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白：记忆与想象中的北流边城

或许是进入汛期的缘故，北流河有些浑浊，宽阔的河面上偶尔漂荡着一两艘小船，锈迹斑斑的码头上停放着一排竹筏。当地人口中又叫圭江的这条河流，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重要的水道。千百年来，人们正是沿北流河而下，在这里上岸后，通过一个两峰对峙之间的关口——鬼门关，前往钦州、琼州、雷州还有交趾（越南）。看到我发去的照片，林白回复：“我以前还没发现，怎么这么像湄公河！”

粤桂边城北流的那种蛮荒和神秘，或许只有离开，才能感受更深。1990年定居北京后，林白的一系列小说，要么以北流为背景，要么直接写记忆中的北流人事，始终不曾离开这里。2022年，她干脆以家乡为名，出版了一本长达6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北流》。那些反复出现在她以往小说中的北流往事，还有她数次返乡的见闻、闲聊，都被她以注卷、疏卷、散章、时笺的结构，事无巨细地以主人公李跃豆的故事安排进去。林白的北流，密集而集中地进入文学叙述。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林白在这部小说中采用家乡方言——一种被称为广东乡下话的“勾漏片”粤语写作，还为此编写了《李跃豆词典》。这种选择，与她在2016年参加香港的一次讲学活动有关。在香港，她发现用自己的乡下粤语不但可以日常交流，还可以正式演讲。小说中，李跃豆“讲普通话时她心里畏缩，不与生人搭话。粤语使她开朗，在楼道或者大堂，远远望见清洁工或者保安，她就欢喜道：‘早晨！’如果天晏了，她就说：‘食佐饭未？’他们很开心，保安大叔每次见到就帮她推开门。她欢喜得很。稍有蹊跷的是，与知识分子或做文学的人她无法说粤语，即便是刘颂联。只有同卖饭的大妈、打扫卫生的阿姨、保安大叔这一类人，她的粤语才可以顺畅。”长期以来，林白都有轻微的社恐，害怕与陌生人见面聊天，这与方言带给她的某种自卑感不无关系。“在我们这个七县小城，在岭南这里离中心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们粤语地区也有文化中心，一个是广州，一个是香港，我们的方言跟它们比起来很土。虽然语法、词与词的组合方式基本一样，都能听懂，差别在于语调，广州香港那边会轻柔一些，我们呢，听起来好像比较蛮横。”小时候，林白就意识到当地白话的那种土气，曾到广东工作、见过世面的继父和表姐说的是正规的广东话，代表着某种权威。那时，北流去过远处的人都竭力讲一口广东话，即使没有去过广东，也要讲广东话，以显示自己见过世面。

不过，那时的林白崇尚书面语，那些遥远而高拔的事物，往往闪烁着诗性的光泽。就像小说中，李跃豆和她的儿时好友泽鲜喜欢“散步”，而非本地人说的“荡街”，“散步这个词是书面的，因而够高级。本域不讲散步，讲行街，或者，荡街。……我们要求自己至诚正经、认真严肃地散步。这件叫作‘散步’的事情，我们赋予它喜马拉雅的高度，然后专注精神沉浸其中……”。

书面写作与日常交流之间，横亘着某种难以跨越的东西。林白向我谈起那种断裂：“我去武汉大学读书，那是第一次离开北流，那是一个普通话的环境，我几乎是失语状态，根本讲不出来。虽然我们在北流对着报纸讲普通话没有问题，但是变成口语，就是一座跨不过去的大山。”

用方言写作，对林白来说，似乎意味着某种敞开与和解。林白3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后来再婚，把11岁的她放回老家半年，那种被遗弃的感觉、失学的痛苦，成为她长期的隐痛，也让她从小与母亲产生了隔阂，“那时候的情感就是要走远一点，有出息的人才会走得远”。

一旦回到方言，交流便顺畅起来。那个植物疯狂生长，有着码头、水运社、布行、登龙桥、犀牛井的林白记忆中的北流，从书页进入口语。2005年8月，写小说不久的朱山坡第一次见到回乡参加“天门关作家群研讨会”的林白，会议结束后，陪她重游北流。从这位前辈作家的口中，朱山坡才弄清从沙街到沿江大道，从俞作豫故居到十二仓，那些大街小巷中的陈年旧事。

