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基辛格：冷战之下

1973年9月22日，白宫东厅，近150位亲友和显贵目睹了基辛格就任国务卿的就职仪式。仪式上，基辛格的母亲保拉（Paula）笑容可掬。美籍华裔作家包柏漪问她为什么能做到不哭，她大笑道：“亨利不准我哭。”包柏漪回忆，现场的人多半泪水盈眶。当人们想到，35年前，为了逃离纳粹德国的暴政，一个15岁的犹太男孩和家人背井离乡来到美国，今日竟取得了如此成就时，难免动容。

但基辛格并不想过多地回顾自己的过去。就职仪式前，有朋友为他找到一本1801年在菲尔特（Fürth）发行的《圣经》。那个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小城是基辛格一家的故乡。但基辛格没有使用它。

对早年生活的态度是基辛格身上的一个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回忆自己在德国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岁月，在情感上表现得疏离和淡漠。上世纪40年代末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基辛格就从来不谈他的犹太背景。宿舍的同学夜晚闲聊时，他坚决反对以色列立国，认为这将激怒阿拉伯人，危及美国的利益。他的种种表现让一位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犹太同学感到：“基辛格青年时代遭遇的反犹之害大概比童年的我在新泽西经历的还少些。”后来好几次在不同的场合，基辛格都宣称，菲尔特的生活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想从他的出身寻找他政治生涯关键点的人是在白白浪费时间。

1975年12月，菲尔特授予基辛格杰出当地公民金奖。基辛格与父母一起应邀回菲尔特参加颁奖典礼。到场观礼者约有1000人。基辛格的致辞很简短，对当年促使他们举家逃离的恐怖经历避而不谈。当受邀重游他踢足球、研习律法、遭希特勒青年团员修理的旧地时，他很礼貌地回绝了。只有有限的几次，基辛格流露出不一样的态度和情感。在担任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有一次访问德国，德国政府宣布，基辛格可能会去探望他的一些亲戚。“他们胡说什么？”基辛格向随从们抱怨，“我的亲戚都在集中营被做成肥皂了。”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他提道：“我的早期政治经历是作为被迫害犹太少数民族的一名成员所体会到的。”

1923年5月27日，星期天，海因茨·阿尔弗雷德·基辛格（Heinz Alfred Kissinger）（“亨利”是基辛格移居美国后改的名字）出生在菲尔特这座闷而乏味的工业小城。在过去的400年里，这里一直是犹太人难得的庇护所。17世纪初，菲尔特就有了自己的拉比和犹太法典学院，还建立了首座犹太教堂。

亨利·基辛格的父亲路易斯·基辛格（Louis Kissinger）是一名勤勤恳恳的中学老师。他既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也对自己是个德国人的身份感到非常自豪。在学校里，他喜欢给学生介绍德国古典诗歌，如歌德的《鹰与鸽》、海涅的《如今去哪里》。1848年革命后，被流放的海涅在《如今去哪里》中自问：如果他在故乡德国面临死刑，他该去哪里？那时，路易斯·基辛格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人生的预言。

长子海因茨·基辛格出生时，基辛格一家正在开始陷入困境。1923年4月，反犹杂志《先锋报》开始在纽伦堡出版，每周一期。每一期的头版头条都赫然印着一句话：“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菲尔特就在纽伦堡边上。1923年底，德国通胀率达182000000000%。

如果扣除通货膨胀的部分，像路易斯·基辛格这样的公务员，工资降幅为60%～70%。

海因茨·基辛格有过一段较为平静和正常的童年。他喜欢骑自行车，酷爱足球。菲尔特当地的足球队是1926年和1929年的德国冠军，这带给海因茨巨大的快乐。这种平静很快就被政治局势的变化打破。1933年国会纵火案后，3月菲尔特副市长宣布“巴伐利亚大清洗”开始，他说菲尔特是个犹太化的红色城市，“我们也要再次把它变成一个干净诚实的德国城市”。

1933年4月出台“恢复职业公共服务法”后，犹太公务员一律被开除公职。两年后，根据所谓的“纽伦堡系列法”，德国人不得与犹太人发生性关系、通婚，禁止犹太人雇用非犹太人为家佣，进而剥夺了犹太人的完全公民权。

在菲尔特，1933年8月酷暑时节，市政府禁止犹太人进入雷德尼茨河的公共洗浴区。第二年，市教育局强制规定公立学校中犹太学生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1.5%。后来，所有的学校都将“没有一个犹太学生”引以为豪。《菲尔特报》源源不断地刊登反犹文章。狂欢节上充斥着反犹彩车。1934年，菲尔特市不远的村庄爆发了暴力反犹事件，一个人被吊死，一人被刺身亡。

