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引线：“右转”的以色列

编辑·徐菁菁当地时间10月7日清晨，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南部发动突袭，将200多人作为人质带回了加沙地带。事发后24小时内，在特拉维夫一家电视台担任记者的亚当就和朋友们一起成立了推动解救人质的民间组织“立刻带他们回家”（Bring Them Home Now）。

从10月8日开始，亚当在新闻演播室和志愿者办公室“两边跑”。被当作人质的200多个人来自100多个不同的家庭，这100多个家庭中有95%通过“立刻带他们回家”跟国际上的政客、法律专家、权威人士等沟通联系，亚当在组织中负责国际战略。在他的斡旋下，英美法意等欧美国家的立法者和国际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与家属见面，包括梵蒂冈教廷和罗马教皇弗朗西斯等国际组织和个人在公开场合为释放人质发声。“人质中有9个月大的婴儿，4岁的女孩，135位女性中有30多位超过60岁，十多人超过80岁。这早就不是军事冲突了，劫持人质是恐怖组织拿巴勒斯坦问题当幌子。”亚当告诉本刊。

但亚当并不仅仅反对哈马斯。40岁的他在耶路撒冷出生长大，说自己是个“自由主和派”，从13岁开始就坚定支持“两国方案”、巴以和谈和巴勒斯坦民族自决，并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军事占领。“我永远、永远、永远不会支持任何一方的可怕行径。”他补充道。

今天，坚持这种立场并不容易。回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在麦克风前，亚当表示坚信以色列应“始终进行自我批评，即使是在战争时期”。在自己主持的一期节目上，他批评内阁成员，并质问作为嘉宾的以色列军队发言人：为什么更多的兵力被投入保护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者，而不是加沙边境周围的脆弱社群？让他感到惊讶的是，10月23日，他被这家供职了四年的媒体辞退，原因是高层认为“战时冒犯性言论”可能引发军队和国内观众的不满。“在民族主义情绪爆棚的战时，以色列正在失去听到不同声音的耐心。”亚当说。

自从哈马斯的突袭后，因“求变”言论而被起诉的人在以色列变得越来越普遍。成立四年多的某巴以冲突和平促进计划项目的负责人阿米告诉本刊，该项目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各有约600位志愿者，其中数百人因为在社交媒体和公共场合发布争议性信息被解雇，理由都是“支持哈马斯，煽动反对以色列的力量”。“但实际上，当你查看帖子和人们写的内容时，会发现内容大多要柔和得多。人们只是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表示同情。”阿米补充道。

把所有人当作敌人的情绪，在此次战事打响后，也在被政策激发。10月10日，袭击后的第三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宣称他的国家安全部已经购置了超过1万支枪，连同头盔、子弹和防弹背心分发给了以色列境内阿拉伯人-犹太人混居城市的犹太居民，以及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犹太住户。

随着以色列境内越来越多的阿拉伯裔公民和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抗议对加沙的空袭和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本-格维尔在10月27日说，以色列正在经历一场“多战线的战争”，他支持“让警察直接射杀”阻挡公路和城市入口的示威者并免除其责任。他和以色列司法部长已经决定加快这一政策的立法进程。

阿米和亚当都担心，突发的战事让本-格维尔这样的政客找到了机会。1976年春天，本-格维尔出生在由伊拉克犹太移民和库尔德犹太移民组成的世俗家庭。1987年至1993年，巴勒斯坦人发起了被称为“第一次因提法达”（First Intifada）的反对以色列长期军事占领的抗议和暴动。当时，12岁的本-格维尔皈依了犹太教，也开始接触右翼政治观点。

