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为家：叙利亚移民的震后之困

“你看什么看，傻×！”——当一群十几岁的叙利亚男孩隔着一堵矮墙，在震后的安置营地里对我这样喊叫时，一瞬间涌上我心头的是一种意外的惊喜，而并非冒犯。因为在此之前，出于语言的障碍，我不期望能和他们有什么直接交流。

几秒钟后，我意识到，这或许是我们之间能无障碍交流的唯一语言了。叙利亚男孩们对我说的是西班牙语“¿Qué mirás, bobo?”——2022年世界杯阿根廷对荷兰那场惨烈的淘汰赛后，怒气冲冲的梅西对荷兰球员维格霍斯特的挑衅之语。梅西罕见的愤怒，伴随着阿根廷的晋级，让这句脏话在几天里成了一个全球性的恶搞“迷因”（Meme），也让我在大地震后能与这些男孩拉近距离。“你看什么看，傻×！”我回应道。男孩们一听就笑了，他们确认我听懂了。

2月6日，土耳其东南部发生强震，在12小时内爆发了两次7级以上地震，造成土耳其、叙利亚两国超5万人死亡。在这场罕见的大地震后，这样的笑声已十分难得，是对震前美好日子的呼应。它根植于现代社会中发达的媒介系统与通信设施，在此基础上才有了我们对梅西粗语的共同记忆和话语。但在地震中，这些根基都被毁掉了，也让这唯一的直接交流有了一丝无奈的酸楚。

土耳其加济安泰普省的小城努尔达吉（Nurdağı）是这次大地震的震中。它地处两山之间的一片宽大平地，两条主干道“十”字形穿城而过。2月6日凌晨4点，小镇以东30公里处爆发了两轮大地震中的第一次也是震级最高的7.8级地震。只有24公里的震源深度释放的能量，在小城的地表展现出了极大的杀伤力。震后第十天，当我来到这里时，其干道沿途已没有完好建筑，只有无人问津的废墟。小城救援力量稀少，没有四处作业的挖掘机，只有公墓里被抢修出的空地和新增的一排排空白墓碑。人们来不及写上逝者的名字，只有从其衣物上撕下布条作标记。寒风拂来，根根布条随风摇曳，让这座小城即使是在蓝天下，也弥漫着一丝死亡的忧伤。震后第七天，土耳其政府宣布，努尔达吉将完全推倒重来。现有建筑将悉数被捣碎、拆卸、重建。几天后，官方安全部队逮捕了小城的行政长官奥克什·卡瓦克（Ökkeş Kavak）——据说是因为整个城市的建筑过于破碎，凸显了震前城市建设质量的安全问题。推倒重建的消息放出后，小城的人们开始了一场大撤退。他们在破碎的房屋中抢救家当，让消防队用升降机把自己送到已经倾斜的公寓的高层，或是在歪斜的建筑下方，拆下一切可变现的物件，比如残存的门窗、铁架和钢筋。

通过梅西的“傻×”玩笑搭上话后，12岁的叙利亚男孩恩内斯（Enes）带我来到他家的废墟前。这原本是一栋两层小楼，在垮塌后“长”满了细得像电脑电源线般的钢筋，散落的砖体是镂空的，呈现着一种让我难以置信的蜂窝煤状。恩内斯站在废墟背面，把头探向两层楼板间的深处，那里隐约可见一辆被压瘪的白色雷诺小汽车。

“第十天了，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把车子弄出来。”恩内斯对我解释，因为一层停着汽车，还放置着他们家收废品得来的一摞摞纸板、一捆捆塑料瓶，所以整个废墟呈前低后高的倾斜状。

恩内斯一头卷毛，眼眶发黑，瘦小的身材让摄影师一度以为他只有5岁。但他却在大灾之后思考着成年人的事情：爸爸在地震中被砸伤了腰，行动困难，他想把车弄出来，这样一家人就能去投奔在加济安泰普居住的伯伯（父亲的兄弟）了。

