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在中国是怎么发生的？

三联生活周刊：其实我们这期封面专题，最想解答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1913年成立的地质调查所是中国现代第一个科学机构，地质学由此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起点？

雷颐：中国地质调查所是中国现代第一个科学机构，这其实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是几个元素拼凑在一起产生的结果。如果我们纵观科学传入中国的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开始中国人从上到下都是不接受科学的，随着时间推移，经历过几次战争，中国人逐渐认识到科学的重要，开始成批派留学生出去。中国最初引进科学是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看中了它的实用性，这样一来，科学与实业救国紧密联系，而矿产资源是一个国家富强很重要的方面，因此开矿、勘探资源这类地质学领域，就是最实用的科学。你看当年鲁迅在去日本学医之前，也是学地矿学的。

此外，章鸿钊、丁文江这批人出国学地质，留学结束回国就正好赶上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兴实业，于是设矿政司地质科。特定的人也很重要，章鸿钊一开始管地质科，就没有成功，丁文江行政能力非常强，会与各种人打交道，克服重重阻碍成立了地质调查所。地质调查需要人手，当时在国内很少有学地质学的人，于是他们又成立地质研究所，培养了第一批学生，进而在中国建立起了现代地质科学的学术基础。

三联生活周刊：地质调查所成立，带来了什么影响？

雷颐：1913年，一个小小的地质调查所成立了，现在看起来规模很小，人很少，但它的重要性足以使它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开创时刻。首先地质调查所成了中国科学建制化的起点，现代科学以此为依托在中国传播。如果我们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起，科学经过艰难的过程一点点传到中国，可以说在地质调查所这里终于形成了一个建制化的起点。

实际上成立之初丁文江他们就意识到，中国现代科学知识完全是外来的，而当时专业术语没有统一化的翻译。这对科学的发展来说极其重要，一个自然科学，没有术语化，就没法发展。所以就是从地质科学开始，术语译名统一化，后来任鸿隽创办中国科学社也做了这样的事。

最后，地质调查所一成立，他们就确定了要国际化，聘请了如安特生这样的当时顶级的国际学者来参与工作、教学，做演讲，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很难的。他们在调查所成立之初就发表了几篇科学报告，纠正了一些国外科学家此前的勘探数据，并由此与国际学术体系接轨。

三联生活周刊：回溯1840年后科学进入中国的历史，会发现煤矿和铁路一开始就是很重要的主题。到了1913年中国第一个现代科学机构地质调查所成立，这个机构的主要工作依然与开煤矿和修铁路息息相关。似乎煤矿和铁路一直以来与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息息相关，反映了中国的观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雷颐：实业救国带动的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一步一步的。这要从北洋水师的建立说起。中国自古以来大多数边患都在西北，最多至明代有了一些倭寇，但从来没有遇到过来自海上的侵扰有能力把国家的政权推翻。近代以来，当清政府开始面对来自海上的威胁后，他们最终明白了，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军队，尤其要建立现代化的海上舰队。现代化的军舰要烧煤，所以需要建现代化的煤矿，现代化的煤矿就意味着需要铁路运输。那么建煤矿和修铁路，就是中国人最初对地质学最直观的感受。

中国现代化的煤矿最初都是英国人开发的，当时中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李鸿章只能找英国人，北洋水师需要煤，恰恰英国人发现唐山有非常好的煤矿。现代化煤矿都面临着运输问题，因此李鸿章从1872年就提出来要在中国修建铁路，但长期以来被很多人反对，认为逢山要炸山、逢河要架桥，这样会惊动地神、山神、河神，动摇大清江山社稷，并且哪里修铁路哪里人心就变坏，因为圣贤书上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铁路经过的地方，淳朴的民风会变坏。

为了运煤，被禁止修铁路的李鸿章挖过一条运河，但唐山开滦坑口最后有9.8公里是一个上坡，运河上不去，于是李鸿章没打报告就修了一条9.8公里的铁路，这便成了中国人修铁路的开端。当时科学还没有术语化，李鸿章利用了这一点，在写奏折的时候说修了新马路，因为确实没有规定这种东西必须叫铁路，朝廷也没有注意。他知道不能一步到位，所以没有用蒸汽机拉煤，而是用几匹骡子拉一个车厢，但负责修唐山煤矿和小铁路的英国工程师觉得太荒诞了，于是给他改装了一个蒸汽机车，这下惊动了朝廷，又让李鸿章把铁路拆了。

