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鑫宇和他的同学们

致远中学位于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西南部，学校门口的鹅湖大道是一条双车道。沿着鹅湖大道往南拐有条上坡的小路，路两边的是致远中学的围墙和附近的居民楼。围墙内每隔十几米就有个监控，如果你恰好拿起手机对着围墙，不到两分钟，那些监控就发出电子音，重复地说“警戒区域，尽快离开”。沿着小路再往上坡走，就到了致远中学最里侧，这里有一栋五层高的男生宿舍楼，中午1点多，防盗窗内光着膀子的男生在洗脸，仿佛刚睡醒的样子。

但2023年3月中旬时，只能走到这里。再往前几米，一辆警车、两辆普通轿车堵住了去往后山粮库的路。阻拦的原因，与100多天前一起死亡事件相关。2022年10月14日，一个秋季的黄昏，致远中学（高中部）15岁的高一寄宿生胡鑫宇从宿舍楼走向校园后方一个休息区，之后消失在监控中。106天之后，他的遗体在距离学校200多米的后山粮库被发现，根据公安机关的通报，身高一米七三的胡鑫宇翻过了休息区旁的两道围墙——首先是学校那道，当时还没缠起银色的铁丝网；然后是粮库那面带着青苔的红砖墙，在紧挨着围墙的一棵小树树干处用鞋带自缢。

找到失踪者的遗体，并确定死因是“自杀”，看起来是一起社会事件的终点，但将近两个月后，本刊记者再次到达铅山县，发现死亡的余波仍荡漾在这个小县城里。监控遍布致远中学的围墙、胡鑫宇村中老家和外婆家的房屋附近，甚至他的墓边也装了摄像头。一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有同村人曾在胡鑫宇墓边的田地休息，其间拿起手机的动作被监控捕捉。他回到家时，已经有工作人员在他家守候，等着检查他是否在墓地旁拍了什么不怀好意的视频。

尽管胡鑫宇的父母、哥哥已经离开村子，通往胡鑫宇老家胡家塘的两个必经路口，还有穿着亮色马甲的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询问开车经过的人去哪儿、到哪户人家。而在胡家塘两公里外的陈家寨村，胡鑫宇的外婆、外公说，每天晚饭后，工作人员都要去家里询问两人当天的生活状况。70多岁的外婆几年前摔了一跤，现在歪着身子坐在电动轮椅上，双眼浑浊。她的一排上牙是假牙，说起来话来一颤一颤，好像随时会脱落。“你听，他们是不是又来了？”假牙颤动了一下，外婆指指大木门，门外的任何声音都挑动她的神经。

早在去年11月中旬，胡鑫宇刚失踪那会儿，整个村庄和县城就已经开始紧张起来。当时，“寻找在校失踪的15岁高中生”等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网络上流传出“高中生校内被害”“老师夺取高中生器官”等多种版本的谣言。致远中学一位高三学生告诉我，那段时间，学校门口的双车道柏油路上经常挤满了人，拍视频、直播、看热闹……学生放学后会被陌生人堵住，询问他们在致远中学读书的感受，这让他们不敢穿校服出门。也是那时起，学校门口多了交警维护秩序，校园两侧新装了许多摄像头。

如今监控仍未停止——因为不少人并没有真的接受“自杀”的结论。在胡家塘和陈家寨，只要提到胡鑫宇的名字，村民的回应大多还是“太冤枉了，孩子是被害的”。他们带着困惑的善意揣测那场死亡，仍然相信是某种外在的、更具体的暴力带走了孩子的生命。他们很难理解，一个从小性格乖巧，成绩也不错的孩子，从村小一路向上，进入城郊的初中，然后考上县城最好的私立高中，走在一条对农家子弟来说最好的成长路径上，他为什么还会选择自杀？没理由！

这种不理解，或许恰好证明了胡鑫宇生前的孤独。而本刊记者回到胡鑫宇生长的地方，通过和他的同龄人交谈，发现这条看似顺遂的成长道路上的孤独和压力，并不只有胡鑫宇一个人在承受。胡家塘和陈家寨是两个村子，大约相距两公里，刚好在那条连接江西横峰和福州的峰福线铁路两侧。几十年来，列车和长笛声穿过村庄，但从未在这里停留。要出远门的村里人，如果没有私家车，得先乘小三轮到镇上汽车站，然后转两趟汽车赶到50多公里外的上饶市火车站。

