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猎人

文·孙雅兰2022年“双12”期间，身在越南的黎叔遭遇了创业以来的最大危机。他公司旗下的一位头部主播接收了一批由平台推荐的货品，在直播间上架销售，被该产品的当地总代理指为假货，公司运营因此陷入瘫痪。在此之前，黎叔还对公司的前景充满信心，一心想把这个主播培养成越南的薇娅。

“现在后悔离开大厂了吗？”手持摄像机跟在他身边的花总（网络ID），有点不忍心向黎叔提出这个他认为“很残忍”的问题。自2022年11月起，花总一直在用镜头追踪这位黎叔的越南经历，这是《出海》的拍摄缘起。《出海》聚焦一批像他这样的中国商人，已经于5月上线播出，黎叔便是其中一位主人公。42岁的黎叔曾在国内互联网大厂工作12年。2019年，他看到去越南做直播电商的潜力，拿着500万元，到胡志明市成立了一家MCN（网红孵化机构），希望能复制国内电商热潮的奇迹。疫情中，他的公司挺了下来，成为越南最大的MCN。但这个突如其来的直播事故，给他的海外冒险踩下了急刹。

过去几年，越南成为国内社交媒体上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有一种时光机说法流传开来：现在的越南就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即将迎来高速发展的时代红利。在这样的预期之下，奔赴越南掘金的人日益增多。密切关注网络热点的花总，意识到讲述越南故事的时机已经到来，就像他三年前捕捉到的口罩故事。2020年4月播出的《口罩猎人》一上线便引发全网病毒式传播，导演剪辑版在微博全站观看量达到919万次，后来还获评微博2020最具影响力纪录片。在此之前，他在网上是以文字发布为主的网红，从鉴定官员佩戴的名表，到揭示阶层鄙视链的装腔指南，十几年里制造了不少话题，也积攒了不少粉丝。转型拍摄纪录视频后，他更愿意以独立导演的身份介绍自己，没有脚本、单一机位、手持摄影，这些拍摄方式令他的作品看起来相对简单，所以有时他也主动放弃纪录片的名头，将其称为Vlog。

花总选择的是没有计划的游猎式拍摄，“每天出门前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等着我去‘林子’里转悠转悠”。拍《出海》，他就这样转悠了五个月。他将目光锁定在一群TMT（科技、媒体、通信）行业的出海创业者身上，“可能观众看到的是商场，但我关注的是人的故事”。

“每一个今天在越南混得风生水起的企业家，你问他当年为什么去越南，如果他真的掏心窝子，都会跟你说，因为在国内混不下去。”不过，吸引他去关注这个人群的理由也是一样的，“在大时代里，不管你怎么努力、挣扎，都会被裹挟其中，但很多人依然很倔强，就像范德彪（《马大帅》剧中人物）一样，你可以嘲笑他，看起来很虎很彪，但特别能打动我这样的中年人。”

片中黎叔的经历便颇具代表性。他在公司的一天通常如此开启：员工早上十点陆陆续续来到公司，干活两个小时便开始吃午饭，吃完午饭集体午睡，下午四点半又围在沙发区聊天，等到五点半则准时冲到地库，骑车下班。头半年，他不得不努力适应当地人的习惯，强迫自己融入当地文化。这些情节随《出海》播出后，#越南人打工不卷逼疯中国老板#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即便是大鳄过来这边，想卷也卷不起来，反而是要考虑能否解决水土不服的问题。”黎叔在网上发文说。

对熟悉花总的人来说，他在网络世界留下的人设是，似乎总能找到常人难以接近的题材和人物，这也成为他以作品冲开流量的一大密码，因为观众容易在其中收获冒险和探秘的快感。之前在解密《口罩猎人》的幕后拍摄花絮时，他就提到，自己之所以能深入一些特殊场合拿到一手素材，无非是自由职业的身份，让他不用受到单位或机构的束缚。《出海》播出后，很多人再次好奇他是如何寻找拍摄对象的，他称自己的方法是动用“社会人”的手段——找到一位能替自己背书的关键人物。

