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界定，“同意”为何是有局限的概念？

文·简一  编辑·王海燕2023年4月以来，国内文化圈曝出了几起涉及性侵和性骚扰的指控。其中一位被指控的编剧，在网络上出示了自己与指控他的女性之间的聊天记录，试图以此证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性骚扰，而是双方都同意的情感关系。这些对话激起了另一轮对性骚扰的讨论：何谓“同意”？

有人认为，聊天记录中“有来有往”的对话是“调情”，表明“同意”性接触，如今的指控属于诬告；也有人认为，这些对话是双方身份和地位不对等之下的客套周旋，被解读成“同意”性接触，本身就是一种污名化。

那么，在判断性接触中，到底什么才是同意和自愿？

对此，我们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郭晓飞，他是性别与法社会学领域的专业学者，对性骚扰中的“同意”概念有深入研究。他追溯了女性主义思潮中关于“同意”的讨论，启发我们认识到，“同意”本身或许就是一个有局限的概念。而要形成这方面的社会共识，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以下是《三联生活周刊》记者与郭晓飞的对谈：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通常认为，被性骚扰后应当立刻表达拒绝。但有不少女性表示，自己被性骚扰后往往“假装没事发生”“表现得很大方”，甚至主动开玩笑化解，维持关系。这种情况是否普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郭晓飞：普不普遍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没有调研数据来佐证，不过我们确实看到公共论坛上会有一些女性这样描述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层次的原因：一是显而易见的权力关系的原因。因为有上下级关系，或者对方掌握了一些权势和资源，所以受害者“虽然觉得是性骚扰，很恶心，但是我要强颜欢笑应付过去，我没办法拒绝”。二是社会思潮的变化。要知道，“性骚扰”的概念也是这些年才在中国的公共领域普及开来的。从前很多女性觉得不舒服，但她意识不到这是性骚扰，甚至不知道有“性骚扰”这个词，也不知道如何应对，只能顺从于当时的规范，表现得得体一些。其实性骚扰并非一个客观、固定、不变的概念，从历史的角度看，它的内涵一直在发展和丰富。有的女性接收了女性主义思潮后，再去回溯性地看待个人的经验史，才意识到“哦，原来那个叫做性骚扰”。

举个例子，我读大学的时候，不少人对师生恋都有一种浪漫化的想象，比如博士生导师和女博士生结婚了，大家还会开玩笑说“师妹变师娘”，完全不觉得有任何问题。民国时期，老师沈从文追求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包括“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这种句子，校长胡适看了不仅没有阻止，还去撮合他们。这段姻缘被传为美谈，但放到今天，很多人铁定一下就联想到性骚扰，会非常警惕。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的性骚扰指控事件也激起了网络上对“同意”（性接触）的讨论。有人质疑，受害者一方言语上存在模糊性，是不是一种同意的表现？

郭晓飞：美国左派女权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麦金农，其实是比较反对“同意”这个概念的，她指出，“同意”这个概念描述了一种不平等的情境：A主动提出性要求，而B默许或屈服。所以她认为，“同意”本身就是一个不平等的概念。“对同意的强调就像是一直扇动单边翅膀，无休止地关注B——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或者她准备让别人对她的身体做些什么。”如果从“同意视角”分析，B是否被强奸是由B的表达来决定的，而不是看A实际上对B做了什么。因此，“同意视角”就是控告者反而被审判的原因。表面上的自愿，掩盖了A的霸权侵害了B的自由这一事实。麦金农对同意标准的批判，和马克思对劳动者“自愿”出卖劳动力的批判有类似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以前强调契约自由的时候，法律并没有限制工作时间，更没有对于劳动者福利的一系列保障。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判定，假如你跟雇主签订合同“一天工作10小时，一周工作7天”，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这是你的契约自由。但后来，劳动法有了每周最长工作时间的限制。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劳动者的自愿不是真的自愿，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所谓“自由得一无所有”，因为你没有任何谈判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用工作来比喻，似乎能理解，为什么性骚扰中的“自愿”和“同意”是有待商榷的。

郭晓飞：所以麦金农提出了一个更高的标准，用“是否受欢迎”来代替“同意”。当然了，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并不是说这样的标准就一定好，但是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三联生活周刊：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受欢迎”真的可以替代“同意”标准吗？

郭晓飞：在美国，“是否受欢迎”已经成为职场性骚扰的判断标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明确，与性行为有关的“自愿”的事实，不能作为对性骚扰行为的辩护，关键要看其是否受欢迎。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受欢迎”的标准如何操作？

郭晓飞：这里可能没有一个非常客观的、可测量的标准。198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文森案”中回应了“如何判断不受欢迎的涉性行为”。这个案子是这样的：美国女性文森到美驰银行实习，被安排在银行副总裁泰勒的手下工作，实习期满后，泰勒向文森提出性要求。为了保住工作，文森勉强同意了。之后4年，泰勒强制文森与他发生性关系超过40次。文森有了男朋友之后，开始拒绝泰勒的性要求，但泰勒依然持续纠缠，设置陷阱破坏文森的工作环境，并威胁她如果敢举报自己，就“干掉”她。因为害怕丢失工作，文森从来没有对人提及自己的遭遇，也没有尝试举报对方。后来，文森起诉了银行，但初审法院认为，文森本人是“自愿”的，与银行无关，驳回了文森的诉求。1986年，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认定发生在文森身上的是“性骚扰”，而非“性交易”，是银行高管滥用职权威胁的结果，明显违反了她本人的初衷，符合性骚扰的构成要件。同时认为，“员工迫于工作和生计而忍受性侵害必定造成其人格被贬低、心境被破坏”，使其处于不利的工作环境之中。当然，不是所有的性侵案件都适用“受欢迎”标准，有些案件也与悬殊的权力关系无关，“同意”标准的操作性非常强，在实际司法实践中依然非常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在今天的网络舆论中，对于“文森案”，可能会有人觉得，这是女性为了换取资源的主动行为，不能认为是性骚扰。

