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后”求职前要跨过的N道坎

当一个词出现简称，说明此事已形成默契。刚上大一，中国人民大学的卢欣借助一些词，已将在国内顶尖大学中的本科四年甚至研究生七年的生涯看得明白——“保研”“考研”“考公”，乃至更为具体的“811”。

研究生阶段需要提升学术能力，往更专业的领域钻研，又要从研一就开始实习，准备就业，或是在研究生毕业前夕，刷题，准备考公“上岸”。而在“彼岸”之前，有研究生的“此岸”要上。大三下学期是保研的截止期，如果没有保上，就要刷题，准备考公、考研。也就是从大一入学开始，都是争取保研的阶段。在卢欣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要满足三个指标，那就是“811”，80%的科研成绩，10%的科研项目成果，还有10%的学工成绩。为此，他们要选一些跨专业的课，把2000字的课后作业往1万字写；要找老师在期刊上发表论文；要找一些实习，了解自己期望工作的环境；如果选择工作保研，还要与同学搞好关系，争取进入学生会。

作为卢欣在职业生涯规划课的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李育辉发现，类似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她的学校，也是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六七年前，随着GDP增速放缓便已出现，自疫情以来越发严重。其背后的原因，是学生层层传递下来的不安全感。

猎聘在联合中国世界青年峰会共同发布的《2022全国青年人才就业趋势洞察》中表明，在19～25岁的职场人中，将安全感放在首位的比例达37.35%，其次才是价值感和成长感。而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占据首位的始终是薪酬。“稳定，员工不会随时被炒或公司不会突然倒闭”“公司有实力，抗风险能力强”成为最主要的求职目标，更为极端的是，只有不到6%的大学生未来会选择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工作。

造成如此不安的原因很多，最直接的就是经济不景气。原本而言，“00后”是与新经济和新业态高度绑定的一代，相比于“80后”“90后”，他们一代人作为一个整体，在骨子里与互联网相伴。近五六年的时间里，直播带货、网络金融、在线教育等新业态，提供丰富而灵活的工作机会，曾是供他们施展的舞台。国家统计局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青年人口在服务业就业中的比例从2010年不到30%上升到2020年的60%。但结合国家统计局和职场研究项目组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疫情以来，青年从事服务业的占比不再增加，而近年来有关部门在互联网、房地产、课外教培等领域加大监管，客观上也在短期对青年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聚焦到高校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与智联招聘平台联合推出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指数显示，疫情暴发前两年，高校毕业生求职市场还是供小于求，一名求职者平均可以从1.56个职位里挑。到2022年第二季度时，供求关系剧烈颠倒，平均每个职位都有两个人抢。

与之相应，能给予他们安全感的工作，往往就是进入体制，不论是政府机关、国企、事业单位，还是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院田丰研究员结合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年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2年至2021年中国大学生的追踪调查等数据发现，高校学生毕业后想去党政机关和国有事业单位的比例从2019年显著增加，到党政机构工作的意愿在2021年时已达到10年内最高。如今则已经演变为，在一些国内顶尖大学，研究生毕业若不“考公”，便被视为异类的境地。

能提供安全感的工作自然更吃香，这使得“学历缩水”的问题愈发凸显。当2023年北京地区毕业的硕博士生数量将超过本科生，人才与需求的错配可想而知，党政机关、国有事业单位，乃至优秀的民营企业可以顺理成章地“掐尖”，学历要求水涨船高，普通大学的本科生要“削尖脑袋”考顶尖大学的研究生，既积攒人脉，又提高自己的身价。田丰统计，仅中央国家行政机关考试时，招录硕士及博士毕业生的比例，在2013年至2022年的10年间，从10.7%，暴涨至68.9%。