几年前，为了另一个拍摄计划，他落地河内机场，那段时间越南频发骚乱事件，华人少了许多。在机场，一个同样从中国过来的商人同他搭讪聊天，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后来这位商人在越南光伏行业起家，建立起一个很大的光伏产业集群。得知花总想拍在越华商，主动替他牵线搭桥，通过他组织的一场饭局，花总认识了老王。

老王是《出海》中的另一位主人公，比黎叔年长15岁，出海史要追溯至更早。他曾在国内担任某券商营业部总经理，在跌宕起伏的股市中起起落落后，决定出走越南寻找新的机遇，在47岁“高龄”创业。2016年，他收购了一家越南的证券公司，三年后在河内证交所挂牌，成为越南资本市场上仅有的两家中资上市证券公司之一。而他最初来到越南时，“全越南200万账户都不到”。

老王经营多年，人脉广阔，其客户圈流传一个笑谈：在越南，大家摸着老王过河。那天饭局结束，花总很快敲定了跟拍老王的计划。自此，老王的办公室成为花总“狩猎”的根据地，这里像一个交通枢纽，每天都能见到来来往往的拜访者，《出海》开始成形。

《出海》播出后登上过一两次热搜，然而收视表现却远不如《口罩猎人》。一些因为花总慕名而来的观众不免感到失望，他们将两部片子进行对比，认为新片子故事性弱了许多。花总并不避讳这样的对比，他心里很清楚，当年《口罩猎人》的题材可遇而不可求。主观视角、追剧式的跟拍，这样的风格，花总从拍摄《口罩猎人》时便开始了。但相比《出海》的提前筹备，《口罩猎人》的诞生则完全出于偶然。

2020年2月，为躲避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花总到了越南，随后又从越南跑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他是当时最后一批入境土耳其的人之一，入住的酒店日益冷清，中国人更是少见。一次在酒店餐厅吃饭时，他在微博上收到一条私信，对方称是他的粉丝，和他住在同一家酒店，想约他见一面。见面后花总才知，这位粉丝和老板来土耳其是为了批量采购口罩。当时口罩是最紧缺的物资之一。一个30岁的商人，住着豪华酒店，坐着私人飞机，带着保镖、武器和巨款，游走在鱼龙混杂的异国市场——花总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人物。

商人名叫林栋。一开始，花总只计划花一天时间拍一个访谈视频。没想到，林栋对他的镜头展现出十足的开放度。随着了解深入，花总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始了持续追踪——特殊时期被打乱的贸易规则，如野兽般灵敏地出没在丛林交易中的人物，都是正常商业环境下很难出现的故事。他的跟拍时间越变越长，最终一天变成了两周。到3月下旬，伊斯坦布尔疫情扩散，酒店里，旅客只剩下了花总和林栋一行人。考虑到自身安全，花总决定撤出，林栋的故事也匆匆结束。“那时不知道这个病有多严重，有点害怕，我也是个很怂的人。”花总说。

拍摄完成后，花总向腾讯新闻的制片人徐婵娟表达了合作意愿。徐婵娟一看到林栋的照片，便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他的样子不是我想象中的生意人，看起来很年轻，西装革履的，是个很新鲜的人物”。更令她兴奋的是故事题材，她向本刊回忆道：“一个非常年轻的商人，在海外进行上亿资金的采买，这事很反常。”

拿到全部素材后，徐婵娟火速集结团队确定分集结构和剪辑叙事，仅用一周便完成了后期制作。林栋和他游走边界的口罩生意被置于聚光灯下，这场隐秘交易及其幕后导演，都迅速引发全网的讨论。

