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致到科学

北京市西城区兵马司胡同15号，是个看似很普通的胡同院落。院子门口停满了车，门口晒着被子，在北京深秋的傍晚，各户住家窗口飘出炒菜的香味。院子里有三幢二层小楼，楼里走廊昏暗，过道里堆放着杂物，标准的大杂院面貌。

正对院门的小楼，老旧的石头门楣上清晰地刻着“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几个字，又让这里显出了历史感。那天下午，我们也是因为采访对象的介绍才知道，这里是中国第一个近现代科学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旧址，这个看似普通的胡同小院里，装的是一段中国现代科学的发生史。

从鸦片战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的“西学”，到维新运动的“新学”，再到新文化运动的“赛先生”，伴随中国近现代化进程的，正是对科学这个概念的不断理解。

“Science”初到中国时，被译成“格致”。当时的中国人认为，西方“Science”这种通过实验研究自然、获得知识的方法，中国自古也有之。朱熹在《大学》里说“格物致知”，就是到物质上面去研究物质，获得知识。“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从自身到万物，一草一木都要格，通过每日格致，反思自己的道德观，去恶从善，达到圣贤境界。

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各门现代科学学科，如数学、化学、电学、声学、光学、热学等，都有了对应的中文译名，显然“格致”已经无法指涉欧洲工业革命后“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分道扬镳的状态了，为西学中的概念另觅新的名词成为一代睁开眼睛看到了世界的知识分子的迫切。

在亚洲，用“科学”对译“Science”的最早用例出现在19世纪的日本。随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开始在文章中使用此词。但直到1911年，丁文江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地质学双学位毕业回国，在北京参加清朝学部举办的留学生考试，一同参考的还有刚获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系学位的章鸿钊，两人当时考取的还是“格致科进士”。此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辛亥革命，清朝结束，民国成立。1913年，丁文江、章鸿钊，以及后来归国的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地质学博士翁文灏等人一起，组建起了中国近现代第一个科学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

在历史上，科学进入近现代中国曾经有过几种路径，传教士把科学带进中国，西方探险队进入中国进行各种科学考察，但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个人行为，而丁文江等人努力发展起来的地质调查所，是在中国由政府部门组织、建立起一套全面系统的科学体系：中国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用中国的材料来研究中国，发展中国的科学。从此，中国科学开始从外来名词，转变为体系的内生。

地质调查所的参与者成为第一批走出书斋、进入野外调查的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将西方理论方法引进到中国的同时，倡行系统地进行科学田野工作。在地质调查所将其学术系统一步步建立起来的过程中，中国逐渐完成了从“格致”到“科学”的内生转变，“科学”演变成一种新的看世界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地质学也由此成为一种“母科学”，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延伸出古生物学、岩石学、地层学、地理学，以及地震、地球物理、燃料石油、土壤乃至考古学、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

从1913年至1950年，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从“北伐”到“中原大战”，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最终新中国成立，国家不断裂变、新生，就是在这样的时局夹缝里，地质调查所一共存在了30多年。其间，地质调查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比如主导发现并开发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油田——玉门油田；勘察并发现西山铁矿，选址石景山建炼铁厂，即日后石景山钢铁公司和首都钢铁公司的前身；建立中国第一座现代地震台——鹫峰地震台；发现并发掘仰韶文化遗址；主导并发掘周口店北京猿人；编制中国第一套根据实测资料绘制的地图集——《申报地图》，首次用等高线和分层设色表达地形，其挂图传播甚广，毛泽东在西柏坡办公室里悬挂的就是这幅图，新中国初期一些边界谈判时官方使用的也是这幅图。此外，中印公路勘测、三峡大坝选址、南沙勘测、发现铀矿、发现攀枝花，都有地质调查所的参与。

1936年，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曾评价地质调查所“名副其实地享有中国第一个科研机构的声誉”。地质调查所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直至1949年，新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地球物理所、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南京土壤研究所，以及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全国地质资料馆、中国地质图书馆等，这些机构的前身都是地质调查所的某个部门。新中国成立初期156项重点工程，其中40%没有地质调查资料便无法进行。全国300多个矿业城市，皆因地质工作而起。

今年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成立110周年。本刊曾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五四运动百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90周年、仰韶文化发现百年、西南联大80周年时，分别采写过纪念专题，而这些历史文化事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值得我们从各种角度，反复地讲述和探讨：中国如何从传统转向现代？中国如何与现代世界接轨？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中国知识分子做出过怎样的选择，又面临怎样的困境？

本期封面专题，在回溯中国近现代第一个科学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历史时，我们还想去了解更细致的问题，为什么是地质调查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开端？对于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为何研究科学？何为科学精神？我们通过追寻中国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丁文江，以及他的继任者翁文灏的个人经历，去探究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下中国科学从零到一的过程；通过地质调查所成立初期就深度参与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的故事，希望重现中国科学与国际学术的接轨，以及作为“母科学”，地质学以怎样的方式发展出本土的研究体系，并延伸到中国其他学科领域。我们也重点回顾了1923年发生的“科玄论战”，这是一场持续近两年，最终集结了中国知识界对科学的讨论和对“唯科学主义”反思的重要事件，从中可以窥见前面那些问题的部分答案。

地质调查所作为科学机构只存在了30多年，但其影响和意义并不限于地质科学本身，也不仅在其时其地，就像胡适后来所说：“这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科学中国地质调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