反对修铁路的人是多数，李鸿章始终是弱势，最终经历了17年曲折反复，慈禧才不反对在全国修铁路，可见实业、科学在民国以前都是很困难的。虽然实业救国是从洋务运动开始，但那时实业救国并没有成为一个共识，只是少数办洋务的人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其实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已经有大量像矿业公司这种实业了。

雷颐：对，包括煤矿、铁矿等都有了，但中国没有专业机构，更没有专业人才可以开发、开采矿产，全部是外国工程师。这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留学生出国留学，其中有的学了地质学专业，然后回国，回国的留学生们还需要有极强的行动能力，才能最后建立起一个科学机构。就像章鸿钊最早回来，但他空有理想，无法将这个事情变为现实，还是要等到丁文江才行。丁文江刚回国时去西南考察了几个月，和当地土司、土豪、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和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可以看出他的行政能力极强，包括后来他与军阀打交道，要知道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没法与军阀打交道。从新学到留学，丁文江一代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仔细看丁文江的经历，其实很有代表性，他14岁那年正好是戊戌维新之后第二年，倡新学，遇到老师鼓励他去日本留学，他是中国第一批接受新式教育的人，也是很早一批出国留学的人。现在看，这些经历是他后来建立地质调查所的关键。

雷颐：从甲午战争到戊戌维新这一个时期，其实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认识到了，新学、留学将是未来的仕途之路。绝大多数人还是觉得要走科举考试这条路。最明显的是康有为，他此前一直在宣扬中国应该办学校、废科举，但真到了百日维新的时候，他并没有敢提废科举，他最多只提了改变科举考试内容，不要考八股文了，改成写论文。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当时反对他们的人那么多，要是断了天下读书人当官的路，反对的力量就要把他们撕得粉碎。从这点也能看出，当时科举还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

不过上海当时已经有租界，建立起了现代化学校。想走传统功名的人当然不会上这类学校，但有新思想的人已经意识到去新式学校上学恐怕才是未来的出路，所以当时出现了两种并行的教育体制，国家教育体制以及非体制的新式教育。到后来越来越多人接受非体制的教育，包括开明的官员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张之洞就派了很多两湖（湖南、湖北）的学生到日本留学。

三联生活周刊：丁文江当时也去了日本，他的朋友很多学的是军事，他最初的梦想也是当个海军军官。在日本期间，他赶上了日俄战争爆发。

雷颐：甲午战争后第一批留学生，主要都是去日本留学的，这是因为甲午战争。中国人此前总觉得自己很了解日本，岛国、落后、长期学中国。甲午战争的结果让中国人震惊，最现代化的北洋水师惨败，台湾割给日本，辽东半岛割给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还要向日本赔款。

梁启超概括得很准确：中华帝国的大梦，是在甲午战争时结束的。现在历史学界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定为1840年鸦片战争，但对当时的人来说，无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都不认为是什么大事，直到甲午战争，中国人意识到情况很严重了。那日本是怎么把中国打败的？中国人发现，原来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学西方科学，那我们也要这样。自此，中国读书人对科学知识的态度产生了巨大转变。

日俄战争爆发时，在日本学军事的中国留学生特别多，他们出于爱国热情甚至提出组织成一个军队——拒俄义勇队，但是清政府不允许民间有这种现代化的军事组织，对他们保持警惕、敌视、排斥、压制。恰恰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青年，走向了革命。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传入近现代中国，似乎有两种路径：外在路径是西方传教士、探险队；而内在路径，是从鸦片战争时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时的“西学”，再到戊戌维新时的“新学”，最后再到新文化运动的“赛先生”。这样一步步的变化，其实也是中国人对科学理解的变化吧？

雷颐：最初中国人将科学叫作“西学”，是把它理解成一种地域性知识。万国公法、宪法、法律、声、光、电话，这些自西方来的概念或者技术，且只适用于西方人的，统统叫“西学”，有点像我们如今有人区分西医和中医一样。

甲午战争之后，戊戌维新开始改变了，中国有了专门教声光电等自然科学的学校。到了这时，科学不再被叫作“西学”了，而被叫作“通艺之学”（编者注：另一较为人知的官方名称为“格致”）。从这个词你就能明白什么意思，通达的通，技艺的艺。技术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里地位是极低的，不过，虽然科学当时还被看作是一种低等级技术，比中国传统经学地位低，但它已经不再被看作是专属于外国的地域性知识了，它也适用于中国人了。