在极右翼的这条路上，本-格维尔可谓少年成名。14岁时，他加入了后来被以色列和美国列为恐怖组织的“卡汗主义运动”（Kahanist Movement）青年团并逐渐成为团长。“卡汗主义运动”向来支持在以色列建立非犹太人不得拥有投票权的犹太教权国家。18岁，本-格维尔由于参与极右翼运动的背景而被以色列国防军禁服兵役。19岁，为了抗议时任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签署完整的“奥斯陆和平协议”（Oslo Accords），承认巴勒斯坦对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的控制，本-格维尔从拉宾的凯迪拉克车身上卸下装饰品，并对着电视镜头宣称：“我们到他的车旁边了，我们也将去找他。”三周之后，拉宾在特拉维夫被右翼激进犹太主义分子用手枪打死。耶路撒冷智库“以色列民主研究中心”（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塔玛尔·赫尔曼（Tamar Hermann）告诉本刊，本-格维尔被起诉过150多次，其中有至少8次被定罪，罪名均与针对阿拉伯人进行种族主义煽动和支持恐怖组织相关，最近一次定罪是在2007年。

但这样的背景并未让他远离以色列政坛和法律界。在以色列，被定罪谋杀、贪腐、种族主义等重罪的公民在7年后仍然可以参政和备选。从2015年开始，本-格维尔为一些右翼宗教复国主义政客担任助理，并在大小法庭为涉嫌袭击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的犹太定居者做辩护律师。他告诉媒体，自己变得更温和了，“不再相信所有阿拉伯人都得死”，也因此与一些宗教极端势力决裂。赫尔曼说，这些言行让本-格维尔从极右翼人士中脱颖而出，成为有可能拿到选票的那一个。

去年11月，作为信奉犹太至上主义的犹太力量党（Otzma Yehudit）党魁，本-格维尔跟随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组建的政治同盟赢得大选。据《纽约客》杂志报道，在这场选举中，出于安全政策方面的考量，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以色列军人将选票投给了本-格维尔。

今年，刚在国家安全部长任上履新不久的本-格维尔突访了在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中颇具争议的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圣殿山（Temple Mount）。此地被穆斯林称为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Al-Aqsa Mosque Complex）。跟随他的脚步，犹太定居者和极端分子还闯入了耶路撒冷古城的伊斯兰教圣地阿克萨清真寺。这一行为引发了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抗议，以色列军队和民兵组织随之开始了镇压。

截至10月初，以色列今年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总共杀害了240多名巴勒斯坦人，为历史新高。此外，定居点的扩张也在加速，今年已有至少700座巴勒斯坦人的建筑物被犹太定居者拆除。以色列国内媒体报道称，在本-格维尔上任国安部长负责边防和西岸事务后，犹太定居者可以焚烧、抢劫甚至谋杀而几乎不用遭受任何惩罚。

赫尔曼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观察以色列内政与社会民调结果。随着几轮巴以和谈屡屡失败，像亚当和阿米这样的自由主和派已经越发式微，社会的右倾让宗教保守势力越发强大。赫尔曼指出，宗教保守势力的崛起并非空穴来风。“从以色列建国以来，生存的危机盖过了很多其他分歧，其中包括宗教与世俗的分歧、不同来源地移民信念的分歧，以及阶级的分歧。”赫尔曼说，“我想说，这些分歧的集中爆发是以色列民主的悲剧。”1952年，以色列国父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与当时的犹太教正统派“哈雷迪派”（Haredi）代表人物哈宗·伊绪（Chazon Ish）有过一次这样的谈话：

本-古里安问宗教领袖，教俗如何在新国家共处？哈宗伊绪回答，丢弃了犹太教传统的世俗犹太人要给虔诚的犹太教徒让路。本-古里安反问哈宗伊绪：你所反对的那些不信教的犹太士兵正在守卫边境、保障生命，他们不正是在践行犹太人在“应许之地”定居的诫命吗？哈宗伊绪说，士兵能活着，多亏了教徒们学习“妥拉”（Torah）。“妥拉”是犹太教律法和教导的统称。最终，两人未能达成共识。

