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以外：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调查

记者·程靖 编辑·徐菁菁11月2日傍晚，巴勒斯坦人丽玛（Reema Abu Safat）从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Jenin）驾车回纳布卢斯（Nablus），快到家时发现路不通了：前方有以色列定居者发动袭击，检查站被以色列军方关闭。两周后，她通过电话给我讲述了那个惊险的夜晚：两个孩子还在家里等她，因此她决定走另一条小路。原本一小时的路程，她在盘山土路上绕了近两小时才回到家。到家后她才发现，受袭的正是自己家所在的村子代尔沙拉夫（Deir Sharaf）。定居者放火烧了一辆车和几棵橄榄树，开枪打伤了两名男青年，所幸没有人丧生。

10月7日，哈马斯突破以色列南部边境、残忍杀害1200多名以色列人，并劫持人质222人。以色列的反击迅速将加沙卷入血腥战争，根据加沙卫生部数据，截至12月3日加沙地带已有超过15500人在战争中身亡。在约旦河西岸，安全形势同样在恶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简称“OCHA”）记录，10月7日以来，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上共发生了299起以色列定居者制造的暴力事件，平均每天会发生5起。

事实上，在哈马斯的突击和以色列的反击之前，长期关注地区局势的分析人士已经在担忧巴以冲突的升级。今年3月，牛津大学现代中东史教授尤金·罗根（Eugene Rogan）访问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他告诉我，巴勒斯坦人对“美好未来”已经不抱希望，“昨天受苦、今天受苦，明天还会受苦”。他感到，这种巨大的压力已经濒临界值，似乎一场新的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就要爆发。

巴勒斯坦局势的紧张化，和今年以来以色列政坛的变化不无关系。今年6月，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访问了约旦河西岸一处前哨定居点。本-格维尔来自以色列极右翼的犹太力量党（Otzma Yehudit），以反阿拉伯人的意识形态闻名。他本人曾公开威胁1995年签署了《奥斯陆和平协议》的以色列前总理拉宾，还在家中悬挂过1994年在希伯伦屠杀29名穆斯林的犹太枪手戈尔茨坦（Baruch Goldstein）的画像。去年11月，他率领的犹太力量党在2022年的议会大选中获得6个席位，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中右翼利库德集团组成联合政府。本-格维尔也因此拿下了国家安全部长一职。

在约旦河西岸，本-格维尔呼吁以色列政府发起全面军事行动，“以色列的土地必须得到解决……我们必须拆除建筑物，消灭‘恐怖分子’，不是一两个，而是几十个、几百个，如有必要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人”。他还呼吁以色列人加快在西岸的“定居”：“以色列的土地属于以色列人民，我们支持你，跑到山上，安定下来。我们爱你。”不久后，本-格维尔的言论遭到了以色列国内安全部门辛贝特主管罗宁·巴尔（Ronen Bar）批评，后者曾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说：“‘犹太恐怖主义’只会煽动‘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并让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得到增强。”然而，本-格维尔上任以来三度擅闯阿克萨清真寺的行为进一步刺激了巴勒斯坦人。在针对以色列袭击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今年10月7日前，以军在西岸向巴勒斯坦人发起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200人死亡，是历史高点；已有至少700座巴勒斯坦人的建筑物被犹太定居者拆除；在西岸，平均每天以色列定居者会发起3次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袭击。

以色列定居点扩张问题是巴以和平解决方案中最具争议的要素之一，也是约旦河西岸冲突的核心。根据1947年的联合国大会第181号决议，巴勒斯坦地区被划分犹太国（以色列国）和阿拉伯国（巴勒斯坦国）。其中，阿拉伯国家（巴勒斯坦）的领土包括加利利、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三个地区。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巴勒斯坦领土全部被以色列占领。

