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精选 | 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

发现边地营造学社在西南2022年08月22日 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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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北到西南，究竟什么样的建筑可以搭建出一部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和刘敦桢共同思考的问题，只是，他们的答案略有不同，梁思成更去繁就简，刘敦桢则全面详实。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这几年他们在西南地区的调查都让中国建筑史的框架变得完整，内容也丰满了。更重要的是，他们记录下的不少建筑和遗迹，日后都消失于战乱、建设或灾难，就像万安桥那样，不复存在了，只留存于历史之中。>">点击进入阅读本期>>

1921年，任职北洋政府农商部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中国官方委派，前往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这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始，仰韶文化也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文化。自此之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以田野为基础的科学、规范的阶段，随着各个时期的遗址不断被发现，中国的历史书写也在不断被丰富、被更正。在这个过程中，仰韶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史前考古的热点。>">点击进入阅读本期>>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两场内外战事和战争动员，改变了清朝的行政构架、官僚结构、军事制度、财税制度、司法制度和教育制度等方面，西学开始引进。为应付第二次鸦片战争善后问题而临时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打算办完这些事务就撤掉，所有人也都是临时兼职。没料到的是，外国公使战后驻京，都把这个机构当成了中国新成立的外交部，总理衙门不但没有裁撤，反而上升为晚清最重要的外交机构。这也是近代新事物开始涌现的一个标记。>">点击进入阅读本期>>

对地上与地下遗产的寻找，都是要在其中发现中国，回答我们是谁、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文明中位置的大问题。不同在于，甲骨文等地下材料是首次出土，那些无言的地上建筑则早已矗立千年——无论寺、塔、桥、院，多数都在不同朝代中一直被使用乃至翻修维护，但只停留于实用层面，营造学社对它们的“重新发现”才激活其深层含义。>">点击进入阅读本期>>

狭义的“五四”指1919年5月4日的爱国学生运动，广义的“五四”则是一个延续多年的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革新历程。无论怎样定义，“五四”都是毫无争议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界标之一，其牵涉之广与影响之巨，使得此后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可在其中找到或显或隐的连接。这个意义上，每一位现代中国人都流淌着“五四的血脉”——无论自觉与否。>">点击进入阅读本期>>

1920年7月4日，被拆散的克林德牌坊在中央公园南门重新树立起来。三块坊心石上与“惋惜凶事”和“谢罪”有关的文字被全部抹去，钱能训题写的“公理战胜”四个大字被郑重地镌刻在中央的匾额上。1952年10月，有37个国家代表出席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决定再度更换匾额，由郭沫若题写了“保卫和平”四字，至今尚存。那时节，中国已经经历了一场新的革命和新的世界大战，成功跻身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和全球主要大国之一。始于“一战”的转折，终于结出了果实。>">点击进入阅读本期>>

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战争爆发前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主要是靠当时一批学者的风范来共同构成的。抗战前的中国学术精英，在战争爆发后基本上都集中于西南联大，在这个独立的精神家园里，30年代学术界形成的学术传统得以保留和延续。>">点击进入阅读本期>>

以“一大”为决定性标志，中国共产党人组织起来了，由此才开始了创造历史、可歌可泣的行动。直至28年后，1949年，被描述为“老成持重，沉默寡言”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由此才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