在不同时期，以色列这片土地接受了来源地各异的犹太移民。本-古里安出生在今波兰境内，以他为代表的来自东欧、西欧和美国的“西方犹太人”（Ashkenazi Jews）大都接触过自由、平等、民主、民族自决等价值观念，远离了正统的犹太教传统。在反犹主义的催化下，“犹太复国主义”在这一群体中兴起。20世纪初，他们回到如今以色列境内建立“基布兹”（Kibbutz）集体农场，也在以色列建国初期成为经济和国防建设的主力军。而哈宗伊绪所代表的“哈雷迪派”大都来自起源于东欧的现代犹太经学院，在早期的“西方犹太人”群体中是少数。

从1948至1951年，中东战争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排犹运动”使得超过30万来自中东和北非的“东方犹太人”（Mizrahi Jews）移民以色列，也让来自亚非的人口从建国初期的15%上升到37%。本-格维尔家族就来自伊拉克，而伊拉克的犹太人在中东已经生活了超过2000年。激化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矛盾，使得他们和邻居关系变得紧张。

“他们大都是比较传统的、信教的犹太人，移民以色列不是出于理想，不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只是迫于形势不得不移民。”北京大学以色列和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王宇告诉本刊，“这些人像白纸。但由于他们本身比较偏传统，宗教理念比较强，所以他们更容易进入哈雷迪的体系。”

本-古里安勾勒出世俗的“犹太-民主国家”的框架，对虔诚的犹太教徒做出了重大让步。在所有成年犹太人都需要服兵役的以色列，国父免除了400位犹太经学院（Yeshiva）学生的兵役义务，但要求这些人必须成为职业经学者。后来，能获得这一豁免的人数被提升到800人，而且到1974年，每个哈雷迪家庭多生育一个孩子，就能多获得一笔政府奖励。“在建国初期，以色列势力弱小，也不知道战争打出来是什么结果，”王宇指出，“保留这些经学院，就好像保留了犹太民族的火种。”

在建国后的30年，以色列历经四次中东战争，内部意识形态的分歧让位于国家生存的当务之急。“西方犹太人”对“东方犹太人”长期保持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权。塔玛尔·赫尔曼说，他的父亲在“二战”时期逃离东欧来到以色列，一家人生活拮据。到了20世纪50年代，德国政府为以色列“西方犹太人”家庭提供了赔款，她的父亲拿到这笔钱便把它用在了子女教育上，五个孩子最终都拿到了大学文凭，找到了收入不错的工作，实现阶级跃升。

“东方犹太人”由于缺乏类似的经济支持并将主要精力诉诸宗教学习，许多人长期从事体力劳动或进入经学院和犹太教堂工作。这一社会经济现实体现在政治上，就是以色列工党的长期执政。

这种看似稳定的“中心-边缘”体系在1977年被打破。那一年大选，由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同意与宗教政党组建内阁，第一次战胜了工党。哈雷迪派当时提出共同组阁的条件是取消兵役豁免权人数的限制，贝京欣然接受。王宇告诉本刊，此后工党和利库德轮流执政期间，宗教政党虽然小，但却是天然的“组阁伙”，在签署组阁协议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很少有人愿意触及他们的利益，以免徒增政治前途的风险。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也渐渐开始大规模“脱产读经”直到四五十岁。他们在耶路撒冷和其他小城的封闭社群也越来越壮大。这里的犹太男性蓄胡子、鬓角处留着一绺头发，通常穿着白衬衫和黑色外套，头戴黑色礼帽或用发夹固定在头上的“基帕”（Kippah）小帽；女性则被要求剃掉头发，戴着假发或头巾，身穿遮盖大部分身体的朴素衣服。他们中的大部分仍然坚持把“妥拉”当作生活准则，遵循超过400条“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规定，比如：犹太人只能和犹太人结婚，吃饭时不能将肉类与奶制品相混合，一年中必须有几天需要节食，等等。社群的日常生活被正统派祭司“拉比”和教法机构“拉比法庭”（Rabbinical Courts）左右着。