历史上，北流因“鬼门关”这一地名被不断提及，极言其荒蛮偏远。在《辞海》的描述中，这一古关，“在今北流县西，介于北流、玉林两县间，双峰对峙，中成关门，古代为通往钦、廉、雷（今广东雷州半岛）、琼（海南岛）和交趾（今越南中北部）的交通要冲。因‘其南尤多瘴疬，去者罕得生还’（《太平寰宇记》），故名”。唐朝诗人沈佺期、名相李德裕，宋朝诗人苏轼兄弟、名将李纲，正是由此南下，开启他们的贬谪岁月。如今这里仍是北流和玉林的分界，不过双峰对峙中的小路已变为宽阔的G324国道。朱山坡告诉我，上世纪90年代，附近水泥厂为取原料，不断炸石挖山，后来政府相关部门立碑保护，保留下半山腰上刻于明代宣德年间的“天门关”三个大字。连绵不绝的植物，首先涌现在林白的《北流》中。在序篇中，她以《植物志》为题的20首诗歌，开启自己的叙述。“无尽的植物从时间中涌来/你自灰烬睁开双眼”“无穷无尽的植物/在时间中喃喃有声”。

小说中还记下她吃花蕊的片段：“我们去执扶桑花，食指和拇指捏住中间细长的花蕊，出力一猛，细长的花蕊就拔落了。扶桑花蕊细长像吸管，中空储有甜汁，轻轻一嗍，甜水如蜜。我们嗍了一根又一根，全公园的扶桑花蕊都被我们揪光了，少了花蕊的扶桑花可不好看，空洞、丑陋，非常之莫名。”

植物的疯狂生长，在朱山坡看来，映射出当地人的性格。“这种生长不讲道理，水泥地有点缝隙，马上长草长树，屋顶长树，树上长树，藤上长藤，没有办法，生命力太强大了。这种植被直接影响到人，生存的顽强性，吃苦耐劳，蓬勃进取。”

南方从不确定，对当地人来说，岭南才算南方，那是一个更野更蛮、有点自卑与别扭、闷热潮湿的地方。在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中，林白震撼于第一次见到北方（武汉大学）集体澡堂的场景：“在我亚热带的B镇，洗澡被叫作冲凉，从四月到十一月，每天都是三十多度，热且闷，汗水堵住毛孔，浑身发黏，洗澡是一天中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每家都有单间的冲凉房，每个机关都有一至两排乃至三至四排冲凉房。这是我们的裸露之地，我们无法想象集体澡堂，前所未见。”因此当小林见到集体澡堂中密集的裸露的身体时，绝望地哭了出来，直到一位年龄比较大的同学从人堆中走出，牵着她来到喷头下方。

当我谈到这个印象深刻的细节时，朱山坡补充道，海南的小说家林森当时考到北方的一所大学，一看集体澡堂，马上决定离开，完全无法接受这样赤裸裸一排洗澡的场景。

老的北流城并不大，据当地诗人谢夷珊（《北流》中赖诗人原型）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北流城除北门外，三面有门，从东到西800米，从南到北600米。从东门口到沿江路再拐往纪念苏东坡上岸的景苏楼的一段L形的街道，正是林白小说中反复写到的沙街。8岁到12岁时，林白曾经住在沙街母亲所在的妇幼保健站，那时的沙街汇集着畜牧站、农业局、水电局、水运社、防疫站等重要单位。少年林白最喜欢看沙街尽头码头河流上的船只和物品：“1965年，我的沙街就这样浮动在我故乡的大河上。这条河新鲜、丰盈，拥有一个木船厂和运砖瓦瓷器的浩大船队。船厂和沙街遥遥相望。船队浩浩荡荡，自上流而来。它们停泊在码头上，码头的伸延就是沙街。船队停泊在码头，把船上运载的气味带到沙街上。新出窑的砖瓦、水缸的气味、咸鱼的气味、豆豉的气味，沿着码头走上沙街……船上的人全都光着脚。他们光着脚走在沙街全是细沙的街上……”