胡家塘是胡鑫宇出生的地方。出生时，胡家还只有两间简陋的平房，用土砖垒砌，黄土做墙壁。很长一段时间，胡家以种水稻为生，有时一年种三季水稻，几乎每天都在忙农活，收入仍然微薄。有两三年，胡鑫宇的父母去田地更多的陈家寨村，住在陈家寨村亲戚和村民的空置房屋里，租了二三十亩水田，想多种地赚多点钱，但在村民印象里，在胡家舅舅去福建做生意前，胡家的经济状况一直是村里垫底的。

虽然家境贫寒，但母亲李连英对教育的重视却不一般。胡鑫宇的哥哥胡涛记得，自己入小学前，母亲就在家中的竹床上、柜子边教会他100以内的加减法。这套教育方式延续到弟弟身上，胡鑫宇读小学时成绩一直在班级前列。

陈家寨村小是胡鑫宇读书的起点，也是周边几个村庄孩子读书的起点。这所小学历史悠久，胡鑫宇堂叔小时候上的也是这所学校。如今被包围在一片村民自建房中间，最主要的建筑是一栋四层教学楼，那也是这个学校唯一让人留下印象的地方。村小毕业后，一般会直接升到离这里几百米外的陈家寨初中。这是乡村孩子固有的读书路线——只有家里在镇上和县城有房或商铺经营证书的农村学生才能到更大的地方读公立初中。陈家寨初中比小学稍微大点，楼房也多了两栋。操场挺新，有几个乒乓球桌、两个篮球架，红色的跑道也很干净，据说是前两年政府出资翻修的。

在当地人的印象里，村庄学校谈不上什么教学质量，主要功能是最大面积地履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及在这些孩子成年前，将他们做一个区分——谁更适合早早出门打工，谁还可以在教育这条通道接着往上走。胡鑫宇属于后者。

巴扬是胡鑫宇在陈家寨村庄学校读书时的同学。他印象中，胡鑫宇性格内向，不跟其他男生那样疯玩，就算是开心的时刻，也只是轻轻微笑，因此获得一个外号“老胡”。尤其升入初中后，他显得更为内向稳重，“午饭后回到教室，不怎么跟同学聊天，就是坐在位子上写作业”。巴扬是个爱玩闹的学生，对于胡鑫宇这种努力、安静的学生，他多次用了“尊重”这个词，他们尽量不在他座位边打闹。

胡鑫宇变得更内向的原因，可能和母亲李连英的分开有关。胡家塘一位村民告诉本刊，胡鑫宇升入初中前，胡家推掉了两间土房子，花了20多万元建起三层楼房，每层各两间房，左右对称，是为了胡鑫宇和大他15岁的哥哥胡涛成家后可以平分。这之后，李连英去了福州投靠做生意的弟弟，给工厂员工做饭、帮弟弟带孩子，基本只在过年才回胡家塘。

这是胡鑫宇第一次离开母亲。他每天午休、晚上放学后去外婆家吃饭，等到天黑，在镇上箱包厂做搬运工的父亲下班，再骑上电动车接他回家。父亲胡跃良话很少，即使跟成年后的胡涛一年也打不了几个电话。这也许是胡鑫宇第一次感受到孤独的滋味，胡鑫宇的外婆接受采访时曾说，李连英外出务工第一年，离春节还有两三个月时，胡鑫宇每隔几天就问她“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沿着县城的鹅湖大道往东走不到4公里，是县城升学率前三的私立初中——桃园中学。学校位于县城最东侧，再往东几十米，跨过一个大桥就是其他村庄。附近没什么景色，路边的商铺冷冷清清，几家店铺关着门，贴出“转让出租”的纸条。校园很小，几栋楼全部被刷成粉色，围成一个四方形，中间是个小操场。这是学生在校时全部的活动空间。

初二下学期，在母亲李连英的主张下，胡鑫宇从陈家寨初中转学到私立桃园中学。这里距离胡家塘20多公里，乘汽车要半个多小时，胡鑫宇只能寄宿。按照学校规定，寄宿生每两周有一天假期，可以回家过一夜，其余在校的周末，寄宿生只有几小时自由活动时间，其余时间不准出校门。

北大临床心理学博士、精神科医生徐凯文研究青少年心理状况20多年，他告诉本刊：“孩子年龄越小，离开父母造成的安全感受损程度就越重。尤其是乡村的留守儿童寄宿生，他们跟父母的情感联结很薄弱，依恋关系有问题，寄宿后更容易出现孩子不跟父母倾诉、沟通的情况，也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徐凯文的团队在2021年对国际学校、公立学校、县中等不同类型学校做过调研，发现青少年有自杀倾向的学生比例在30%左右，其中占比最高的是农村中学。

