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贸的韧性与挑战

2020年初，新冠疫情刚刚暴发时，人们普遍预计中国的外贸将会遭遇重挫。从当年一季度数据来看的确如此，当时的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了6.4%，贸易顺差更是大幅减少了八成以上。

不过，疫情带来短暂而剧烈的冲击之后，中国外贸很快就强劲反弹。随着疫情扩散到全球，很多经济体的供应能力大幅萎缩，率先复工的中国填补了全球的供给缺口，很多订单需求反而转向了中国。与此同时，疫情带来对口罩等防疫物资的需求，也拉动了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外贸成为中国疫情期间表现最强劲的行业，支撑中国经济渡过疫情难关。

疫情暴发两年时间，中国外贸交出了一份超预期的成绩单。202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1.9%，最终全年实现贸易顺差3.7万亿元，创下历史最高纪录，同比大幅增长了27%。2021年，我国外贸继续高歌猛进，全年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39.1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21.4%。其中，出口21.73万亿元，增长21.2%；进口17.37万亿元，增长21.5%。与2019年相比，我国外贸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速都超过了20%，全面超越了疫情之前。

在疫情暴发之前，中国外贸其实处于一个比较疲软的状态。2018年，净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为负值；2019年，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由负转正，贡献率为11%。不过，当年净出口的贡献更多是由于进口放缓所致。所以，在疫情之前，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消费和投资支撑，净出口的表现相对疲软。

但是疫情反而刺激了中国外贸的爆发，在“三驾马车”之中，外贸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大幅提升。2020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大都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实现了2.3%的正增长，其中净出口的贡献率超过三成。2021年，中国经济大幅反弹了8.1%，其中净出口的贡献率为21%。

中国外贸之所以在疫情期间获得超预期表现，有多方面的原因，疫情暴发两年多以来，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刺激因素。

2020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增长，首先得益于出口增长，同时也是因为进口萎缩所致。因为疫情造成国内需求下降，当年的进口其实是负增长0.7%，如果仅以出口来看，当年的绝对增速其实不是很高，出口同比只增长了4%。由于进出口的增速一增一减，为中国带来了较大的贸易顺差。

当然，在疫情冲击之下，这样的局面已是相当不易。以2020年来看，中国外贸能在疫情暴发当年获得逆势增长，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在较短时间之内控制住了疫情扩散，从当年4月份就开始逐步复工复产。而与此同时，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疫情开始升级，经济活动停滞。所以，在全球供应短缺的背景下，中国的产业链获得了难得的替代效应，大量的国际需求转向了中国市场，刺激了中国出口的增长。

另外，全球疫情升级，增加了对一些特殊物品的需求，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中国的出口增长。比如中国的防疫物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口包括口罩在内的纺织品、医疗器械、药品合计增长了31%，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9个百分点。另外，疫情期间的全球大封锁，使居家办公和娱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我国出口的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家用电器合计增长了22%，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3个百分点。

进入2021年之后，中国的进出口实现了更高的增长。如果说，2020年的外贸主要还是通过出口增长和进口萎缩的结构性调整所致，那么2021年的进出口则是全方面高速增长，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同比增速都超过了20%，这一年的进出口质量远远超过了2020年。

2021年我国进出口之所以继续高歌猛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年全球经济强劲复苏，加之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全球主要经济体在2021年经济强劲反弹，美国和欧盟的GDP增速均超过5%，中国的GDP增速更是超过8%。对中国而言，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经济的反弹，带来了巨大的外部需求，拉动了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而中国经济自身的反弹，带动了中国进口的增长，也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2022年之后，中国的进出口形势更加复杂。今年3、4月份以来，上海、北京等几个重要城市的疫情升级，经济活动受到了明显影响。从外贸来看，4月份的进出口同比增长只有0.1%，环比更是下降1.5%。

不过，随着这一轮疫情得到控制，从5月份以来，中国的进出口再度快速反弹，迅速拉动进出口复苏。5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9.5%，6月份的增速上升到14.3%。在这两个月的拉动之下，今年上半年，我国的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9.4%。其中，出口11.14万亿元，增长13.2%；进口8.66万亿元，增长4.8%。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至2.5%，净出口贡献了0.9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36%，超过了投资和消费。

中国外贸的强大韧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制造业主要依托廉价劳动力，以价格为主要优势抢占全球市场。随着这几年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越来越弱，中国制造业开始逐渐升级，从全球制造业的低端向中高端发展。虽然最近几年出现了部分制造业产能向非洲和东南亚转移的情况，但是中国制造业通过转型升级，在疫情期间展示出很强的韧性。

最近几年，中国制造业从低端逐渐向中高端转型，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部分品牌已经具有国际知名度，比如华为、海康威视、大疆以及中国中车等等。除了这些知名公司之外，还有更多不为人所熟知的中小公司，在各自的领域成长为隐形冠军。在很多细分领域，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已经形成了高度依赖，尤其在疫情期间，一旦来自中国市场的某种产品无法供应，很快就会在全球市场形成缺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打造了种类齐全的制造业。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拥有40多个工业大类、200多个工业中类和600多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不仅如此，依托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还在很多关键产业链上打造了产业链集群，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国制造的难以替代性。前几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本土，尤其是苹果这样的标志性公司，特朗普更是屡屡公开喊话，要求苹果将生产线搬回美国。结果，2019年6月份，苹果公司反而宣布，将Mac Pro的生产线搬到中国，这是苹果唯一保留了美国本土生产组装线的硬件产品。

苹果公司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是因为苹果很难在美国找到足够多的熟练工人，并且愿意接受最低工资。更重要的是，苹果无法在美国乃至周边找到成熟的供应链。按照外媒的报道，苹果公司当年一再推迟发售Mac Pro，主要原因是找不到足够的螺丝，导致产品迟迟不能顺利完工。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苹果产业供应链，足以保证苹果的生产需求。

