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从案

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发生了一桩宫廷要案，主犯为内奏事处太监高云从，于敏中等一批枢阁、卿贰大臣被牵扯波及，其中不乏四库馆的总裁、副总裁。

此案是由兵部右侍郎高朴揭发的。此人为原大学士高斌之孙、两淮盐运使高恒之子，更重要的是弘历宠爱的皇贵妃高佳氏之侄，颇受眷注。而贵戚的身份，使高家出了几位大臣，也出了几个贪臣。六年前，高恒因贪赃被定死罪，首辅傅恒以皇贵妃之弟请求皇上开恩，乾隆反问“若是皇后之弟当如何”，吓得傅恒不敢再说话。而将高恒处死后，弘历大约有些心中歉疚，很快将其子擢为侍郎。此时高朴带领一批拟升武职来避暑山庄引见，皇上询问京师情况，便说起“风闻内监中有将记名人员朱批记载泄漏外廷”。乾隆大为意外，追问有何实据，泄密者为谁？他含含糊糊，说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内监，也不知姓名。待福隆安奉旨再加询问，高朴方称一次与观保、蒋赐棨、吴坛等在九卿班上站立，听他们谈及道府记载，询问以得自何人，大家就不吭声了。

所谓“道府记载”，创自雍正帝，指在内奏事处设一份全国的道员知府名册，随时密记其业绩优劣，以及皇上的评价，由近侍太监保管。泄密之事虽没抓到实据，乾隆还是决定将近侍太监高云从调离，不让他再经管记载的事，并当面问他怎么与蒋赐棨认识的。高云从供称因家人买地受骗，曾恳求大学士于敏中，转托蒋赐棨办理；还供出敏中曾向他打听一些官员的记载情况，以及与其他官员结交之事。乾隆接着质问于敏中，奏称高云从的确有过请托，自己没有答应，“但不即据实参奏，实属错谬”。这些话藏着掖着，并不老实，乾隆帝即降谕公开责斥，《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三：

于敏中侍朕左右有年，岂尚不知朕之办事，而思为此徇隐耶？……于敏中以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日蒙召对，朕何所不言，何至转向内监探问消息耶！自川省用兵以来，于敏中书旨查办，始终是其经手。大功告竣在即，朕正欲加恩优叙，如大学士张廷玉之例给以世职，乃事属垂成，而于敏中适有此事，实伊福泽有限，不能承受朕恩。于敏中宁不知痛自愧悔耶？因有此事相抵，于敏中着从宽免其治罪，仍交部严加议处。

愤怒加上痛惜，情感复杂。弘历特别声明，自己离了谁都可以，唯念在于敏中数十年以来效力，诸事谨畏，为此“格外加恩，免其重罪，朕先认过”，也要求于敏中“痛自湔洗，以盖前愆”，此后不得再有过犯。

清朝立国后，总结前明衰亡的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为宦官干政，是以对内监约束极严。顺治帝命铸13块铁牌，上写“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之戒条，立于内务府十三衙门前，可实际上这类交结仍难禁绝。乾隆传谕将高云从逮讯抄家，并说不老实交代就动大刑。这小子哪里顶得住，很快吐了个干干净净，就连见过一面，说过几句话，都一一回忆起来。如倪承宽兼上书房师傅，与高云从认识，改任仓场侍郎后与申保为同僚，一日曾向他介绍“这是申仓场”。乾隆命将倪承宽革职，交刑部讯问，同时要申保明白回奏。奏事处员外郎惠龄嘱托高云从办事之情也被曝光，当即革职，“交御前大臣监责四十板，罚在粘竿处效力赎罪”。

高朴举发的几个在朝会时谈论道府记载者，如左都御史观保、户部左侍郎兼署顺天府尹蒋赐棨、刑部侍郎吴坛，皆在第一时间被革职审讯。蒋赐棨系原大学士蒋溥之子，尤令皇上生气，除照例审明治罪外，还命他自行议罪。主审此案者为留在京师的舒赫德，讯明蒋赐棨并未接受嘱托，未为高云从买地帮忙，罪过在于对此事不马上举报；观保辩称自己系在内廷行走，不参加九卿议事，乾隆斥其巧为支饰，说早就听闻他喜欢窃议朝政，要舒赫德再行严讯；吴坛承认曾与刑部侍郎永德谈及江苏官员之事，乾隆认为其避重就轻，说本打算任他为江苏巡抚，并作为刑部尚书人选，实属自取罪戾。因无人承认私议道府记载之事，乾隆帝严重不满，认为观保等人的态度皆不老实。舒赫德等严讯后再奏，说三人又鸡零狗碎交代出一些，“亦各知感愧悚怕，伏地涕零，而诘令尽情吐露，则俱称节次所供已毫无隐匿”。老舒奏报时自称“羞惧”，“无地可以自容”，而皇上也已明白，“虽供辞俱无指实，而愧悚已如见肺肝”，传谕概行释放。

至此，此案应是差不多要审结定罪了，谁知另起一片水头。负责查抄高云从在京家产的英廉奏称：其兄高云彰供认，家中两个弟弟俱跟官收税。乾隆即命彻查随从何人，以及高云从如何营求的。据高云从交代：三弟高云龙在临清州当长随，自己并不认识知州，系托参将王普借公务之机将高云龙带往山东，后得信安顿在临清州；四弟高云惠，则是在粤海关监督李文照离京赴任时，当面求他带去当长随。乾隆即传谕山东巡抚徐绩将王普革职，严审确情具奏；同时发出六百里急递，命两广总督李侍尧将李文照革职，选派干员押解来京，交内务府大臣审讯。李文照系内务府官员，在如意馆行走多年。小心勤谨，岂知刚得一个粤海关监督的肥缺，就因此事被革职。乾隆还以他为榜样，要内务府官员引以为戒，痛自警醒，不得再与太监往来。至于往山东临清做长随的高云龙，情况就复杂多了，除了参将王普，原山东按察使、现任东河河道总督姚立德，东昌府知府胡德琳，前任临清知州万绵前，现任临清知州王溥皆曾转荐或录用，可证一个奏事太监有多大神通。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乾隆命将负责监督管理的御前侍卫春宁调离，交御前大臣等议罪，并重申太监不得与外廷官员人等在宫门交谈，“如敢再有违犯，必将伊等从重治罪”。高云从何等模样性情，未见记载，可推测必是勤谨伶俐，才能当上奏事太监，在皇帝身边应效力多多，大皇帝是不会顾及这些微劳的，御前大臣会同行在刑部奏请正法，得旨“着即处斩”。

作为此案的告密者，高朴被不少人论为“小人多事”。这话也传到皇上那里，遂发布长篇谕旨，说九卿中无一人奏及此事，只有高朴尚属有良心，要“众人抚躬内省，对高朴应多自惭”。善于联想的他由此扩展开去，曰：“糊涂如蔡新者或不能举发，其余九卿岂直一无见闻？又岂朕不肯召见九卿耶？即如英廉系内务府大臣，于内廷诸务最为熟悉，舒赫德到京已将一载，在军机处行走，此等情事岂有不知！乃高朴尚有见闻，岂英廉、舒赫德竟得诿为不知？”越说越气，传旨将舒赫德、英廉严行申饬，蔡新与九卿等一并申饬。

在对涉案官员的处分上，乾隆从来都注意区别，因倪承宽之错较轻，赏给翰林院编修，命往四库馆修书。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