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踩空

2014年9月13日，大三刚刚开学不久，吴谢宇参加了GRE考试。335分，超过了他给自己定下的330分的目标。马老师记得，她与谢天琴在操场散步的时候，谢天琴向她说了这个好消息，马老师对具体分数没太多概念，但是记住了这个分数是“全球前5%”。

这似乎是吴谢宇在学习上所做的最后努力。分数相当不错，但肯定到不了他曾经在高中独享“第一名”的程度。他也没有对这个分数表现出任何满意。进入大三，吴谢宇的寝室生活发生了明显变化。同寝室里有两个同学在这学期选择了出国交流，只剩下他和另一名同学，在北大继续前两年的生活。

本来在大家看来，吴谢宇以后也是要走出国做学术这条路的，而大三就出去交流一学期，会帮助他以后申请到顶级学校。杨冬明出去交流了半年，出国这半年的总体花费因人而异，北大也有不少奖学金来支持，但是对于一向不会开口寻求帮助的吴谢宇来说，他没有与同学讨论这件事。

谢天琴在铁道系统的学校里教书，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4000元左右。她一向非常节俭，吴谢宇读高中时，用的手机还不是智能机，他有时候用同学的手机听听摇滚，“听死亡金属的那种”。大学同学口中很随意的一二十万元的花费，是吴谢宇不敢想的。杨冬明本科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由于文科专业申请硕士很难拿到全额奖学金，所以杨冬明“一年全部学费加上生活费，大约六七十万”。

这本来应该是吴谢宇要走的路，但等他真的了解后，才知道硕士阶段需要自己出的费用居然那么多。如果去读博士，短期要付出的费用会少一些，但是整个回报期就很长。走学术体系，其实和体育竞技有类似之处，都需要一个人有顽强的意志力，迅速了解规则和掌握规则，习惯竞争甚至以此为乐。这样才能在一个严苛的体系里，兼用天赋和毅力，慢慢往上爬。如果选一个排名不那么好的院校，费用可以有所下降，但是对于只觉得考第一名才有意义的吴谢宇来说，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可能就意味着完全的失败。他后来对自己学习生涯的总结，提到大学，就是“我再也考不了第一了”。而吴谢宇在大二分班后的经济学系里，他的成绩是34人中的第二名。

在大三上学期出国交流的这个机会面前，吴谢宇的失落显而易见。这不仅仅是某门考试得第一名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是一个系统决策，也是对一个人家庭经济能力、资源和视野的考量。

更要命的是，当他窥见了学术这条路的漫长和严苛之时，他的力气已经使完了。从中学到大学，他以苦学获得了分数优势。当吴谢宇以冲刺的劲头保证在大学一、二年级的不错成绩之后，他才发现，真正做学术的道路，还没开始。未来还有那么多年，如果他苦学的模式持续不下去了，他是不是就没有出路了？在很大程度上，他把自己看作获得高分的工具，一旦高分没有了，这个工具本身，是不是就毫无价值了呢？后来他向一审辩护律师提到他当时的坍塌：他花了这么多力气才学成这样，为什么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学得很好？

如果他能够敞开心扉去谈论他的难过、去试着面对他的困惑，这无非是多年后他回忆起人生时的一段波折。但是从来不与他人谈论感受的吴谢宇，后来说起自己的心理活动——想要去向人求助求救，却总疑心着：“我一旦向人求救了，那就不得不让别人知道我和妈妈的脆弱和痛苦了，那别人就要看不起我，看不起我妈妈了，我去向人求助，那丢的不仅仅是我的脸，更可怕的是我还要让妈妈也丢脸了啊！”

从他的心理状态来说，即使在北大的校园里，他也随时“携带”着妈妈。他和妈妈似乎是俄罗斯套娃，妈妈的躯壳下边装着整个的他。在他的头脑里，他的行为和表现，决定了妈妈的荣辱。“自己再也考不了第一名了，我能让妈妈骄傲也就到此为止了，我对妈妈的意义也就到此为止了，那我此生也就到此为止了。”