在努尔达吉，几乎所有人都像恩内斯一家一样，在想方设法逃离。有条件的人走了，没有条件的人就住在营地，其中很多是2012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来到这里的移民。恩内斯一家五口，父母、他和两个弟弟要挤在营地一个不到15平方米的帐篷里。帐篷有内外两层，外层摆放着他们拾捡来的废纸板等着卖钱，内层被一条帘子一分为二，一部分属于父母，另一部分属于孩子。空间是拥挤的，隐私是没有的。震后的努尔达吉依然寒冷，站在城中依稀可见城市两边的山上一层层的雪。安置营中，每个帐篷配置一个炉子烧炭取暖，但他们怕大风吹倒，晚上不敢用。“我们只有抱着睡觉取暖。”恩内斯的眼角有些发红，他在扎帐篷时不慎被飞起的绳索打伤了眼角。

恩内斯一家所住的这个营地，位于努尔达吉的城郊，50多个帐篷里住的几乎都是叙利亚家庭。震后，当地人可去大城市投奔亲友，但这些叙利亚人的选择有限。家园被毁后，他们只有在营地避居。白天，烧炭的炉火不停，营地充斥着一股焦炭味道。这里没有电，更没有电视，大人们提溜着拖鞋和洗漱面盆来来回回，孩子们则用父母的手机刷着官方赠送的2GB流量，或是与幸存的同龄人踢一个抢救出来的半瘪足球，然后用足球这种世界共同语言跟外来者打招呼。

这些叙利亚移民是地震中“最脆弱的群体”，联合国难民署土耳其办公室的传播官员赛琳·乌娜尔（Selin Ünal）这样认为。“他们离开自己的国家，目睹了非常悲惨的时刻，为了生存失去了家园和财物，又去另一个国家，用另一种语言，在另一种文化中重建生活。而现在，这一切又得推倒重来了。”乌娜尔对我表示，“我们初步统计过，本次地震波及11个省份超过1500万人口。关键是，这些地区还接受了土耳其一半以上的难民人口，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叙利亚人，大概有174万人之多。”乌娜尔说，在重灾区哈塔伊和加济安泰普，每四个或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叙利亚难民。

在2月底我与乌娜尔通话时，她已持续半个月处于一种极端忙碌的焦灼中，为灾区的资源奔走。那时候，救援工作已结束，灾民的赈灾安置成了头等难题。“人们对地震还有很大心理创伤，不敢进入到楼房中去，急需新的庇护所。”乌娜尔说，截至2月底，他们已向土耳其官方提供了大约2.7万顶帐篷，但帐篷还是非常紧缺。

于是，很多叙利亚籍的灾民们，就这样又住进了他们当年初到土耳其时的难民营中。这十足残酷和酸楚：十年来，他们费尽心血，想要挣脱那些搭满帐篷的营地，但现在又不得不住回去。如果不是这场地震，土耳其东南部或许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尽管它在过去十多年消化掉了一种全球性的地缘冲突压力。自2012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大量难民通过边境涌来。截至2021年，流落海外的560万叙利亚人中，有约360万人居住在土耳其。土耳其就此成了全球第一大难民接收国，东南部的加济安泰普更是全球接受叙利亚人最多的城市。

土耳其有六省与叙利亚接壤，两国边境长约900公里。叙利亚与土耳其接壤的西北部，是过去12年内战中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之一。乌娜尔告诉我，土耳其东南部接纳的叙利亚人主要来自阿勒颇省和伊德利布省，后者如今仍在反对派的控制下——这意味着当地遭遇过激烈的战斗。

不得已来到土耳其的人，几乎都对战争有着创伤性记忆。恩内斯一家来自伊德利普省，但作为一名12岁的少年，他对祖国几乎没有记忆，“我只记得很小的时候，爸爸有一天载着我开车沿着地中海边兜了一圈，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海”。两岁那年的某一天，恩内斯正在家中玩耍，一辆军用卡车突然开到了他家门口。父亲跟一队身着军装的人从上面跳下，把货车仓门一开，倾倒出一架架冲锋枪——一场遭遇战突来，他们不得不进行准备。“我当时就吓哭了。”恩内斯回忆。