1995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法塔赫”）时任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时任总理拉宾签署《第二阶段奥斯陆协议》。根据协议，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被划分为A、B、C区。其中，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即巴方政府）在A、B区实现有限自治，占西岸约60%土地面积的C区被以色列军事控制，但C区应在18个月内逐步交还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管辖。按此规划，完整的约旦河西岸将和加沙地带、东耶路撒冷一起，成为巴勒斯坦国的组成部分。

然而近30年过去，C区的归还从未实现，以色列定居点却像雨后春笋般在约旦河西岸建立起来。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第一个定居点建于1967年，但大规模扩张是从1977年时任以色列总理贝京（Menachem Begin）带领利库德集团（Likud）执政后开启的。时任利库德议员、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定居部负责人马蒂蒂亚胡·德罗布尔斯（Matitiyahu Drobles）制订了一份在西岸建立定居点的全面计划，即未来将大多数定居点都建立在巴勒斯坦人口中心周围的山脊线上。而时任以色列农业部长，后来担任总理的沙龙（Ariel Sharon）又扩大了德罗布尔斯的方案，即未来除了一些人口高度聚集的巴勒斯坦社区外，西岸所有土地都会处于以色列主权下。

巴勒斯坦比尔采特大学建筑工程与规划系助理教授阿卜杜拉赫曼·基塔那（Abdalrahman Kittana）告诉我，以色列政府扩张定居点的目的有三：一是在宗教意识形态下“净化”西岸土地；二是建立针对约旦潜在军事威胁的防御工事；三是阻碍巴勒斯坦城市扩张和村镇间的往来，对西岸的水、耕地、自然保护区等资源进行战略控制。

但定居点的扩建并不完全由以色列政府意志主导。6月，本-格维尔访问的前哨定居点叫艾维亚塔尔（Evyatar），位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城市纳布卢斯南部的一片矮丘上。它的建造，是近年来以色列定居点扩张的一个缩影，生动展示了“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暴力循环，如何将“以土地换和平”的愿景卷入深渊。

艾维亚塔尔的建造最初始于一场“意外”。2013年4月，一名以色列武装定居者艾维亚塔尔·博罗夫斯基（Evyatar Borovsky）在西岸北部一个公交站，被巴勒斯坦人持刀袭击后不治身亡。他的死亡激发了以色列人在纳布卢斯郊外以死难者的名义“开拓”疆土的愿望，于是他们占领了一片土地，用帐篷和简易房屋“建造”了艾维亚塔尔。

由于未经过以色列规划和管理法授权，艾维亚塔尔曾多次被以色列政府拆毁。2021年5月，又一名犹太人在西岸遭遇巴勒斯坦枪手袭击而丧生，50个定居者示威一般地搬回了艾维亚塔尔。不久后，在巴勒斯坦人的示威和以色列政府的劝阻中，他们曾再一次离开。然而，今年2月，一对犹太兄弟开车经过巴勒斯坦村庄胡瓦拉（Huwara）时，被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开枪打死。几百名以色列定居者很快就包围了胡瓦拉村，在混乱中烧毁了约30座房屋和几辆汽车，还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作为对袭击的回应，定居者们又回到了艾维亚塔尔。

这一次，定居者有本-格维尔撑腰。他们统一战线向政府施压，希望将“先斩后奏”建立的前哨定居点合法化。在那以后，围绕艾维亚塔尔的暴力并没有停止。人们为一块土地付出的鲜血越多，就越不可能放弃它。对争夺的双方来说都是如此。截至今年，已有8名巴勒斯坦人在抗议艾维亚塔尔建设的过程中死亡。

据以色列民间组织“现在就和平”（Peace Now）统计，像艾维亚塔尔一样的前哨（非法）定居点，在约旦河西岸目前有144个；政府批准建造的定居点则有146个。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居住者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了变化。以色列人米哈尔·弗罗曼（Michal Froman）出生在耶路撒冷附近、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示罗（Tel Shiloh）。示罗是在以色列占领西岸一年后，也就是1968年落成的。当时的定居者由几百名犹太学院学生和少数家庭组成。他们成为定居者有明确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目的。示罗是希伯来圣经中提到的圣地之一，曾是耶路撒冷第一圣殿建造前，古以色列国宗教活动的中心之一。