出国交换的事情，学生在大二就会开始接触，然后做决定。大二上学期，在光华学院选修了营销学原理的吴谢宇还斗志昂扬，但是根据他在2021年一审判决后的自述材料，大二上学期的学习劲头很快就持续不下去了。2014年下半年，他“终于把自己逼到了这么一个临界点”，“每天都挣扎在无尽痛苦、绝望的黑暗深渊中，觉得好累好痛苦，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仍然为考GRE而进行紧张的英语培训，每周两次课，每次下课晚上9点多。他说自己经常会跑到大厦18层，想着像“哥哥”（张国荣）一样从18楼跳下，结束痛苦。

让人吃惊的是，有一次他又徘徊在高层有跳楼想法时，一看时间，快到晚上10点了。这是约定了和妈妈打电话的时间，吴谢宇赶紧下楼了，因为和妈妈打电话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事情，远比上课考试还要重要。

2015年吴谢宇和妈妈提过一次想自杀。妈妈回了一句：“你想自杀？那我也活不了了，我也想死。如果你要自杀那不如我先死。”

在马老师、大姑的印象中，“小宇以后是要出国发展的”，这个看法已经根深蒂固。这也是当2015年7月谢天琴看似不打一声招呼就离开、跟着儿子去美国，为什么周围人不觉得奇怪的原因。吴谢宇给周围人营造了一个自己成功的路径——去美国继续读书，然后当大学教授。当他发现这条路需要的金钱、心力远远超过他的预期时，他就像一个被针突然刺破的气球，快速瘪了下去。没有选择出国交换，在吴谢宇心里留下的阴影不小。后来他把这个转换成了弑母后骗钱的理由，向亲戚朋友借钱，说的都是要去美国做交换生。

如果一个人只是为外在要求而存在，当外部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最尖锐的问题指向了他的内在：他到底是为什么而存活着？如果核心的自我一直没有建立，他会像一团热气一样蒸发掉，就好似从来没有存在过吗？

如果不是到了全国顶级的精英荟萃的大学，如果吴谢宇还能以分数获得绝对优势，不知道他性格中隐藏的导向罪恶的因子，是会更晚些爆发，还是有可能通过其他经历慢慢获得救赎。但残酷的事实是，一旦他分数领先的绝对优势不再，他的内在就发生了难以挽回的大地震。

吴谢宇不愿给自己减负，根本不允许自己放松休息，常常幻想“我是一个机器人”。他后来写道：“这些身体问题只不过是对我意志力的考验！我可以凭借我自己的意志去反一切规律！只要我意志力足够强大，就像尼采说的‘超人意志’，我就能够把我的内体化为一台像终结者那样的机器人、超人！”

已经学得太累了，接下来还有毅力去维持这么高强度的学习吗？吴谢宇退缩了。他首先想到的是，这条路要走下去，他的身体是否能够支撑？吴谢宇对自己身体的担忧，一下子将他带回小时候的记忆，哮喘和过敏带来的状况，使他曾经被小朋友嘲笑。更刺痛的场景，是父亲的去世。爷爷39岁肝癌去世，父亲43岁同样因为肝癌离世，家族的宿命以这种遗传病的方式，成了悬在他头顶的一把利剑。

在大学里，他有时候咳嗽起来，呼吸声显得比一般人重，但是寝室同学也没有特意问他。吴谢宇专门买了一套健身的椅子和哑铃，有时候在宿舍锻炼身体。有一次他觉得自己心脏难受得很，半夜起来去了校医院。医生的判断与他高三住院时的判断一样，只是心律不齐，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吴谢宇对这个说法很不满意。他总感觉自己得了和爸爸一样的病，“快到期了”。

2013年2月25日，他在人人网的留言就很焦虑，“我开始从内心拒绝体检，开始深信人应该糊涂一点活、糊涂一点死，绝对不要在医院里査病、治病，如果得了大病就直接死掉好了，不要用治疗来延长无尊严的生命”。