与此同时，宗教复国主义思想（Religious Zionism）越发盛行。“卡汗主义”和早期的本-格维尔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美国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Stratfor）在202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社会生活中，宗教复国主义政客致力于将犹太极端民族主义引入学校课程；针对阿拉伯社群，他们希望剥夺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公民身份，支持定居点的扩张和把阿拉伯人驱逐出以色列，并要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纳入以色列版图。

在2022年11月的大选中，极右翼的犹太力量党和宗教复国主义党（Tkuma）分别在120席的议会中获得6席和7席。而在2020年之前的所有大选中，两党合计获得席位从未超过4席。

分析人士指出，这与以色列人口结构的变化关系密切。一份“以色列民主研究中心”在202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09年哈雷迪派有75万人，不到以总人口的10%。不过哈雷迪派鼓励早婚早育和多生多育，平均每个家庭有6个孩子，而世俗派犹太人为每家2.5个。到2022年，哈雷迪派人口达到128万，占以色列总人口的近14%。同年，在以色列全部20岁以下国民中，哈雷迪派占到近三分之一，而且当年每两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属于犹太教极端正统派家庭。相应地，一份2023年的民调报告显示，18岁至24岁的以色列犹太人中有73%自称属于右翼阵营，而在65岁以上的以色列犹太人中，这一数据为46%。以色列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并不只是在威胁巴勒斯坦人的权益。

由于国家的长期大量补贴，哈雷迪派几乎没有必要进入劳动力市场。根据以色列统计局2022年发布的数据，哈雷迪男性的就业率只有53%。而在今年5月通过的国家预算中，内塔尼亚胡内阁依然决定大幅提升已有的生育津贴和经学院学习补贴，还史无前例地单列出137亿谢克尔（约合33.7亿美元）用于修缮正统派犹太教堂、改造经学院、为哈雷迪派家庭提供粮票、资助不教授英语数学等常规科目的私人宗教学校等。

“当人们以为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威胁不再是主要问题，人们便开始更多地讨论：谁才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赫尔曼说。

这个问题在过去一年里变得越发紧迫。常驻耶路撒冷的阿米住在离以色列议会大厦五分钟步行距离的安静街区。今年伊始，阿米每次出门几乎都能看到游行人群挥舞着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高喊“拯救民主”口号。

今年1月4日，也就是内塔尼亚胡新一届内阁正式执政的第六天，新任副总理兼司法部长亚里夫·莱文（Yariv Levin）公布了“司法改革”计划。计划显示，执政集团希望争取的目标包括：总理的人事任免和政策执行免受司法监督、议会可推翻最高法院的裁定、内阁和议会负责司法机构的人事任免、禁止司法机关对现任总理提起刑事诉讼等。

在以色列由总理主导的“一院制议会”政体中，司法机关是唯一能够限制政府的机构，而所谓的“司法改革”将几乎取消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两位研究以色列政治的学者告诉本刊，由于建国初期的教俗之争和不同地域移民的差异过大，以色列并没有制定宪法，而是以议会一条条订立“基本法”的方式确立了国家的基本框架。由于缺少宪法的制约，自由派和世俗派担心，一旦“司法改革”被通过，右翼和极右翼主导的内阁权力将很难受到制约，以色列则将从一向标榜的“民主包容”滑向集权统治和“教权政治”（theocracy）。

去年11月的大选后，从1996年开始总计领导以色列15年的内塔尼亚胡在组阁时首次排除了中间派和左翼势力，一边倒地与宗教和保守派政党组成联盟。

20年前，内塔尼亚胡并不待见哈雷迪派。他主张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因而对哈雷迪派获得的补贴嗤之以鼻。两位分析人士告诉本刊，在2003年至2005年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内塔尼亚胡为了刺激国内劳动力市场，大幅削减了哈雷迪派的生育津贴和经学院学习补贴。2014年，他的利库德集团与中左翼政党组成的同盟在议会通过一项削弱哈雷迪派兵役特权地位的法案，规定以色列国防军需要征召一定比例的哈雷迪派男性，并要求军队在2017年达到60%的配额，否则拥有哈雷迪派成年男性的家庭将面临刑事处罚。