在恩内斯的叙述中，他的父亲和伯伯都曾是一名“军人”，但营地的邻居则透露，更准确地说，他们都曾是叙利亚反对派的雇佣军，因受不了战争而离开。“我不想让孩子们没有父亲。”恩内斯的父亲说。他在地震中受了伤，佝偻着腰，一身深黑色的夹克上布满灰尘。当战火烧到家乡，他跟几个兄弟决定，一起带孩子逃离。“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走。”

面对跨国的长距离迁徙，这些叙利亚人通常是一个大家族一起。很多人对家乡的告别都是仓促且匆忙的。2013年，乌娜尔在土叙边境的基利斯营地里遇到过一个女孩。在一家人离开的那天，她还穿着校服背着书包，准备去上学。“当炸弹落在他们家附近时，她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乌娜尔说，“全家人不得不抛弃一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了决定。”

对于这些难民，土耳其官方却是有一定准备的，后者无需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19岁的席德拉（Sidra）与恩内斯同住一个营地，两家隔着几个帐篷。她记得11年前的夏天，她与父母、表兄一大家人在路上耗时一天来到边境，那是一片丘陵地带。“山上有围栏，人一翻就过来了。”席德拉说，翻过护栏走上一小段，土耳其这边就有政府的车来接，“整个过程很顺利”。

难民潮之初，面对纷至沓来的叙利亚难民，土耳其一度敞开国境，自诩为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2011～2016年，他们接纳了如今难民中的大多数，仅登记在册的就有260万人。有分析人士指出，这其中一个主因是叙利亚反对派主体与土耳其执政党同属逊尼派，而土耳其在最初错判了形势。此外，土耳其也需要这些难民以向欧盟索要相应的资源。

涌入的难民们，多数都要先住在安置营地中。与大众口中的“难民营”不同，乌娜尔告诉我，他们更愿意称之为临时安置中心（Temporary Accommodation Center），营地也并非联合国难民署所建，“都是由土耳其总统府下辖的移民管理机构（Presidency of Migration Management）设立的营地，我们只是负责协作”。

到2018年8月，土耳其东南部共设19个临时安置中心，有6个位于加济安泰普省内，其首府距叙利亚第二大城市阿勒颇仅92公里，是土耳其东南部的最大城市。努尔达吉就处在叙利亚西北部通往加济安泰普的主要干道上，多年来吸引了大量移民。镇区现有4万人口，叙利亚人占了一半。小城往南10公里还有一个叫伊斯拉希耶（İslahiye）的小镇，曾是土耳其最大的难民安置点之一，有两个安置营地，合计2万人。

席德拉记得那里。他们一家人被政府接上后，直接被送到了伊斯拉希耶的2号营地。那里有超过1.2万人，记忆中的帐篷印着官方和联合国难民署的Logo以及营地里孩子们的写写画画，外部永远是乱糟糟的。营地里时常有政要来探望，其中包括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她们一家七口（祖父母、父母、她和两个弟弟）先挤在一个约15平方米的帐篷里，后来换成了板房，一待就是7年。“跟现在这个地方一样。”席德拉说。

2018年，在土耳其官方的推动下，这些营地被逐步撤销，到震前只剩下6个，其余大部分空置或拆除。乌娜尔说，到震前只有不到5万人（约1.3%）的移民迫不得已居住在里面。“很多人提及难民就想起难民营，但我们觉得难民营应该是一个例外，只是应对被迫流离失所的临时措施，不是每个人应该长待的。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尊严。在那里没有隐私，没有灵活性，所以我们致力于营地的替代战略，为难民提供两种选择：要么转移到该地区的另一个营地，要么搬到收容社区。”