但在铅山当地，桃园中学的口碑并不差，因为它的升学率不错。能从乡镇中学进入这里的孩子，往往意味着有能力在教育这条通道往上走了一步。比起那些不得不早早出去打工的村庄同伴，总归是件好事。但有得必有失。桃园中学的学费是一学期8000元左右，对父母们来说，留在村庄务农的收入并不容易支付这笔费用。林佑安是胡鑫宇在桃园中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印象中，班上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县城周边乡镇，父母大多外出打工。五六十人的班级里，只有个位数的学生选择走读。几乎每学期，班上都有从乡镇转来的新学生，到初三时，因为学生太多，原先的3个班级被扩成4个。

这所实行封闭式管理的中学，有着一整套严格的管理细则。比如，班级的座位按考试成绩排名，第一名第一个选座位，分数越低，可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再比如，每天中午放学后，学生会在老师监管下排队进入食堂，依次每6个人坐一桌吃饭。吃饭时不准聊天。饭后不准回宿舍午休，要去教室继续看书、写作业，之后统一趴课桌上休息半小时。到了晚上，学生洗漱后必须立刻上床睡觉，宿舍窗外随时有老师巡视，察看学生是否在说闲话、吃东西。发现后上报给班主任，班主任再让违规者当着全班的面检讨。这些信息是三位曾在桃园中学就读的学生告诉本刊记者的。他们用“痛苦”“自闭”形容当时的求学。

高彦婷如今在县城致远中学读高三，只有22点半下晚自习后才有时间与本刊记者通话，但她不在意时间多晚，带着一种愤怒的使命感接受采访，希望通过报道“拯救”桃园中学的学生。

她告诉本刊记者，自己也是因为“听说桃园升学率高”，初二下学期从乡镇初中转入桃园中学寄宿。刚进入陌生的校园，她没有熟悉的同伴，跟同寝室一个成绩下游的女生走得比较近。几天后，班主任第一次找她谈话。“班主任板着脸，黑沉沉的，看起来很凶，说如果我要跟那个女生一起玩，就别想着上高中了，让我好自为之。”回忆到这里，能感觉高彦婷的情绪变得愤怒，语调升高，“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在桃园中学就读的一年多时间，高彦婷说自己最大的感受是“成绩是最重要的指标”，成绩好的学生有更多机会，经常被老师夸，被推荐去演讲，“怎么做都是对的”。每次月考，如果有学生数学考不及格，班主任就拿着板子在讲台上，等着学生上讲台，“女生打手心，男生打屁股”。有一次，高彦婷同桌的化学没考好，刚刚及格，当时是班主任发试卷，“他看到分数后直接把试卷甩到同桌脸上，说‘我给你座位排到十几号，你就给我考这个分数？’他不屑地看一眼同桌走了，我同桌当时就哭了。”一个在桃园中学成绩中下游的男生有相似的记忆。班主任会当着全班同学说他“这种人没出息”。有一次，他跟班上的“好学生”都迟到了，“好学生”没有被惩罚，他却被打了手心。

这样以分数为核心的管理机制，对促进学生成绩提高确实能起到一些效果。胡鑫宇进入桃园中学后，成绩进步很快。刚进校不久，月考就考到530多分，比他在陈家寨初中的考分多出100多分。但这样的成绩只能排班里十几名，在成绩更好的学生眼里算不上什么。

林佑安在桃园中学读书时，成绩稳定在前十。谈起胡鑫宇，他的说法很直接，“没关注过比自己成绩差的同学”。他跟胡鑫宇同班、同寝室一年半，对胡鑫宇的印象只有“老实”，“在寝室里几乎都不跟其他室友谈天”，他甚至记不起胡鑫宇在班级的大概座位。

胡鑫宇也曾在QQ空间中表露过对缺乏存在感的苦恼。在桃园中学读初三下学期时，他更新了一条QQ动态：“我试着销声匿迹，原来我真的无人问津。”对乡村孩子来说，有条件离开村小，进城上学是一条让村里人羡慕的上升路径。但通过教育往上提升的旅程，在心理上也像是往深海下潜的过程。“进城”的程度越深，周围环境给予人的压力就越大。

第一重压力当然还是分数。

初中毕业后，胡鑫宇升入了县城升学率排名第二的致远中学。升学率排名第一的学校是公立的铅山一中。过去20多年，两所学校一直互相竞争、追赶。其中的生态，颇有些类似著名的衡水中学与衡水二中——前者是已经打出名声，吸引了最优质生源的公立名校，后者则依靠更严格的管理和上进心，奋起直追。在致远中学的公众号上，能看到一则2020年11月的新闻：为进一步汲取名校经验与智慧，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能力，致远高中教务教研处主任、政教处主任、英语教研组长和语文教研组长一行，随江西多所名校赴衡水二中交流，学习如何在生源不那么有利的情况下，让学生低进优出，让学校从逆境中崛起。

