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科玄论战”

1923年2月14日，哲学家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其演讲的听众多为在清华大学学习理工科、准备赴美留学的学生。这次演讲的内容随后被发表在《清华周刊》272号上。正是这一次看似偶然的演讲，竟然迅速在全国知识界激起了极大反响，随后有多位思想界名流就“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这一题目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一场关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就此开启。

根据观点不同，参与论战的人物被分为“科学派”和“玄学派”以表明其倾向。随后，持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的人物也参与进来对两派进行批评。这场持续近两年、最终集结了总共数十万字各类论战文章的思想界大辩论，后来被称为“科玄论战”，也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在经过了百年之后，我们回顾这场精彩的论战，会发现其讨论的话题对于现代社会仍然有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仍然处于这场论战的余波之中。忽然爆发的“论战”

回顾这场“科玄论战”的发生，它看起来确实有极大的偶然性。最初激起论战的张君劢曾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获得过政治学博士学位。在1923年初，他正陪同来华讲学的德国哲学家和生物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担任其翻译。行至北京时，张君劢受到吴文藻的邀请，便为即将出国留学的清华大学学生做了这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之间关系的演讲。

将“科学”与“人生观”作为一场演讲的主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望便知。不过若是考虑到这场演讲的地点及受众，又可以看出张君劢确实是为此花费了心思。演讲的听众多为清华大学理工科的高材生，又即将赴美留学，对于“赛先生”（Science）应该并不陌生，但这些青年学生对于人生应该还没有太多的体味，尚未形成扎实、成熟的人生观。因此这次演讲有着激励、劝诫的意味。若将眼光放得更远些，这次演讲的题目也与陈独秀在1918年发表的文章《人生真义》遥相呼应。在文章中，陈独秀提出了一个问题：“人生在世，究竟为的甚么？究竟应该怎样？”

演讲中，张君劢主要提出了五点：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惟其有此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

从内容来看，张君劢的演讲似乎并无太大不妥之处，也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些理工科学生的良苦用心：提醒青年人不要陷入“科学主义”“科学万能论”“伪科学论”的窠臼之中，而是要尽量去认识社会，开拓人生，得以形成坚实而广阔的人生观。

很快出现了反对的声音——首先便来自在中国近现代第一家科学机构“地质调查所”任职，参与发起中国地质学会并担任副会长的丁文江。丁文江既是张君劢的同年好友，两人也有过诸多共同的经历——他们都曾经于1919年陪同梁启超旁观巴黎和会，而后一同游历欧洲。但是在关于科学和人生观的问题上，两人先是私下谈话，进而发展为笔战。

1923年4月12日，丁文江在自己于1922年参与创办的《努力周报》发表文章《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对张此前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批驳。丁文江主要抓住张君劢在演讲中的一个观点予以驳斥。张提到：“所谓精神与物质者：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向外，其结果则试验室与工厂遍国中也。朝作夕辍，人生如机械然，精神上之慰安所在，则不可得而知也。”而丁则针锋相对：“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最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对此，张则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以《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回应。

辩论的双方摆好了架势，重量级人物随即出场。梁启超于5月5日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文章《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梁启超站在一个中立的位置上为论战定下了几条规则，同时也指出这场论战的可贵：“这个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学术界中忽生此壮阔波澜，是极觉莫大光荣。”

胡适也加入了论战。他于1923年5月11日在《努力周刊》发表文章《孙行者与张君劢》，表明态度加入到“科学派”的阵营。文章中将“玄学派”的张君劢比作孙悟空——孙悟空固然神通广大，却无法跳出如来（科学）的掌心。

在“科学派”占据上风的情况下，梁启超“暂时局外人”的身份并没有维持太久。他很快便表明自己的态度，支持“玄学派”，并且亲自下场，成为“玄学派”的主要辩手之一。梁启超的观点并不令人意外。他在旁观了巴黎和会期间中国外交蒙羞，又访问欧洲回国之后，便写了《欧游心影录》。书中对西方社会受到进化论、功利主义和强权意志的影响，迷信科学万能进行了反思，且认为国人应该吸取教训。

在胡适文章发表十多天后，梁启超便在《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文章《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梁启超写道：“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一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他认为，无论科学发展到何种地步，“爱”与“美”始终超脱于科学之外，“‘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分”。

自此，“玄学派”和“科学派”已经阵营分明。以张君劢、丁文江为先锋，梁启超和胡适则分别成为两派最为重量级的人物，论战愈演愈烈。回顾这场论战的起源，本是张君劢关于“人生观”的演讲，并未涉及“玄学”。而丁文江在反驳的文章中则是直接写道：“玄学真是个无赖鬼——在欧洲鬼混了二千多年，到近来渐渐没有地方混饭吃，忽然装起假幌子，挂起新招牌，大摇大摆的跑到中国来招摇撞骗。”张君劢也由此得了一个“玄学鬼”的名头。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科学史学者王扬宗在接受本刊采访时指出，张君劢一开始所讨论的其实是“人生观”问题。所谓“玄学”，是丁文江扣给张君劢的一顶大帽子，其实并不确切，也无助于论争。

“Science”一词自西方传入中国，先是被翻译为“格致”，而后才被译为“科学”，其意义较为明确。而“玄学”一词的含义则相对模糊得多。中国科学院科技史学者刘钝曾在《“科玄论战”百年祭》一文中分析，“‘玄’字源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的特点是立言玄妙，行事旷达，旨在从本体论上调和自然与名教。后世则把浮夸虚渺的清谈风气视为玄学，带有很强的贬义。