米哈尔告诉我，她结婚后搬进了位于西岸更北方丘陵上的特科亚定居点（Tekoa）。特科亚1975年建立，相比示罗，它的居民相对多元，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有世俗犹太人，也有苏联来的移民。

在以色列，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定居点的不断扩建。2016年，以色列纪录片导演艾利斯·扎基（Iris Zaki）决定到特科亚定居点完成她的博士作品——一部全部由采访组成的纪录片。艾利斯的祖辈来自埃及，奶奶曾是开罗著名的犹太歌手，爷爷却是穆斯林，还给了她一个典型的阿拉伯姓氏“扎基”。艾利斯曾经认为，在以色列政治光谱中属于左翼的自己，和住在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者“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以色列政府宣布“冻结”定居点建设，但极右翼人士的房车和帐篷停在巴勒斯坦人村庄之间的土地上，宣布建立前哨定居点。“我觉得这些人试图影响政治进程，但不是以民主的方式，而是先创造一个‘现实’，然后等待现实被合法化。”艾利斯说。

来到特科亚后，艾利斯很快发现，定居者和她的想象并不一样。他们并不都持一样的宗教和政治观念。他们中有年轻时辍学参加极右翼团体、开辟前哨定居点的女性，也有在自家农场雇用巴勒斯坦农民的男子，和在言谈中流露出对巴勒斯坦人同情的居民，“他们受过教育、很聪明、有情商，看得到巴以冲突的问题所在，但他们选择继续住在这里”。

艾利斯告诉我，住在特科亚的大多是中产阶级，许多人在耶路撒冷工作，另一些在定居点自给自足的社会体系里工作：小学、幼儿园、酿酒厂、农场和商店里。由于定居点的房价远远低于特拉维夫等大城市，艾利斯的邻居里有不少毕业生和单身青年。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赵萱曾在2012年至2013年在巴以地区进行了15个月的田野研究。他告诉我，1977年利库德集团执政后，将定居点建设作为耶路撒冷等大城市“郊区化进程”中的一环，即先建一个定居点，再建设配套的公路将定居点与城市连接起来，将城市范围扩大，定居点本身也可能扩大成为城市。对以色列中产居民来说，一个很现实的吸引力是定居点能让他们避开拥挤的城市，住进停车容易、房价更低的郊区。为了保护以色列人安全，以色列军方在通往定居点的道路上设置了诸多检查站；为了将检查站连接起来，以色列还修建了隔离墙。赵萱将这一套系统称为“基础设施政治”。定居点点对点的连接，事实上“切割”了巴勒斯坦土地。今天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区其实已经被分割成160余块飞地。巴勒斯坦人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即使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城镇之间往来也需要经过以色列士兵的盘查。

而这种“切割”，看似拓展了以色列人的土地，保障了他们的安全，但也让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的生活在彼此隔离却又偶尔会“相撞”的世界里。即使持有温和观念的人们，也会被无差别地卷入日常的对立和接连不断发生的对抗事件里。

来自西岸城市伯利恒的导游萨利赫（Abu Laban Saleh）在伯利恒经营旅馆，生活与以色列定居点并无交集，只会在检查站和公路上与以色列人相遇。今年8月，萨利赫的哥哥和嫂子开车在60号公路上，快到拉姆安拉时和一辆以色列定居者的车迎面相撞，导致怀孕7个月的嫂子流产。然而，迅速从附近定居点赶来的救护车和警察仅仅接走了受伤较轻的以色列人。