因为中考时发烧，胡鑫宇只考了531分，在全校1303名高一新生中排名中等，在重点班的65名学生中排名第58。多位致远高中的学生告诉本刊，新生通常会在入学一两个月后分文理班，借分班的时机，重点班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会滑落到普通班。而进入普通班，意味着你必须保持在班级前五，才有可能在三年后的高考中达到本科线。

李晶晶是致远中学的毕业生。她告诉本刊记者，班级后面的黑板上有个表格，专门记录学生每次考试的分数，经常考班级倒数的学生可能收到退学的“警告”。“差生”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权利，她记得班上有个成绩经常垫底的女生，有一次感冒、发烧了想请假，“班主任说成绩那么差还请假，不准请，最后她还是在雪天值日、扫雪”。

但考验还不止于此。致远中学位于城里靠近工业园区的地方，学校周围有很多陪读楼，也相应带动了各类商铺、饭馆的生意。每天早中晚三个时间段，校外两个没有红绿灯的路口都十分拥堵。比位于县城边缘的桃园初中附近热闹很多，生源也更丰富。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县城本地学生进入致远高中。除了分数带来的压力外，学生间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更多差距。

胡鑫宇的哥哥胡涛熟悉那种差距。17年前，他也曾进入致远普通班读书。“刚去致远读书时我压力很大。因为第一次住宿，早起晚睡，不让出学校大门。班上没有一个我认识的学生，去吃饭、上课都是我自己，感觉浑身不自在，很无助，很孤独，我自己要重建新的交际圈。”胡涛说，他后来通过跟室友熟悉，上课、吃饭走在一起，慢慢有了同伴。但新交际圈也有隐秘的区分，“我跟班上条件好的县城学生玩不到一起，可能我穿着很普通，一看就是乡下来的”。胡涛记得，县城本地学生的衣服“一看就是很高档的”，而自己只在过年才买几件新衣服，平时在学校，衣服袖子磨破个小洞，如果别人看不见，他就继续穿。他觉得自己在性格上也不如他们开朗。“我们来自农村的学生比较不爱说话，县城的学生跟老师、同学都聊得起来。”

这种城乡学生交往时的差距，至今依然存在。一位致远刚毕业一年的学生也跟本刊记者说了相似的感受。他觉得县城的学生生活更潇洒。因为家就在县城，他们不用住宿，出入校更自由，“很多都用苹果手机，每天都会买杯奶茶带到班里，生活很精致”。

胡鑫宇在学校不属于潇洒、精致的那种学生。他留着平头，戴一副眼镜，经常穿黑、白色的衣服，一直没有自己的手机，只有一个电话手表，为了省电，大多在周末才打开。他没有明显喜欢的音乐类型，也不爱运动。早在桃园中学的同学曾回忆，“我们每周有两次体育课，课上自由活动，他没有朋友，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我有一次上体育课时，去离操场很远的一个洗手间，发现他蹲在最里面的格子里。后来又一次体育课，他又是躲在男厕所里。”

在本刊记者的采访中，胡鑫宇的高中同班同学对他印象也很浅。班上有一位在桃园中学读书时就与他同班的女生，一开始甚至没注意到胡鑫宇跟自己升入了同一个高中班级。

少有给人留下印象的特点是看书。芮雨的座位在胡鑫宇后方，宿舍在胡鑫宇斜对面。有一次，他串寝室到胡鑫宇宿舍玩，看见胡鑫宇在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是高中入学前的暑假，胡鑫宇让妈妈帮忙网购的两本书之一。还有一本书名叫《云边有个小卖部》，是本青春文学类的畅销书，大概内容是讲在大城市摸爬滚打、颇不如意的小镇青年回到故乡，与外婆和几位发小之间发生的故事。作者张嘉佳说，自己写这本书，是想写“自己的故乡和亲情”。

这两本时代背景、题材风格截然不同的书，芮雨都知道。他也有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读初中时学校免费发的青少年励志读物。但他们能得到的课本之外的阅读时间和阅读内容都很少。到了高中后，他不知道学校有没有图书馆，也不知道可以从哪儿借书，只是自己偶尔买《意林》杂志读一读。一片空白

一个3月的周日上午，我在一片油菜花地包围的村庄里见到放假回家的林佑安。他和胡鑫宇有一种奇妙的缘分。虽然在桃园中学时交往很少，但他高中也升入了致远，又和胡鑫宇同班、同寝室。两个都内向、老实的乡村孩子，在新的校园里交往开始多了一些。

