，是阿根廷巨富马克里家族的继承人，曾因2016年披露的“巴拿马文件”风波和利润高达7000万美元的风电场交易接受阿根廷检方的调查。

而阿根廷民主化后执政时间最长的前总统基什内尔和克里斯蒂娜夫妇，已多次因欺诈、挪用公款、藏匿现金等被指控。2022年12月，克里斯蒂娜因涉嫌腐败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她被指控将巴塔哥尼亚高原的道路建设项目交给熟人，案件还涉及她担任总统期间的两位内阁部长。

事实上，30岁上下的索菲亚、桑迪亚戈，几乎没有见过阿根廷的“好时光”，除了90年代梅内姆总统实施经济改革带来的短暂繁荣，和2003年基什内尔总统上台后经济恢复的时期，他们迄今为止的人生几乎都在经济危机中度过，“没有哪一年不在通胀”。父母辈更是从军事独裁年代（1976～1983）和恶性通货膨胀中一路走来的。索菲亚认为这是阿根廷人悲观心态的来源：“当你以为情况到了谷底，那还不是真正的谷底，未来还会变得更糟糕。”“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riche comme un Argentin）这句法语俗语自诞生以来已经过去100多年。1880年上台的自由主义政府，将阿根廷打造成了一个建立在出口农产品和进口欧洲的技术、资金、管理和劳动力基础上的现代国家。到“一战”爆发前的40余年里，600万人从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地横渡大西洋来到阿根廷。1913年的阿根廷已是全球十个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墨西哥记者、拉美历史学家亚历克斯·冈萨雷斯（Alex Gonzalez）将阿根廷描述为“从20世纪初高点陷入长期衰退的经济体”。“一战”爆发后，整个欧洲投入了残酷的战争，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重创了阿根廷赖以生存的农产品出口，阿根廷转而开辟国家工业化道路。工业化进程中壮大的阿根廷工人阶级，希望在自由主义政府遗留下的贫富分化的社会中拥有话语权，庇隆认识到了工人的力量。1943年军事政变后当上劳工部长的庇隆，创造了后来被称为庇隆主义又被称为“正义主义”和“民众主义”的意识形态。

庇隆主义一度乘时代的东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二战”后百废待兴，欧洲和北美尚未复苏，阿根廷乘虚而起。1945年至1949年间，阿根廷年经济增长率接近6%，工业产量增加25%，同期就业水平提高13%。庇隆主义三大支柱中的“社会正义”为他巩固了工人群体的支持。庇隆担任劳工部长后的5年间，阿根廷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了25%，工资和薪水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50年上升到50%，大多数人能享受医疗补助、产假、带薪病假和免受任意解雇的权益，还有第十三个月的年终奖。一位阿根廷工会领袖曾说，庇隆给予了他们“寡头政治一直拒绝给予我们的尊严”。

但尊严并非没有代价。美国历史学家布朗（J.C. Brown）在《阿根廷史》中分析了“民众主义”在庇隆总统任期内导致的通货膨胀：全面国有化带来的机构冗余和人浮于事，大大增加了庇隆政府的开支，赤字滚雪球般地累加到下一年的账目上；国有化扩大了公共事业的受益人，也增加了腐败的机会；政府限制农产品价格，让农民不事生产，物价也因此上涨，工人和中产阶级购买力降低；1951、1952年的旱灾导致农业出口显著下降，外汇收入急剧下降破坏了阿根廷进口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本货物和原材料的能力。而庇隆政府决定用紧缩计划来应对危机，大量裁员、冻结工资，利益受损的工人很快就上街示威，表达愤怒。那时的庇隆就已发现，维护工人权益和推动工业快速发展之间存在难以取得长期平衡的悖论。这个悖论也在此后几十年里反复上演。

亚历克斯向本刊分析说，庇隆主义者多选择保护主义路线，让企业就业和薪资不随市场波动，这样一来，阿根廷的公司成了保护工人收入的机构，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袁梦琪指出，阿根廷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缺乏经济自主，一直是一个原材料出口为导向、极度依赖国际市场环境的经济体，其偶然的繁荣有外部原因。“例如2003年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上台后首个任期的经济复苏，最主要的原因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涨带来了红利，能让阿根廷政府有余力支持社会福利政策。大豆价格降低后，很快就难以为继。”

于是，一个死循环诞生了。庇隆进入政坛后的70余年里，阿根廷政坛可谓在“庇隆主义”与“反庇隆主义”之间来回横跳。1955年的军事政变推翻了庇隆的统治，此后上台的军人和文官政府又大多选择维持庇隆主义。1983年阿根廷恢复民主至今，阿方辛、梅内姆和马克里等总统都尝试过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但每一次都以债务和经济危机爆发、民众回头选出庇隆主义总统而告终。

亚历克斯告诉本刊，上世纪阿根廷的移民多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等有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思潮土壤的国家，他们在本国独裁政府或法西斯政权下受压制，来到阿根廷后拥有了组织工会的广阔空间，形成了街头政治传统。为了给工人发福利（目前80%的阿根廷人或多或少享受政府补贴），工会会要求政府增发货币来填补财政赤字；通胀时期工会又会组织起来，要求提高薪资以跟上通胀的速度。

一届政府一旦陷入危机，往往没有足够的民意支持帮助他们进行改革，也没有时间熬过改革的阵痛。政治对手会利用危机。阿根廷经济学家巴勃罗·萨尔瓦多（Pablo F. Salvador）认为，为了赢得支持率，下届政府往往放大上届政府遗留的问题，采取完全不同的新政，这影响了阿根廷的投资大环境，经济难以长期稳定发展。

12月12日，米莱烧起他上任后的“三把火”。新任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Luis Caputo）宣布将本币比索官方汇率大幅贬值50%以上，从1美元兑365比索贬值至1美元兑800比索；阿根廷中央政府将减少向各省政府的可自由支配的转移支付，公共工程招标将停止；政府还将减少能源和交通补贴，但给最贫困人群和儿童的补贴将分别增加50%和一倍。由此，“休克疗法”正式启动。

针对外界对“美元化”的质疑，卡普托15日重申，米莱将会对该政策信守承诺。但袁梦琪对美元化的落地并不乐观。她认为，尽管拉美国家中厄瓜多尔已实现过美元化，但前者的经济体量远远小于阿根廷，实施美元化时仍有足够的本金，而阿根廷在美元外汇短缺的情况下，没有足够的美元来支撑市场的货币需求。此外，美元化后，阿根廷农场主会因收益增加而扩大生产，长此以往将导致国际市场上牛肉、大豆等农产品价格下降，不利于美国同类产品出口，因此美国不太可能愿意支持该政策。亚历克斯则对米莱政府的前景相当悲观。他认为，阿根廷的经济恢复还是得寄希望于已持续三年的干旱在未来能够缓解，农产品收成得以恢复。“比索贬值将吸引外资进入阿根廷，以便宜的价格购买锂矿和大豆。如果进展顺利，阿根廷的经济数字可能会很好看。但长此以往，阿根廷可能会变成一个外资拥有的国家，而国内民众什么也买不起。等到矿产枯竭、干旱来袭，外资就会卷铺盖走人。”亚历克斯说，“到那时，愤怒的民众又会走上街头，他们会说，’当初是谁保护我们工人的权利不受侵害？’于是或许又会开始下一个循环。” 米莱阿根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