郭晓飞：这取决于你用什么视角。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对待这个问题区别很大。在中国的职场上，这一般被叫做“性贿赂”——有人认为，女性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获得了很多好处，让大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在另外一些国家的职场上，用性交换资源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交换型性骚扰，在这个视角下，女性被认为是受害者。有一些现象其实很有意思，值得我们去思考。比如说在中国的反贪行动中，逮捕一名官员，经常讲到这个官员有很多情妇，而且不少情妇都是他的下属，双方也有职场上的关系，但我们一般会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党纪”问题，会用“生活作风败坏”“违反党纪”这些词语去描述。有段时间，中国法律界还在讨论性贿赂是否入罪的问题。如果在有“交换型性骚扰”概念的国家，那些女性可能会站出来讲：“我被性骚扰了，我的同意不是真的同意，而是因为有这样一种高压的权力关系。”所以，是性骚扰还是性贿赂，这两种表述会（给女性）带来非常不一样的评价，一个会被认为是受害者，一个则是施害者。

三联生活周刊：被骚扰的女性常常强调自己会感觉到强烈的屈辱、屈从感。这是为什么？

郭晓飞：整体而言，我认为这与历史有关。历史上，性，哪怕是互相同意的，两个性别也常常有“一方觉得占了便宜，一方觉得吃了亏”的感觉，即何春蕤教授所说的“赚赔逻辑”。（注：何春蕤为知名性别研究学者，上世纪90年代曾是中国台湾地区妇女运动领军人物。）即使互相同意的性，都可能会给不同性别带来这种感觉，何况是被骚扰的性？麦金农认为，女人在历史上一直需要通过性服务交换物质生存，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而卖淫、婚姻及性骚扰，使得这种安排被体制化了。男女两性是一种支配－屈从的色情化关系。现在来思考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我们的“国骂”是“问候”别人的母亲？第二，回忆一下轰动全国的“于欢案”，为什么讨债的男人侮辱于欢母亲的方式是在他母亲面前脱裤子？第三，于欢杀了讨债者，一审判于欢无期，结果社会舆论反响强烈，二审改判五年；为什么公众不能接受重判于欢，甚至有人问法官，你是没有母亲吗？这几个问题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有关。性、侮辱感、男人女人、母亲，这些东西在历史上就是被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麦金农认为，在现有男权制度之下，想分清楚同意和不同意，不容易。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麦金农的观点准确吗？

郭晓飞：我们不一定要同意麦金农，但是不能否认她的一些论述很深刻。她认为，性骚扰不仅是个人的，也是政治的，它其实是一种性别歧视。在职场上，对女性的性骚扰很多时候会构成一种排挤，制造一种“敌意工作环境”，当工作场合充斥着恐吓、冒犯、猥亵的氛围时，女性是很难继续待下去的。有些人觉得，这怎么会是歧视？他骚扰你是因为喜欢你；或者说，男人也可能被性骚扰，这和性别没有关系。但是一些女性主义者看来，在性骚扰中，往往是女人作为男人的性客体，男人使用女人的性。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一些男性认为，性骚扰只是“遭遇了不喜欢的性追求”，您怎么看？

郭晓飞：男性整体上并没有在性方面被界定为性客体，没有在经济上弱势、依赖于另一性别的历史和现实经验。从这个语境下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女性整体上对黄色笑话比男人更敏感、更有被伤害感。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该如何区别性骚扰和正常的性行为呢？

郭晓飞：在一些情境下，性骚扰、性犯罪和正常的性行为之间，存在一个模糊的灰色地带。但是法律有一个问题，它比较笨拙，跟思想不一样，它需要做出非黑即白的判断，而有些时候未必所有事情都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判断。知名法学学者波斯纳说过，向来对性的规制的法律，都不可能是非常稳定和可预测的。比如在对淫秽物品的管制上，斯图尔特大法官有一句名言，什么叫淫秽，“I know it when I see it”，只有他真正看了片子才能判断。一方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对这里面权力关系的警惕，尤其是在工作环境中；另一方面，我也不希望反性骚扰最后演变成一个新的规训。之前看到一位博主评论，男人应该怎么样避免被说性骚扰，其中甚至提到男女要尽量少握手。如果是这种过度的规制和压抑，那社会可能要退回到“男女授受不亲”的程度。进步主义其实也有阴暗面，它不是完美的。反性骚扰在美国走到今天，其实是一个综合的结果，一方面是女性主义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有科层制发展的原因，想让工作环境完全“去性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些公司也开始禁止办公室恋情了。美国有这样的培训，一个女性员工喜欢拥抱别人，当被问到如何可以避免性骚扰指控的时候，培训师说，最好是双方同时伸出手臂。

相比别的问题，性的问题往往处在极度私密的层次，很难提出一个抽象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性骚扰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今天的标准到明天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将来可能会更加严格。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严格是好事吗？为什么？

郭晓飞：我个人认为，严苛不一定是好的。如果造成一种“大家都不要去谈性”的氛围，实际上可能对女性不利。因为在性的历史上，男女往往是面对双重标准的——男人的性行为被认为是风流，但是女人的性行为则被认为是淫荡。在传统上，女性被规训得更厉害。如果大家都不能谈性，这种双重标准可能会更加固若金汤。 性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