大多数人选择去当地的收容社区，这是官方希望看到的结果，意味着他们开始迈出了融入当地的第一步。震前，超过46万登记在册的叙利亚移民生活在加济安泰普的各个社区中，占该省总人口的17%。“几乎每个家庭都去了临近的城市，加济安泰普、卡赫拉曼马拉什等。”席德拉说，“我们一家人在大城市不好找地方，走不了太远，就来努尔达吉了。”在努尔达吉等震区，虽然民居受损严重，但诸如学校、政府等公共建筑都鲜见垮塌。当地人表示，这是因为公共建筑都由政府下辖的一个建筑部门建设，而非私人承包商。营地一街之隔有一所小学，五层的教学楼外形完好，只有窗户碎裂了。不时有应急人员出入，一处平房也被改造成了灾民食堂。

恩内斯曾就读于这所小学。良好的公建质量并未能保证任何人的幸存，7.8级的地震发生在深夜，他只听见电视倒了，妈妈在尖叫，就和弟弟被父亲从床上一把捞起。当夜，冷雨突降，他们只能挤在邻居的车里。救援队救出了他的几个表兄，但父亲的长兄一家却在不远处遇难了，班上大约1/3的同学也死去了。“我感到很孤独。”恩内斯面无表情地说，他哭了好几晚。家一旁的楼房，还埋着他的几个当地朋友。

恩内斯称他们为“朋友”，但当地翻译善意地提醒我，“或许称为熟人更合适”——尽管叙利亚人在土耳其已生活超过10年，很多人依然融入困难，鲜有本地朋友。语言是一个大障碍，在努尔达吉，我们多数时刻只能跟青少年交流，因为只有他们在校学过土语。跟中老年人的交流则异常困难，要先从阿拉伯语译为土语。恩内斯一直试图跟母亲说土语，“这样她也能学会”。

2018年后，对从难民营走出来的叙利亚人，土耳其当地的政策是允许他们搬到各省，在当地注册登记为土耳其公民。“政府需要知道谁住在哪里，所以对这些人的登记要非常详细。”乌娜尔说，登记后的移民在6个月后就能工作，享受本国公民待遇，政府还会根据家庭人数提供补贴。不过根据法律，难民们在登记后就不能贸然迁徙到别的城市了。

落脚在边境城镇的叙利亚难民，通常并不富裕。来自邻省阿达纳（Adana）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居勒·詹（Şule Can）专门研究过土叙边境的难民问题。她告诉我，能够搬到大城市的叙利亚人是中产阶级，失业或条件不稳定的难民才会留在边境城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叙利亚人更易受到地震影响：他们通常在其他城市没有亲戚或社会关系，无法找到住所，在流动上也受到法律限制。因此他们通常被忽视，更容易受到流离失所的影响。”

落脚在努尔达吉的叙利亚家庭，在走出安置营地后，不得不面临生存的挑战和压力。首先是工作，很多人只能从事一些基础的体力劳动。席德拉的父亲穆罕默德在祖国时是一名会计，到了当地只能做木工、搬运工和屠夫。“反正这里没人报税。”穆罕默德笑着自嘲说。镇上的叙利亚人基本做的是体力活，还有一些人会去帮当地农民种地——这里盛产一种闻名土耳其的辣椒。穆罕默德做木工一个月能挣7000多里拉（约2200多元人民币），低于每月的最低工资标准8800里拉。

为了补贴家用，移民家庭的孩子通常早熟，尤其是长子。一个典型的阿拉伯家庭要求男性出去工作，女性和长辈则留在家里。恩内斯一家在努尔达吉10年，父亲做过木工和塑料厂工人，如今靠收废品为生。恩内斯从小学三年级就要帮助父亲收废品，像是一个小大人儿。震前，他每天5点放学后就跟着爸爸走家串户，回家已是深夜。这几乎是最脏最累的体力活，恩内斯在震后的营地中也坚持干，每天都要推个独轮车去外面捡垃圾，然后停在帐篷口。