最后是引进了日本的译法，“科学”这个词在中国才诞生了。当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它不再是一个地域性知识的时候，科学才是真正被中国人承认了。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说西方物理学、西方化学，只会说近代物理学、经典物理学、现代物理学。所以从对科学的称呼，也能反映出中国人对科学的理解在不断加深。

三联生活周刊：在总结“西学东渐”最初80年时你曾经说，“师夷长技”是引进西方科学器物，维新运动是引进西方科学制度，而新文化运动是引进西方科学心理。

雷颐：人们对于现代性概念的很多理解，都是与国际形势息息相关的。科学在中国一步步发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恰恰是科学在中国发展达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机关枪第一次大规模使用，装甲车开始使用，毒气都开始使用了。梁启超、严复等老一辈知识分子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都惊心动魄，觉得我们那么崇拜科学，但它却带来这么大的破坏。所以马上又产生另外一种对科学的理解。1923年“科玄论战”爆发，是对中国的未来、对科学、对现代化的一次讨论。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科玄论战”的结果是什么？

雷颐：很难评说一个理论的、思想的争辩结果，它的意义不在于谁胜谁负。但可以说，双方论战水平是近代以来最高的，证明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反映中国已经对思想界有细分了。它是最具哲学意味的一场论战。以前的论战，多少都与传统还是现代、守旧还是违反孔孟这些逻辑相关，但“科玄论战”的双方，都是在讲哲学，虽然背后潜在的还是讨论哪种方法能救国，但明面上已经在用西方哲学原理来相互论争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制度化之始

三联生活周刊：那说回丁文江，你曾评价说他是对中国现代科学制度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怎么理解这种“现代科学制度化”？

雷颐：从明末利玛窦以来，很多传教士利用科学在中国传教。为了让中国人信教，这些传教士首先得让中国人认为他们不是野蛮人，最直观的方式就是通过展示科学技术。由此，科学知识不断被他们带进中国，传教士成了早期科学传入中国的重要通道，比如农历就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定下来的。

尤其康熙时，法国传教士白晋甚至为了直接向康熙皇帝介绍科学知识而专门学满语。但康熙只是个人对科学感兴趣，他得到西医的解剖图，都不许别人看，藏在文津阁。后来，随着罗马教廷传教政策的变化和与中国的矛盾，中国开始禁教，说断就断了。到了雍正时，这条通过传教士传播科学的通道就完全断了。断到什么程度？明末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但后来这本书在中国几乎消失了，到了洋务运动需要学声光电的时候，人们才想起来当年翻译过这本书。这就是没有制度化的结果。

而比康熙稍晚一点，也可以说是同时期，俄罗斯的彼得大帝自己乔装打扮亲自到西欧去学习科学，回来后成立了科学院，科学那时候在俄罗斯就被制度化了，随后他们把一些西欧的科学家请过来进行发展，这个差别就大了。制度化的科学，不会因人而改变。

这两件事完全可以说明1913年中国成立地质调查所将科学制度化的重要性，它是中国科学制度化、体制化、建制化的起点。

三联生活周刊：洋务运动时，就没能形成科学的制度化。

雷颐：遇到了很大阻力。其实当时李鸿章已经开始有了建立制度化的意识，他办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附设了翻译所。制度化的开始是语言，于是引发了同文馆之争。

当时清政府也发现了，经常与外国打交道、签订条约，谈判的时候如果每次都让外国传教士进行翻译，肯定不利于清政府。于是洋务派开设京师同文馆，决定培养中国人自己的外语人才，清政府也同意了。但当时依然是科举考试为主导的社会，读书是为了走仕途，所以没有人愿意学外语，同文馆能招到的人很少，只能招到穷人家的孩子。于是洋务派想让同文馆的学生们除了学语言，再借机学点儿数理化知识，并让学数理化的人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以提高同文馆毕业生的地位。结果这一下捅了马蜂窝，顽固派绝对不能接受这样的提议，科举考试必须是八股。顽固派认为，学好孔孟之道伦理纲常治国就够了，不需要学数理化，并且提出了一个极具民族主义的观点——“以夷变夏”，学了西学，那你还是中国人吗？

如果当时同文馆采纳了提议，其实就是新式学校了。 雷颐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