但从2017年开始，内塔尼亚胡本人开始陷入涉嫌贪腐的诸多争议中，并在2019年11月被以色列检方正式提起公诉。在检方向司法机构提供的三份调查文件中，内塔尼亚胡涉嫌收受价值超过100万谢克尔（约合290万美元）的礼品贿赂，通过利益交换换取一些以色列媒体对他的正面报道，并利用职务之便向两家电信和通信公司提供政策好处。以色列也因他的个人丑闻陷入了不到四年就举行了五次大选的政治混乱。

“如果你熟悉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就知道他会做任何事情来维持自己的权力。”电视记者亚当说。以色列管理学院（The College of Management in Israel）社会学教授盖伊·阿布特布尔-塞林格（Guy Abutbul-Selinger）长期关注以色列内政和巴以冲突在以色列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他认为，若不是手握13席的两个宗教和极右翼政党加入内塔尼亚胡的同盟，内塔尼亚胡无法通过利库德集团取得的32席再度领导以色列。“他们（哈雷迪派）需要内塔尼亚胡，就像他需要他们一样。”阿布特布尔-塞林格告诉本刊。

以色列最高法院向来是极右翼政党的眼中钉。在2020年，一条议会通过的立法旨在将巴勒斯坦私人土地上的犹太人定居点合法化，但法案被最高法院裁定违宪。这令保守派人士和宗教复国主义者们大为不悦。而一场对司法系统的大调整也能让内塔尼亚胡更容易直接干预司法和检查机构针对自己的调查。

强推“司法改革”，以色列由此陷入了空前的动荡与分裂。从今年1月7日开始，人们挥舞着蓝白色的旗帜聚在街头和广场，以“非暴力”的方式躺倒在议员的住所前，也占领过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和城际高速公路。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示威人数最多的一天超过50万人，规模可谓以色列历史之最。

教授和大学生罢课，商人和工人阶段性罢工。其中最醒目的是数万名预备役军人。他们有的是战争英雄，有的是仍在执行危险任务的飞行员、陆军战士和情报人员。7月末，他们决定不再响应军队号召继续服役。

“如果你希望飞行员在明知自己可能杀死儿童的情况下，还能够驾驶战机向建筑物投下炸弹、发射导弹，那么就要保证他们必须对做出这些决定的人拥有最坚定的信心。”以色列特种部队指挥官罗恩·舍夫（Ron Scherf）在8月初告诉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但他不信任拥有本-格维尔这样极端派的政治同盟。“如今，国家的危险来自内部，这是对以色列的生存威胁。”

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和以色列国防军前副参谋长亚伊尔·戈兰（Yair Golan）支持预备役军人的抗命决定，随后他们被以色列警方指控煽动叛乱而被调查。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盟友则批评预备役军人已被巴勒斯坦势力渗透。

哈马斯突如其来的进攻，使以色列前途更加变化莫测。战争爆发以来，本-格维尔武装的犹太定居者们在约旦河西岸与手持燃烧瓶和石块的巴勒斯坦人冲突不断，定居点的扩张并未停止。自从10月7日以来，已有1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定居者发动的袭击中丧生，平均每天有5名巴勒斯坦人被杀。而据人权组织统计，这一数字比过去两年的平均水平翻了两番还要多。另有近千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边境警察逮捕，170多栋民宅被犹太定居者拆除。

“定居者们修建一个定居点，他的邻居会是巴勒斯坦人。定居者要修建一座新的围墙，他们雇用的建筑工人会是巴勒斯坦人。”阿米说，“本-格维尔和定居者们似乎永远也不会明白，已经有500多万巴勒斯坦人在这里。无论你多么努力地试图铲除他、忽略他，最后你依然在面前看到他。”  

（应采访对象要求，亚当和阿米为化名。参考资料：宋立宏，《坚守与妥协：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基要主义》） 巴以冲突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