路易斯·基辛格好像坠入了噩梦。1933年还不到50岁的他就被强制退休了。亨利·基辛格的弟弟沃尔特后来回忆，父亲被开除后“沉默寡言，总待在书房里”。一家人的社会关系也被破坏。保拉发现：“我丈夫的同事，以前那些同事，对他完全不理不睬，就像没有这个人似的。”基辛格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巨变的影响。犹太孩子们不能去游泳池，不能去跳舞，不能去茶馆，到哪里都会看到“犹太人禁入”的牌子。在街上，每天都有人谩骂、诋毁、侮辱犹太人。希特勒青年团几乎囊括了菲尔特所有的孩子，他们在街上列队高歌，穿着制服游行。德国孩子随意乱打犹太孩子，警察是不管的。几年后，基辛格第一次走在纽约街头，一群男生迎面走来，他赶紧逃到马路对面，免得挨揍，然后才想起来自己并不是在菲尔特。基辛格也不能光明正大地去支持他心爱的菲尔特足球队了。有时候，他会悄悄地溜去看比赛，但他知道，如果被认出来，肯定会被暴打一顿。

基辛格一家意识到，死亡的危险正在逼近。1933年6月，路易斯的弟弟卡尔·基辛格因为帮助岳父经营鞋店被捕，随后被送往达豪集中营，一年多才被妻子设法保释出来。1937年他们带着3个孩子移居巴勒斯坦。身边的朋友也开始力劝路易斯移民。

1938年8月20日，基辛格一家乘船转道伦敦探望亲友，10天后搭乘“法兰西岛号”前往美国。登陆纽约时，亨利时年15岁。不到三个月后，“水晶之夜”事件爆发，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拉开了序幕。基辛格估计，他的近亲中有20多人死于此后7年的浩劫。后来，一些研究者扩大了这个数字，有的调查说是23人，有的说是57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和基辛格曾经很亲密。小时候，继外祖母给了基辛格很多温暖，一家搬到纽约后还经常收到她寄来的明信片。后来老人家被送到了贝尔泽克死亡营，死亡营解散后，死在前往西部强行军的路上。来纽约的8个月后，基辛格在一封给朋友的信里描述自己的状态，他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怀疑论者，没有什么清晰的目标。“与其说我在追求一个长远的理想，不如说我想寻找一个长远的理想”。

在纽约的头几年，像所有的新移民一样，基辛格生活的核心是谋生计。父亲路易斯身体不好，情绪低落，适应新的国家颇为吃力，一家人都靠母亲到餐馆当服务员吃饭。作为长子，基辛格一边读书，一边打工。1940年，为了打份整工，他改为夜晚上学。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在一家远亲办的工厂里，基辛格把用獾毛制成的修面刷中的酸性物质挤出来，每周能赚到11美元。每天下班，他从工厂坐45分钟地铁回到家，匆匆吃过晚饭，赶到学校上三个小时的晚课。后来，基辛格进入纽约城市大学念书。他学习成绩很好，几乎门门优秀。不出意外，他会毕业，成为一名会计。

然而历史再一次改变了基辛格的人生进程。1941年12月7日，基辛格去现场观看了纽约巨人队和布鲁克林道奇队的比赛。散场出来，他看到一份报纸，头版新闻是：珍珠港遭袭。很快，刚满19岁的基辛格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参军头两年，因为成绩好，基辛格被军方送到一所名为拉斐特的文理学院学习工程学。1943年底，美国需要在前线增兵，基辛格又被送到路易斯安那州的克莱本营。年轻的新兵们训练游泳，也学习跳伞。有时候要急行军，“行军9英里，时间为一小时多一点点”；有时候要“徒步行军25英里，背着装得满满的背包”。那时“水都有配额”，每人全天只有一壶水。还要在有蛇出没的沼泽地搭帐篷露营。

军旅生涯对基辛格来说意义非凡。他喜欢身处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们当中。他后来回忆，“当兵的一大收获就是感到自己像个美国人”。这个会计专业大学生的视野也被打开了。那时候，他担任连队教导员，每周负责给士兵们讲一次“战争当前的形势”。伙伴回忆，基辛格能够把每天、每周的各种新闻搜集起来，但凡当中有矛盾的地方、叫人看不懂的地方，他都会跟大家讲自己是如何理解的，“讲过之后我们每个人……就会对第二天要发生的事多一点儿把握……我们都说基辛格是唯一比《时代》周刊眼光长远的人……”

军旅生涯还将基辛格重新送回了德国，让他有机会重新审视那个他曾经拼命逃离的噩梦。

在欧洲，基辛格见识到了真正的战争。1944年12月，德国的最后一搏——阿登战役打响。基辛格所在的第84步兵师被逼退到比利时一侧。第84师书记员回忆，天气“寒冷、潮湿、灰蒙蒙的，路上都是烂泥……一连几个星期不停地轰炸，重型机枪不停地扫射，卡车和坦克在路上碾轧，路面的泥坑越发深陷……泥水渗进鞋子、袜子，弄得你满脚都是泥。因为这些泥巴和脏水，战壕变成黏糊糊、滑腻腻、臭烘烘的牢房。泥水爬进你的头发、食物、牙齿、衣服，甚至你的脑海中”。不少人生了战壕足（注：由于双下肢长期静止暴露于寒冷、潮湿环境中，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引起的一种非冻伤性组织损伤）和冻疮，严重的话甚至要截肢。

