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了六册《大典》

乾隆三十九年（1774）夏天，弘历照常奉崇庆皇太后居住在避暑山庄，于敏中照常是随扈在侧，随时撰拟谕旨，也随时处置四库馆事务，舒赫德等一干老臣照常受命留守京师，四库馆臣则照常在翰林院和武英殿按部就班赶办书稿，而突发一桩奇案：有六册《永乐大典》被窃贼偷走了！

此事发生在六月十三日夜晚，据当事人、四库纂修黄寿龄诉说：他分得《考古质疑》《坦斋通编》二书，因“头绪较繁，均须查对原本”，白天未能校勘完毕，又生恐耽误，便于当晚将六册大典用包袱裹起来带回，打算连夜加班。孰料行至米市胡同，忽觉肚子剧痛，连忙下车找个旮旯拉屎，再回来包袱已然被偷走，“追觅无踪，实属一时失于照料，不胜惶惧，理合报明查缉”（《四库全书纂修档案》一五九，多罗质郡王永瑢等奏黄寿龄遗失《永乐大典》六册交部议处折）。叙述较简，诸如车夫是他自家的还是临时雇的？是仅此一次还是经常带大典卷册回家？米市胡同离翰林院很近，为何要跑到街上拉野屎？第二天就报告还是拖了几天？皆没交代。

据现有史料，纪昀等总纂，也包括舒赫德等总裁，似乎也没有当作什么大事，过了十几天，才由永瑢领衔奏报皇上。该奏折大事化小，说此六册大典皆已经过摘录，形成抄本，也说黄寿龄“携带官书，理应小心慎重”，却没说纂修不可以将大典带回家。顺便说明，所有在京的四库总裁、副总裁都在这份奏折上列名，实际上并未一一告知，如副总裁、内务府总管金简就特地奏报皇上，声明自己是事后才得知的，并强调此风不可开，应予严肃追究。

黄寿龄，江西新城县人，三十七年二甲进士，庶吉士，为四库开馆之初较早被选中的纂修之一，参与大典辑佚。他将大典卷册带回家真的是要连夜赶办吗？实也未必。那时的四库辑佚为世人所瞩目，在馆之纂修分校有的雇人在家私辑私抄，未能入馆的一些部院职官辗转借抄，不少外地藏书家、书商也为此来京，各有路道，各显神通。窃书者不算偷，拿回家私抄当然更不算偷。可如果有机会顺手牵羊，大约很多人都不会犹豫，或者是犹豫再三仍然下手。所有的大型纂修应都避不开被偷书，康熙朝修《佩文韵府》、雍正初修《明史》，包括乾隆帝的兴修四库，应都或多或少造成了《永乐大典》的流失。我们也有理由对黄寿龄提出质疑，但其在回家途中丢书大概率属实，应是突然闹肚子下车出恭，车夫迷迷糊糊假寐之际，碰巧被街上游逛的贼娃子看见，顺走了车上的包袱。

乾隆极为重视，即发谕旨，严令缉拿案犯与追究责任，曰：

《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听纂修等携带外出。况每日备有桌饭，各员饱食办公，尽一日之长在馆校勘，已可不误课程，原无藉复事焚膏继晷。至馆中设有提调人员，稽查乃其专责。携书外出，若曾经告知提调，即当与之同科；或纂修私自携归，该提调亦难辞失察之咎。着舒赫德察询明确，据实复奏。其所失之书，仍着英廉等上紧严缉，毋致阙少。至在馆之总裁，朝夕共事，亦不应漫无觉察若此，并着明白回奏。再各省所解遗书，办毕后仍须给还各家，屡经明降谕旨，恐纂修等亦有随便取携，以致遗失者，亦着及早查明，按单点收馆内，毋许携往私家。倘仍不行严查，致有舛失，惟该总裁是问。（《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一）

