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尤金·罗根：加沙的“报复”之战

记者 | 程靖

编辑 | 徐菁菁尤金·罗根（Eugene L. Rogan）从不避讳谈起他的美国人身份和“中东”碰撞时的张力。少年时期，他曾在黎巴嫩和埃及生活了8年，见证了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第一次石油危机、黎巴嫩内战和1979年埃及与以色列和解等塑造了日后中东的“决定性时刻”。在与阿拉伯朋友的交往中，他时常倾听他们针对美国中东政策的批评。

这些经历不仅深刻地冲击了罗根的世界观，还启发了他对中东研究的兴趣。罗根2015年起担任牛津大学现代中东史教授，2017年当选为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中东研究者之一，罗根精通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自述“能用阿拉伯语思考”。他的阿拉伯史著作《征服与革命中的阿拉伯人》已被翻译成18种语言，简体中文版于2019年在国内出版。他与阿维·施莱姆合编的《巴勒斯坦战争：重写1948年历史》一书也已出版了阿拉伯语、法语、土耳其语和意大利语版本。

11月14日，罗根在牛津大学的办公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视频专访。

他认为，以色列“彻底消灭哈马斯”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而在中东，军事上的“阿拉伯团结”早已不存在。要实现长久的巴以和平，必须依靠国际社会的参与，消除巴以双方的力量不平衡，在此基础上，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一个新平台，让他们实现合法的民族自决愿景。三联生活周刊：10月7日清晨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事发非常突然。此前，包括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地区似乎处在一种“绝望的平静”中。作为学者，你如何描述巴以地区在这场战事之前的状态？这次袭击对你来说意外吗？双方的大规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吗？

罗根：10月7日的袭击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国际社会普遍相信，巴勒斯坦问题处于一种长期且“稳定”的僵局里，因此都将注意力放在中东其他问题上。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利比亚、埃及、突尼斯、叙利亚等国国内发生了剧烈变化。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开始拒绝“两国方案”等巴以谈判中的许多长期原则，这种表态鼓励了以色列吞并更多约旦河西岸的领土。在美国斡旋下，2020年起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等阿拉伯国家通过《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与此同时，巴勒斯坦问题被遗忘了。

但巴勒斯坦地区一直处在高压的状态里。2023年3月我访问了巴勒斯坦，包括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和前几次去一样，我看到了巴勒斯坦人在军事占领下承受的精神压力。比如说，西岸巴勒斯坦人在城镇间流动很困难。某天晚上11时，我从拉姆安拉（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所在城市）到耶路撒冷时，过检查站花了一个半小时，这对我来说只是短暂的不便，但对我的巴勒斯坦同事而言，却是日常的“羞辱”——每个人都有相似的经历，比如家人要紧急就医、怀孕的妻子马上要生产，却不得不在检查站等待。巴勒斯坦人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自由行动，还要回答以色列军人的问话，这些军人比他们年轻，却有权力控制和干扰他们的生活。

我参观巴勒斯坦比尔采特大学（Birzeit University）时，校方谈到以色列安全部门经常突袭学校，逮捕那些被指控与以色列禁止或反对的组织有关联的学生，而校方在制定学年规划时需要将这种突发情况考虑在内。这是外界很难想象的。另外也别忘了，即使在10月7日前，以军今年在西岸向巴勒斯坦人发起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200人死亡。

种种因素综合起来，让我感觉巴勒斯坦人对“美好未来”不抱希望，有点被情绪所淹没，仿佛军事占领带来的痛苦没有尽头，昨天受苦、今天受苦，明天还会受苦。

当时我不知道这种压力会怎样释放，我认为巴勒斯坦可能会发生又一场“大起义”，也会出现针对以色列个体的独狼袭击，但10月7日哈马斯袭击的暴力程度和它背后的策划能力震惊了所有人。

三联生活周刊：截至11月16日，这场战争已持续40天了。以色列方面称，此次“铁剑行动”的作战目标是“彻底消灭哈马斯”。也有人评论称，哈马斯并不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种运动和一种意识形态。你如何解读这种说法？哈马斯诞生的根源和直接原因是什么？以色列“消除哈马斯”的前景如何？

罗根：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阿拉伯语简称）崛起于1987年第一次“大起义”。它曾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后来变成一个激进武装组织，主张将所有巴勒斯坦领土从以色列占领下解放出来。从1987年起，哈马斯就发起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包括公交车爆炸和火箭弹袭击等。这是哈马斯暴力的、和以色列长期武装对抗的一面。