片子上线曾遭到林栋律师的反对，却获得了林栋的首肯。其实开拍前，花总也一度担心林栋会被口诛笔伐，没想到林栋却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好感，花总戏称“这都可以当成一个传播案例去研究了”，并分析说，可能是林栋帅气的外貌扭转了舆论，“满足了观众对霸道总裁的想象吧，搞得我都有点嫉妒了”。花总在事后反思自己是不是没和拍摄对象保持足够的距离，对林栋身上的争议性呈现得太过保守，而这和他自己对林栋潜在的好感不无关系。拍摄过程中，花总也曾对林栋提出“质疑”：“担不担心别人说你发国难财？”林栋对自己的辩护令人印象深刻：“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这样的复杂人物，是花总更感兴趣的。他多年前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坐在咖啡厅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想象他们背后的故事。他喜欢探究林栋身上的复杂性，“他在我眼里就是个赌徒”，拥有一种“五彩斑斓的黑”。但林栋的背景没有被他放入片中：去土耳其之前，这个年轻商人正深陷一些合同上的纠纷，被列入限制高消费名单，口罩生意其实是他翻身的希望，为此他不惜在疫情中涉险一搏。

《口罩猎人》播出几个月后，林栋回到国内，他的故事却远未结束。在一次采访中，林栋对媒体表示：出名后，做生意少了很多铺垫过程。但麻烦也接踵而来，因为此前在土耳其的一批熔喷布订单出现问题，他一度因“合同诈骗案”被带走，在拿出巨额保金后才出来。被带走后，林栋还曾托妹妹带信给花总：“假如我坐牢了，你还要继续拍我，将来给我女儿看。”

回想自己拍摄过的人物，花总对他们的命运充满感慨：“我拍的人多少都身陷苦海之中，不一定是经济上的苦，就是某一种纠结、复杂的状态，需要一根绳子或者一个彼岸。”

这些话，听起来也像在讲他自己。

个人出资让他可以自由决定拍摄计划，但这也是一种“奢侈”的创作方式。《出海》开拍前，徐婵娟曾有些过意不去，因为没能为他争取到拍摄资金，但花总表现得不在乎。在徐婵娟眼里，花总是一个通过多年工作和炒股，“早就实现财富自由的人”，因此不急于通过拍片赚钱，“像他们这样的人，一般不会太好奇公共事务，或是顾虑重重，但花总不一样，他对现实和大众的关切很强烈”。她将此理解为一种“观察家的底色”，以及“孩童般的虚荣心”。她记得，花总以前喜欢收藏名表，但在见到一位富二代价值400万元的表后，他开始对名表失去兴趣，“他意识到对这些东西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数字分身

“我是一个见到越大场面越兴奋的人。这会让你产生一种幻觉，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在见证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面前的花总却不太像是说出这番话的人。他身材消瘦、外表斯文，眼神隐藏在厚底眼镜片下，说起话来不疾不徐，声音轻柔到需要凝神细听。《出海》播出几天后，他5月底从缅甸回到厦门，住进一家五星级酒店，和我约在这里见面。

在互联网沉浮十余年，自信十足的他曾扬言：“我想红太容易了。”他数过，自己光是登上微博热搜的次数就有40多次，并形容自己“天然就知道人的注意力在哪里”。无数次的网络浪潮更迭中，他见过许多快速走红又快速消失的人。“无论时代怎么变，人性是不会变的。”他一度对自己的能力感到得意，但不久便认识到隐藏的风险，担心自己点燃火后却不能控制火的走势，开始收敛张扬的性格，“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流量的操盘手，这很危险”。近几年，他越发感受到舆论场的撕裂和易燃，学着与流量保持距离，表示自己只是每隔几年“喷发”一次，做一个“休眠式网红”。

