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经济能否浴火重生？

对于中国经济而言，2023年最大的亮点和期待在于，今年的经济发展可以迎来一个相对正常的环境，2022年被压制的需求，有可能在2023年迎来报复性增长。

想要看清2023年的经济增长前景，首先要理解2022年经济表现低迷的原因所在。

去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创下3%的新低，很大程度上缘于经济发展没有一个合理正常的外部环境，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2022年，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地缘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国内经济受到疫情散发多发、极端高温天气等多重超预期因素的反复冲击，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持续演化，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

在各种复杂的外部环境中，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于疫情，由于疫情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和民众的合理消费，中国经济遭遇了多个层面的冲击。如果将去年中国经济的表现拆分成四个季度来看，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去年开年以来，在各项稳增长政策的刺激下，尤其是前两个月的经济增长实现了开门红，中国经济的各项关键指标超出市场预期，一季度GDP同比增长了4.8%。

但是由于去年3月份以来中国疫情出现反弹，极大地扰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节奏。去年二季度，中国GDP增速大幅放缓至0.4%，距离负增长只有一步之遥，成为全年经济不达标的最大拖累。

随着这一轮疫情得到控制，中国经济开始企稳反弹，三季度同比增长了3.9%，回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增长水平。不过，随着疫情再度升级，中国经济再度陷入低谷，去年四季度的GDP同比增长了2.9%。最终，中国经济去年全年的GDP增速只有3%，没有达到5.5%的预期目标。

不过，去年经济的低增长，也给2023年的经济奠定了一个相对较低的基数，从技术角度来看，由于GDP指标以同比口径为统计基数，去年较低的基数，可以让今年的GDP更容易获得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速。

2020年疫情暴发之后，中国当年GDP增速只有2.2%，由于低基数效应的作用，以及疫情暂时进入平稳阶段，中国经济在2021年高速反弹，GDP增速达到8.1%。2023年的中国经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复制2021年的走势，虽然不会重现高达8%以上的增速，但是和刚刚过去的2022年相比，还是会出现明显反弹。

2023年的中国经济增速，除了受益于去年的低基数效应，更大的期待和亮点还在于，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度过高峰期，以及疫情防控政策优化，无论是企业生产，还是民众生活，都可以进入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这是2023年中国经济的最大利好。

从企业层面来看，随着疫情对生产经营的干扰降到最低，企业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复工复产，这就将为经济增长贡献极强的动力。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发展经验表明，只要微观层面的市场主体能够充分释放出能量，就能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向上发展。这一轮企业复工复产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大的拉动力，对比一下去年企业停工停产带来的冲击就可以得出结论。

去年3月份上海疫情暴发之后，很多企业不得不停工停产，当时很多企业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尤其是作为全球汽车供应链的中心，上海汽车行业相关人士的感受最为直接，很多人纷纷公开表达了压力。华为的余承东表示，“上海如果继续不能复工复产的话，5月份之后，所有科技/工业产业涉及上海供应链的，都会全面停产，尤其是汽车产业。产业经济损失、代价将会很大”。小鹏汽车CEO何小鹏当时也表示，“如果上海和周边的供应链企业还无法找到动态复工复产的方式，5月份可能中国所有的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了”。

在疫情冲击之下，上海去年二季度的GDP同比下降了13.7%，去年全年GDP同比下降了0.2%。不过，随着今年疫情的压力逐渐减轻，上海恢复了正常的经营环境，对于2023年再度充满了信心。今年1月份上海公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于2023年GDP的增长预期为5.5%以上。不只是上海，今年年初各地召开的地方“两会”，对于2023年的经济增长大多信心满满，31个省份的平均GDP目标达到了6%。

除了企业层面的复工复产将中国经济重新拉回到正常轨道之外，居民恢复正常消费，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反弹的另一大动力。

2022年，在疫情冲击下，民众的很多正常消费都受到限制，尤其是一些聚集性和接触性的消费活动，比如餐饮、电影、旅游等，消费活动几乎陷入冰封。去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33亿元，比上年下降0.2%，而2021年社消零售总额还保持了12.5%的较高增速。

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大幅下降，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为32.8%，而在2021年，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65.4%。随着消费贡献率下降，投资引擎的贡献率也超过了50%，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一拉动力。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预计今年会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来刺激消费，很多市场人士甚至开始憧憬今年会出现报复性消费。