对于学生来说，初职年龄因而不断推后，本科必读研，一年考不上就“再战”“三战”。那不仅是招聘单位的要求使然，第一份工作对未来职业发展至关重要，应届生的身份在应聘时尤为宝贵。于是，获得更高学历是未来保住阶层，乃至阶层跃升的“窄门”。田丰在调查数据中发现，在2019年至2022年间，高校学生首选参加工作的比例约占三分之一左右，选择在国内升学的比例接近一半。

“抽象的东西，是一步步变具体的。”卢欣学的是法律，她抱着伸张正义的想象与高收入的期待，高考前选择法律专业，从外地考入北京，准备体验丰富的大学生活。像每一代大学新生一样，入学茫然无措时，大二大三的师兄师姐就来了。他们把更高年级的师兄师姐那里继承的“攻略”，自己的切身经历带给新生。于是，卢欣入学后不久就找北京的律所的招聘条件看，之后下决心保研，进而开始研究“保研细则”，晋级的“攻略”就种在了她的心里。

与此相伴，李育辉发现在同样的课堂上，几年前大一学生畅想做企业家，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如今，这样的人已凤毛麟角，“攻略”看起来似乎早早“穷尽”了大学生的可能。“相比期待未来的工作稳定，工作压力小，或是能在工作中获得权力，我更在乎成就感和薪酬水平。这样看的话，我觉得我挺适合未来做律师的工作。”通过在职业生涯规划课上做各种量表，卢欣对自己的认识越来越清晰，那其中也有“残酷”的部分，当她从北京一些知名律所的招聘启事中看到本科文凭达不到录取标准时，她发现很多律所需要海外留学的经历。她的家境一般，自觉难以支撑海外留学，不过放宽眼界，把自己的文凭放在全国来看，又还是有优势。但她又踟蹰，自己最向往的是民商法方向，但因为更好就业、薪酬更高，竞争最激烈；她觉得未来留在北京的竞争压力大，但去小城市可能会不甘心，也不见得有更好的职业发展。

当卢欣表述这些想法时，她总会强调那是她作为大一学生的“浅薄认知”，既可能不准确，也可能还会变化。而实际上，她对自己的认知水平已经达到这个年龄的较高水准，在兴趣基础上的权衡与踌躇，恰是她这个年龄的常态。

据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督导师訾非介绍，在发展心理学上，十八九岁的年纪是结束角色混乱，不再对生活目标彷徨，明确自己的兴趣，并逐渐进入成年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个体倾向寻求较为稳定的亲密关系，在事业上探寻更深的方向。“在古代社会，一个男孩可能17岁结婚，与妻子先结婚后相处，彼此关系的磨合、稳定集中在18岁以后。这个男孩可能13岁或更早就学徒了。但进入现代社会，人的发展会普遍滞后，大学生涯可能是对某一领域更深的探索的时期，而对稳定关系的追求亦如是。”

李育辉对这样的生活并不陌生，回想本世纪初自己在北京大学读心理学的本科时，除了学习，她尽可能参与校园里的各种活动。由于在集体中的参与感、归属感、认同感都很强，她的社交能力、同理心由此形成。那时她选过一门世界电影艺术鉴赏的课，课上老师经常播放知名的影片，之后讲解。当时兴趣使然去听，看似无用，却慢慢塑造了自己的审美趣味。

如今的大学生活选择更为丰富，学生的体感却更“卷”、更“累”。为了既定的“攻略”，学生除了选课会更功利，当校级层面选拔的标准精确下来，学生就会沿着这个标准“卷”起来。比如某些学校保研需要科研成果，学生间的竞争，就会从最初参加创新大赛，一直发展到比拼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报科研项目时，同学间就不可避免地互相猜测，一旦题材相撞，就要直接竞争。在这种竞争的条件下，同学的关系变得微妙。李育辉最近和大一、大二的学生聊天时得知，他们上了大学往往仍和高中同学保持密切联系，觉得大学已交不到真心朋友，甚至一些北京的学生，一直把友情的年限追溯到“发小”。

