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期精选 | 从她说起的故事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点击进入阅读本期>>
拐卖拐骗妇女儿童犯罪跟每个女性都相关,它侵害的是女性作为人的根本权益。如果这项在价值位阶属于上位的权利没有得到法律和社会的保护和重视,女性其他方面的权益难以实现。男女平等本来就是基本国策,并且中国正在从体力时代向智能时代转型。智能拥有的程度,个体差异远大于性别差异,所以,性别不应该再是进行个体和群体价值定位的最主要标准。拐卖拐骗犯罪既是男孩偏好、女性歧视的结果,也是表现。向拐卖拐骗说不,反对一切女性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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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和变化的形势来看,在当下这个阶段,走近并探讨女性导演是有必要的,至少能让人看到,她们是如何一路走来的。未来将走向哪里,虽不可预料,但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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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和普通暴力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根植于亲密关系之中。美国临床心理学家雷诺尔·沃科在对数百名受暴女性进行研究后发现,很多经受家暴的妇女会因为习得性无助,变得难以离开受害人,她把这种特殊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称为受虐妇女综合征。这一症状出现的根源是,家暴双方常常处于关系循环周期,在暴力爆发后,会进入平静期甚至甜蜜期,随后逐渐紧张,直至暴力再次爆发。这样的关系里,总是掺杂着暴力、悔恨、原谅、希望等各种复杂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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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来惠利与许国利的生活痕迹,了解他们是两个怎样的个体,既是在寻找“他们”,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我们”。我们与他们共处一个时代。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我们共处的这个时代,给了人们怎样的机会,又如何目睹了一些人的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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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怀揣着对美好充沛的情感生活的希冀进入婚姻时,并没有做好准备:人性中的一切缺憾都有可能在彼此身上呈现;人会生病,婚姻也会生病;找到一个“理想对象”,并不是婚姻幸福的绝对保障。“理想婚姻”不是模板,而是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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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样的链条和视角来观察少年的“恶行”,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情境的重要性。当我们解释某个行为背后的动因时,要非常谨慎,不要轻易下评判。而且,我们要意识到,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变化的可能,时间带来的变化,经验带来的变化,环境带来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个人会变化,大脑会变化,新的神经元会产生,新的回路会连接上,旧的回路会断开,换一个情境,最坏的行为可能转变为最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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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男性的危机源于对事业的不满足,对既定生活的厌倦,对未来可能性的追求,那么,传统的女性“中年危机”要“实在”得多。1980年,女作家谌容在中篇小说《人到中年》里描述了42岁的眼科女大夫陆文婷的力不从心。陆文婷做了18年业务骨干,还是个最底层的住院大夫,拿56块半的工资,挤12平方米的蜗居。总而言之:40岁女性,外有工作,内有家庭;上要供养父母,下要照顾丈夫儿女。她们被认可,不仅仅是因为才干,更是因为她们对艰苦生活的忍耐力,以及她们愿意做出的自我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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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非得相信男女有别呢?女性意识需要培养吗?我们所谓的“女性意识”中,有多少是基于男女之间真实的性别差异,又有多少是社会,尤其是消费社会塑造的刻板印象呢?在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一个模糊的原则是成为自己,要大于成为某个性别,但那个“自己”里又有多少是性别决定的呢?在一个女孩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应该鼓励女性意识的表达与探索,还是应该主张一种更弹性的性别差异,甚至无性别差异呢?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一个女孩成长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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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公众讨论中,儿童性侵的概念则更为模糊。南京南站事件展现了一幅图景:在儿童性侵的议题上,从司法到公众,我们全方位地缺乏基本共识。于是,在儿童性安全遭受威胁时,不能容忍与习以为常,皆以成人个人的道德、知识为尺度,并未将儿童利益放于中心位置。
进一步的,我们为何缺乏共识?其根本原因或在于:我们尚未能够直面儿童性侵的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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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与家庭失控的地方,青春成为一场关于性、叛逆和金钱的秀。在不同社会角色的人们心目中,不良少女的含义是不同的。警察认为她们影响了社会治安;社会学家与青少年研究者认为她们是极少数,更多的少女是美好的;医生认为她们是需要帮助的病人;而更多的人们认为她们是另类,是难以挽救的异端。谁来保护她们,谁可以告诉她们,她们经历已经远远超越了她们实际上能够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