即便如此，他依然十分看重自己“数字分身”的寿命，时常告诫自己“不能短视，短视就会吃相很难看”。但是，一旦长时间消失于公众视野，他就会感到压力，每隔两三年便督促自己“要出来交一下作业，刷一下存在感”。在网络世界里，他长期与粉丝保持紧密的联络，他开了与粉丝的连麦直播，已在微博上进行了214场，涵盖情感、职场、文艺、社会等各种话题，每次直播时长达到2～3个小时。他很精心地维护这种亮相，就在我们采访进行到晚上十一点时，他突然说，自己需要马上回到酒店房间进行一场直播。当晚直播间的话题相当发散，有人好奇《出海》的幕后话题，有人询问花总的人生计划，还有人咨询自己的人生困惑。他坐在狭小的衣帽间里，侃侃而谈了77分钟，总共7万人在线观看。

花总的手机备忘录里，躺着一长串他计划拍摄的清单：卖肾的人、临床试药者、三和逝者、代孕的母亲、生活在烂尾楼里的人，他概括为“这些身居底层、不被看见的边缘人，都是我想拍的时代B面”。他也总是在言谈中将自己的人生与他人的故事对照起来：“或许在另一个时间线上，我就是黎叔。又或许，我将来会变成另一个老王。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纯粹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现实中，他早已不再为基本生计发愁，“我可能过得还不错，那只是因为运气”。他讲到2007年曾去四川山区一所中学支教的经历。那所学校10年才走出一个大专生，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都是在流水线上打工。支教结束，最后一堂课上，他给学生留下10个字：自信、坚韧、冷静、宽容、感恩。几年后，他已经在深圳创业了，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曾经教过的女学生的电话，向他借钱去堕胎。电话里，女孩哭着说：“老师你骗了我，外面的世界跟你说的不一样。”他自述这件事让他震动良久。后来他专门去工厂“卧底”，想体会一下学生的生活，“当我真这么做了以后，发现以前的我就是个傻子。这个世界是很坚硬、粗粝的，你没有受过别人的苦，只是因为运气好。不要再对自己脚下这块地感到理所当然”。“卧底”，是他喜欢使用的一种描述方式。这些“卧底”故事包括：去东莞的印刷厂打工，在深圳体验擦玻璃的“蜘蛛人”的生活，去三和市场探访打零工的游民……2018年，为了追踪一个三和市场的逝者的故事，他曾在深圳的景乐新村生活了一段时间，那里是“三和大神”云集的劳务市场。有一次，他接了替一家物流公司集散中心搬运打包的活儿，为了150块钱，干到了下半夜，全身关节几乎都散了架，等收工回到住处，一下车就把胃里的东西吐了个精光。

他做过的另一些上热搜的事情，在网络上至今还有“记忆”，搜索一下就能看到。比如2012年，他起底世界奢侈品协会，因此被对方起诉，后来还丢掉工作。最终诉讼被法院驳回，机构媒体加入调查后也帮助还原了事实，他却还是遭到暴力报复。从那以后，他开始了以高级酒店为家的生活，提起行李箱就能换个城市住。到现在，这种不常规的生活他已过了10年。久而久之，酒店成为他所说的，能给他提供安全感的壳，“想融入世界的时候就出去，不愿意出去的时候，谁都不能打扰你，还能享受职业化的服务。它就是一个壳”。

但是没过几年，他又亲手挑衅了这种安全感。2018年，他再次以曝光人身份出现在网上，起底酒店行业的卫生状况，之后他的真实身份遭人泄露、流传，酒店行业将他标注为“暗访人员”，无论入住哪里都无所遁形。他的反击方式是，索性高价悬赏追踪暴露自己身份信息的人。

这十余年里，在互联网世界花总已更名三次。2011年，他第一次注册微博，给自己取名“花果山总书记”，头像是他最喜欢的孙悟空。后来他注册新号，取名“花总丢了金箍棒”，自嘲当时步步后退的状态。如今他的账号名已经浓缩至两个字：“花总”。而在他递给本刊记者的英语名片上，他又回到了自己的现实身份：Wu Dong（吴东）。

外界赋予过频繁跨界的花总许多不同的标签，他自己唯一认可的是“故事猎人”。结束《出海》的拍摄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缅甸的诈骗集团，“我现在对缅甸的兴趣大过越南”。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花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