恩内斯还会做家务。爸妈做饭时，他会做简单的切配。一年前，他在切一个桃子时不慎挥刀太狠，伤到了眼角。爸爸开车载着他直奔加济安泰普，缝了30针，直到现在，他的右眼视力依然很不好。“是安拉的旨意（Mashallah）。”恩内斯喃喃地念着这句祷告词——在伊斯兰教中，对一个人身体的某个部分表示敬畏或称赞前，如果没有说“Mashallah”，当事人就可能失去身体的这一部分。

一只眼睛几近失明、不过1.5米个头的恩内斯，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恩内斯说他喜欢画画，“学校老师表扬过我画得好”，但开始收废品后就画得少了。有时候，父亲为了让他学习绘画，会把他留在家里自己出门。周末不上学的时候，恩内斯还会跟小伙伴们一起去踢足球，然后在同伴家里一起看世界杯，见证了2022年阿根廷的夺冠。

这是恩内斯在震前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多数时刻，他在学校是被歧视和霸凌的对象。他去踢球，“‘朋友们’不让我踢，他们都叫我‘捡破烂的’。”恩内斯说，“叙利亚人不会这么喊，都是土耳其同学在喊。”在学校，他被当地同学欺负，后者经常跟他开一些种族主义玩笑。父亲总是告诉他要耐心，“生活就是这样”。但有一次，恩内斯回击了对方，两人打了起来。恩内斯的父亲被叫到校长办公室，被告知儿子被开除。“学校里有很多种族主义者，我很喜欢我的艺术老师，但校长就是个混蛋。”恩内斯说。

类似的歧视也针对女性和成年人。19岁的席德拉在上学之余还做一些兼职，她在一家屠宰厂里做牛羊屠宰工作。这导致她常常缺课，被老师多次批评，甚至还有人怀疑她是否在外面做皮肉生意。席德拉一气之下就退学了，再也不想跨进学校一步，如今只能上一个只用参加考试的网校，“我没办法，我必须要补贴家用”。

2018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形势恶化，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更是让这些家庭的生存雪上加霜。整个2022年，土耳其通胀率超过70%，包括席德拉在内的很多女性也要走出家庭，去工作挣钱。恩内斯收的废纸板，最早一公斤能卖到2.5里拉，但这些年越来越多人加入，“现在只能卖1里拉了”。他们也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搬家，因为土耳其房东不欢迎他们，如今的房租在两年里从500里拉/月涨到了1500里拉/月。恩内斯和父亲只有努力干活，“我们吃的食物总量一样，只是每个人都吃得少了一点”。

乌娜尔观察到，震前恶化的经济，已经对这些脆弱的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大多数难民家庭继续依赖社会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来满足其基本需求。女户主家庭受到的影响特别大，而老年人、残疾人、慢性病患者、季节性农业工人和农村人口的需求不断增加，各群体的社会心理需求不断增加，特别是青少年和青年的需求，已被确定为非常严重。”

居勒·詹说，在震前，找工作和付房租已是叙利亚群体最大的难题，其次就是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叙利亚人只有临时保护身份，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机会有限。“他们是非正式劳动力的一部分，不幸的是，他们无法保障自己的全部权利。”一个例子是，长年劳累的体力活，让一些叙利亚人蒙受着身体上的苦痛，但他们无法保证权益，经常在受伤后就被开除而失业。

恩内斯父亲的腰部有一处老伤，背上还有开刀痕迹。三年前，他在塑料厂工作时伤到脊椎，被工厂辞退。自此以后，父亲靠收废品为生。他拿着在塑料厂四年间攒下的4000美元，去二手市场淘了一辆老旧的小轿车。“我们开心极了，有了车就意味着我们有收入了，可以去收垃圾挣钱。当时我们一家人坐在车里，绕着努尔达吉兜了一圈。”恩内斯说，那是他在土耳其最开心的回忆。

如今，被压在房子中的小轿车边摆满了废纸和塑料瓶，夹在弯曲的钢筋和蜂窝煤状的砖头中间，支撑起了这个已成为废墟的房子。这些废纸价值约4万里拉，是恩内斯一家五口大约半年的收入。激化的矛盾