那么，今年的消费形势到底如何，从春节期间的表现可以窥见一斑。春节假期（除夕到初六）结束后，有关方面陆续公布了假日期间的关键消费数据。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3.08亿人次，同比增长23.1%，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88.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3758.43亿元，同比增长30%，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73.1%。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与去年春节相比增长了6.8%；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档电影票房为67.58亿元，同比增长11.89%，观影人次为1.29亿，同比增长13.16%。

从这几大行业来看，在经历了三年疫情之后，今年春节消费开始出现明显反弹，虽然反弹数据还比较温和，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报复性反弹，但考虑到春节还处于疫情暴发期，真正的消费潜力还没有完全显示出来，春节期间的温和反弹也属正常。

除了消费反弹，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中国1月官方制造业PMI升至50.1，重新回到了荣枯线的上方，也高于市场的普遍预期。在去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中国的制造业PMI连续三个月都低于50的荣枯线，12月甚至只有47。1月份的PMI指数重新回到扩张区间，也预示了全年经济的增长趋势。

随着中国经济活动恢复正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也上调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预计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速将达到5.2%。在此之前，IMF对2023年的中国增长预期是4.4%。

2023年，房地产在中国经济的地位将显著提升，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大变量。在展望2023年的中国经济走势时，房地产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2022年底，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第五轮中国－欧盟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会上指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是中国时隔近20年后，首次再度明确将房地产视为支柱产业。

我国第一次将房地产视为支柱产业，还是在2003年“非典”之后，当年8月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指出，“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不过，随着国内房价持续上涨，尤其是2016年“房住不炒”政策出台之后，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概念已经很少被公开提及，房地产呈现出逐渐淡出中国经济舞台中心的趋势，以高科技产业带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成为更大的共识。也正因为如此，房地产被重新视为支柱产业也就格外引人关注。

在“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之下，房地产之所以被重新提高到支柱产业的地位，主要原因还在于当前中国经济需要更多的力量稳增长，而房地产业对于经济具有较强的短期拉动作用。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占我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达13%～14%。

但是，在中国经济急需更多稳增长力量时，房地产业偏偏开始进入了下行周期，不仅无法给中国经济贡献更多力量，反而拖累了经济发展。从2021年以来，国内房地产市场就开始明显降温，当年全国房地产开发同比增速只有4.4%，创下5年来新低。到了2022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更是同比负增长10%。

房地产对经济的最直接拉动作用，就在于通过大规模投资带动相关产业，但是去年的房地产投资负增长，昔日的引擎反而成为拖累。在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主力中，去年的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增速都超过了9%，而房地产的投资为负增长10%，下拉固定资产投资2.7个百分点，让去年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只有5.1%。

房地产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除了投资效应外，还在于通过住房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去年国内楼市的销售陷入冰封，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比上年下降24.3%，商品房销售额下降26.7%。销售越来越冷，显示出民众对于买房的积极性大幅降温。

当民众买房的热情下降，反过来又会让开发商没有投资的信心，引发房地产投资规模进一步萎缩。不仅如此，房地产投资规模下降，还会从源头上影响到开发商拿地的积极性。在房地产火爆的年份，开发商们纷纷囤地，全国各处“地王”频出，但是随着楼市降温，开发商们不再敢随便拿地，已经拿地的甚至不惜毁约，这导致土地市场迅速降温，去年全国的土地出让金下降了30%左右。这对于很多高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而言，意味着财政收入大幅减少。

在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大背景下，需要尽可能撬动多方面的潜力，对于中国经济曾经的核心力量，房地产也就重新成为支柱产业，即使不能再像过去黄金时期那样成为中国经济的绝对主导力量，至少也不能让房地产继续下行，成为中国经济的拖累，甚至形成风险引爆点。

所以，当前中国房地产其实面临双重任务，底线是不能引爆风险，尤其是在恒大等开发商出现债务危机以及大量烂尾楼的现实面前，需要给房地产市场注入流动性，避免房地产硬着陆。如果再往上一层，房地产企稳之后，还可以为中国经济稳增长贡献力量。

从去年四季度以来，有关方面开始对房地产展开大规模救市，一方面减少开发商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增加开发商的投资能力和信心，同时也通过鼓励刚需消费，在短期之内释放出一定的消费能力，让房地产消费成为中国经济的拉动力量。

去年四季度以来，有关方面的房地产救市力度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国庆节之后，房地产救市迅速上升到新的高度，被业界称之为“史诗级救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救市政策包括：央行宣布部分城市可以阶段性下调个人房贷利率下限，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财政部宣布居民换房可以退还个税；银保监会发布金融16条，向房地产市场全面注入资金，包括稳定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支持个人住房贷款合理需求等等；证监会也恢复了停滞长达12年的房地产上市公司在股市的再融资渠道。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将住房改善作为提振消费的第一条，可见对于住房消费的重视程度。

