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期精选 | 如何重返历史现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近代的端倪洋务运动160年2021年05月24日 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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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和辛酉政变后，清朝内部产生了洋务运动得以孕育成型的空间。洋务运动意味着：“天朝”开始认识到在“天下”之外还存在着别的世界秩序。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郭嵩焘、张之洞等传统士大夫在探索实践中开拓空间，虽充满掣肘，却由此开启了一条逐渐驶入近代的隧道，既与一个异质、不对称的国际秩序对撞冲突，也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现代国家意识的端倪。
这一切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今天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意义也许在于：我们需要真正地思考如何理解和面对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理解洋务运动，是一个起点。
魏晋风度士族 隐逸 田园 清谈 造像2020年08月24日 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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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历过东汉末年的魏晋人来说，之前的两汉有400多年的历史。时间以如此巨大的尺度横亘于前，以至于很多汉代诗人都相信汉会是一个千年帝国。时间的观念接近永恒，人性也几近恒定不变。然而突然间，这永恒静止的时间流动了起来：汉代经学其实已几近死亡，老庄哲学被重新挖掘；人口开始流动，边境的其他族群迁徙进来；洛阳陷落，永嘉南渡，战乱连年、流亡、离散……时间开始流逝，几近永恒的时间瓦解了，转瞬即逝的时间感觉凸显了出来。从这一时期开始，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才开始被理解为“时间一去不复返”——魏晋风度就是在这样的时空开阖中孕育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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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50年代的学生蔡鸿生说，“他的重大关切，是如何去避免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刷推，并非现实功利。”对于陈寅恪的解读，蔡鸿生希望人们多关注期精神史、学术史而不只是生活史。陈寅恪的那些作品是他与后人对话的方式：“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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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毫无争议的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界标之一：其牵涉之广与影响之巨，使得此后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可在其中找到或显或隐的连接。这个意义上，每一位现代中国人都流淌着“五四的血脉”——无论自觉与否。相比于再现“五四”戏剧性的历史瞬间，或是加入到它对后世意义的争论中，我们更愿意退后一步，以更长的时间参照系，以及更广阔的历史空间来理解近代中国人的思想追索，从那些先行者在思想上与现代世界初步发生接触的时刻开始叙述。
唐朝的想象力
城市 女性 诗歌 胡风2018年12月03日 第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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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盛世的气质可以用很多词语来形容。它的疆域辽阔壮美，它的诗浪漫奔放，它的心态自信雍容。在这个世界性的中华帝国里，唐人如何看待自己与他者，看待本土与异域？一个唐人身处何种世界观念和何种时代精神中？形成他们开放包容心态的源头何在？
与正统的儒家天下观并不完全相同，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皇帝提倡包容性：他们的帝国理想既包括中国人，也包括游牧民族，对异域外来者也可以融合，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唐人在文化观上是汉民族的文化观，骄傲于自己的典章制度和华浮文采，但对外来文化从来不排斥和抵触，兼收并蓄。
宋朝那些人士人 士风 士气2018年01月29日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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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士大夫“政与学兼收并蓄”的特征，让他们承担起重塑中国传统的责任：他们在政治、意识形态、哲学、文化、文学、艺术、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与那些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强大经济力量结合在一起，使得宋成为一个转型时代，一个“传统中国”的典范。这些脱胎于儒家思想之“士”的精神理念，在此后的漫漫岁月中，加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而其中不少具有民族典型性的文化特征，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
中国群星闪耀时新文化运动在19172017年05月15日 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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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是现代中国形成过程中的文化节点：相比于两年前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两年后即1919年五四运动所赋予新文化运动的更多的政治意义，1917至1918年，对于新文化运动具有文化意义上更实质的推动，成为实际上的中国现代教育和现代文化思想的发端。胡适曾从理论高度评价它，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对于文化的新态度，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1917这一年涌现出群星璀璨的文化人物，从本土饱学之士，到留学归来者，思想活跃，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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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历史学家相信，唐宋之交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最早提出这一观点，“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邓小南强调从唐到宋“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会变迁过程。她认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的说法，“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巅峰’，而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的滥觞’”：都市景观的变化，文学重心的下移、科举制度带来的社会流动无一不印证着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