除了寒冷和潮湿，战士们也缺少吃的。在第一封家书中，基辛格乞求父母不但要给他寄一条更换的围巾，还要寄“一些肉罐头、曲奇饼干和糖果”：“你们知道吧，我实在饿得慌。”

基辛格所在的第335团第2营有近9%的士兵阵亡或受伤后不治身亡。他所在的连队伤亡率特别高。连队原有182人，21人阵亡，40人受伤，1人被俘，损失超过1/3。

对于基辛格来说，让他印象更深的可能是直面人性的复杂。到欧洲后不久，1945年2月，他就被调到步兵师总部的情报处，开始负责团部的反谍报小组。该小组主要任务是预防间谍和蓄意破坏，次要任务是解散纳粹党、逮捕高级军官，对指定人员进行审讯、阻止纳粹分子进入行政部门。从往来的人群中辨认出狂热纳粹分子并非易事。年轻的基辛格还需要学会如何区分少数的主动行凶者和仅仅因为一些恶意或冷漠而助纣为虐、害死犹太人的大多数德国人。

基辛格的心情非常复杂。有时候他觉得很解恨：“德国人现在尝到流亡、被迫离开心爱的地方的滋味了。”有时候他又满怀恻隐之心，看着那些因为不可靠而要被撤走的德国人，“一手拎着行李箱，一手握着手绢，与亲友分离”，他觉得，“你再怎么恨德国人也会觉得他们很可怜”。他还被一封德国女孩的信打动过。这封信是写给她牺牲男友的战友的。基辛格觉得，她写下的每个字都“直愣愣地盯着我”。

他的内心也在经历拷问。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基辛格意识到，他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报复权力，可以逮捕任何人，把他们投进集中营。事实上，他的父母主张报复。但基辛格没有这样做。在德国，他自称“亨利先生”，“不想让德国人以为犹太人是回来报仇的”。一位陆军同事后来回忆，有一次，有几位犹太难民翻译官对一对德国夫妇出言不逊。“亨利质问他们：‘你们在纳粹下生活过，也知道他们怎么辱骂人，怎么能转过身来跟他们一样？’”

但没有一件事会比亲眼目睹集中营带给基辛格的震撼更大。4月10日，他和第84师战友偶然发现了阿勒姆集中营。基辛格多年来对这件事避而不谈。直到他的一位战友公开发表当天拍摄的照片，人们才知道基辛格当时也在场。他这才承认，见证阿勒姆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经历之一”。

阿勒姆在汉诺威以西5英里的地方，是一个小型集中营，囚犯们被迫在附近的采石场干活。1945年1月，最初送去的850名犹太囚犯死了204人。美军到达集中营的前4天，这里的指挥官命令将有行动能力的囚犯押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这是纳粹政权末期的一次著名的“死亡行军”。

基辛格和战友们到达的时候，营地外是一堆堆瘦骨伶仃的尸体，有些被装在垃圾桶里，有些被扔在坑里。附近的一个大规模的坟墓里还埋有将近750具尸骨。集中营的营房内空间狭窄，美军士兵们从两排木床中间走过去都很困难。地上满是人体排泄物和呕吐物。每一张床的草垫都散发出刺鼻的尿味。那些因为没有行动能力、逃过“死亡行军”的男人和男孩“满身虱子和病痛”，只剩一息尚存。有战友阻拦基辛格进入营房：“别进去。我们要用脚踢一踢才能分清谁死谁活。”士兵们本能地给幸存者东西吃，结果一些人因为再也无法消化固体，反而丢了性命。

此刻，尽管这支部队已经经历过6个月的残酷血战，但阿勒姆还是在情感和理智上全面击碎了他们。很多人哭了。不久以后，基辛格亲笔写下了两页充满刻骨之痛的手稿。他记录了他从吉普车下来遇到的第一个集中营幸存者。佛乐克·撒玛瘦骨嶙峋，“衣料好似挂在躯体上，头由一根细棍支撑着，看不到喉咙。两根杆子从身子两侧垂下来，两条腿支在下面。为了防止逃跑，他的双脚被砸烂了。他看上去像40岁，但出生证明明白白写着16岁”。

“我看到营房，看到一张张毫无表情的脸，一双双目光呆滞的眼睛。”基辛格写道，他痛苦地问自己，“你现在自由了——我身着笔挺的军服，没住过污秽、肮脏的地方，没被人打过，没被人踢过。我能给别人什么样的自由？”在文章的末尾，他几乎是在呐喊：“佛乐克·撒玛，你的身体在无声地控诉着人性……人的尊严和客观价值在这道带刺的铁丝网前止步了。”