林白早期的创作，常被批评家冠以“巫气森森”。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带有浓厚自传色彩的主人公多米是一个爱幻想的女孩，“我常常遐想，深夜里的河流就是冥府的入口处，在深夜的某一个时刻，那里汇集了种种神秘的事物，在某些时刻，我会到那里，等待我存在的真相，我不止一次地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你是被虚构的。”于是在小说中，林白写了在南宁河堤大街上卖能够预测命运的相机的妇人，在阁楼上等待主人公的已经死去的穿旗袍的女人，旅途中路边等着自己的熟人。

我曾向林白求教，这些神秘的想象所来何自，她答道：“这些神秘的东西很难说是什么经验，只要你是松弛的，能够放开来写，写作到了那时候，就会出来这么一段，并没有刻意设计这些东西。”

如同鬼门关的意象，当地人普遍对神秘的事物抱有浓厚的兴趣。林白向我回忆，当年还住在沙街的时候，有一次她在河边洗衣服，一件灰蓝底上印有碎花小玫瑰的新衣服，结果因为发大水，一下没抓住被冲走了。为此，她还懊丧不已。第二年的一天，她正在厨房择菜，两个小伙伴忽然过来跟她说：“你看这件衣服是不是你的？”一看还真是，原来这件衣服当时并没有被冲远，而是被卷进沙子里埋了起来，后来又被冲出来，主动跑了回来。那种神奇的感觉，如同不期而至的记忆。对出生于北流南部小镇六靖镇的朱山坡来说，这种在一些读者看来神神道道的东西，正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那种巫气森森的气息，很像他喜欢的作家马尔克斯所写的《百年孤独》，不止一位作家曾经讲过，“广西就像中国的拉丁美洲”。“出生的时候，我们就要请巫师取名，帮你祈福，仿佛与神之间的一份契约。我小时候多病，就请玉皇大帝当干爹，但是请的神越大，越麻烦，以后要还，比如脱契之前，不能吃狗肉。我们这里说的‘契弟’，其实就是干兄弟，帮你取名字的人叫‘契爹’‘契爷’，他的儿子就是你的契弟。这些巫师往往也懂一些医学，神秘病都用艾火烧，烧之前要点香火，念动咒语，神符烧化在水里再喝下去。很多小孩见到他们，马上就哭。”朱山坡说。

在小说《尖叫》中，朱山坡写了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河边散步时，突然感觉被人捅了一刀，全身随即开始痉挛抽搐，后来才得知，同一时间，和他关系要好的姐姐因为债务纠纷，被人捅死。更多时候，朱山坡会有意识地以神奇的想象，实现小说的飞升。在系列短篇小说集《蛋镇电影院》中，朱山坡最满意的一篇小说是《荀滑脱逃》。小说中，那个盗亦有道的小偷荀滑，被愤怒的村民误认为偷盗一个贫苦农民卖猪所得的钱财，群起攻之，当此时，他走进电影院，跳上银幕中飞驰而来的火车脱逃。

许多作家都会写到神秘离奇的元素，但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莫言笔下的高密、迟子建笔下的东北相比，朱山坡认为广西本土并没有像湘西、高密那样，经历兵患匪患剧烈的外部侵入，也没有东北那种萨满教的原始神秘，更多是从民间传下来的信仰：“这种信仰不一定是宗教，可能是风俗性的东西，没有那么激烈，潜移默化地影响你思维生活习惯的世俗性的日常。”刚到北流那晚，我和朱山坡还有谢夷珊、梁晓阳、吉小吉等北流作家消夜聊天，大家的共同感受是作为粤桂边城，北流往往是个容易被人忽略的地方。用朱山坡的话说：“我们这个地方很特殊，你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广东那边非常相似，文化上归附广东，但区划上又属于广西。”