关于哈马斯有一个“悖论”：人们常说以色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默许和鼓励了哈马斯的活动，来制衡巴勒斯坦的世俗民族主义解放运动，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1993年起承认以色列国，并成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执政团体），因为以色列认为后者威胁更大。但以色列同时用暴力报复哈马斯的袭击，比如用导弹杀死了其创始人谢赫·艾哈迈德·亚辛（Sheikh Ahmad Yassin）和首席炸弹制造者“工程师”阿亚什（Yahya Ayyash）。

关于为什么内塔尼亚胡会支持哈马斯，以色列媒体有过诸多报道：2019年，内塔尼亚胡曾在一次闭门会议上表示，反对“两国方案”的人应该支持向哈马斯输送资金，这样能损害巴勒斯坦两个派别的团结；2020年2月，内塔尼亚胡派遣摩萨德局长科恩（Yossi Cohen）和以色列国防军将军哈乐维（Herzi Halevi）访问卡塔尔，当时卡塔尔考虑切断对哈马斯的援助，但以色列“恳求”卡塔尔继续资助。哈马斯在这样的曲折中发展至今。

哈马斯呈现出的形象很分裂。一方面它是一个长年被以色列和西方国家定性为“恐怖组织”的团体；另一方面又是管理加沙地带的民选政府。我认为，10月7日后哈马斯再也不能指望其治理角色得到以色列或国际社会的承认了。但同时我认为，以色列政府要“彻底摧毁哈马斯”，这个目标不切实际，也会适得其反。哈马斯有约3万名成员，都是从加沙平民中招募的。以色列很难精准地分辨“一个哈马斯成员”和“一名22岁的加沙男子”之间的区别。

若要将哈马斯全体消灭，意味着这场冲突的“种族灭绝”程度将达到国际社会所不能接受的程度。这种暴力程度和巴勒斯坦人承受的痛苦，只会给抵抗以色列的武装组织招兵买马，失去亲人和一切激起的愤怒，会形成一种永久性的暴力循环。要知道，加沙地带除了哈马斯，还有“杰哈德”（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在约旦河西岸也有许多抵抗占领的武装组织。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巴以冲突持续至今，有一些国家指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超出自卫范围”。全球多国民众发起抗议，呼吁停火，也有一些国家召回驻以色列大使，但战争仍在持续。在你看来，战争具备怎样的条件才会停止？过去，无论是与加沙还是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事，以色列都在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如今情况有何变化？

罗根：今天这场冲突和过去的以巴、以哈冲突都不一样。对加沙地带强度空前的轰炸造成了巴勒斯坦人前所未有的死伤，并使100多万人流离失所，1948年后从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注：以色列建国前后的巴勒斯坦内战及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约75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

目前，这是一场由以色列国防军掌握主动权的冲突，因此以色列有能力选择继续或停止。若要理解以色列政府（对战争）的想法，我认为必须从选民角度来看待这场冲突。外界已经从10月7日以色列遭受的苦难中“翻篇”了，但以色列人没有，他们受到了极深的创伤：平民在一个致力于“和平与爱”的音乐节上成为袭击目标，年轻人被残忍杀害、一家人在家里被杀，200多人被扣为人质。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从未遭受过如此严重的打击。人们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在其最重要任务——保护国民安全上失败了。

内塔尼亚胡知道战争结束后自己将被严厉清算，因此他“存活”的唯一途径就是在以色列人民中重建信心和安全感——对哈马斯采取严厉反击并尽可能延长这场战争，对哈马斯的隧道基础设施和军事指挥造成尽可能多的破坏。

此外，国际社会正在为以色列的战争提供便利，尤其是美国很积极。若国际社会对解决加沙的人道主义危机抱有诚意，应该把对以色列的支持降级到自卫的水平，例如，美国为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提供导弹，帮助后者防御哈马斯火箭弹，这是完全合法的。但若美国向以色列提供1000、2000磅当量的炸弹，这些炸弹会给人口稠密的平民聚集区造成不成比例的破坏。国际盟友们一直在维护以色列自卫的合法性，但随着巴勒斯坦平民伤亡数量的增加，这种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现在的战争看起来并不是一场防御之战，而是报复之战。