进入2023年之后，救市继续升级。央行和银保监会发布通知，将房贷利率与新建住房的价格走势挂钩。“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和同比连续3个月均下降的城市，可阶段性维持、下调或取消当地首套住房贷款利率政策下限。”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至少有30多个城市符合标准，很多城市的首套房利率已经低于4%，创下历史新低。这对于刚需购房者而言，将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购房负担。

虽然通过刺激房地产来拉动经济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但从短期效应来看，在大规模的救市政策出台之后，还是能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去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出现罕见的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需求端，另一方面是因为供给端。从需求端来看，主要是楼市销售不景气影响了开发商的信心，而从供给端来看，由于很多开发商被债务负担和融资能力所制约，也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所以，供需两个层面的双重挤压，导致去年的房地产投资出现负增长，进而对中国经济形成了拖累。

去年四季度以来的这一轮救市，其实也就是试图打破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制约，为房地产市场释放出更多活力。

从供给端来看，这一轮救市主要是给楼市注入更多流动性，缓解开发商的负债压力，提升开发商的融资能力。过去几年，我国出于防范房地产风险的考虑，对房地产融资全面收紧，包括“三条红线”限制开发商的负债规模、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限制银行信贷过度流向房地产市场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防范了房地产风险的扩散，同时也制约了开发商的融资能力。

这一轮救市开启之后，过去很多限制措施开始被逐一定点清除。银保监会发布的金融16条，对房地产的资金限制大尺度松绑，向房地产市场全面注入资金，包括稳定房地产开发贷款投放、支持个人住房贷款合理需求、延长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政策过渡期安排等等。证监会也重新恢复了上市房企的融资能力，允许涉房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及配套融资，恢复上市房企和涉房上市公司再融资，允许以房地产为主业的H股上市公司再融资等等。

当前开发商面临的融资环境已经全面逆转，银行、股市、债券、信托等主要融资渠道已经全面打通。这对于化解当前的楼市风险、缓解开发商的资金压力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当开发商的债务危机得到缓解，融资能力大幅提升之后，部分信心恢复的开发商也会重新提高在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能力，进而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需求端来看，这一轮救市主要在于通过降低购房者成本，吸引更多刚需族入场。财政部实施换房退还个税，央行和银监会放松房贷利率下限等等，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购房负担，提升购房市场的活跃度。从根本上来看，只有房地产的终端消费市场活跃起来，才可能真正盘活整个房地产市场。

在一系列密集的政策出台之后，去年年底，房地产市场的关键指标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改善迹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描述，“12月份，房地产相关指标降幅收窄，出现新的变化，12月当月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比11月收窄了7.7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到位资金、房屋新开工面积等指标降幅也有不同程度的收窄。随着相关政策落地见效，2023年房地产市场将会逐步发生积极的变化”。

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对房地产实施压力调控，防范房地产风险，对于这一轮重新拯救房地产行业能对经济起到多大作用，国家统计局表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虽然当前处于调整阶段，但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具备不少有利条件。一是我国仍然处在城镇化持续发展阶段。去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比上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达到65.22%，但是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相比仍然不高。去年我国新增城镇人口数量巨大，这些就是未来的发展空间。二是房地产市场合理需求将逐步释放。各地出台不少措施支持刚性和改善型住房需求，有助于提高购房者的购房意愿。三是房地产市场供给有望逐步改善。

虽然今年中国经济和去年相比出现大幅反弹没有悬念，但还是面临诸多挑战。从外部因素来看，主要是出口引擎的拉动力量会有所减弱；从内部因素来看，主要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激活民众的消费潜力。

自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外需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亮点。202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2.3%的正增长，其中净出口的贡献率超过三成。2021年，中国经济大幅反弹至8.1%，其中净出口的贡献率为21%。去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2.5%，净出口贡献了0.9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36%，超过了投资和消费，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拉动力。

中国在疫情暴发的头两年半时间里，出口能够保持逆势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初中国的疫情相对平稳，而国外疫情高峰时期，很多行业都停工停产，中国在此期间体现出较好的替代效应。

不过，“疫情红利”终究是特殊时期的产物，难以长期维系，随着国外疫情逐渐进入尾声，经济活动基本恢复正常，中国出口的替代效应也会逐渐消失。从去年8月份以来，中国的出口就开始出现放缓的迹象，甚至四季度以来，出口更是加速下跌。去年10月份，我国的出口出现了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当月出口同比下降了0.3%，11月份和12月份出口同比下降的幅度分别为8.7%和9.9%，呈现出加速下跌的趋势。