到了大三，他的想法更极端了。“我爸为什么会死？我日日夜夜在想，一开始我是知道‘我爸是被肝癌夺去了生命’，但我不接受这么简单、轻描淡写的答案，我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一定要找到根本原因、本质原因。”爸爸的离世，在吴谢宇不顺利的时候，似乎为他找到了一种愤怒的理由。他推断出，爸爸最后回老家是没有办法的选择，“肯定是家里花光了钱，缺钱才放弃治疗、回家等死的”。

没有办法面对新的变动的生活时，“失去”就变得不可原谅。多年后在写给舅舅的道歉信里，吴谢宇承认自己“实在太想能在心里找几个人去怪罪，去和我一起承担分担这罪责”。哪怕是父亲去世后，亲人们劝他“节哀顺变”，“照顾好妈妈就是对爸爸在天之灵的安慰”之类的话语，也让他回想起来充满怨恨，觉得他们说得轻巧，“和没事人一样”。“如果真正爱我爸，在乎我爸的人，怎么可能节哀得了？顺变得了？只有一种解释：只有我和妈妈真正地爱爸爸，而其他所有人都是假的，都对我爸我妈对我们家无情无义、虚情假意，没了爸爸，我和妈妈只剩下彼此了，别人谁都不可靠、不可信。”

他对大姑阿花的情感，与爸爸很不一样，虽然吴谢宇知道大姑牺牲了自己的前途供养爸爸读书，但对于这种恩情，他并无切身体会。他后来向大姑坦白，大学里他认为“我和妈妈走到今天这走投无路的死路，都是从爸爸去世开始的，都是从爸爸死不瞑目开始的，都怪大姑在那一晚上对我说了那两句话啊”，“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当时我心中郁积着一股毫无理由、不可理喻、歇斯底里的怨气……”

吴志坚去世的那天，谢天琴怕影响儿子学习，通知他晚了一些。等吴谢宇跟着亲戚赶到老家，爸爸已经咽气。大姑跟他说，他爸爸死不瞑目，死前还喊着“小宇，小宇”。爸爸最后到底要跟他说什么呢？吴谢宇越是不顺，越是迫切地想要知道，爸爸到底要交代什么。而他因为大姑提到爸爸死不瞑目，对大姑增加了嫉恨。

在吴谢宇的头脑里，他为自己的遭遇构建了一个新的因果关系：本来一家三口好好的，爸爸去世导致家破人亡。而妈妈因此太过悲伤，想要追随爸爸而去。既然妈妈不想活，他就帮助妈妈来成全她。

而爸爸妈妈两边的亲人，包括爸爸的几个朋友，在他看来，是他们一家三口悲剧的看客。他头脑里出现了影视剧里小马哥为阿豪，萧峰为段誉、虚竹，两肋插刀、守望相助的情景，他认为他们应该“为兄弟两肋插刀，为亲人肝脑涂地”，进而认为他的境遇“一定是我家的亲人朋友，对我爸见死不救”而导致的。

吴谢宇说他和妈妈之间隔着厚厚的心墙，基本不会交流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他记得爸爸去世后，妈妈对马老师这些老朋友的抱怨。谢天琴在给去世的丈夫写信时，对自己的弟弟妹妹也充满抱怨。“在这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根本没有真正的手足之情，我的姐弟三人尤其如此。大家都相互猜疑，互相指责，特别是×××，有了几个钱，总认为别人都是为钱而去的，好可悲！我讨厌我家，讨厌接到他们的电话……今后尽量地少回去……你的家人更好，没钱才单纯……总之，很烦……”但是当她真的要面对缺钱的吴家大家庭时，吴谢宇记得妈妈有时候会跟他说：“你要做一个无情无义的人，你看看你爸，就是因为整天为老家的破事操心，心理负担太重，病才不好的。”

吴谢宇在头脑中构建的这些想法，是怎么导向要杀掉母亲的结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大学里我脑子里已堆积起太多的主人公、太多的价值观念，他们全部互相冲突、互相矛盾，这个告诉我要做这样的人，那个告诉我要做那样的人，我那时整个脑袋已乱得像一团糨糊，我真的不知道该听谁该信谁。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样的人，我该怎么去面对我和妈妈、我们家的困境啊！”