对于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叙利亚人，土耳其人自有看法。在前往震区的路上，土耳其司机一路抱怨着：“在我们国家，叙利亚人是一等公民，阿富汗人是二等公民，自己人是三等公民。”

在努尔达吉一处以吉卜赛人为主的大型营地，一位老人直言不讳：“这些叙利亚人愿意住没人去住的房子，找工作时只要求更低的薪资。本来一个月1万里拉的木工，他们6000～7000里拉就干。他们统治了工作领域，抢了我们的资源和工作机会。”老人愤愤不平，政府还会根据家庭人头数，为他们提供补贴，“所以你看他们就狂生孩子，他们的生活其实比我们舒适。”

无论是在城市或小镇，我很容易感受到一种源自身份的区隔：叙利亚人、土耳其人各自为阵，库尔德和吉卜赛人也各有自己的营地。我前脚刚在吉卜赛营地里听完老人抱怨，后脚就听到了恩内斯的吐槽：“吉卜赛人经常来偷我们的汽油，不然我们不会把车子停在房子里了。”“土耳其房东撒谎了，他告诉我们房子是混凝土做的。”“我们的车就在里面，但当地军人不让我们拖出来，觉得我们不是车主。”

大地震之后，这种族群间的紧张关系正被无限放大。居勒·詹证实了这种观察。她在震后被转移到阿达纳一个临时营地，据她观察，土耳其官方工作人员试图隔离叙利亚人，以避免当地公民和叙利亚人之间发生冲突。“一旦有了冲突就更不容易处理了，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努力在艰难的条件下生存。”

而在努尔达吉，冲突已在零星爆发。对于震后有限的资源，不同族群要在原本就紧张的关系中展开争夺。在我们到达努尔达吉的前一天，当地一个大型营地里爆发了叙利亚人与当地人的激烈冲突，起因是土耳其人指责前者多拿物资，怒斥他们滚回叙利亚去。“东西很短缺，人们要争夺，经常有打斗。本来食物是够的，但总有些家庭想多拿一些，所以就引发了冲突。”一位老人说。

这只是这场灾难背后更大危机的缩影。过去10年里，两个群体之间不间断地有冲突和对抗，其背后更大的政治图景也在变化。2014年左右，加济安泰普和邻省桑尼乌尔法（Şanlıurfa）都爆发过反叙利亚人的抗议。人们走上街头，打出“我们不想要叙利亚人”的横幅，最后升级为两个群体间的暴力冲突。2018年后，土耳其施行了更严格的边境管理措施，并通过各省在地登记，阻断了叙利亚人在境内合法迁徙的路径。发生在2023年的这次天灾，也被涂抹上了浓厚的族群与政治色彩，当地人指责叙利亚人囤积物资、偷盗残骸中的财产，而叙利亚人对土耳其人的傲慢与歧视感到愤懑。

“无法预见的全球挑战，新冠大流行的复合影响，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上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快速临近的大选前时期，难民相关问题有被政治化的风险。”乌娜尔对此忧心忡忡，“再加上灾难性的地震，这些都可能会破坏过去几年来一些来之不易的成就，为最脆弱的人群带来额外的风险。”

乌娜尔说，她希望看到一种包容性的反应，不过目前当务之急仍是震后安置。“情况仍不算好，特别是在晚上。急缺取暖器、卫生包、厨具、板房、厕所。现在的帐篷没办法上厕所，对人们的隐私和尊严有很大影响。”乌娜尔透露，震后不到一个月内，就有超200万人离开灾区，“很多人将寻找一个新的地方继续生活。我甚至知道，有一些叙利亚人，甚至都已经返回叙利亚了。”

恩内斯一家着急离开。他们每天都在想办法把废墟里的小轿车拉出来修理，如果修不好，至少也能拿去卖了换点钱。营地里，药物、医生也是紧缺的，父亲的腰伤一直无人问津。“这里比在外面露营好，但也很不舒服，感受不到尊严。”恩内斯说，“我们想去别的地方了。”

（文中席德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