林佑安的父母长年在浙江打工，今年过年也没回家，他回村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也理着平头，光脚穿双棉拖鞋，有些腼腆地坐在客厅沙发上。因为太瘦，罩在身上的红色校服空荡荡的，他把手机放在膝盖上，一边点击屏幕上的游戏指令，一边语速极快地回应我的问题。

他在玩的游戏名叫《原神》。这是一款国内游戏公司开发的冒险游戏，玩家扮演一位名为“旅行者”的角色，在旅行中遇到各种能力独特的同伴，与他们一起击败敌人，寻找真相。和传统的竞技性游戏相比，这款游戏的特点是不断体验新世界的开放性。林佑安说，胡鑫宇以前也玩这款游戏，很多话题都来自这个共同爱好。

对这些游离在县城和乡村之间的青少年来说，游戏缔造的世界往往有强大的慰藉。林佑安的裤兜里放着一张水卡，卡片上贴着他最爱的游戏人物，一个有智慧但又活泼可爱的女性。这张卡贴是他专门在淘宝上定制的。他曾经弄丢过一次，那几天，上课、做题总是忍不住想起那张水卡。别人都以为他要找回卡里的48块钱，其实他最在意的是那张卡贴，直到后来办了新卡，重新定制了一张一模一样的卡贴，他才感觉踏实下来，仿佛找回了某个“护身符”。说到这里，他从右侧裤兜里掏出那张水卡，卡片被捂得温温的。“我随时把它放在兜里。”林佑安笑着说。

至于胡鑫宇，他似乎很快放弃了这种慰藉，或者说这种虚幻人物已经不能给予他慰藉。“后来他退坑（不玩游戏）了。”林佑安说，“导致我们之间也没太多好聊了。”两人之间最多的交流发生在寝室、教室、食堂三点之间的某条线上。胡鑫宇告诉他，自己“思绪无法集中，思考问题时大脑一片空白”。

林佑安不知该如何理解这种状态，更不用说如何帮朋友处理。他也有自己的烦恼，但都是些更具体的问题，比如考试成绩。他记得有一次自己物理考了52分，不及格。还有一次语文没考好，成绩一向不如他的同桌，对方比他分数更高，于是自己便emo（网络用语，形容负面情绪）了，emo的方式是“绝对沉默”。林佑安说，这种强烈的低落是在进入高中后才出现的，他自我缓解的方式是“把自己当作僵尸，给自己写敕令”。他会在笔记上写下必须和非必须要做的事，必须那一栏是吃饭、写作业、喝水……非必须那一栏，包括“微笑”“与别人谈天”……

在决定离开学校前，胡鑫宇也在默默地写下一些笔记：

9月16日，开了一节课的飞机，在政治课上，最后自己也意识到这点后，思想爆。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近视会加深了，一直盯着桌上的书，几乎不看黑板。因为我怕，我怕老师看到我一脸茫然的样子，然后又不耐烦地讲。最讨厌看到他人消积（极）表情，但自己又是消积（极）对待他人。

吐了，新环境真的难适应，我这内向的性格真烦，也不能全怪性格吧，毕竟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可以通过写东西来缓解一下这份心情。

如果我什么时候颓废了，就想一下去留问题，即要回家这个议题。首先应如何同严老师讲，最好点明原因：1.怕影响他人。2.不劳你费心我自己调整我。3.在意他人感受，不合群。

离世的17天前，他开始跟家人求助。李连英告诉本刊，2022年9月27日，胡鑫宇给她打手表电话，提到心情不好、不想读书，想哭。几天后的国庆节，李连英跟大儿子回到老家，和胡鑫宇一起去了葛仙山风景区游玩，胡涛记得，那趟旅程中弟弟“心情挺好，话变多了，还主动提醒我看一些旅游设施”。于是，李连英决定暂时不在家陪读，节后继续去福建打工。

也是在国庆假期，胡鑫宇第一次主动跟哥哥表达自己的需求。他让哥哥帮忙买一个眼罩，说宿舍没有窗帘，窗外透进的光线让他难以安睡。还要一个MP3，一只录音笔，说是想记录自己的生活。后来，那只录音笔录下了胡鑫宇最后的声音，那是10月14日23时08分，他已经翻墙离开学校，一个人进入树林深处。没人知道在那浓黑寂静的时刻，他到底想了些什么，但他曾经对林佑安表达过的“空白感”应该越来越强烈。他留在录音笔里的最后一条文件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快零点了，干脆再等一下，直接去死吧。可以的，因为我今天已经有点不清楚了，现在我好想去死，感觉已经没有意义了。”

（文中除了胡鑫宇、胡跃良、李连英外，其余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