而奔向单一目标的“攻略”思维，最令学者们担忧之处，则是“攻略”所指向的种种目标，并不是学生自身认定的，甚至将外在的标准内化，认不清自己。

“上职业生涯规划课时，学生会被要求选择决定自己择业的因素，比如在哪个城市工作、国企还是民企、收入在何种水平。之后老师们会追加一个问题，’做这些选择时，哪些是你自己选的，哪些是你家人希望你做的’。有些学生就疑惑，‘这不是一个问题吗？’或是为难，‘我想回家工作，但我父母希望我留在北京’。”李育辉开设这门课的初衷，基本目标是规划未来，实际就是为引导学生认识自我、了解自己和职业的匹配性。她的学生一般最终都会像卢欣一样，对未来职业有一个相对自主的认知，甚至个别学生会由此对专业前景产生动摇，她就安排他们拿着职业信息访谈提纲，联系自己学院的毕业生们访谈，做更深的了解。

不过，并非所有大学生都会在大一时就思考自己的性格、兴趣是否与当下的专业、未来希冀的职业相契合。当彼此竞争成为习惯，“为何竞争”就被消解，一部分自我向外界低头。李育辉对近年来“打工人”概念在青年人间的流行非常警惕，那个原本只是“受雇于人”的中性词，与“打工”“搬砖”甚至“青椒”，一起出现在青年人自嘲的语汇中时，反映出青年群体职业定位的自我矮化，自己的工作是被迫的劳动。

而放眼大学毕业后的职业生涯，类似的自我矮化既是对工作无法实现自我价值、跃升社会阶层的自我催眠，也同样会出现在满足安全感的人身上，甚至会引起内在自我更剧烈的冲突，譬如考公“上岸”。

“一个人最具探索精神的时候就是20多岁，但很多所谓‘铁饭碗’，显然不是需要太多活力、能推动社会发展的职位，有些人的对策是，把这类工作当作生存手段，把自己的业余生活过丰富多彩就好。但也有不少人会因此痛苦，甚至苦恼多年。”訾非做心理咨询时，接触过非常多此类案例，对安稳却毫无挑战的工作感到厌烦，想要发展自己的潜力，有所突破，却又不敢走出“温水煮青蛙”的环境。“曾有一个计算机专业的人在体制内工作，即便每月工资很少，他也不敢辞职，他没有意识到，那是内心里的两种自我在打架。”“很多学生为了北京户口，只想找体制内的工作。但他们对在大企业和在体制内工作没有什么概念，实习之后，有些学生发现自己喜欢互联网公司的节奏，不再纠结一定要有户口，一定要留在北京。”李育辉一直为政府机关、国企单位、互联网、民企巨头提供人才选拔和人才发展方面的咨询，她也尝试带着自己的学生提前走进企业，去体验不同的工作环境。因为她调查发现，目前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后择业”的现象严重，但一方面企业并不喜欢总跳槽的员工，跳槽频繁影响就业；一方面，体制内的工作很难短期跳槽，如果不满意也往往只能忍受，可能会出现像訾非在心理咨询室遇到的问题。

了解自己是否适合一种工作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仍是“实践出真知”。学生和企业都深知这一点，但在一些普通的高校里，急于找工作的学生甚至大一就开始“卷”实习经历，与之对应，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只会让实习生做最为简单的活儿，将实习生视为廉价劳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工作里需要的，往往是更广阔的能力。如《优秀的绵羊》中所言：“真正的教育是让学生带着问题迎接社会，而不是给学生一份简历。”

“除了工程师这类技术岗，其他专业岗位也要考察专业技能，像人力部门的岗位，面试的问题都是实际的困难，回答时能接上问题，就能考验出基本的逻辑能力，也会看他们的实习经历，但会详细询问在一段实习中做了什么，包括社团活动的经历，也会问社团活动里边具体担任何种角色，组织过什么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创新与独立人才研究者伍晖曾是百度副总裁，在百度的人力部门任职十余年，她记得当时部门里考察新人的学习能力时，除了要新人定期述职，让新人总结自己的成绩和教训，都是第一遍别人带着新人做一个项目，第二遍新人和别人一起做，第三遍让别人看着新人做，第四次就要交给他多个项目一起做。