不仅是高端的电子制造业，即使是相对中低端的服装行业，中国的优势也并没有完全丧失。在前几年的“贸易战”期间，耐克、阿迪达斯等美国170多家鞋业公司曾经给特朗普发去一份联名公开信，希望将鞋类从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加征清单中移除。这份公开信表示：“尽管我们一直在努力从中国转移出去，但是鞋类行业毕竟与别的行业有所不同，它是一个资本密集型产业，采购决策的制定和规划需要花费多年的时间，公司不能说转移就转移。”

中国外贸在疫情期间的高光表现，并不意味着中国外贸已经高枕无忧，在中国外贸表现出强大韧性的同时，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过去两年，中国外贸获得了超预期的“疫情红利”，随着全球疫情进入新的阶段，曾经的红利将会逐渐消失。过去两年时间，由于中国对疫情控制得较好，经济活动保持了正常运行，在其他国家大范围停工停产的背景下，“中国制造”获得了极大的替代效应。但是，现在海外很多国家已经进入后疫情时代，经济活动大部分恢复正常，相比之下，中国的疫情时有反弹，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活动，中国经济曾经享有的替代效应，有可能反而被别国所替代。

今年4月份，中国的出口同比增速仅有1.9%，和3月份的增速相比大幅放缓了10个百分点，创下了两年来的新低，而同期越南的出口同比大幅增长了25%。这充分体现出替代效应转移的可能性。

2020年疫情暴发之初，就有很多国家开始反思供应链过于集中在中国的风险，考虑将产能转移到中国之外的地方。日本计划从1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拿出22亿美元，协助日本企业将生产线撤出中国或转移至其他国家。美国白宫表示，为了鼓励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政府应该将相关的回流开支全部费用化。

不过，由于中国对那一轮疫情的控制速度很快，仅仅在3个月之后就逐步恢复生产，所以当时的产能转移并不是很明显。今年3月份以来，国内疫情再度反弹，尤其是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在停工停产之后，对全球汽车供应链等诸多产业带来巨大冲击，这使得很多国家再度重新思考产能转移的可能性。

虽然中国具有产业链完备等优势，产能转移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但从更长期来看，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产能转移作为一个长期战略来布局，这种影响终将会体现出来。

从历史上来看，全球产业链从来没有一直固定在一个地区，在不同地区之间持续转移是全球产能布局的大方向。“二战”以来，全球产业链已经发生了三次大转移：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美国的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第二次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和日本的传统低端制造业向亚洲转移；第三次是上世纪90年代，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低端产业向中国转移。最近几年，从中国向东南亚和非洲等地的产能转移，其实已经可以视为第四次产能转移的开始。疫情之后，全球第四次产能转移有可能会加速推进，这将冲击“中国制造”的全球地位。

全球经济的衰退风险，也将减弱中国的外部需求，给中国的出口带来压力。由于美国和欧洲的通胀持续上升，尤其是美国，最新公布的6月份CPI指数已经达到了9.1%，通胀指数持续爆表且屡屡超出预期，这将使得美联储不得不以极强的加息力度对抗通胀。今年3月份以来，美联储加息的力度一次比一次强，从25个基点到50个基点再到75个基点，市场已经开始预期美联储下一次会有更大力度的加息。

在这样的加息力度之下，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除了美国之外，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也都不乐观。欧洲经济同样面临高通胀压力，衰退风险越来越高；日本经济一直就没有太大起色。按照国外主流经济学界的预测，明年发达经济体将大概率进入衰退期。对于中国而言，这将意味着外需快速萎缩，明年的外贸将不容乐观。

今年5月份，美国总统拜登在东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在特朗普当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美国开始重返亚太。印太经济框架首批一共有13个国家参加，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以经济总量来看，这13个国家占全球GDP总量的四成左右。

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虽然看似力道很猛，但对美国经济的反噬力度也很强。美国最近通胀爆表，来自“贸易战”引发的关税成本，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美国的物价，所以近期美国开始考虑取消部分特朗普时期加征的关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放弃了对中国经济的围堵战略，印太经济框架就是在奥巴马的TPP和特朗普的“贸易战”之外，美国重新制定的围堵框架，比单纯的“贸易战”可能更具冲击力。

首批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13个国家，既有美国、日韩和澳新这样的发达国家，又有印度、越南、菲律宾等南亚和东南亚的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不仅经济总量很大，更重要的是，这些发展程度不一的国家，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理论上可以打造一条完备的产业链。在印太经济框架之内，发达国家可以将很多产能向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由此减少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外贸的优势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之上，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失，现在中国外贸的最大优势在于强大的供应链，所以，未来中国外贸的最大挑战就在于，是否能够长期维持供应链的优势。

从现在美国的战略来看，以“关税战”来打击中国的外贸已经不是重点，而且事实已经证明，“关税战”的很多成本最终转移到了美国，形成两败俱伤的局面。美国现在的重心转向了如何消解中国的供应链优势。印太经济框架没有任何传统的关税协议，而是靠更高层面的协同合作获得战略优势。

除了印太经济框架之外，美国近期还在大力推动“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今年6月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加拿大时重点阐述了友岸外包的概念——为了避免战略物资过于依赖存在地缘政治风险的国家，我们应该和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这样我们就会有多种供应来源，而不是过度依赖那些有地缘政治风险的国家。

美国的友岸外包战略，是想在可信任的国家培育新的供应链，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虽然美国的友岸外包战略未必能够成功，但对于化解中国的供应链优势，还是存在较强的冲击力。

改革开放几十年以来，中国外贸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除了中国外贸自身的竞争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是现在外部环境持续恶化，给中国外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经济外贸