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立缴书严限

《四库全书》的首批总裁官中，有一个福隆安，时年不满28岁，已做了6年的军机大臣，还兼着工部尚书、步军统领等要职，是何来路？

任人唯亲，似乎是封建王朝的铁律，自诩识拔天下英才的弘历亦所难免。福隆安既是已故孝贤皇后的亲侄、前内阁首辅傅恒之次子，又是当朝和硕额驸，娶了（规范的说法是“尚”）弘历第四女和嘉公主。三十三年二月，有旨“以銮仪卫掌卫事大臣福隆安为兵部尚书，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而首席军机大臣正是傅恒，哪里管什么父子回避？那时的满洲王公大臣皆重家教，礼聘饱学之士在府中坐馆，傅恒的四个儿子堪称个个有出息。乾隆将福隆安带在身边教诲历练，命他承袭一等忠勇公之爵，将至关重要的步军统领衙门和圆明园八旗交他掌管，偶尔也派他出差审办案件，备加关爱和信任，进入《四库全书》总裁班子亦在情理之中。

设立四库全书处之后，原来的一摊子事务变为两摊：翰林院以辑校《永乐大典》为主，选调了一批资深翰林，尚在分工排查、初拟书目的阶段；武英殿修书处则收录各省缴送的书籍，兼做刊刻装订的准备。如果说刘统勋主管的编纂事宜压力山大，而一应辅助性事务统归福隆安负责，细碎繁琐，也不可掉以轻心。乾隆为他配了英廉、金简两个助手，大事还是要找他本人，如二月二十八日传谕：“现在查办四库全书之翰林官等，着照武英殿修书处之例，给与饭食。即交福隆安派员经理。”由皇上降旨管饭，伙食标准一定不会太差。

摊子支上了，人员也纷纷调来，除了武英殿修书处与翰林院已有纂修人员，誊录文稿的书手也陆续就位，万事俱备，只是不见各省征集的各类善本源源输送。乾隆不免有些着急，遂于三月二十八日再发严谕：

前经降旨，令各该督抚等访求遗书，汇登册府。近允廷臣所议，以翰林院旧藏《永乐大典》详加别择校勘，其世不经见之书，多至三四百种，将择其醇备者付梓流传。余亦录存汇辑，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俾古今图籍荟萃无遗，永昭艺林盛轨。乃各省奏到书单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数种，聊以塞白。其实系唐宋以来名家著作，或旧版仅存，或副稿略具，卓然可传者竟不概见。当此文治光昭之日，名山藏弆，何可使之隐而弗彰！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第奉行故事，所谓上以实求，而下以名应，殊未体朕殷殷咨访之意。且此事并非难办，尚尔率略若此，其他尚可问乎？

由此可知翰林院的辑佚进展可观，仅过一个多月，已经从《永乐大典》中挑出三四百种稀见古籍，弘历很振奋，同时对各省征书迟缓愈加不满，已经缴送的图书也嫌水货太多。在他看来，主要在于督抚重视不够，操办不力，方才造成地方官的懈怠。接下来话头一转，乾隆深入挖掘各地缴书缓慢的原因，谈及禁忌问题：

……必系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忌讳字面，恐涉乎干碍，豫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指，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异辞，或纪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乎？若此番明切宣谕后，仍似从前疑畏，不肯将所藏书名开报，听地方官购借，将来或别有破露违碍之书，则是其人有意隐匿收存，其取戾转不小矣！

清朝立国以来，频兴文字狱，株连面很大，是以一说到征书，从官场到民间都有些敏感。乾隆登基后在禁书方面也不手软，自知大家心有疑虑，郑重表态绝不以此治罪收藏者。他显得极为豁达宽厚，郑重表态，乃至有几分赌咒发誓的样子，同时也说如果有意隐藏违碍之书不交，反倒是大罪。这便是威胁了。

如何才能更多地征集到珍稀古本？乾隆显然做过一番调研，征询过不少人的意见，希望各督抚从当地的著名藏书家入手，曰：

且江浙诸大省，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即或其家散佚，仍不过转落人手。闻之苏湖间书贾书船，皆能知其底里，更无难于物色。督抚等果实力访觅，何虑终湮？惟当严饬地方官，勿假手吏胥，借名滋扰，众人自无不踊跃乐从。即有收藏吝惜之人，泥于借书一痴俗说，此在友朋则然，今明旨征求，借后仍还故物，于彼毫无所损，又岂可独抱秘文，不欲公之同好乎！再各省聚书最富者，原不尽皆本地人之撰著，只论其书有可采，更不必计及非其地产，则搜辑之途更宽，方不致多有遗逸。着再传谕各督抚等，予以半年之限，即遵朕旨实力速为妥办，陆续奏报。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谆谆善诱，设定半年之限，责令各督抚认真办理，最后一句可不是吓唬人，那些个封疆大吏心中有数着呢。

这道谕旨已强调了江浙两省藏书家与书商众多，而就在次日，乾隆又对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浙江巡抚三宝专发谕旨，要他们“迅速访购遗书”。谕旨说全国各地都会有一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珍贵典籍，但以江苏浙江为人文渊薮，流传至今的远较别省为多，如果能切实搜寻，自会大有所获。闻说东南地域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皆为最负盛名者，其他则指不胜屈。乾隆还说这些藏书家有些原藏书目，至今尚为人抄录，即使其后代不能妥善保存先辈收藏，导致辗转流失到他姓之家，也可以捋着线头去寻原竟委，不至于湮没人间。乾隆又称：闻说苏州有一种商人，专门收卖旧书，如山塘开书铺之金姓，乃专门世业，于古书存佚的原委清清楚楚；湖州一向也有许多书船，平时往各处州县兑卖书籍，与藏书家往来密切，详知“某氏旧有某书，曾购某本，问之无不深知”。如能向这些书商仔细询问打听，详细物色，发现善本孤本就借钞，然后将原书迅速归还，应能得到他们的支持。

这份藏书家名单，应是弘历与枢阁大员、南书房翰林讨论的结果。大家也会说到一些变化，如传是楼在徐乾学身后的凋零散落，但仍有办法追踪访求，即找那些收售旧书的大小书商、书店书船，出价购买。弘历也再一次提到，书中如发现“忌讳字面”“诞妄字句”，绝不会怪罪藏家与征集缴办者。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