其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伍晖记得，当他们考察一个觉得有潜力提拔的员工前，先要问他们以前处理过哪些复杂事务，如果员工拿高考举例，那在她看来，这个人就没遇到过复杂问题。因为虽然复习时，动态安排各个学科的学习时间的确是一个复杂的事，但总体而言，它是一个只涉及自己单一目标的行为。但工作中的复杂不同，它必须要在平衡各方利弊中解决问题。

伍晖对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博士生在这方面的能力印象深刻。那个年轻人在技术部门任职，学的是数据科学。当时公司里发现一个问题，有些频道，客户会刷到，但就是不会点进去。这个人就在本职工作之余，用那个频道的周报、月报的数据，做各式各样的分析，最终提出一个解决的策略，带来了增量。“其中的过程，远不是解出一道题那样简单。从数据中发现微小的相关性，本身就是一种探索的能力，而在验证过程中，他需要反反复复提出假设又推倒重来，如此实验起码需要3到6个月，又需要耐性。更难的是，他需要说服上级为这个策略立项，这就要找其他人为他‘背书’，又要说服其他人在本职工作之余，参与他的这个项目，尤其在漫长的试错过程中稳住他人的耐心。如此才能称作复杂。”

而这样的能力，不仅是对一个有领导潜力的职场人的要求，实际也是对一个社会人的要求。

那是因为成年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不同角色和利益的拼盘。职业生涯规划大师舒伯曾将人的一生分为子女、学生、休闲者、公民、工作者、持家者六个不同的角色，像一个彩虹，它们交互影响交织出个人独特的生涯类型。他认为在个人发展历程中，随年龄的增长会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同一年龄阶段可能同时扮演数种角色，彼此会有所重叠。人有自我实现的天性，就会使得一个人扮演几个不同的角色，比只扮演单一或零星的角色获得更多的满足感。

与满足感相伴的，是对自身各个角色的平衡，那也是一种复杂事务。当一个人步入职场，工作让个体逐渐社会化，从一个纯粹的“自我”走向一个更社会化的“公民”，工作不仅仅提供物质上的保障，更通过工作场所的任务设计和职级设计来提升个体的领导力，拓宽个体的角色内容和深度。

具备这种能力的前提，是向他人开放的同理心。“比如做同一份工作，不同的人动机不同。同样是销售，有的人会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打工人’，自己能胜任这样的工作是因为自己善于社交，表达能力强，而另一些人会认为自己是在帮人解决问题，价值观来自于别人获得了自己的帮助。”伍晖如今在做职业引导的公益活动，帮助工作中有困惑的人，她通过“冰山模型”让他们给自我画像，补齐李育辉在大学里教给学生的课——浮在水面上的冰山是职业技能，只占一个人职业素质的五分之一，水面之下由浅及深，是价值观、自我认知、品质和动机。她发现往往职业上越成功的人，冰山下的部分越趋向于利他，“而当一个人自认为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时，他遇到一些问题会觉得‘那不是我的领域’‘我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价值’，但当另外的人以解决他人的问题为动机，他就不会受局限，在任何领域都能有所作为”。李育辉在《职场人群发展建议白皮书》中指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对于职业选择的困惑，不是年轻人所独有。比如，她所接触的一位访谈对象，人到中年，在公司中做到高管，收入丰厚，家庭稳定，按照舒伯的“彩虹”理论，他既是工作者，也承担了家庭成员的角色，还有公民的角色，但在评判自己的职业时，仍会困惑，觉得自己的每一步都是在长辈推动下完成的，尽管达到了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但自己工作起来有没有劲头，自己最清楚，想从头再来，又开始担心这一决策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风险……