1947年，从奥斯维辛幸存的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出版了第一部回忆奥斯维辛经历的作品《这是不是个人》。他在书中振聋发聩地悲鸣：“最优秀的人都在集中营里丧命，最糟糕的人却幸存了下来。”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年仅22岁的基辛格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令人绝望的残酷事实。在写给一位亲属的信件里，他说，美国人养尊处优，习惯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待周围的所有事物，因此他们对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存在着完全错误的认知。事实上，“那里环境龌龊，做人低三下四、受人胁迫，一个人必须在体格上、求生的意志上具备超乎寻常的力量才能活下来。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和清高的人没有机会……然而一旦决定要活下去，就必须咬定唯一的目标坚持到底……这个唯一的目标在公认的价值观面前也不会停滞，它无视一般的道德标准。一个人要活下去就必须说假话，玩手段，想办法弄到吃的填饱肚子。弱者和老者没有机会”。1947年7月，基辛格启程自德返美。在军中，他受到战后成为美军参谋总长的欧洲政治顾问弗里茨·克雷默（Fritz G. A. Kraemer）的赏识，克雷默建议他再念点儿书，并为他写了封充满溢美之词的推荐信。1947年秋季，24岁的基辛格进入哈佛大学政治系念大二。

此时的基辛格，已经不再是那个计划当会计的年轻人。1945年5月，离他22岁生日还有几天的时候，基辛格终于回到童年生活的菲尔特。在一封洋洋洒洒10页纸的手书家信里，他谈到重返故地的感受：“过去13年的仇恨和悸恐，这段回忆之路何其漫长、艰难，全是道不完的羞辱、说不尽的失望……我想到那些和善的老人，想到曾经在林子里漫步，想到当时的一切，想到如果一切没有发生。有那么一刻，山谷又因昔日人物的出现而充满生机，人一个没少，然后幻觉逐渐退去……”基辛格写道，“从山丘上俯瞰纽伦堡，我向我的青年时代告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德国归来的基辛格在心理上变成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不信任民主和道德的力量。1954年3月，基辛格在一封信里探讨美国兴起的麦卡锡主义，他提到，“希特勒上台6年后，一些优秀的德国人才意识到治理国家的竟是一个罪犯，原来他们还因为这个国家崇尚道德而感到很骄傲……”

他拒绝软弱。基辛格从没有解释过他为什么总是回避对外界谈起作为犹太难民和“二战”士兵的经历，但他曾说，集中营的幸存者不回顾过去，“他们深知回顾过去只会带来感伤，感伤就是软弱，软弱就意味着死亡”。

他对人性也感到悲观。他对集中营受害者的描述，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写照：“他们看到过人性最恶毒的一面，谁还能怪罪他们猜疑心重？”

在哈佛，基辛格不交朋友，不追求女孩，不注意自己的衣着，对学校的体育运动也基本上不关心，他几乎把所有的劲头花在了苦读上。室友回忆，基辛格每天读书读到凌晨一两点。他总是“非常严肃……坐在一张又厚又软的椅子上……从早学到晚，一边学一边咬指甲，指甲咬掉了就咬下面的肉，后来都咬出血了”。

从本科到博士，基辛格交出了两篇重量级论文。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将近400页，创下了哈佛历史上的纪录。基辛格选择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历史决定论和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基本矛盾。他悲观地承认：“生命即痛苦，有诞生就有死亡。存在的命运就是瞬息即逝。”但他也相信个人意志和“内在信念”：“经历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西伯利亚劳改营的这一代人不可能像他们的先祖那样乐观”，但“自由的经验能使我们超越过去的痛苦和历史上的挫折”。

基辛格想要超越的痛苦和挫折显而易见：世界并没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和平。美国和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让多数人都认为，大规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那可能是一场核战争。

4年后，基辛格交出了博士论文《和平、合法与平衡：卡斯尔雷与梅特涅政治才能研究》。他回溯200年前的欧洲均势外交，给出了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答案。这篇论文被视为基辛格本人政治生涯的序曲。论文中，拿破仑的法国与斯大林的苏联，1815年的英国与1950年的美国，有着不言而喻的类比关系。“在面临热核武器灭绝威胁的时代，我们抚今思昔，研究那些外交不会带来严厉惩罚、战争鲜有发生、简直无法想象会有灾难存在的历史时期，这不足为怪。”基辛格这样解释他对19世纪欧洲的兴趣，“它也许没有满足理想主义一代的所有愿望，却给了这代人或许最宝贵的东西，即一段稳定的时期，让他们实现自己愿望的时候没有大战，没有长久的革命。”

在论文里，基辛格表达了他对和平的理解。这个理解成为他外交生涯的基本理念。他说，和平不应当是刻意追求的目标，“那些回忆起来最为和平的年代很少追求和平。那些无休止追求和平的年代反而很少得到安宁。当避免战争成为一个强权或一组强权追求的首要目标时，国际体系就处于国际社会中最为霸道的成员的摆布之下”。这个判断显然不只来自19世纪的欧洲——在基辛格看来，在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上，希特勒正是从英法两国极力想要避免战争的态度中看到了他们的软弱，才有恃无恐地发动了战争。