不过，加沙地带巨大的平民伤亡已使得国际社会的民意达到了临界点。上周六（11月11日），我在伦敦目睹了一场大游行，警方估计有30万人参加；在美国，国会助手（Congressional Aides，指美国国会议员办公室工作人员，包括幕僚长、立法助理、新闻秘书等）在国会大厦外抗议，国务院官员也在用匿名通道向布林肯请愿，反对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因此我认为，未来一两周，以色列不可能在继续战争的同时免于国际社会的谴责。

我能理解以色列政府的行为逻辑，但逐步结束军事阶段、为稳定的政治未来进行认真谈判，才更符合以色列国家利益。所谓的巴以“现状”导致了10月7日局势的爆发。未来，如果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得不到尊重，任何想要回到这种“现状”的企图都只会导致下一次冲突的爆发。三联生活周刊：战争打响以后，一些人说，如果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能够抗衡以色列。但至今为止，加入战场的只有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你认为“阿拉伯国家的团结”是一个伪命题吗？这种说法背后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巴勒斯坦问题曾经高度绑定，现在几乎不复存在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罗根：我认为从北非、中东到海湾国家，“泛阿拉伯主义”的共同情感仍然很强烈，人们认同彼此为“阿拉伯同胞”。2011年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鼓舞了其他国家的革命，这是一种阿拉伯民族情感联结的体现。但这种联结是文化而非政治或战略上的，是一个地方的阿拉伯人遭受的苦难，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也能感受到，仅此而已。如今，我不认为存在任何一种政治层面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能让一个阿拉伯国家为了宽泛的“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去牺牲本国利益。

我们谈论阿拉伯国家时，要区分他们的实用主义政治和意识形态政治。“解放巴勒斯坦”和“击败以色列”等口号属于后者。阿拉伯领导人们向以色列发动战争，是为了表现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和人民的呼声保持一致，但从实用角度出发，这些领导人都知道自己不可能获胜，甚至会死伤惨重，因此从未为了打败以色列而积极备战。

在军事上形成统一战线的“阿拉伯团结”，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不再有了。“阿以冲突”的概念仅存在于1948年到1973年的四次中东战争期间。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埃及、外约旦、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军队没有任何计划或协调指挥。1956年第二次战争（又称“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以色列发起突袭。1967年“六日战争”，阿拉伯国家也毫无计划，战况一片混乱。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是唯一一次埃及与叙利亚联手计划了一年的战争，战争开始时埃、叙一度占据上风，但最终还是失败了。1973年后，阿拉伯国家再也没有协调一致地向以色列开战过，我相信未来也不会再有了。

“赎罪日战争”后，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走出战争状态，与以色列达成和解。1979年起，埃及的经济严重依赖与以色列建交后获得的巨额国际援助。约旦也在1994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因此近25年里，冲突双方不再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而是要求民族自决的巴勒斯坦，和不断扩张领土、不愿巴勒斯坦建国的以色列，双方的力量对比非常不均衡。

近年来，唯一有意愿加入战局的非巴勒斯坦势力是真主党，但无论它得到伊朗多少支持、多少次对以开战，它都只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真主党和哈马斯一样，能给平民造成巨大伤亡、夺走以色列的安全感，迫使以色列扩张武力并向国际盟友寻求补给，但它们都没能力击败以色列。如今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有核威慑力量的国家，有能力在军事上彻底摧毁试图威胁它的别国，阿拉伯国家没有能力或意愿去挑战它。

三联生活周刊：这场战争后，巴勒斯坦问题还将会是阿拉伯国家的核心关切吗？

罗根：这场战争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将巴以冲突重新带回国际政治舞台。许多阿拉伯国家都会希望介入巴以问题谈判：已经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摩洛哥、巴林、阿联酋等，需要在对以双边关系和民众支持巴勒斯坦的呼声中取得平衡，因为和以色列建交是它们国内政治上的负资产；较早和以色列建交的埃及、约旦也会介入，它们是巴以冲突双方的近邻；海湾国家中，卡塔尔与哈马斯关系紧密，能够直接与哈马斯谈判，近期还参与斡旋释放以色列人质；原本将要和以色列建交的沙特也会介入，它的政治经济实力在中东举足轻重，它巨大的财政资本会成为巴以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加沙地带上一次发生重大变化是在2005年，阿里艾勒·沙龙（Ariel Sharon）担任以色列总理时决定将国防军撤出加沙，随后加沙地带被哈马斯控制。这次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会对加沙做出怎样的安排？