对于2023年的出口，真正的挑战还不在于疫情红利消退，更大的压力在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刚刚过去的2022年，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面临史上罕见的高通胀压力，为了对抗通胀，这些国家不得不大幅加息，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2023年的衰退风险。对中国经济而言，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大幅放缓，意味着外部需求的快速萎缩。

事实上，早在前几年，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就已经越来越复杂，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掀起贸易摩擦，让中国的出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疫情暴发之前，中国的外贸其实处于一个比较疲软的状态。2018年，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为负值；2019年，因为进口放缓，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转正，但是也只有11%。所以，在疫情之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消费和投资支撑，净出口的表现相对疲软。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开始提出了双循环的概念，“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但是意想不到的是，2020年疫情暴发之后，“疫情红利”反而缓解了中国一度陷入困境的出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中国出口面临的真正压力。随着疫情进入尾声，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中国此前就已经存在的出口压力，将会在今年真正显露出来。

外部需求萎缩，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不仅意味着短期之内的出口放缓，长期来看，还会带来产能过剩的矛盾。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模式以大规模的投资驱动为主，由此带来一个显著的后果就是形成了大量的产能过剩。过去很多年，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大量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输出海外，减轻了很多国家的物价和通胀成本，同时也缓解了自身的产能过剩压力。

即便如此，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还是非常显著，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以来，我国开始推出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为主的供给侧改革，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刺激增长的阶段，很多行业和领域都处于扩大投资的阶段，在外部需求萎缩的背景下，如果内需不能有效激活，将有可能增加新的产能过剩矛盾，给过去几年的供给侧改革成果带来冲击。所以，如何尽可能挖掘消费的潜力，而不是以投资为主来刺激经济增长，不仅事关这一轮稳增长的短期目标，更决定了中国经济将来的长期走势。

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到如何促进内需，首先表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其次才谈到“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显然也是把消费的重要性置于投资之上。

疫情三年多以来，居民消费受到了很大的压制，无法为中国经济做出真正的贡献，随着这一轮疫情高峰过去，加之防控措施的优化，居民消费逐渐反弹将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如果仅仅是靠被长期压制之后的反弹，这对中国经济而言还远远不够。

今年春节期间，各项关键消费数据开始出现了明显反弹，但是客观来说，反弹的力度并不是非常强劲，更远远谈不上报复性反弹，距离疫情之前的2019年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事实上，2019年的春节消费就比较疲软，当年春节黄金周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的销售额同比增长只有8.5%，不仅首次告别了两位数的增速，更是创下了十多年来春节黄金周期间的新低。如果想要让消费对中国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消费的反弹力度还应该更加强劲。

从根源上来看，消费疲软的根本原因还是受到了收入制约，一方面是因为当前收入增速放缓，同时对未来收入信心不足。尤其是经历了疫情之后，很多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加强，纷纷增加预防性储蓄，以防将来的不测，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减少了当前的消费。

2022年全年金融数据显示，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万亿元，同比多增6.59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猛增了17.84万亿元，和2021年9.9万亿元的新增存款相比，增长幅度高达80%。央行发布的《2022年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也与此形成了印证，报告显示，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2.8%，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1%。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住房改善、新能源汽车、养老服务等消费”。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在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居民收入基本和经济增速同步，能够实现较快增长，但是在中国经济告别高速增长之后，如何增加居民收入，挑战越来越大。过去通过做大蛋糕就可以实现民众收入增长，但是当做大蛋糕的难度越来越大，想要实现民众收入增长，就需要在如何切分蛋糕上多下功夫，换言之，也就是收入分配改革的迫切性越来越强烈。

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分配，如果想要让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就需要政府和企业适当让利于民，其中减税是最普遍的路径。国际上通常用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向民众倾斜的程度。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大概是40%多，而国际上的平均水平是在60%～70%，以这个标准来看，在收入分配体系中，我国的居民收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即使是在居民之间，也存在财富重新分配的空间，通过税收、慈善等其他手段，减少富人和穷人之间的贫富差距。

最近几年，我国陆续提出共同富裕、三次分配等概念，这些概念如何落地，将是未来几年的一大看点。

在稳增长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还在于，如何在实现短期增长目标的同时，确保不损害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的长远目标。