被各种学科知识填满头脑的吴谢宇，竞赛解题的方法一套一套，他写的GRE高分攻略，在网上很让学妹学弟们赞叹。但是剥离掉这些工具化的知识，一个人作为充满着情感、需求和价值观的个体，他竟然埋首在困境里难以自拔时，做出了让母亲离开人世的决定。

而对于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大姑小姨之类的亲人，他没有从人和人的直接接触中，去感受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妈妈有怨言，他也就为自己的怨恨找到了合理性。他并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后来吴谢宇也向大姑承认他内心的傲慢，当他能屡次用第一名来证明自己时，不用在乎其他人的看法，他可以完全相信自己的判断。男人的问题

在吴谢宇的困惑当中，有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是他因为无法戒掉手淫的习惯，对自己失去信心。这也是他在失意时，尤其痛恨自己没有爸爸的原因。“我好恨自己当初爸爸在时，从没和他好好说说话，从没请教过他。他走了，我本能地觉得这些问题属于‘男人的问题’——‘怎么做一个男人，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男人，一个男人应该做些什么’，我觉得这些问题对我极其关键，但只能去问一个‘男人’才行。我真的好想有一个‘男人’能为我答疑解惑，指点我人生和生活应该怎么做、怎么过。”

在爸爸活着的时候，包括病重末期，吴谢宇逃避了有可能与爸爸交流的机会。性、疾病、大家庭的拖累，爸爸似乎成了各种禁忌的代名词。“爸爸走后，我就天天在后悔，后悔为什么我没能早点问他，他希望我以后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的困境越深，再回想爸爸的去世，情绪就越激烈，“我想象着爸爸最后的话就是我的答案，能解答我心中一切疑问与困惑，能给我拨开眼前无尽的漆黑迷雾……”

男人的问题，确切地说，是吴谢宇面对性的欲望。从小的家庭交流里，情感的涌动是缺乏的。可是他越想压制自己的七情六欲，身体的欲望就越显得强烈。在2021年写给舅舅的道歉信中，他说道：“心中有太多痛苦恐惧难受委屈，负面情绪不知该怎么办，但我不能对妈妈说一丁点，因为我不想给她施加一丁点负能量和压力，我好心疼她，于是我早早学会了无视强压与逃避，无视心中情绪，无视不了就用意志力强压，实在压不住太难受我拿性彻底逃避。”

爸爸活着的时候没有办法面对，爸爸去世后，又能找谁来诉说这种困惑呢？吴谢宇与同龄人没有真正交心过，在可寻求的长辈资源里，他一度犹豫过：要不要跟舅舅聊聊？

吴谢宇说他想过向舅舅倾诉，但是“回老家时，不知怎的，我觉得你有些沉默。我有些怕，不敢和你多说话”。读大学之后，有一次假期，谢天琴因为有事，让吴谢宇搭舅舅的车回老家。吴谢宇记得这是他和舅舅的唯一一次独处。“那时我的大脑已经很混乱了，我读的是经济学专业，我在书里学到的那些模型，我觉得好虚幻抽象，和现实好像差距很大，而你又是自己做生意，所以那次路上我好多次都想向你请教、问你问题，想听你告诉我现实中的企业啊工厂啊都是怎么办的。更关键的是，那时我的人生态度已经很悲观很消极了……”

和舅舅两人相处，吴谢宇发现舅舅还是挺沉默。在服务区吃饭时，吴谢宇多次想向舅舅开口，但没有办法说出他的感受，“我从小到大都从没学会怎么和人倾诉我内心的想法，我从没有一个交心的朋友……”

谢天运并不是一个好的求助对象。谢天琴从小就在乎自己生在盲人和“右派”家庭，三姐弟里头，妹妹谢天凌的性格最外向泼辣。谢天运跟谢天琴的性格更接近，不爱与人产生牵连。谢天运既是刘裕宗的大舅子，他们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刘裕宗讲人情义气，在他看来，谢天运一直是个不通人情的人。当初谢天运离开仙游老家去当兵，是让人羡慕的出路，刘裕宗特意买了好烟和打火机，让谢天运去给左邻右舍发一圈。谢天运拒绝了，觉得这种做法莫名其妙。