基辛格得出的结论是：和平只不过是秩序的自然产物而已，对和平的追求只能在一个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之下才能得到保障，而维护这种秩序要靠权力分配来控制一些强国野心。敏锐的蜘蛛

1968年底，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当选美国总统。他向在哈佛大学任教，并长期担任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顾问的基辛格发出了邀请，让他担任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终于走到了美国外交的决策核心，将他作为学者的理念诉诸现实。但这是一份艰苦的差事。4年后，1972年12月，尼克松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那天，基辛格写了一张条子放在尼克松的枕头上：“你接过的是一个分裂的、陷于战争泥淖、失去自信、被那些没有信念的知识分子撕裂的国家，你给了它新的目的和理想，克服了它的犹豫，你必将因此青史留名。”

这话语固然是阿谀奉承，但也道出了一些实情。1969年，新政府接手的是极其混乱的局面。过去一年对美国来说是灾难性的。越南战争已经打到了第九年。1968年初，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新年攻势。接着，越南顺化陷入了血腥巷战。4月，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一些非裔美国青年责备这是政府阴谋，上街游行，引发新的种族骚乱。学生反越战的抗议也席卷了美国各地高校。在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外面的街头巷尾，警察和结束越战全国协调委员会等组织领导的抗议者之间展开了激战。

更让美国人感到不安的，是在与苏联的对峙中，美国似乎正在走向下风：1950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相当于美国的30%，1970年已经达到了美国的80%；军事上，苏联不仅在战略力量上赶超美国，而且在常规武器方面也与美国不分上下。1968年苏联推翻了杜布切克的修正主义政府。美国大使在危地马拉市街上遭枪杀。

1968年，在帮助洛克菲勒备选的过程中，作为顾问的基辛格提出他对时局的看法：美国所面临的困境，基于过去冷战策略采取的行动，已经超出了其实力范围，越南战场就是证明。

在基辛格看来，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二战”后的历届美国政府将反共这一意识形态作为了行动的标准，将外交政策视为善与恶的斗争，反倒丧失了对国家利益的精确考量。政治家们必须务实：“每一个政治家必须在公正的和可能实现的东西之间进行调和。被认为是公正的东西取决于本国内部结构；被认为可能实现的东西取决于资源、地理位置和决心以及他国的资源、决心和内部结构。”“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

摆在新政府面前的任务很明确。要扭转颓势，当务之急有两点：不堪重负的美国必须从漫长的越战中解脱出来；也必须找到方法在对苏关系中建立新的秩序，使其行为能够被约束和控制。

基辛格想到的点子，是把曾代表约翰逊政府参与巴黎谈判的民主党政治家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秘密派往莫斯科，提出一个关于越南和军控的一揽子交易。基辛格亮出的底线远远超过美国当时的立场。万斯告诉克里姆林宫，美国愿意立即停火，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双双撤军，并提出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包括容许民族解放阵线参与南方治理。如果和平方案不能达成，美方将采取强硬军事措施，同时苏美关系也将趋冷。

万斯之行失败了。事实上，1969年，基辛格曾不下10次请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传话给克里姆林宫，要求其在越南问题上合作。每一次，多勃雷宁都躲躲闪闪。

直接和越南的接触也未能有所建树。1970年，基辛格与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举行了三次周末会晤。在准备与黎德寿的第一次会晤前，基辛格在他的小办公室来回踱步，练习他要说的话：“我们两人都是学者，有敏锐的历史感。”会面时，基辛格试图发挥他的魅力，建立个人关系，他不时讲个笑话、吹捧对方、自嘲、以史喻事。黎德寿很客气，基辛格说笑话他也笑，有时还会捧腹大笑。

但很快，基辛格就明白这是行不通的。为了实现从越南的撤军，尼克松上台后，实行“越南化”政策，要求南越政府进行改革，重整军队，承担更多的责任。黎德寿看穿了白宫的弱点，他问基辛格：“如果美国派了50万大军都赢不了，让你的傀儡军队打仗能行吗？”基辛格事后承认，这也是“一直折磨着我”的问题。

《基辛格传》（Kissinger: A Biography）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评价基辛格，他的才华的核心“就是他能看到不同事件之间的联系”。艾萨克森有个精妙的比喻：“就像蜘蛛网上的蜘蛛，他能感觉——有时过于敏锐地感觉到——世界上某一个角落的一个行动会在别处引起什么反响，在一个地区使用权力会如何波及其他地区。”

世人已经非常熟悉基辛格接下来采取的行动：为破解这场迷局，基辛格和尼克松把橄榄枝抛向了中国。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因为他的破冰之旅，基辛格一直被称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国民间也拥有经久不衰的声望。基辛格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其实，他有时对中国人的这种真诚好客、对友谊的执着感到很困惑。基辛格并不讳言自己的现实主义取向。他并不是始终如一的友好使者，他的对中政策偏好，并不掺杂感情。