罗根：内塔尼亚胡已表示，以色列考虑对加沙承担“无限期安全责任”，但美国拒绝了这个想法，呼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介入，未来在加沙承担政府角色。但我认为这样做会进一步损害PA的合法性。PA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在他合法任期结束（2009年）后已经连续执政了十余年，早应该举行新的选举。没有民众授权的PA，本就在西岸很不受欢迎。如果PA在美国支持和以色列坦克的陪伴下进入加沙，承担加沙的治理功能，他们会更受欢迎吗？我认为这个计划很难给加沙带来稳定。

“稳定的未来”将会怎样，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我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建立一个拥有安全保障和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约旦相邻，人员、资本、货物和思想可以在三国间自由流动，这样人们才能超越一场冲突，拥有乐观的未来。三联生活周刊：为何巴勒斯坦却始终没有机会建国？你认为，当下的巴勒斯坦距离建国还欠缺哪些条件？一个政治上分裂的巴勒斯坦要如何争取其权利？

罗根：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巴勒斯坦国至今没有建立，是因为以色列在军事上足够强大，并有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支持，可以不在领土上让步。如果以色列愿意接受“两国方案”，很早就能实现了。

巴勒斯坦人能向以色列人施压的手段很有限。如今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只占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巴领土的22%，完全被以色列包围、支配和控制。巴勒斯坦人唯一的行动手段就是去威胁以色列的安全，以此重新唤醒国际社会的关注，迫使主要大国主持谈判。比如1987年的第一次“大起义”推动了和平进程，即从1991年的马德里和会到《奥斯陆和平协议》的签署。

然而这种手段也让巴勒斯坦人付出了惨重代价，因为以色列会用不成比例的武力给予回应。比如当下的战争中，已有1200多名以色列人被杀，对应的是11000多名加沙巴勒斯坦人丧生（注：加沙卫生部11月13日数据）。

另外，巴勒斯坦两个派别的分裂导致了政治上的软弱。内塔尼亚胡一直利用这种分裂来阻碍巴勒斯坦人建国。为此，巴勒斯坦需要革新领导层，选出新的领导人。我估计，在战后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的加沙举行选举会很困难，因此需要某些国际机构来协助管理加沙地带，直到加沙人能动员起一场选举。

选举的结果将难以预料。今年春天我在巴勒斯坦时，人们说，若在加沙重新选举，法塔赫会获胜；而在西岸，哈马斯会赢。这不是因为西岸人有多热爱哈马斯，而是他们已经厌倦了法塔赫在西岸的失败统治，加沙人同理。我不知道这场战争后，巴勒斯坦人对发动一场如此破坏性战争的哈马斯是何种态度，是希望奖赏它还是惩罚它。在两极分化的时代，我不指望人们会给出温和的答案。但若要巴勒斯坦人选举出自己的领导人，国际社会必须尊重选民的意愿和获胜的一方，因为2006年哈马斯在选举中获胜后未获国际社会承认，法塔赫得以执政至今，合法性却很弱。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领导层也需要革新。但我同样不相信一个伤痕累累、饱受创伤的以色列会再选举出温和派，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以色列右翼总是占上风。因此巴以双方未来谈判可能会更加困难。这就需要世界主要大国走到一起，集中精力为巴以冲突找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办法。

三联生活周刊：你反复强调在巴以之间力量不对等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干预是必要的。但这种干预的效果究竟有多大？

罗根：《奥斯陆协议》期间挪威人的斡旋，证明了善意的朋友可以作为中间人，让巴以双方在中立领土上寻求解决办法。欧盟曾通对巴勒斯坦的《邻里、发展与国际合作工具》（NDICI）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帮助PA建立了政府治理结构，并为后者建造一些用于政府运作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这些设施有不少都在第二次“大起义”期间以色列的报复行动中被摧毁，但欧盟的建设性角色仍然值得肯定。

国际社会要为巴勒斯坦人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实现合法的民族自决愿景。在此过程中，就必须依靠国际社会来努力消除巴以双方的力量不平衡。

目前的困难是，联合国和美国都不太适合担任巴以冲突的协调者，因为以色列认为联合国亲巴、敌视以色列，而美国长期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难以获得巴勒斯坦人的信任。

我认为，中国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是21世纪的政治经济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巴以双方都有牢固的关系。从斡旋伊朗与沙特的“世纪和解”中能看出，中国有能力在严重分裂的伙伴之间主持谈判。 巴以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