2006年左右，仙游的红木生意发展了起来，财富终于刮到了这个在莆田致富比较慢的区域。谢天运和老婆一家人赶上了这波红木生意的风口，赚到了钱。本来谢天运和谢天凌都没有像姐姐那样走读书人的路子，在仙游老家靠各种不稳定的机会谋生。谢天运的生意做起来了，谢天凌夫妇一直承担着更多照顾盲人父母的家庭责任，按照刘裕宗的理解，大舅子既然发家了，就应该带动他们一起致富。刘裕宗向大舅子提议了好几次，“我也不会白白占你便宜，你开店我可以出钱入股，或者找其他的合作方法”。在莆田，“同乡同业”的生态发展得非常成熟，很多莆田人靠着家族、老乡形成了某一个具体的产业优势，比如遍布全国的金器加工、加油站生意、轮胎加工生意。

但是谢天运没有同意，这种做法在莆田非常罕见。2008年，刘裕宗相当于是谢天运的员工，谢天运一个月给他3000元工资，刘裕宗越干越生气，“普通员工都有年底红包，对我连个员工都不如”。谢天琴的父亲活着时，他和老婆照顾老岳父最多。谢家所有需要与外人打交道的琐事，基本是他在忙活，他觉得自己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谢家三姐弟却不领情。吴志坚有次在谢家，跟刘裕宗聊天时，对他的作用大加赞扬，“你这样的能力和性格，在我们企业里，是能够当领导的料”。刘裕宗一直觉得自己在谢家的作用没有被承认，却被连襟吴志坚一下子点了出来。吴志坚说的话让他觉得非常体贴，内心很感激。后来吴志坚又跟谢天琴提到，刘裕宗是有能力的人，他现在发展得不好，有困难，“我们能帮应该帮一把”。虽然吴志坚没有能力真正帮助刘裕宗，但就这几句话，刘裕宗一直记得，“他是个特别通情达理的人”。

在刘裕宗看来，谢家有两个男性最讲道理。一个是他的老岳父，心中很有气象，即使后半辈子眼瞎，但一直心明。上世纪90年代刘裕宗跟谢天凌结婚时，家庭条件很普通，谢父没有丝毫不满意。刘家拿出3000元彩礼金交给谢父，他高兴地接下来，转身又给了新婚夫妇，让他们去买家电家具，自己用。再一个就是吴志坚，他能看到刘裕宗为谢家的付出，一直肯定他的能力。

2012年，处在低谷期的刘裕宗，跟谢天凌离婚了。如今面对我们的采访，他一直感慨，家里最讲道理的两位男性如果还活着，事情到不了这一步。他的岳母从小就眼瞎，没有社会交往能力，所以遇事缺乏主见，他觉得怪不了老人。但是在他离婚的过程中，谢家三姐弟表现出的冷漠，他觉得非常伤心。最后闹翻时，他指着谢天运的鼻子说：“你们一家没上过社会的大学！所以不要说一个人学历高不高，没上过社会的大学，很多时候你们的思维跟一般人是反着的！”怎么证明我爱妈妈？

对于两边家族的亲戚、爸爸的朋友，吴谢宇内心一直有很强的优越感。父母都笃信考第一的价值，而他因为高分被父母和整个社会体系都认可。分数之外的性格，吴谢宇表现得很阳光，犯案后他才说：“表面上的阳光开朗不过是我为了不让妈妈担心而戴的假面具”，“我无法控制自己去猜去怀疑去揣测别人的心”。

无论大姑一家，还是吴家其他亲戚，基本都是普通阶层。小姨和舅舅的文化程度比不上他们家。吴志坚和谢天琴是两边家族的骄傲，他们一家在小环境里，是让人羡慕的。不向人求助，很大一部分也来源于这种优越感。