乾隆帝极善于举一反三，由丢失大典卷册，联想到各省进呈之书也有可能流失。就在同一天，在此旨之先，他已发出一道上谕：

……闻外省采访遗书，各设公局办理，交到后，有因重复及琐小拣下不解者，尚留局中，未行给还，并有本人赴领未得者。该督抚等或尚未办及此事，以致存积日多，而藏书家不知其书曾否呈进，将来发还后缺少数种，不知何处遗失，致经手之人及吏胥等从中乾没，皆所不免，不可不及早清厘给还。着各督抚盐政，将各家呈出遗书，除已解京之书俟发回本省，另行给还外，先将各家拣存之书，令承办书局人员，逐一检查，按照所呈原单造册，先行发还；并饬该管官严行稽查，毋任胥役等从中取利，如或视为具文及办理不善，致官吏人等将书本窃取抵换，并借端勒掯需索情弊，或经科道参奏，或朕别有所闻，惟督抚等是问！督抚等奉到此旨，先行出示晓谕，俾咸知朕意，仍将如何还给及何日给完之处，具折复奏。

思虑细密，处置亦尽量严谨。常见有人称那次朝廷征书是一场浩劫，大量民间藏书就此流失，包括天一阁的部分珍贵藏书，但可肯定并非皇上本意。既关心征书，又挂念还书，生怕地方官不重视，怕官吏人等借机“窃取抵换”，反复晓谕，才是那个真实的讲究诚信的乾隆帝。

在奏折中，金简说自己于案发第三天闻知此事，即派人向纪昀、黄寿龄询问细节，并密令番役人等追查。而在接奉乾隆严旨后，京师立即刮起一阵追查旋风，步军统领衙门、都察院巡城御史、番役捕快、五城司访官役纷纷出动，手执一份《大典》书样，往书坊纸铺、旅店会馆等“遍加踩缉”。而诡异的是，各种搜查一无所获，七月十五日夜晚，六册《大典》竟然完整无缺地放在御河桥河沿，被人捡到上交。乾隆得知后自然很高兴，再次谕称“《永乐大典》为人间绝无仅有之书”，并要于敏中签发军机处字寄，命英廉密派精干番子手，“于书肆纸铺小市荒摊等处，留心体访”（《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六九，寄谕署步军统领英廉密缉偷窃《永乐大典》正贼并复奏访缉情形），以期抓住贼犯。哈，弘历认为自己在所有事情上都是高明的，包括捉贼，可此话也就是说说而已，再无下文。

对相关人员的处罚，由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官保提出：肇事者黄寿龄尚属在读庶吉士，无官职，罚俸一年，并责令留级三年（后未执行，仍于四十年四月散馆，授编修）；提调梦吉、王仲愚，值班收掌徳克进，皆以失察罚俸一年；正总裁永瑢、舒赫德、王际华、蔡新，副总裁英廉、张若溎、李友棠、金简，“均照疏忽例，罚俸三个月”。而在此之前，因发报前不将奏折送金简阅看，翰林院编修宋铣等三人被罚俸半年。

此案发生后，皇上连发严旨，使在京四库总裁大为惶恐，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为防止再有遗失，有人提议从其他衙门调集人员，“至翰林院翻检书籍，逐日点查收发”。乾隆闻知后以为“种种情形不同，既不能清晨预定其应领何书，又不能随时为之陆续检发，若必欲纤悉无遗，随日以十数人司之，亦不暇给”，徒然添乱，且使纂修和提调得以推诿，谕令将翰林院藏书登录建档，“纂修等领办之书，即于册内填注，仍每日稽查，毋许私携出外。如查该纂修仍有违禁私带之事，即回明总裁参劾”（《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七〇），措辞十分严厉。上谕就是王法，此后大约没谁敢将《永乐大典》带回家了，曾经活跃的私自辑佚也画了一个句号。但将纂成的书稿带回转录，谕旨未加限制，大家仍照行不误。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