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期精选 | 追索早期中国的形成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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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任职北洋政府农商部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受中国官方委派,前往仰韶村进行考古发掘,这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始,仰韶文化也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文化。自此之后,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以田野为基础的科学、规范的阶段,随着各个时期的遗址不断被发现,中国的历史书写也在不断被丰富、被更正。在这个过程中,仰韶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史前考古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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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多年前青铜文明的辐射范围是很广的,青铜器是我们现在回看那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物质载体。要厘清这个时期中原与长江流域各地之间的关系,考古的发掘出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连接起来,共同搭建出一个商代青铜文明的图景。这些青铜器的差异性是什么,共性又是什么?
当我们把商王朝中原与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版图搭建起来之后,还会思考另一个问题:冶金术很有可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到了中国之后,变得发达而且独特,那么为什么中国到了商代,开始拥有这样一片青铜文明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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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去围绕这里的猜测与假说,三星堆文化承载的是非常严肃理性的考古问题和历史脉络——它是先秦考古中的重要一支,也是理解四川地域历史的关键环节,和与之相关联的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等,共同勾勒出古蜀国文明的轮廓。
另一方面,三星堆和盘龙城、赣江流域等地的考古发现也让我们确切地认识到,除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明之外,在长江上游还同时存在着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文明。这些发现重构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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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2日,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时刻。这一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的发掘获得重大突破,首次发现了甲骨窖藏坑。这是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以来,第一次以科学考古方式出土大批甲骨文,总数多达上万片。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文字“铁证”使殷墟成为可与历史记载相对应的年代最早的文明遗址。差不多同一时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现则正在解决“中国人从哪里来”的问题。历史的开端与人种的起源,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更大的问题:“什么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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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来,因为斯坦因而流散到欧美的敦煌、吐鲁番和高昌一带的文物和文献,诞生了一支新的学问——“敦煌学”,它在20世纪成为世界学术的新潮流。各国学者孜孜不倦地研究,这门学问也日新月异、迅猛发展,它深刻改变了东方学,特别是汉学的面貌,也改变了我们对中亚、亚欧大陆乃至世界历史的认识。
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学者或远渡重洋,调查抄录敦煌文献,或万里西征,考察保护敦煌石窟,也产生过学术发展的灿烂时代。西方学者所擅长的各民族语言文字材料和印度、伊朗等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中国学者所擅长的汉学研究相互交流。敦煌学,已是世界的敦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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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徐旭生在年届七十之际,开启寻找“夏墟”的行动。他找到了二里头,却以为这是商代都城;另一位考古学者邹衡提出这其实就是夏都,又被群起而攻之。直到偃师商城的发现和一系列发掘成果,让95%的考古人达成共识: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都城,二里头主体文化是夏文化。而剩下那5%里对二里头的夏都地位乃至夏王朝的客观存在都还存疑的人,却又还包括了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
“找到”夏朝的过程可谓千回百转,其间历经十数年漫长的论争,然后才形成一定的共识。和发现一个殷墟、挖出一坑甲骨那样直接、明了的方式全然不同。这也为日后的争议埋下了伏笔。如此多次反转,显示了贯穿“寻找夏朝”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困境:如果你找的是一个你从未见过甚至不能确定是否存在的东西,即使你找到了,又怎么能知道它就是你要找的东西呢?反之亦然。对二里头这一核心遗址的了解的不断深入,与它的发现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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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三大原生文明之一的中国文明,是如何形成的?公元前3500~前1500年,在中国时空范围内,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的祖先何时点燃文明的火光?这些问题困扰了中国学术界近百年。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仰韶村,到1926年李济在西华阴村的发掘,再到2002年由科技部立项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都是对这一宏大问题的不懈探索。在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中国之前的“中国”逐渐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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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西高穴村汉墓开始挖掘,将曹操陵墓的寻找,由猜想推进到实证。只有对一系列沉睡千年的文物完成缜密的考证,才能结合地理搜索完成判断。如同玩一个拼图游戏,所有的模块都应该准确无误,而不能自相矛盾。这是一个专业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历史、器物、文字、墓葬、民俗、化学等多方面专业知识才能完成,需要每个领域的权威专家共同进行判断。
地理线索与考古实证构成破解谜团的二重维度与逻辑线索,在这样的双重逻辑下,西高穴村的汉墓才被现今国内的大部分专家确认为曹操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