“我哥哥又叫了巴勒斯坦的救护车，嫂子整整一小时后才被送到医院。她的孩子没有了，自己也差点丢掉了性命。”萨利赫告诉我。萨利赫的哥哥和嫂子决定起诉最早赶来的救护人员。但对方是以色列定居者，巴勒斯坦法院只有受理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案件的权力。因此他们只能将案件提交给以色列民事法院，如今还没有结果。

平日里要带游客出团的萨利赫，常常在公路上遇到麻烦。他向我回忆2021年1月的一个夜晚，当时他带着一群本地游客，在西岸胡瓦拉村附近的检查站被士兵拦下，“因为司机的兄弟被逮捕了，士兵通过司机的手机信号追踪到了司机，要把他也带走调查。那是冬天，接近午夜，天气很冷，我们的车上有老人和小孩，但士兵们把司机带走后，还搜查了我们所有人和行李。我们足足过了3小时才等到另一位司机赶来接我们”。在艾利斯的镜头中，特科亚定居点的居民会在夕阳西下时，在数百米深的山谷前做瑜伽。那时，他们就能够俯瞰到山下巴勒斯坦人的村庄和牧群。山上和山下是两个世界。以色列人不能进入巴勒斯坦人的村庄，巴勒斯坦人除了务工外无法进入定居点。定居点给巴勒斯坦人提供的工种有建筑业和农业。士兵每天通过狭窄的安检通道把前来务工的巴勒斯坦人放进社区的围栏里来。以色列马可政治经济学中心（MCPE）的一份研究发现，2014年以色列针对西岸定居者的人均公共支出要比特拉维夫或耶路撒冷公民高出一倍，其中大部分用于保障定居者的安全。

然而危险还是时时发生。在特科亚，艾利斯刚刚将摄影机立起来，就被定居者泼了冷水：“你们特拉维夫来的左翼，轻飘飘地批判我们，可我们这里（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袭击）死过人，他的鲜血就洒在这条人行道上。”一位名叫莫里亚（Moriya）的女性接受了艾利斯的采访，她成长在定居者矛盾最激烈的巴勒斯坦城市希伯伦。“我小时候最害怕的就是被巴勒斯坦人捅死，”莫里亚坦承，“所以我不避讳我有法西斯倾向。”

在特科亚，米哈尔·弗罗曼可能是唯一会和巴勒斯坦人保持雇佣关系以外的往来的以色列人。她是以色列和平活动家梅纳赫姆·弗罗曼（Menachem Froman）的儿媳妇。在属于《奥斯陆协议》的时代，弗罗曼和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和哈马斯创始人亚辛都保持了密切联系。

但米哈尔的一生都在和逃不开的暴力纠缠。在示罗长大时，她经历了1987年发生的“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她有朋友和邻居就在袭击中遇难。米哈尔告诉我，“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第二次起义的时候，他们在公交车上放炸弹，在路上开枪。”

2016年1月18日，米哈尔在特科亚的一家服装店购物时被一名闯入定居点的巴勒斯坦男孩捅伤。当时，她还怀有5个月的身孕。那个16岁的男孩在朝米哈尔的肩部和胸部分别刺了一刀后，被一名武装定居者开枪击中腿部，随后被以色列军人逮捕。那段时间，有至少25名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中死亡。

在和米哈尔的交谈中，我感受到了“和解”的复杂。它并不会因为人们对和平生活的渴求，在人们之间偶然发生的宽恕中诞生。历史的沉疴，和个人经历中层层叠叠的伤痛齐齐压在人们心头，将他们拽入矛盾的旋涡。米哈尔强调，她相信，巴以两个民族都属于这片土地，只要对方放弃暴力，就可以和平共处。但在通话中，她同样也用了很长时间为我解释“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即约旦河西岸在希伯来文化中的名称）在《旧约》和《妥拉》中的重要性。上世纪90年代，她的公公弗罗曼曾表示，即使未来巴勒斯坦国建立、以色列军队结束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后，他依然会在定居点生活。30年后，出生于西岸、生活在西岸的米哈尔主张更进一步：“以色列地就像我们的母亲，这里（西岸）是母亲的心脏，我们能把母亲一分为二，把心脏让给别人吗？”

