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与不采之间

自创世至今，文章就只分为两种，一种是被采纳了的，另一种是没被采纳的。被采纳的，不代表写得好，而没被采纳的，也不代表写得差。在没被采纳的文章中，还包括暂时未被采纳、以后可能会被采纳的。当然采纳只是一个统称，它可以分为很多小类，比方说被某某编辑采纳，被某出版社采纳，被读者采纳。而文章也只是一个虚指，如果字数少可称为文案，字数多就是一本书，这些都算是文章。总的来说，不被采纳的文章都是相似的，而被采纳的则各有各的不同。

文章分标题与内容，这就又引发了进一步的问题。有的文章标题被采纳，而内容不太行，只能算标题党；也有的文章，标题没被采纳，但内容非常带劲。比如萨特年轻时处心积虑写了部叫作《关于偶然性备忘录》的小说，没被采纳；把标题改为《关于心灵孤寂的论文》，依旧未被采纳；最后编辑把标题改为《恶心》，一时间成了畅销书。尼采也写过一本《一个心理学家的闲荡》，后又辗转改为《一个心理学家如何提问》，也是经编辑引导，最终定名《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锤子从事哲学思考》。可见，标题很重要。

黄仁宇先生写作《万历十五年》时，遇到了更复杂的问题。书写完了，但大学出版社觉得这书写得太通俗了，而社会上的出版社又觉得太学术化，于是两方踢皮球。当时黄仁宇已经很久没有科研成果，根据所在大学的考核标准，他有被裁员的风险。果不其然，就因为无法出版，他最终成了一个失业教授。虽然此书日后被奉为经典，但黄仁宇为此一直意难平。

文章从作者通向读者，必经过编辑，他们一夫当关，有万夫不当之勇。作者这种人，身份里天然带一种希望被采的激情，而读者这种人，身份里有一种想要到处去采点什么的欲望，所以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编辑的工作，有点像是在采摘。我怀疑这帮人，面对众多备选，是不是常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神气，或许他们经常在书桌前沉思“采还是不采，这是个问题”。

在采这件事上，读者拥有绝对自由。有的书只被少数人采纳，比如像《存在与时间》之类，也有的容易被大部分人接受。有的读者得意忘言，只取精华，有的则得言忘意，只是用作消遣，还有的读者在采过之后，知行合一。读者与作者，世世代代都是缘，而又缘深缘浅，聚散无常。而文化就是一种关于采的量子纠缠，我们在采与不采间来回摆荡，像海上的波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