这种感觉，对来自北流南部的朱山坡等人来说，尤为明显。北流有两大水系，北流河北上而入西江；流经南部六镇的河流则汇入鉴江入海。也正因此，北流北部和南部，被当地人称为上里和下里，信息来源甚至口音都有差别：北部更多来自梧州，口音受那边影响更大；南部则主要受毗邻的广东高州影响。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毗邻广东，北流南部最先受到影响。那时往往是高州的商贩到村里收购农产品贩卖。朱山坡回忆，“给我们观念冲击最大的，一个高州商贩到我们村里来，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男人穿五分裤、长筒丝袜和凉鞋，当时围着看，觉得太好笑，好像只有香港电影里，英国警察穿成那样”。不久，大批村里的年轻人外出广东打工，那时父母攀比的主要是谁家孩子寄回的汇款单数字更大。那些年轻的打工者也把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回来。以前村民们学习模仿的对象还是临近的广东化州的宝圩镇，看到他们种什么，就跟着种什么，渐渐地，他们对广东的了解从广州、深圳、珠海这样的地方拓展到虎门、中山、江门这样的小城，“甚至连具体的街道我们都知道，比如东莞后街，那里是鞋厂成衣一条街，大家谈论着，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一样”。

然而，和当年那些年轻的打工者不同，朱山坡当时的理想多少有些怪诞，他一心渴望跨越大海，去美国。“那时候没有国外的邀请，个人无法办理护照，也没有出国旅游的概念。如果没有海外关系，没有签证怎么办？只有偷渡一种方法。为此我开始努力学习英语。那时经常跑到西江下游的梧州码头，和外国人打招呼，陪他们吃米粉，想法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我还跑到书店买下所有跟美国有关的书，认真研究怎么在美国打黑工生存。”这种奇怪的念头，朱山坡直到结婚后才打消。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入小说《胖子，去吧，把美国吃穷》。

与林白偏重个人化、碎片化的追忆风格不同，朱山坡在写作中有意识地构建起米庄、蛋镇这样的小说世界。如同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和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蛋镇”是个充满隐喻的意象，用朱山坡自己的话说：“鸡蛋本身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蛋同时孕育着多种可能性，既有破壳而出的欲望，也有躁动不安的东西：要么破蛋而出走向世界，要么就憋死在蛋里面，成为死蛋。”

以蛋镇电影院作为人物活动出没的舞台，则缘于电影对朱山坡的深刻影响，“对我们来说，电影就是认识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一天中午，朱山坡和谢夷珊带我们去看六靖镇街头早已破败的电影院——小说中蛋镇电影院的原型。扒开荒草掩映中锈迹斑斑的铁门，电影院内部布满灰尘和杂物。37年前，读高一的小镇诗人谢夷珊带着读初一的朱山坡，从一个狗洞钻进电影院，看了《伊豆的舞女》。“当时电影院只有两三个人，谢诗人告诉我，电影改编自小说，小说的作者是川端康成。饰演女主角的山口百惠好漂亮，我想当作家几乎都是那时开始的。”

于是，在后来的《蛋镇电影院》中，就有了那个陪着已在越战中死去的凰远去的售票员凤；有了不知自己已经死亡，出事后仍将片子送回的跑片员孙吴；有了在电影银幕中脱逃的小偷荀滑。

在他那些充满荒诞和隐喻的作品中，南方意味着什么？朱山坡回答，首先是热气腾腾的气息，还有那种骨子里的南方思维：“比较务实。从行文风格来看，直来直去，不写那么多废话；不讲绝对的话，做事情讲话都留有余地。”

上世纪90年代，学者陈思和曾在《林白论》中写道：“林白是带了自己独特的童年记忆进入文坛的，她来到北京以后，无论是出于一个边地女子对现代文明的向往还是出于女性亘古而来的软弱，她都自觉地愿意向主流的文明社会臣服并且同化那些来自荒蛮之地的记忆，这表现在她的创作里总是弥散了难以言说的委屈和自怨自艾。”林白对此不以为然，“还是那句话，全世界的文艺青年都想向文化中心靠拢，19世纪大家去巴黎，20世纪去纽约；萧红去上海，沈从文去北京……其实我去了北京，一直写的仍是自我”。

如果说林白早期写作中的北流，还带有北望的不甘与低回，那么在长篇小说《北流》中，她则在北望与回望中实现了某种平衡，边地庞杂细碎的记忆，无不值得珍视。

而在更年轻的写作者朱山坡那里，风似乎来自海上，“与其北望中原，不如直面世界”。

（感谢季亚娅、徐则臣、吉小吉、梁晓阳对采访的帮助） 北流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