结束在特科亚的为期两个月的拍摄后，艾利斯启程回特拉维夫。离开前最后一天，她邻居女孩的父亲在回定居点的公路上，遭遇巴勒斯坦人伏击后不幸中弹身亡，女孩的恸哭穿透了她的墙壁。“那时邻里弥漫着悲伤，我也感到焦虑，我不喜欢受袭后敏感、应激的氛围。”

离开后，艾利斯依然坚持定居点的扩建是错误的，她不会生活在巴勒斯坦人和国际社会都认为是非法的地方。但她开始“理解”定居者，“若我出生在定居点，或生来是个加沙或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我的想法可能会很不一样”。10月7日的哈马斯袭击和以色列随后采取的加沙攻势，让西岸进一步走向暴力和对抗。

以色列“犹太拉比人权组织”（RHR）的志愿者达娜·沙龙（Dana Sharon）每年秋天都要去西岸，陪同巴勒斯坦农民去他们的地里摘橄榄。有达娜这样的以色列人帮忙交涉，农民们常常能安心劳作，不会受到以色列定居者的骚扰和袭击。

但这一次，11月7日早上，达娜失败了。在西岸西部的代尔伊斯提亚镇（Deir Istiya），达娜准备和农民阿尤布·阿布赫杰勒（Ayoub Abu Hejleh）去地里查看他的橄榄树时，和十几名以色列士兵与持枪定居者狭路相逢。后者强行带走了阿尤布。阿尤布“失联”两个多小时后回到家中。据他说，他被蒙上眼睛、戴上手铐，被带去附近定居点的军人办公室审问了两个小时。

阿尤布说，10月13日，就有一群来自附近定居点的犹太人开着挖掘机来，挖断了通往他家橄榄园的土路，还切断了他安装的灌溉水管。但他的遭遇并不算特殊。就在10月底，纳布卢斯南部一位农民死在了自家的橄榄树林中。三天后，以色列国防军逮捕了一名涉嫌杀害他的休班士兵。

事情原本不该如此——RHR前成员、另一人权组织“妥拉正义”（Torat Tzedek）的创始人亚历克·阿舍曼（Rabbi Arik Ascherman）告诉我，根据人权活动家们推动实施的法律，以军本该在橄榄收获季节保护位于C区的巴勒斯坦农民。但以色列对哈马斯宣战后，以军以“没有人手”为由拒绝了土地位于西岸C区巴勒斯坦农民的采摘申请。“更重要的是，在哈马斯屠杀和劫持以色列人后，感到痛苦和愤怒的以色列军人已经不想再去区分‘恐怖分子’和与‘恐怖袭击’无关的无辜群众了，他们觉得没有义务再去保护巴勒斯坦人。”亚历克说。达娜和亚历克在今年橄榄季节格外“空闲”。达娜告诉我，“当我问起巴勒斯坦农民是否需要陪同时，他们会说，‘最近太危险了，你们别过来了’”。

“第二次大起义”结束近20年后，无差别袭击再次在西岸蔓延开来。仅仅今年上半年，就有近30名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人的袭击中丧生。过去一个多月里，西岸发生了多起枪击、车撞人事件。休战期间的11月30日，更有2名巴勒斯坦枪手在耶路撒冷的公交车站射杀了4名以色列平民。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西岸有443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丧生，成为2005年OCHA有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其中242起死亡是10月7日后发生的，比2022年全年被打死的巴勒斯坦人数（171人）还要多。这242人中，有234人在以军事行动、抗议或主动袭击后被以色列军队杀害，8人被定居者杀害，其余2人仍不确定。10月7日至12月3日，西岸还有3279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超过3000人被捕。其中杰宁、图尔卡勒姆死伤最为惨重。

（实习记者王泽玮对本文亦有贡献） 巴以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