1969年7月31日，国务卿罗杰斯在东京公开表示：“我们愿意改善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几天后，在堪培拉做演讲时，他承认中国已是一个事实，是一个潜在的强国，但却被孤立于世界太久了。

在中国，最高领导层也看到了中美之间的可能性。1969年，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担心苏联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为了避免美苏两线作战，也在考虑与美国缓和关系。

但两国的接触，从心理上的意愿到现实中的行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朝鲜半岛的兵戎相见和两次台海危机，使得中美两国一度处于全面对抗状态。历届美国政府都将中国视为严重的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中美之间极度缺乏互信，很难对对方的意图做出判断。因此，间杂着从60年代末开始，双方发出的积极信号，对抗的声音也没有停歇。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他在就职典礼的讲话中隐隐约约提到，美国的新政府愿意同中国对话，要让所有各国知道，美国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不应生活在愤怒的被孤立中。新华社第二天就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宣布尼克松只不过是一个独裁的资本主义集团选出来的一个新的傀儡，来执行侵略和扩张政策。

这种僵局给了基辛格用武之地。他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外交家。他不遵从美国既有的官僚体系规则和外交程序。在尼克松的支持下，他隐秘的行事风格最大限度地规避了国内异议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而且，基辛格极度大胆和自信。在他的回忆录中，基辛格宣称，1971年7月9日至11日到访北京的时候，他只是在同周恩来的“第一次会晤中简略地”谈及台湾问题。他撒了谎。后来解密的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显示，就在访问的第一天，在双方试图建立对对方立场的基本了解时，基辛格就表示，华盛顿准备在越南战争结束后从台湾撤出三分之二的美国军事力量，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改善继续从台湾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基辛格还同美国国务院在几个月前刚刚所作的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声明大唱反调，向周恩来明确表示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就在基辛格访问中国前不久，被蒙在鼓里的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报告中说，他们认识到，要缓和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是美国政府必须解决的痼疾。报告中写道，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出，随着美国从越南的撤军，将逐步减少驻台美军数量；在提请政府内各部门慎重评估后，“也可向中国暗示，美国愿意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提议在当时已经非常大胆。

基辛格的表态，远远超过了国务院政策设计的范围和立法机构国会在当时所允许的底线。基辛格在外交谈判中有一个惯常的态度。他不喜欢一点一点地谈条件。他认为这样的谈判方式，只会显得软弱，让对方好奇自己还可以放弃什么。他青睐的做法，是以强硬的态度，直接摊开底线。在台湾问题上，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后来，他曾一再表明他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不是所谓“亲大陆”，而只是因为台湾太小了，美国人必须要顾及中国崛起的重大问题，不能因小失大。

基辛格的冒险换取了立竿见影的回报。莫斯科的领导层着实被尼克松和基辛格访问中国的举动震惊了。时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回忆，他的政府当时“甚至都认为不存在华盛顿和北京和好的可能性”。之前，苏联方面对尼克松关于举行莫斯科峰会的提议迟迟不做决定。就在尼克松电视讲话，宣布自己将要访华后，星期一，多勃雷宁就满脸堆笑地出现在白宫，询问是否有可能先举行一个莫斯科峰会。基辛格告诉他，需要按照顺序安排。

1972年，比北京首脑会晚3个月，莫斯科峰会举行。两个超级大国谈妥了第一个缩减未来核武库扩张的条约，并达成了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部署的协定。这些协议标志着无约束军备竞赛时代的终结。基辛格同苏方还一同起草了一份“基本原则”，它包括超级大国间相互磋商，尊重国家主权，通过贸易和民间的交流增加联系。莫斯科峰会开始了一段美苏在武器控制、经济和危机管理问题上相互协调的时期。从那以后，峰会也成为美苏事务上常用的手段，它可以发挥微妙的克制作用，使两国关系不至于失控。

在克里姆林宫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厅，尼克松用一支银色的派克牌钢笔签署协议。他把这只笔悄悄地插入口袋，赠送给了基辛格。在1972年的胜利之后，基辛格成了197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人物。他在个人权力上也登峰造极。在外交决策中备受排挤和冷落的威廉·罗杰斯辞去了国务卿一职。基辛格干脆兼任了国务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两个职位。这是美国历史上前无古人、迄今后无来者的事。事实上，人们觉得，真正领导美国政府的可能不是尼克松。1972年底，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是：“想想吧，要是基辛格死了会怎么样。尼克松就成美国总统了！”