疫情暴发三年多以来，中国经济虽然遭遇了疫情的极大冲击，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终究只是短期效应，随着疫情逐渐走向平稳，中国经济终将摆脱疫情的阴影。从短期来看，在经历了2022年的低谷之后，中国经济在2023年需要快速反弹。从更长远的眼光来看，2023年的中国经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愿景。

某种程度上来看，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短期冲击力，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经济的核心矛盾。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如何从疫后复苏，而是长期以来就面临的结构转型问题。

在疫情暴发之前的2019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了1万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迎来了中等收入陷阱。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万到1.2万美元之间，就像一个魔咒，很多国家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都是在这个阶段难以逾越。

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1960年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40多年后只有十几个国家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向上突破，甚至还有些国家严重后退，陷入长时期的社会动荡。

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之后，很多国家就难以继续向上跨越。主要原因在于过去的增长模式开始逐渐失灵，如果还沉醉于过去的成功模式不能及时转型，就只能陷入长期停滞甚至倒退。

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杀伤力，内在原因就在于一个国家旧有的发展模式到了尽头。当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向下面临更多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向上又无法挑战高科技的发达国家，因此，绝大多数国家最后都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中国来看，也需要对中等收入陷阱给予足够的警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靠人口红利参与国际市场分工，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甚至开始负增长，中国也需要及时完成结构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唯有如此才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即使不考虑疫情的冲击，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从2007年到2019年，中国的GDP增速从14.2%快速回落到6.1%，12年时间减速一半多，疫情三年的平均增速更是放缓到4.5%。

在疫情暴发之前，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提升，全球制造业开始出现一些产能转移的迹象，一些原本在中国设厂的国际知名企业，开始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和非洲等地。不过，这种产能转移的规模还不是很大，因为中国虽然逐渐丧失了劳动力成本优势，但劳动力数量和素质仍具优势，产业链集群的优势也很明显，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不过，疫情暴发三年之后，产能转移的速度开始有所加快。在疫情暴发之初，很多发达国家发现本国的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等产品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很多关键产能都高度依赖中国，所以部分国家开始反思，出于战略安全的考虑，应该将产业链分布在全球更大范围之内，哪怕这从经济角度上来看并不合算。所以，很多发达国家开始出资鼓励本国制造业回流，或者分散到第三国。

当疫情进行到第三年后，由于中国疫情再度反弹，部分国际企业的产能受到影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再度加速了产能转移的步伐。以苹果公司为例，已经开始将部分产能向印度和越南等地转移，去年印度的苹果产品出口量比上年实现翻番。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失去了世界工厂的地位，但从长期趋势来看，随着人口红利的优势越来越小，产能逐渐转移将是大势所趋，所以，中国必须实现产业升级，从中低端产业向上突破，在全球产业链中寻找更高附加值的市场。

但是，全球高端制造业的竞争更加激烈，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产业空心化之后，最近几年，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都开始重新重视高端制造业，尤其是美国，出台了很多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当年特朗普上任之后，不惜和中国发起贸易摩擦，目的之一就在于重整美国的制造业。通过向贸易伙伴征收高额关税，一方面可以打击竞争对手的制造业，提升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也可以逼迫更多的制造业向美国回流。

拜登上任之后，虽然在很多方面放弃了特朗普的政策，但是对于制造业的重视还是一脉相承，去年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以高额补贴等激励措施，吸引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产业在美国生产，此举还引发了欧盟的强烈不满。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前全球对高端制造业的激烈争夺。最近几年，美国已经让几大芯片巨头在美国设厂，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在美国设立半导体工厂，合计投资规模接近800亿美元。去年年底，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芯片工厂启动第二期工程，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开工仪式，当场宣布“美国制造业回归”。

对于中国而言，中低端市场面临东南亚和非洲等国的分流，高端制造业面临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围堵，在这样的背景下，唯有集中资源在高端领域突破，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在疫情暴发之前，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尤其是对中国的芯片等高科技产业实行封锁，当时的中国其实对未来以高科技突围的发展路径已有清晰认识。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头号任务就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021年提出的“十四五”（2021～2025年）规划，淡化了对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这是我国的5年计划历史上首次没有明确GDP增长目标。淡化经济增长的数量指标，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结构性转型，追求更有质量的增长。

疫情三年以来，尤其是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跌至低谷，为中国经济稳增长带来了较大的挑战，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需要一个较高的反弹速度来稳定大局。但是，如果过于追求短期增速，又有可能陷入过去旧有的增长模式，比如重新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等等。如何在短期增长和长期转型之间保持平衡，这可能才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挑战。 经济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