待到大学三年级，同学们都忙活了起来，各自为选定的道路而努力。在一个多元环境里，没有人在乎吴谢宇能考多少分，他所需要的外在肯定，变得越来越稀薄了。而他就像一个缺氧的人，完全失去了能量。

到了2015年的春季，大三下学期，杨冬明在国外交流结束后回到北大。他发现吴谢宇的生活习惯有了明显变化，他没有之前显得外向和健谈了，安了床帘，过去从不吃外卖的他，开始点外卖，很少出宿舍。吴谢宇喜欢看悬疑推理小说，向同学推荐过东野圭吾，说情节构思很巧妙。而跟他一起选课的同学，发现他上课的时候趴在桌子上，一只胳膊伸了出去，脑袋搭在上边，有气无力的样子。但是吴谢宇在同学面前没有流露过情绪的起伏，看上去始终是平静的。

后来吴谢宇提到：“我一次次想要找个人倾诉求助，却一次次因为太怕被人嘲笑被人看不起而放弃。”吴谢宇跟大学辅导员说，爸爸来北京工作了，他需要搬出去和爸爸一起住。他找到自己学GRE的机构，提前预支了6000元奖金。有门课他是小组长，但是吴谢宇开始经常旷课，同学联系不上他。2019年吴谢宇向一审律师形容自己这段在北京的日子，“惶惶不可终日”，他已经不准备出国了。

这时候的吴谢宇开始沉迷于网络小说，完全放弃了学习。他发现小说里的人物都是一些大家族的继承人，官二代、富二代，“我觉得很羡慕他们，他们的生活只有快乐没有痛苦，而且很容易成功，整体都在享受”。他对比自己的经历，觉得想不通，“我爸妈为什么把我生下来？让我天生这么痛苦？我觉得生活毫无希望，很黑暗。如果他们没有生下我，我也不会这么痛苦，我妈妈也不会这么累”。吴谢宇用长时间的幻想来让麻痹自己，“去幻想小说里的场景和剧情，在那个时候我每天都是生活在幻想里……我感觉这个世界都是虚幻的”。

而这些变化背后，他跟妈妈打电话的习惯没有改变。给妈妈打电话时，他需要汇报他已经放弃的学习生活。随着暑假临近，谎言越来越遮掩不住了。

他说他从小爱看的《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有一句话是“为了更大的善所做的必要的恶”。他成绩不能考第一，已经不能让妈妈为自己骄傲了，怎么证明自己爱妈妈呢？

吴谢宇说他那时整天都在一个个数理经济学模型里，进行不同数字变量、经济学变量之间的比较。他说他傲慢自大地以为，用经济学模型可以去研究一切。万事万物，都可以作为“模型里的变量”来进行“什么更重要、更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比较”，“到最后，我沿着这条越加危险的思路竟走到了‘如果我为了妈妈而放弃了亲人朋友，那就证明了对我而言，妈妈比亲人朋友更重要’。如果我为了妈妈而不顾法律甚至触犯法律犯下罪孽，那就证明了‘对我而言妈妈比法律更重要’”。

他进入了一种内心的搏斗。一方面，他的理智与良知，每时每刻都疯狂挣扎着反抗他的最可怕决定，他心里一遍遍阻止自己，“这是谋杀啊，这是杀人大罪啊，这是天下最可怕的滔天罪孽，你难道真要亲手杀死你妈妈吗？”另一方面，他告诉自己：“如果我找到了一件对妈妈最好、最重要的事，如果我必须要为妈妈做到这件事……假如我还考虑原则、底线、道德、良知、法律，那就说明我把这些看得比妈妈还重要，那就说明我爱妈妈爱得还不够深。”谢老师

但谢天琴此时的变化，吴谢宇并不知晓。

四十七八岁的谢天琴，看上去比她的实际年龄偏大。她的白头发很明显，瘦小的身躯总是穿着长衣长裤，戴着眼镜，非常传统的老师形象。她说话时的仙游口音依然明显，在课堂上看着学生们时，脸上经常有着淡淡的笑容。