作为一个外交官，基辛格的影响力既来自他的非凡洞察力和行动力，也是他的个性与机遇碰撞的结果。

尼克松从来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他本人极度不善于社交，会见陌生人时需要在便签纸上提前做好笔记。和他熟悉的人也觉得他为人生硬，不好相处。在华盛顿，人们公认基辛格最懂得如何与总统打交道。基辛格看到了尼克松内在的性格矛盾：“一方面他有理想，善思考，慷慨大度；另一方面，他睚眦必报，心胸狭窄，感情用事。他有时爱沉思、达观、坚忍，有时又鲁莽、冲动、捉摸不定。”他也很清楚尼克松缺乏安全感的弱点。

基辛格对尼克松几乎是谄媚的。在1971年4月尼克松发表越南讲话前，基辛格给他写了一张纸条：“不论结果如何，各地自由人士都将感激您。面对危机，您沉着应对；面对压力，您坚定不移。是您稳住了民心民情。为您服务让我获益良多。”落款是：“忠仆，H。”

基辛格在内心里并不是那么认同尼克松。当时担任尼克松国际经济事务助理的彼得·彼得森（Peter G.Peterson）说，私下里，基辛格对尼克松贬低再三，但如果总统那头电话突然来了。他立刻会变得判若两人——“噢，是，总统先生！”他一遍又一遍地说。

基辛格完全清楚自己的表现。有一回，他与总统的专线响起时正好有一位记者在场。基辛格毫不介意地对记者调侃道：“如果我接电话时双膝跪地，你可别有什么误会。”

他也能忍耐尼克松的侮辱。尼克松会在基辛格面前大谈犹太叛徒，有一次他还逗基辛格：“你说是不是，亨利？你同意吗？”窘迫的基辛格并不反驳：“总统先生，有这样的犹太人，也有那样的犹太人。”

对于基辛格来说，所有的虚与委蛇都是值得付出的成本，尼克松有一个别人无可替代的优点。

1968年11月25日，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很快就约基辛格在皮埃尔酒店39层总统过渡办公室见面。

关于这场见面，尼克松说，他们主要谈了战略，还说到了中国问题。他告诉基辛格，他们两个人在总的看法上很相似。在谈话里，他对基辛格有一种很强的直觉，暗暗决定就应该让他来当国家安全顾问。

“当选总统，他没有谈战略。”基辛格对这次会面的回忆则完全不同，他的记忆几乎都是关于尼克松个人的。他注意到，尼克松很腼腆，举止有点儿令人捉摸不透。最重要的，他对国务院没什么信心，工作人员根本不忠实于他，他决定让白宫来负责外交政策。

在尼克松的支持下，基辛格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成立了许多附属于国安会的下属机构。前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1968年的预算是70万美元。1971年基辛格的预算是220万美元。他手下的人员也几乎翻了一番，共有46位助理，105位行政人员。众多机构的设立和决策程序的规定，使得几乎所有的外交事务被转移到了国家安全委员。

尼克松和基辛格另一个共同的偏好：他们都无意于尊重外交决策的民主程序。上任后不久，尼克松就感到国安会全体人员会议太麻烦了，因为在会上，他的观点可能遭到国务卿罗杰斯和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Melvin Laird）的反对。于是，总统决定减少会议的召开频率，更多的事情由他和基辛格私下讨论处理，不再拿到会上讨论。

后来，召开国安会会议变成了走形式。尼克松宣布开会，并说明会议主题，然后就由基辛格提出要谈的问题。基辛格的幕僚还给尼克松准备“谈话要点”。他们会事先预料莱尔德或罗杰斯会说什么，并给总统准备好抵挡他们反对意见的说辞。尼克松小心翼翼地照着讲稿走，并按顺序在每个方格中签字确认。

除此之外，他们都喜欢秘密外交。美国外交有一条基本规则，所有与外国政府的官方接触都通过国务院渠道，连总统特使进行的谈判也不例外。这样做是为了让相关机构贡献所长，提出异议。

然而才上任几周，基辛格就开始与苏联建立背后渠道。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一位官员找到他说，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患了感冒正在楼上的公寓休息，希望基辛格能上去与他见个面。多勃雷宁热情地和基辛格寒暄，并请他帮自己约见尼克松。

基辛格后来说，尼克松不想让国务卿罗杰斯参加会见，但据尼克松回忆，是基辛格不想让罗杰斯参加。更可能的情况是，总统和他的权臣一拍即合。在见面会上，尼克松告诉多勃雷宁，任何敏感问题他都应该与基辛格私下讨论而不是与国务院谈。于是，多勃雷宁通常一周来访白宫一次，他会走鲜为人知的白宫东楼的一道门，与基辛格就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当年策划战争谋略的地图室见面。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基辛格是独断的上司。他不允许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白宫餐厅用餐，因为他不想让他手下的人与白宫其他部门的人拉帮结派。他要求他的幕僚不可与政府其他部门的要员谈话，也不允许他们直接与总统讨论其专职领域问题，除极少数情况，他们甚至不能和他一起会见总统。