被扣上“玄学鬼”这顶大帽子，张君劢并未太过抗拒，反而曾专门解释所谓“玄学”的含义。在张看来，“玄学”显然已经超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语境，而是应该对应于西方哲学中的“metaphysics”（这个词后被翻译为“形而上学”，也可以直译为“在物理学之上”）。不过纵观这场大辩论，所谓“玄学”也早已超出了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的范畴。有人认为其与当时流行的“心灵学”（parapsychology）有关。在论战的后期，在“科学向外，玄学向内”的观点之中，“玄学”甚至被回溯到了宋明理学。总之，关于“玄学”始终缺少一个明确的定义，大约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科学所无法涉及，且关乎人内心世界的一种学问，其指涉的范围则随着科学的变化而变化。

到了1923年底，论战似乎告一段落。双方仍然各持己见，似乎未分输赢。张君劢总结道：“人类活动之根源之自由意志问题，非在形上学中，不能了解。”而这引起了陈独秀的不满，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法，正式加入到论战中，随后加入论战的还有邓中夏、瞿秋白、萧楚女、谢国馨、陈大齐、张颜海等人。“科玄论战”随即演化为“科、玄、马”三派的论战。这场论战最终持续到了1924年底。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王扬宗认为，从论战的情况和结果看，最终是唯科学派占了上风。这种科学观后来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结合，深深地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的科学观。在这个意义上，“科玄论战”的影响是巨大的。未见分晓

这场在1923年初看似偶然爆发的论战，之所以引发如此之大的反响，显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极大的关系。

王扬宗介绍：“‘科玄论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场关于科学观的论争，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从狭义来看，它不是五四运动的延续，但在广义上它属于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梁启超、胡适参与论战，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科玄论战’的社会影响。胡适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似是一篇科学派的胜利宣言。但科学派主张的‘科学万能’其实也是一种极其功利主义的科学观。这样的科学观在现代世界是少有的，与近代以来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科学救国’等思想一脉相承，使中国人的科学观与众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另类’。因此‘科玄论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知识界对科学的反思和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唯科学主义’的反思，有其必然性。”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这场“科玄论战”也可以看作是当时中国新派知识分子对于科学主义以及“科学万能论”的一次反思。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几年前刚刚爆发的“五四运动”使得国人对于“赛先生”寄予厚望，期待随着科学的普及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面貌。另外，就在1922年底，爱因斯坦短暂访问上海，这个事件对于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造成的影响也不可小觑。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被观测证实之后，颠覆了人类固有的时空观，在全世界知识分子群体中都掀起了巨大的浪潮。尽管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形式极其复杂，更有人曾评价说“世界上只有三个人懂广义相对论”，但“言必称相对论”已经成为当时全世界知识精英的一种时尚。诗人徐志摩就曾经在《民铎》杂志发表过一篇洋洋洒洒介绍相对论的长文章。

爱因斯坦正是在访问日本和中国的途中得知了自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诺贝尔奖得主的荣誉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名气进一步推到高潮。有报道说张君劢曾经在爱因斯坦访问上海期间询问其对于“心灵学”的看法，爱因斯坦回答他，“这是不严肃的”。不过根据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的考证，当时向爱因斯坦提问的是张乃燕而非当时正陪同杜里舒访华的张君劢。

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无论是“科学派”还是“玄学派”都认为这场论战发生得恰逢其时。魏万磊在《由科玄论战的外围看“文化保守阵营”的复杂性》一文中写道：“在科学派看来，这场论战关乎国本。胡适向中国文化界疾呼，科学在中国还没有显现好处，就遭到了攻击，‘玄学鬼’不打不行了，有识之士必须要出来‘替科学辩护’。而作为玄学派的林宰平则针锋相对地认为，十年前‘科学万能论’没有必要反驳，‘因为要提倡一种举世不谈的道理，不能不拉满弓待它回过来或可得于正鹄，宁可讲得过火些，不如此则不能引起多人的注意’，但现在正因为大家都知道科学重要，就需要彻底反思其发挥作用的领域和真正价值所在了。”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科学发展一日千里，其研究范畴小至夸克原子，深入到大脑的神经元，大至星系宇宙，一直延伸到人类思想的边际。即便如此，以世界之大，仍有科学所无法触及之处；而百年前曾经流行的“心灵学”如今已经销声匿迹，哲学研究的范畴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所谓的“玄学”恐怕要比百年前更加难以定义。不过所谓的“科玄论战”，以今日的标准来看，恐怕仍然未能见分晓。

回到张君劢当初演讲的主题，关于科学与人生观之间的关系，即便在现代社会恐怕依然是一个难以说清的话题。而由此话题更是可以衍生出诸多更为现代的问题，例如：如何理解生命现象？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如何利用科学理论解释意识的存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又将对人类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归根结底，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我们可能仍然要问，以数学和逻辑为基础的科学方法论，能否帮助我们走出人生的一切困境？

（参考文章：方在庆，《纠正与纠偏：爱因斯坦上海行史考》；刘钝，《“科玄论战”百年祭》；方光华，《中国百年文化思潮》；魏万磊，《由科玄论战的外围看“文化保守阵营”的复杂性》） 科学科玄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