王钦宁是谢天琴遇害前带的最后一届学生，他特别爱踢足球。他记得在“铁二中”读高中时，星期一下午第一节是体育课，第二节历史课，一直到历史课的铃声响起，他才带着足球满头大汗地从操场上跑到教室门口。谢天琴会开个玩笑：“你怎么踢球踢到这里来了？”她让王钦宁在门口稍微休息一会儿，再进来上课。“如果是我的班主任或其他老师，就得先说我几句了。”

“铁二中”高中的学生们，只有少数是福州本地人，多数学生来自福建各地的县城或农村。像王钦宁这样的福州学生，文化课成绩不行，差点考不上高中，勉强来到这里。还有一些下边县城或农村来的同学，成绩还行，但很多福州好一点的学校没有寄宿，所以他们把学籍挂到“铁二中”，但上课在其他学校。2015年“铁二中”的高中毕业生100多人，只有20多人能考上本科，上“一本”的不超过5人，还包括艺术生。

所以王钦宁说，2013年他刚进学校，班主任就劝他们既来之则安之。“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是什么水平的一个学校，大多数同学都觉得自己是没考好才来这里的。”当吴谢宇初中从这里考上福州一中然后考到北大的事情在同学们中传开时，王钦宁觉得简直难以置信，“真是有一种振奋的感觉，觉得我们居然还是有希望的”。他觉得另外让他吃惊的一点是，谢老师也并不是语数外这样传统科目的老师，作为一个历史老师，居然能把儿子培养得这么优秀，“这肯定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妈妈啊”。

一次历史课前，王钦宁特意跑去迎谢天琴，陪她走向教室，问她这事是不是真的，谢老师的儿子真的是在北大？谢天琴开心地笑了，她似乎不想在人前表现得太高调，但又忍不住显得高兴。与几年前她总是在课堂上提起自己儿子不同，谢天琴现在从不在课堂上提儿子。但是她的满足是显而易见的。

王钦宁对于在“铁二中”两年的读书经历，整体谈不上喜欢。高三的时候他因为走艺术生道路，去外边的机构参加脱产培训，就在2015年夏天离开了“铁二中”。两年后他终于考上了本科，他说如果没有后来的惨案，他唯一惦记的想回去看看的高中老师，就是谢天琴。

因为在“铁二中”，多数老师抓的只是学生纪律或是仪容仪表，每个月都会检查头发，男生的发长不能超过一根手指的宽度，穿衣服不能不合规矩等。谢天琴的谈吐和气质，使得王钦宁觉得她像一个重点高中的老师，她鼓励学生做课堂笔记，她会认真地批阅和回复。很多学生学习习惯不好，上课说话或是看手机，但谢天琴没有要放弃哪个学生的想法。王钦宁从来没有做笔记的习惯，一开始只是应付着抄几句交上去，但是时间久了，他觉得谢老师是真的用心在对待他们，在培养他们对待学习的一种态度，“我也不想为难这个老师，我就开始认真记笔记，她的作业我居然也会做，其实英语课我都不怎么交作业。谢老师的口音很独特，听多了也亲切”。

在吴谢宇到北大读书之后，曾经一度因为丧夫非常沮丧的谢天琴，实际上从低谷走了出来。喜欢踢球的王钦宁，有时候踢到傍晚六七点再骑车回家。出校门的时候，他经常能够看到谢老师一个人在宿舍楼底下，她就在那儿走走，有时候低头看看土里的小花小草，“她一个人有些孤独，但是我感觉她也在享受这种生活”。

马老师也感受到了谢天琴的变化。有一次学校物理组的老师组织出去游玩，谢天琴参加了。当她出现的时候，有老师吃惊得脱口而出，“谢老师你居然来了啊！”

吴谢宇跟妈妈说着要去美国的事情。一向不喜欢向人求助的谢天琴，在做着自己卖掉马尾房子的准备，她也向马老师提到，可能会向自己的弟弟和吴志坚的朋友借钱。她的情绪似乎回到了大学和刚刚参加工作时的状态，偶尔露出笑容。儿子要出国深造了，她也在丢掉过去的情感包袱，感觉自己的人生也迎来了新的阶段。 大学吴谢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