他的管理风格以脾气火暴著称。“为什么我就这么倒霉碰上了这么无能的人！”他总是怒吼着将工作人员准备的备忘录扔在地上，还在上面踩踏一番。

尽管如此，基辛格的多面性，还是能让人们心甘情愿为他工作。他的法宝之一是自嘲精神，他知道需要用幽默压低自己的气焰。有一次，在有了一间更宽敞的办公室后，他这样嘲笑自己的坏脾气：每次生气，他都得走老远才能走到门口把门推开，以至于他有时都忘了自己生的是什么气。

对于属下来说，他还有一种在华盛顿罕见的优点。他的助理都发现，他乐于征求幕僚中最善于思考的人的意见，非常欢迎他们挑战自己的观点，施展才华。他还保留了一个严格的老教授的做派，总是激励手下精益求精。一位下属记得，有一次基辛格半夜给他打电话：“我看了你的初稿。乙上，离甲下就一步之遥了。”白宫的终章

1969年轰炸柬埔寨后，为了打掉人们的疑虑，基辛格与学生、抗议者和知名反战活跃人士开始了一个小型、非公开的会晤计划。他对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到1971年初，他已经与学生团体开了19次会，与知识分子、学界人士开了29次会，与知名公众人物开了30次会。

1970年，27岁的反战主义者布莱恩·麦克唐纳（Brian MacDonald）坐在白宫前面开始了绝食37天的抗议行动。通过一位朋友，基辛格联系上了麦克唐纳。在没有告知白宫的情况下，他去了麦克唐纳家，向他保证，美国已决定离开柬埔寨，并成功地劝他结束绝食。

很快，基辛格又请麦克唐纳和对方妻子到一家法国小餐馆吃饭，和他谈读书，谈哲学，谈战争，谈裁军。“布莱恩，你实在太天真了！”基辛格一度一边摇头一边叫道。基辛格后来回忆，他很喜欢麦克唐纳，他的为人和他的反战主张一样一派纯真。

此后，基辛格经常与麦克唐纳见面，辩论越战，偶尔也讨论黑格尔和康德现象学。那年晚些时候，麦克唐纳的妻子艾丽丝在费城贫民窟不幸遇害身亡，基辛格还不声张地出席了葬礼。见证了两人交往的华裔作家包柏漪认为，和布莱恩的交往是说明基辛格多么想得到批评者了解的一个绝佳例证。“他争取对方的愿望强烈得惊人，我想这与他是移民、做过难民有关，总想赢得别人的支持。”

这种解读或许并不正确。大约在见到麦克唐纳一年后，曾有人试图绑架基辛格。被定罪的有13人。私下，在未通知特工或司法部的情况下，基辛格在白宫战情室与3个密谋绑架的人见了面。坐在一幅覆盖一整面墙的世界地图前面，基辛格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观念。他还收下了他们带来的礼物——写着“绑架基辛格”字样的几个徽章。他开玩笑地说，他可以把它们转卖给其他白宫幕僚。“可怕的是，他还真是个好人，”其中一位名叫汤姆·戴维森（Tom Davidson）的回忆，“他对我们这群从道义角度看问题的人好像有一种奇怪的感情。”

1974年8月8日，深陷“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告诉基辛格，他会在第二天辞去总统的职位。那天晚上基辛格在白宫陪伴了尼克松。他极力安慰他，和他回顾他们在外交政策上的成就，他一直强调，每一次都是因为尼克松在关键时刻做出勇敢的有魄力的决定才取得了胜利。尼克松想起一瓶拿破仑干邑。几年前在收到周恩来邀请函的那天，他们就是用它举杯共庆。尼克松穿过没有开灯的走廊，找到那瓶酒。他斟满两个杯子，两人再一次互相敬酒。他们还谈到历史的论定。基辛格对尼克松说：“历史会比你的同时代人更肯定你。”尼克松沮丧地回答：“那要看是谁写历史。”

“水门事件”淹没了尼克松政府时，基辛格成为“遭难的理查德·尼克松政府废墟里仅存的重量级人物”。基辛格跟“水门事件”的关系是间接的。他没有参与入室盗窃行动或其后的捂盖子行为。在“水门事件”关键时期，他都正忙于奔波海外。1972年5月27日第一次入室盗窃失败时，基辛格正在出席莫斯科峰会。6月16日窃贼成功入室时，他正飞往中国与周恩来总理会谈。当“深喉”和其他人在1972年10月大量揭秘时，基辛格正在越南谈判最后冲刺阶段中穿梭于巴黎和西贡之间。当尼克松在1974年4月24日释放白宫录音带时，基辛格正在日内瓦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谈。

表面上，基辛格得以全身而退。杰拉尔德·鲁道夫·福特（Gerald Rudolph Ford）接任总统之后，基辛格还在继续当他的国务卿。但真正属于外交家基辛格的时代已经开始远去了。

（参考资料：《基辛格：理想主义者》，[英]尼尔·弗格森，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基辛格传》，[美]沃尔特·艾萨克森，中信出版社，2023年；《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美]亨利·基辛格，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 基辛格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