她意识到，职业化与独立，有时并不等同，“《哈佛商业评论》曾列出9条职业人应遵循的职业道德：诚实、正直、守信、忠诚、公平、关心他人、尊重他人、追求卓越、承担责任。一个人的工作价值，可以看作个人能力乘以他的职业化程度，譬如一个人有100分的能力，但是职业化程度只有50%，那么工作价值只能发挥一半。而独立性意味着，一个人有自己稳定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并能对自己当下和未来做选择并负责”。

当李育辉的职业生涯规划课帮助学生认识当前的形势、自己的好恶时，大学生涯还应培养学生在“灵魂层面”的自我反思，以达到真正的独立。

“打个比方：当你来到一家星巴克咖啡厅时，你面对几个固定的选择：拿铁、卡布奇诺、摩卡或其他类似选择。但是你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转身离开，因为有可能星巴克根本不能提供你真正想要的。”美国作家威廉·德雷谢维奇，曾在耶鲁大学任教10年，在他反思美国功利化的大学教育而写就的《优秀的绵羊》中，详细地展现了大学生本应达到的高度，“整个社会如同一个大混合体，充斥着广告信息、政治宣言、对社会现状肯定的新闻报道、流行文化的陈词滥调、政党社团以及阶层的教化式理念、每日在社交媒体上互传的无聊段子、父母善意的谎言以及朋友参与的社交活动，等等。我们无时无刻不浸泡在各种口号式和教导式的宣传中，我们与事实真相渐行渐远，也越来越缺乏自知之明，柏拉图称之为doxa（常识，即一己之见、单方面感知或偏见）……真正的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教会人类把自己从以讹传讹所形成的常识中解救出来，先要认清它，其次质疑它，最后从新的角度思考它”。虽然威廉·德雷谢维奇通过在书中反问，如果人们用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大学生涯对未来职业的回报，为何不同样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去计算与密友共度时光、享受音乐、阅读书籍的回报，进而鼓励学生首先思考自己纯粹想做的事，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条件下有些奢侈。毕竟在李育辉的同一堂课上，家境的分野已使一些大一的学生构想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时，把目标定在到国际上最好的大学读研，在国际最知名的机构实习，而另一些学生则要“吃透保研政策”。

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抵触，却是大学生们的共同心态。“精英式的职业发展路径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精英们体味不到不确定性的愉悦，总是在求稳；从未任由生活自由发展，总是要保持冷静和秩序；从未追随理想，总是要对自己的一言一行完全负责。”

而当代人的自尊并不完全与工作挂钩。訾非介绍，人的自尊来自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能力和关系。当一个人在能力上被肯定、在关系上被接纳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体验到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互联网的发达，如今很多年轻人能够通过网络，从拥有共同业余爱好的团体中，而非工作中，获得归属感和能力上的肯定。

甚至，未来的不确定才是确定无疑的。当李育辉在课堂上面对家境优渥、父母提供便利的学习、求职条件的学生时，她会着重提醒学生感恩家人的同时，具有忧患意识，明白家庭固然是个人发展重要的资源，但更重要的是个人能够独立于家庭的能力。而就像自我的反思可以在大学期间习得，却并非大学毕业就已完成，反思本身就意味着从变化中成长的能力。而工作中，领导的鼓励能令职场新人获得自信，生活的挫折，反倒有可能令人更深地认清自我和生活。如同在疫情冲击下的“留学断供潮”里，曾经的中产家庭跌落云间，一些学生冷静地调整自己的学习规划，回国重新开始，帮父母还债，制定新的人生规划。

在平衡各种角色中实现自洽，才是独立的人应追求的目标。如威廉·德雷谢维奇所言：“一个人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他大量阅读，习惯思考，放缓脚步，投入深度对话，并为自己创建一个丰满的内心世界。”

（卢欣为化名。参考书目：威廉·德雷谢维奇著，林杰译：《优秀的绵羊》，九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